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谋篇布局

《淮南子》一书，林林总总，二十馀万言，它的编纂与写作，它的全书中心与每篇要旨的提炼，它的全篇结构安排，它的文章气势和整体风格，都有一个完整的严密规划，使全书浑然一体，可谓天衣无缝，实现了汉代政论文体与赋体的有机结合。淮南王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其人其书，秦汉诸子无出其右者。

《淮南子》思想倾向，古代有“道家”和“杂家”之别。

对全书的指导思想，高诱在《淮南鸿烈解·序》中说：

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然其大较，归之于“道”。

这里明白地指出《淮南子》其书的主旨，是以“道家”思想总领全书。《淮南子》中的首篇为《原道训》，次篇为《俶真训》，开宗明义，首举《老子》的自然天道观之旗帜。尤其是《道应训》一篇，明引《老子》52处，几乎全部是用来诠释《老子》之精义的。其他篇章尚有4处引用《老子》，而暗引还有不少。

而《淮南子》被班固收在《汉书·艺文志》中，却和《吕氏春秋》一起归入“杂家”之列。《汉书·艺文志》中这样来总结“杂家”：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指”之“道家”云：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推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非常有趣的是，司马谈的“道家”、“采儒墨”、“撮名法”，与班固“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竟是完全相同。从司马谈的分类来看，“道家”的包容性，已经将“杂家”融入其中，没有必要再列一个“杂家”。它应该就是道家的一个支派。

可以知道，《淮南子》的思想体系，是以黄老道家思想为主，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摄取各家精华，而用之于治国的理论和实践。应该说，这是由于治国的实际需要而形成的。很显然，治理一个泱泱大国，光靠一种思想、一个学派，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看来，班固所说的“杂家”，是有鲜明的思想主旨的，并不是如后来的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拼凑而成的”，这也是对“杂家”的误解。

《淮南子》著作权当属于刘安，这是从古至今无可非议的。《要略》中自称“刘氏之书”，便是最好的说明。但是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巨作，涉及的领域如此宽广，肯定有一批门客参与创作。高诱《淮南鸿烈解·序》中说：

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

可以知道，刘安门下有一个由各方面高手组成的写作和科研班子，而淮南王刘安则是总设计师和总编辑，许多重要的章节和篇目，可能出自刘安手裁。

《淮南子》一书结构严谨，井然有序，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全书共20篇，最后1篇名为《要略》，是作者的自序和提要。

在《要略》中，淮南王刘安对这部书的编纂目的、研究方法和它的特色，作了透彻的说明：

著书立说的目的，是用来整治道德，规划人世之事。向上考察天道的变化规律，向下研究大地的万事万物，在中间能够把许多道理贯通起来。即使这部书不能把深奥玄妙的道理提炼出来，但涉猎广泛，也完全能够观察事物的终始了。

而在《要略》的最后一段中，对全书的主旨和创作方法，进一步作了深入的阐述：

至于像刘氏的著作，观察天地的形象，通达古今的事理；权衡事理而建立法制，度量形体而施与合宜的措施；探索人们的道德规范，使之符合三王的风气，以便扩大道旨。在幽深微妙之中，探索精妙美好的东西；抛弃了它的混浊，斟取它的精髓，而用来统一天下，治理万物，适应变化，通达不同的方面。不是依循一个车轨形成的路子，恪守一个角落的偏见，拘泥于有联系的事物，却不随世道的变迁而转移。因此放置到寻常之处而不会阻塞，布散到天下而不会有空隙。

由此可知，淮南王刘安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建立一整套适应大一统的新兴国家的需要，贯通天、地、人，统一人们的道德规范，而实现治国安邦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不是重蹈前人的老路，也不是墨守某个学派的一隅之见，而是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成就一家之言。看来，淮南王的这个雄伟的目标，经过二千余年的历史检验，确实达到了。《淮南子》以超人的睿智，高远的气魄，瑰丽的文采，广博的知识，而永远立于中华诸子之林，成为闪光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要略》中对20篇的内容进行了提要式的概括：

《原道训》的内容，规划了天地四方，探索了万物形成的规律，拟像元气的形状，探测大道的深远，而翱翔在无所不包的领域之内。果真能够达到它的旨意，对广博纷繁的事物，便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了。如果亲身体验到这个自然的法则，可以和它伴随终身，可以用来应对万方、揽合百变。对待万方百变，就像弄丸掌中，自己也完全可以得到其中的乐趣。

