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
中央工作会议，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六月八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他着重讲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三线建设的问题。
关于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当刘少奇说到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毛泽东接过来说：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当然，他还是讲两种可能性。不过，他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出的可能性上。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宋任穷的一个材料[1]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2]
六月十一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发言。
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他又说：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3]
六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一起，在北京西郊观看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部队等的汇报表演。
十六日这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4]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地方抓军事的问题。他要求各大区、各省都要搞军工厂，搞民兵和地方部队，要作出计划。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他把地方抓军事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了出来。
六十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在东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越南战争的发展，对战备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包括三线建设问题、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问题、后勤保障问题等，要求地方抓军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但他仍然作两种估计：打得起来，或者打不起来；世界性的战争存在着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5]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
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行，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一九六四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马。八月二日和四日，美国制造所谓“东京湾事件”，以此为借口在八月五日悍然轰炸越南北方，跨过它自己宣布的“战争边缘”，走上扩大越南战争的危险道路。消息传来，中国政府在八月六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6]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7]八月十九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
六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社教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这以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他自己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通过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了一个典型。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他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回到北京，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他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8]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9]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
刘少奇从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10]
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11]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八月十七日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12]“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13]。
同一天（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里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14]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15]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陶鲁笳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四千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他们是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16]
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将刘少奇十九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交邓小平，并告诉他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但过了几天，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作出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17]同时，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18]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他说，对社教运动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十一月就要开始了。另外，修改了第二个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19]
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20]毛泽东出席了八月三十日的会议。他表了态：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21]
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
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九月一日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根据小站地区的经验，提出：“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22]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后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
毛泽东在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经济工作。他抓经济工作，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和发展目标的制定，并且紧密联系到当前的战备工作。他多次听取经济和计划工作部门的汇报，提出意见。
当时，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有望提前实现经济调整的各项任务，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稳步增长的轨道。在这种形势下，筹备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定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更加长远一些的奋斗目标，便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还在一九六三年夏，毛泽东就提出：把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23]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参加。随后，形成了题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党内文件。制定这样一个文件，最先是毛泽东提议的。尽管这个文件后来没有正式下发，但它表明中央领导人已开始考虑经济恢复以后下一步的发展问题。
这个文件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设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24]
这些考虑，为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做了准备。
毛泽东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作过多次修改。在九月六日的稿子上，他加写了一大段话：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25]
从这篇精辟的历史总结中，不难看出，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一直是毛泽东思考国内问题和作出决策的重要出发点。不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一个不太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些话，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民族振兴、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有一些变化。他越来越重视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提出加强第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这是他鉴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周边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在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他把农业和国防比作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作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他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26]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第三线建设问题。他提出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
所谓三线，是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属于第一线。对第三线的建设，毛泽东考虑的重点在四川，而攀枝花[27]，又是重中之重。当时确定第三线的钢铁基地是两个，一在酒泉，一在攀枝花。毛泽东曾说过：“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而这两个钢铁基地，毛泽东把攀枝花放在第一位，对它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他同时提出，要加快成昆、内昆、湘黔、滇黔、川黔几条线路的建设。他说，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毛泽东把三线作为一个阵地，把一、二线作为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支援三线建设，而三线建设要抓紧。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和后方了。”[28]
一九六四年经济形势好转了，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问题。每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总容易想把建设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这好像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时毛泽东比较冷静，针对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提出一个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29]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30]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
“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31]
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
一九六四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全面好转，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确定，在这年年末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要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结束，新的经济建设发展时期就要开始。
