1．《鸿烈》与《淮南》

《淮南子》的确切写作时间没有记载，但是成书时间很清楚。《淮南子》写作时间，应该在汉景帝中、后期，最后完成定稿，当在汉武帝初年。《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清楚地记载：

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祕之。

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亦二十馀万言。

“初”，指的是汉武帝即位之初，即建元二年（前139年）。汉景帝于后三年正月甲子（前141年）崩于未央宫。当时景帝年48岁，武帝16岁，刘安41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说：

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

既然是“新出”，当是近期才完成的。《淮南子·览冥训》中说：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高诱注：“天子，汉孝武皇帝。”

在《淮南子》中写上这样一段话，清楚地说明，《淮南子》的定稿，是在汉武帝即位之后。应该说，向新即位的青年天子“献”书，带有祝贺和恭维之意。从汉武帝即位到刘安献书，中间相隔大约一年零九个月。那么，是否在这短期内完成的呢？《淮南子》和所有传世文献，都找不到任何记载。

按照常理推想，要想在短时间内完成二十馀万言的皇皇巨制，并且在缣帛上书写或者在竹简上镌刻成功，肯定不是短期仓促赶制完成的。既然作为献给天子的最贵重的礼物，其制作应该是相当精美的。

《淮南子》的写作时间，要把汉景帝中、晚期也考虑进去。从《淮南子·要略》中可以知道，刘安所设计全书规划，概括了从周朝、春秋战国直至秦汉的思想、学术变迁史，也对汉初治政近七十年，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从而提出以黄老道家为主、兼容百家的治国安邦的理论。《淮南子》的涉及史料之多，包容范围之广，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宋代黄震撰《黄氏日钞·淮南子》，其中说：

凡阴阳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蛮之远，昆虫草木之细，瓌奇诡异足以骇人耳目者，无不森然罗列其间。盖天下类书之博者也。

既然与“类书”相似，内容极其繁富，短时间成书是不可能的。

这部不朽名著的称谓，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淮南王刘安称自己的著作为“刘氏之书”和“《鸿烈》”。在《淮南子·要略》中说：

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变。故德行于内，治之大本，此《鸿烈》之《泰族》也。

对于《鸿烈》的解释，目前所知有三家，各不相同。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58—149）在他的诠释《淮南子》的著作《淮南鸿烈间诂》中说：

鸿，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总谓《鸿烈》。

按：《说文》：“鸿，鸿鹄也。”《说文》：“烈，火猛也。”

又，《吕氏春秋·爱类》高诱注：“鸿，大也。”《淮南子·脩务训》高诱注：“烈，功也。”

可知“鸿，大”“烈，功”之训，应该出于高诱，而非许慎。

比许慎晚一百二三十年的学者高诱在《淮南鸿烈解子·叙》中说：

鸿，大也；烈，明也，所以大明道之言也。

按：“烈，明”之训，当是“烈，火猛”义之引申。《文选·张衡〈东京赋〉》李周翰注：“辉、烈、光、烛，皆明也。”疑“烈，明”之训，可能出于许慎。

清代江苏武进进士庄逵吉（1760—1813）《校刊淮南子·序》中引证说：

《西京杂记》：“安著《鸿烈》二十一篇。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

在（晋）葛洪撰《西京杂记》第三卷中记载：

淮南王安，著《鸿烈》二十一篇。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号为《淮南子》，一曰《刘安子》。

按：《西京杂记》这部著作，《隋书·经籍志》：“《西京杂记》二卷。”未列出作者姓名。新、旧《唐书》经籍、艺文两志，署名“葛洪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旧本或题为汉刘歆撰，或题晋葛洪撰，实则梁吴均撰。托言葛洪得刘歆《汉书》遗稿，录班固所不载者，为此书也。”

这样，《西京杂记》的编撰者就有西汉后期的大学者刘歆（？前50年—23年）、东晋道教学者葛洪（284—364）、唐代高道吴筠（？—778）三人。可以知道，尽管作者难以确定，但是内容可信，不是伪书。

可知“鸿烈”的解释有三种：“大功”、“大明道”、“大明礼教”。考察全书，“大明礼教”的说法，与《淮南子》内容不符。“礼教”，指礼仪教化。魏朝学者王肃（195—256）撰《孔子家语》，其中《贤君》说：“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其中的儒家思想成分较多，同以黄老道家思想为主旨的《淮南子》，差距甚大。

《淮南子》的书名，除了《鸿烈》之外，尚有《淮南》《淮南记》的说法。

东汉学者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说：“诱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毕讫。”知高诱先注释完了《淮南子》，然后才从事《吕氏春秋》的诠释工作。高氏并且说，《淮南》之名，是由西汉学术巨匠刘向（？前77年—前6年）确定的。《淮南子·叙》中说：

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曰《淮南》。

可知并未称“子”。

而《吕氏春秋·功名》高诱注中说：

《淮南记》曰：“人甘，非正为蹠也，蹠而焉往。”

这几句引文见于《淮南子·缪称训》：“人之甘甘，非正为蹠也，而蹠焉往。”

在《吕氏春秋·用众》高诱注文中也有：

《淮南记》曰：“万人之聚无废功，千人之众无绝良。”

引文见于《淮南子·主术训》：“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众无废功。”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唐代学者颜师古（581—645）注中说：“《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内篇》《内书》并见于《史记》和《汉书》的淮南王本传中。

由此可知，《淮南子》的书名至少有八九个之多，到南朝梁代（吴筠之时）近700年的时间内还没有统一起来。

《隋书·经籍志》中记载：

《淮南子》二十一卷，汉淮南王刘安撰，许慎注。

《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诱注。

《旧唐书·经籍志》载：

《淮南鸿烈音》二卷，何诱撰。

（宋）郑樵撰《通志·艺文略》：“《淮南鸿烈音》二卷。”不署作者姓名。

这是最早的把“淮南”“鸿烈”合并为一书的记载。但是作者“何诱”为何人，至今尚未查清楚。

可以肯定地说，此“何诱”不是彼“高诱”。因为高诱所处东汉晚期，用反切注音的方式，尚处在萌芽阶段；一般学者，很难掌握。当时标音多用直音，但是用直音给《淮南子》注音，难度很大。就是说，寻找同音字，来给冷僻字、多音字、通假字标音，困难很多。而使用比较准确的反切来进行标音，兴起于魏晋，成熟于隋唐。《旧唐书》署名后晋刘昫（887—946），官至“平章事”。这时正是音韵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韵书大量出现；文人学士，按照音律创作诗歌。因此，才会有“何诱”为《淮南子》注音的著作出现。

以上引证可以知道，唐代以后才有《淮南鸿烈》的合称。

而对全书的篇目，《淮南子·要略》中说：

夫作为书论者……故著二十篇。

诚通乎二十篇之论。

可知全书为20卷，其中的《要略》，为全书之“序言”，按照汉代的惯例，放在全书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