“道”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原道训》中的“道”，包含两个意思：其一，指的是自然和社会规律。其二，指的是宇宙的本原。本篇就是探索这个核心问题的。全书以“道”开篇，高屋建瓴，统率全书。

《俶真训》的内容，探求自然界起始终结的变化规律，包容了“有”“无”相生的精髓，辨别万物变化的规律，等齐合同生和死的形体关系，使人明白超然物外和返回真性的道理。

《俶真训》要试图解决的是天地万物的起源问题。

《天文训》的内容，是用来协调阴阳二气的关系，理顺日月运行的规律；掌握、禁止的季节变化；顺应天时规律的对应变化，确定五星之神活动的规则。使人能够知道尊奉天道、顺应变化，而不会扰乱它的正常规律。

本篇探索了宇宙演化和形成的问题，对四时、日月风雨、雷电霜雪、五星、二十八宿、八风、二十四节气、岁星和干支纪年，以及五音、十二律、旋宫、五行学说、正朝夕、大地长度等进行了研究，是淮南王刘安及门客对天文学研究的最为精彩的篇章。

《地形训》论地理，以九州为中心，分别扩展到八殥、八纮、八极，进而扩大到“大九州”。它是以战国时代邹衍“大九州”思想，作为理论的依据。书中认为地球东西短、南北长，东西为纬，南北为经。

在自然地理中，记载了我国境内的九山、九塞、九薮及四十余条水道。

在经济地理中，有矿产、农作物、稀有物产等，同时对土、气、矿物转化进行了探讨。

在人文地理中，讨论了不同地形、气候、土壤、水文条件，对人类的特性、疾病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对四方的人种、种族，进行了对比研究，同时还记载了分布于海外的36国。

在神话地理中，对古代西方神话的核心——昆仑山系的雪峰、高度、湖泊、矿产、物产、水流、人物等，做了有趣的描绘，充满了迷人而绚丽的色彩。

《时则训》论四时，它是指导古代人民适应自然变化，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来为人类服务的基本规则，也是古代人民长期顺应自然天道，而进行的科学总结。它成为古代天子、国君有效治理天下，按照规律管理国家的主要依据。

《览冥训》，讨论自然界与人类之间内在的规律性。“物类之相应”，也就是“天人感应”，部分揭示了万物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而又互相作用的关系。

《精神训》，讨论人的生命中精神和形体的关系。精神、形体、血气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作者特别强调了养生。本卷继承了老庄豁达和豪放的生死观，倡导“轻天下，细万物，齐生死”，不为外物所牵累。

《本经训》讨论的是，治理国家要解决根本常法的问题。只有掌握根本大道，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文章中指出造成天下混乱，民怨沸腾，国破家亡的原因，是在于腐朽统治者追求的“五遁”，也就是无穷无尽的嗜欲。这充分说明淮南王刘安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主术训》，就是国君统治天下之道。治国要实行“无为而治”，就是要按照自然和社会规律来进行治理。治国之本在于安民。“民者，国之本也。”治国要依靠大众，人尽其材，物尽其用。“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治国要任人唯贤：“所任者得其人，则天下治，百姓附”；“所任者非其人，则国家危，百姓乱”。治国要用法治。“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法律面前贵贱平等：“法定以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国君治国要正确运用“权势”的力量，“循名责实”，就能达到“天下尽力”的要求。

《缪称训》的旨意，是称引物证，借助同类事物，来摈除谬误的异说。文中首先论述了道德仁义的关系，指出“仁义”是“道德”衰落的产物。认为世界可知，天、地、人都有规律可循。文中特别强调把握事物之间的祸福、轻重、德怨等的相互转化关系。圣人治政，要“无所不用”。君子治国，要“举贤”，所举用的不一定是“与己同者”。也就是要抛弃偏见、私好，广选人才。

《齐俗训》中指出，万物各有长短，要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对待民族、民俗问题，要承认差别，以不齐为齐，包而容之。要承认真理的相对性、客观性和具体性，反对以“我”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道应训》指出，“道”是万物的本原，又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总规律。这个规律，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本卷就是研究这个规律在各个方面的具体运用。文中通过50馀则生动而富有哲理性的小故事，对《老子》《庄子》《慎子》中的观点，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把抽象而又深邃的哲理，赋予了形象而又生动的内容。

《氾论训》，阐述了作者的发展的历史观，说明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对于法规、礼乐制度，淮南王认为“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道，善则著之”。法与时变，礼与俗化。“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认为“常故不可循”，反对崇古循旧。淮南王的的历史观也是进步的。