在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回国以后，周恩来等便抓紧进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把起草好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送毛泽东审阅。十三日，毛泽东就把修改稿退回，上面加写了两段话。一段讲人类认识规律，另一段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两段话，很能反映毛泽东的世界观、历史观，反映他对发展和振兴中国的信念与理想。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其一：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其二：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32]
政府工作报告稿上有一句话是：“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毛泽东认为，只讲“赶上”还不行，还要讲“超过”。于是把这句话改为：“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33]
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且宣布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从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定下来的。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的不满，已经积累一些时间了。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周恩来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34]
会议没有就陶铸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从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讲得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毛泽东先到会场，同已到的一些人谈笑风生，气氛没有什么异常。
刘少奇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
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立即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接下去，大家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毛泽东对“四清”概念的改变，是采纳了王任重的意见。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看到王任重十一月十五日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的一个讲话节录。王任重提出，县、区、社各级机关的运动，与农村一样都叫“四清”，不再叫“五反”，中心内容都是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对四不清干部都主张打击面不要太宽，在经济处理上也不要搞得太挖苦，要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会不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怕泼冷水。所以他又嘱咐：“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位部长的名字，说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35]
接下来，双方没有再发生争执。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请了一些人吃饭。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
毛泽东一到场，就宣布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他接着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他挨个询问了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回乡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情况，接着说：“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三侠五义》、《聊斋志异》等等，越读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个已经下农村了。今天我没有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够资格。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36]
据参加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37]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十二月二十七日，文件已经写好，印发给会议，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十七条。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陈伯达对文件作了一些说明。他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当陈伯达说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董必武发言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
这一天开会前，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要去两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带到了会场。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两本书。在大会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文件的第一条“运动性质”，其中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了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文件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毛泽东说：“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
他还说：“在同志中间，不要使人怕。在敌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间那么凶，使人怕，那不行。我说，有鬼，不然为什么怕你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话，使刚才还比较轻松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合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周恩来答：算集会。）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
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38]
这次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讲得很少。这同前几次会议刘少奇不断地大段讲话，形成鲜明对比。
毛泽东的话，讲得很尖利，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但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39]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40]，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1]
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杨尚昆在一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是比较明白了，但还不是全都明白了！还得再听听，看看。总之问题是较大的，不只是方法问题。”[42]
“十七条”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杨尚昆一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小组会休会，由小平、彭真、伯达同志等拟文稿。我于晚间看到了文稿，已变为二十四段，有较大修改，整个精神完全变了！”九日又写道：“今天上下午均在北京饭店讨论新的纪要稿，已改为二十四条，主要的问题都逐渐明白了！”[43]
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十七人。刘少奇是中共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开这样的生活会，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王任重当天日记的标题就是“难忘的一天”。他写道：“党的领袖和他们领导下的干部在一起开党的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全世界党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44]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45]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指“二十三条”）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他说：“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46]，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他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他说：“归根到底，我们中央工作成绩多一点，错误少一些。……你这个文教，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赫鲁晓夫——引者注）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47]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转变点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办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那一天。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十七条”还不满意，觉得还没有解决问题，他还有许多话要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十七条”是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二十三条”则充分肯定和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以来毛刘争论的一个结论。
从两个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十三条”加了“形势”问题，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关于“运动性质”，“十七条”列了三种提法，只说“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对前两种提法并未批评。“二十三条”则以相当篇幅批评前两种提法，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关于“工作方法”。“十七条”中第三条的第一点，就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二点讲扎根串连，说“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从头到尾，都要这样做”。在“二十三条”里，“扎根串连”没有了。相反，强调的是：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单列为一条，却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关于“蹲点”。这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特地写了两段关于调查研究和调查会的话，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还讲到从中央局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除了在一个点上蹲下来以外，还要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关于“干部问题”。这也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要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指示。还说到，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群众同意，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
“二十三条”还保留并着重强调了“十七条”中一些积极的内容，例如：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要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进；在运动中始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等等。
此外，“二十三条”还沿用了“十七条”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的规定。[48]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
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要纠正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但同时他又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指导思想。他的锋芒也越来越指向党内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层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亲身经历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并当场目睹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严重分歧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49]