《诠言训》，就是阐明精微之言的意思。天地万物都生于混沌不分，充满质朴元气的“太一”，并形成五光十色的物质世界。“道”生成天地万物之后，就不再独立存在，消融于万物之中。把“道”用在政治上，就是“无为而治”，这是治国、安民、成就霸业的根本。什么叫“无为”？从人性方面来说，就是：

智者不以位为尊，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惠，可谓无为矣。

达到道家“无为”的要求，就能走上无敌之路。

刘安特别强调怡养天性的重要：

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

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而邪气不生。

《兵略训》论军事辩证法。作者认为，战争胜败的根本在于政治，也就是说政治重于军事。政治的成败，取决于民心的向背。用兵要掌握上、中、下三策，要懂得“三势”“二权”。指挥作战的将领要掌握“三隧、四义、五行、十守”，根据客观条件指挥战争。《兵略训》是继春秋、战国《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之后，集中论述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和战争规律的重要文献。

《说山训》《说林训》的编撰目的，是用来解说自然、人世中诸多事理，其箴言妙语，如山，如林，故为篇名。

《人间训》，本篇中以无比丰富的内容，论述了如何处理人世间的各种相互关系，其中有关祸福、得失、益损、利害、功罪、取予、远近、誉毁、徐疾、赏罚、成败等内容，准确生动，而又富于哲理性，可以说充满了辩证法。

《脩务训》勉励人们努力从事事业，为济救万民而立功。文中对有关人类社会中的“无为”“有为”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本篇鲜明地提出：“无为”就是要按照自然和社会规律办事；“有为”就是“违背自然”。

另外，作者以极其丰富的内容，论述了学习的重要性。提出了“学亦人之砥、锡”以及“学不可以已”的重要观点。

再次，指出要成就功名事业，必须要发奋“自强”。指出：“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要达到学习、自强的要求，不要随波逐流，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坚持不懈，方能成就大业。

《泰族训》是全书的总结，集中地论述了自然规律和人事关系，并把它们归结到“道”这个总规律之中。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它“化生万物”。人类社会的乐礼、伦理、法律制度等，都是以自然规律为指导的。圣人治政要懂得张与弛、物极必反的辩证关系。要采取“兼用、财制”即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办法，才能避免失败。国家大治，“得贤”“得人心”是最根本的要求。圣主要能“举贤而立功”“得天下之心”。得贤与失贤，得人心与失人心，其结果截然相反。

由此可知，《淮南子》这部“奇书”，确实是“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划时代的作品，把宇宙、天地、四时、社会、人生、形神、政治、军事、经济、民俗、察辩……全部都包容了进去，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变。它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汉初的百科全书，在先秦两汉的学术史中，除了《吕氏春秋》之外，则没有任何著作，能够与之匹敌。

毋庸讳言，淮南王刘安自己对这部书也是相当满意的。在《要略》篇中，他论述先秦各个学派的发展概况和学术成果，其中有“太公之谋”、“儒者之学”、“节财薄葬简服”的墨子之学、“管子之书”、“晏子之谏”、“纵横脩短”、“刑名之书”及“商鞅之法”，而且分别给以适当的批评，具有极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而对自己的这部著作，却“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也就是说，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真言。

《淮南子》的问世，引起了古代学者、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的叹服。东汉著名学者高诱在《淮南鸿烈解·序》中说：

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

高诱的观点，清楚地表达了两点意思：其一，“精”。天地万物自然生存发展所包含的精深的“大道”，只有研究《淮南子》才能明白，才能懂得其中最为精妙、深刻的道理。进一步说，它所达到的深远的境界，不是儒家的《论语》、《孟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商君书》，杂家的《吕氏春秋》等，所能企及的。其二，“博”。其书资料无比丰富，保留了很多的轶闻奇事，就是那些通晓古今、学问渊博的儒者，以及专门从事著述的学者，都从中选择材料，来同传世的经书以及解说的文字，互相进行对比分析。

由此可知，《淮南子》这种综合性的集大成的工作，对于保存先秦文化，开启两汉以后的新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的无比丰富而又较为真实的史料，是先秦任何著作所无法比拟的。对其体系之博大，内容之精深，语言之精辟，南宋史学家高似孙在《子略·淮南子》中评价说：

《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庄》《列》；《淮南》之议论，错于不韦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书。

就是说，《淮南子》吸取了战国屈原的《离骚》、春秋战国道家名著《列子》和《庄子》、秦代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汉代大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诸家的精华，而熔铸在《淮南子》之中，可知其感染力量和深远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