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在八届十中全会的思想指导下，从反修防修出发，反对和清除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阴暗面的东西。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和做法问题上。这些分歧，通过“二十三条”的制定解决了，刘少奇服从了毛泽东。但他们之间的不和并没有解决，还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裂痕。这一次分歧的暴露，决不是偶然的，是自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来，围绕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克服困难的措施，以及如何指导“四清”运动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长期积累的结果。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两人分歧的表面化，是这种矛盾积累的一次爆发。这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今后还会演变出更加严重的事态。而这一切，在当时被中央工作会议达成的一致暂时地掩盖了。
历时三年的“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甚至混淆了两类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甚至被否定。这次运动，还只是在部分地区开展，而且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并且纠正过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运动的消极方面，全国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而且还有所增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共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
在“四清”运动开展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作出后，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以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政治性的批判，被当做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的对象，在哲学界，以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为代表，在经济学界，以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为代表，在历史学界，以翦伯赞等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史学观点为代表。
一九六三年二月，杨献珍在高级党校讲《唯物主义引言》一课时，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认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他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进一步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高级党校的哲学教师艾恒武等从杨献珍的讲课里受到启发，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送《光明日报》准备发表。康生得到了清样稿，便组织人写了批判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这两篇文章，在几天内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上。[50]康生还把这两篇文章同时送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很快对“合二而一论”作出反应。六月八日，他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51]这样，就把一个学术问题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约集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谈哲学问题。当时，准备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搞了一些材料，还拟写了一个提纲送给毛泽东看。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几次谈到“合二而一”的问题。他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最后，谈到当前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表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写一篇报道。”[52]
自从《光明日报》在五月底和六月初发表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两篇文章以后，一些报刊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这些讨论，不少是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但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政治批判的分量越来越加重，上纲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高级党校召开会议，集中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当时，各种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讨伐。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展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的批判。
孙冶方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和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他认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他围绕提高经济效果这个中心，提出了价值论、流通论、企业论、利润论等有创见性的观点。但这些观点，都被作为“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观点遭到否定。
这一时期，还开展了对翦伯赞等人“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的批判。
一九六一年，翦伯赞针对学术界一些脱离历史条件的错误研究倾向，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早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关锋就在北京展览馆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讲演，开始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此后，批判逐渐升级。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给翦伯赞的观点扣上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帽子。在此之前，九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还发表署名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指责“让步政策论”是“根本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理论”。
这以后，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越来越升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厚。毛泽东的兴趣和注意力也从“四清”逐渐转到这个方面。文化批判运动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注释
[1]指宋任穷1964年5月13日报送的关于一个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材料。5月18日，毛泽东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2]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
[3]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6月11日。
[4]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讲话内容，见本书第1300、1301页。
[5]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
[6]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6日。
[7]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2日。
[8]刘少奇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8月1日。
[9]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9页。
[10]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6日。
[11]毛泽东给刘少奇的复信，手稿，1964年8月18日。
[12]刘少奇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
[13]这六条标准是：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了。后来“二十三条”也引用了这六条标准，文字有二处改动：第二条的“彻底解决”改为“解决”；第五条“认真监督、批评，……就地改造”，改为“认真监督，就地改造”。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32页；同前书第20册，第22页。
[14]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
[15]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9日。
[16]毛泽东同华北局及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等省市负责人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17]毛泽东关于印发“桃园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
[18]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
[19]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记录，1964年8月29日。
[20]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21]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30日。
[22]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的指示，手稿，1964年10月24日。
[23]转引自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6日。
[24]《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1963年9月。
[2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0、341页。
[26]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27]攀枝花位于四川西南边境金沙江沿岸，临近云南，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和水力资源以及较多的煤、石灰石等矿产。
[28]转引自中央召集的各中央局负责人谈计划问题的会议记录，1964年5月28日。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长远规划设想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1月23日。
[29]指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30]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31]毛泽东听取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6月16日。
[3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5、341—342页。
[33]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2月13日。
[34]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15日。
[35]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0日。
[36]毛泽东同邢燕子、董加耕、陈永贵等谈话要点，1964年12月26日。
[3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6、1167页。
[38]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8日。
[39]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5年1月3日。
[40]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这样说的。而八大一次会议的表述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41]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5日。
[42]《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89、490页。
[43]《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89、490页。
[44]王任重日记，1965年1月13日。
[45]王光美审读《刘少奇年谱》时的谈话记录，1994年6月20日。
[46]指刘少奇1964年8月1日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47]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14日。
[4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528—533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19—30页。
[4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9、1170页。
[50]艾恒武等的文章《“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发表在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上，署名项晴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在同年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
[52]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