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1920年 二十七岁

1月4日 在北京北长街九十九号平民通信社接待前来看望的黎锦熙（黎锦熙1968年回忆说：“我此次去看他时，主席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很长的香案，左边是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讯稿件，可见有些稿子可能是主席自编自刻自印的。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文。”）。

1月17日 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曾与杨开慧、杨开智一起守灵。二十二日，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杨度、黎锦熙、朱剑帆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称：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赙助。

1月18日 和罗宗翰、彭璜等为反对张敬尧侵吞湘省米盐公款，向熊希龄等社会名流及上海湖南善后协会等团体发出快邮代电。要求将米盐公款“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俟湘事平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用途”。

同日 和邓中夏同罗章龙等“辅社”（“辅社”即“辅仁学社”，成立于1913年，是湖南长沙长郡中学的一个学术团体，罗章龙为学社负责人之一。1918年下半年，学社活动中心移到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后因大部分成员出国留学而停止活动。）成员在北京陶然亭聚会，讨论驱张问题。

1月19日 湖南各界公民代表陈赞周、彭璜、毛泽东等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的呈文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呈文历数张敬尧十大罪状，要求北京政府速将其撤任回京，依法惩办。呈文指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

同日 和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罗教铎、杨树达、朱剑帆、罗宗翰等联名呈文总统，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的罪行，指出“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要求撤惩张敬尧。

1月23日 父亲毛贻昌在家乡去世，与母亲文素勤合葬于韶山土地冲。毛泽东在北京忙于驱张活动，未能回湘奔丧。

1月28日 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三代表团，为要求撤惩张敬尧，向北京政府作最后一次请愿，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请愿团数十人，从中午十二时开始，分三路向国务院驻地进发，后又转赴国务总理靳云鹏私宅。毛泽东等六人被推举为交涉代表。靳托词不见，由其副官长接见。六代表痛陈张敬尧祸湘罪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布解决办法。靳承诺“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下星期四学生代表到靳宅候信。请愿团到晚七时离去。

1月 经李大钊、王光祈等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于1918年6月30日发起，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该会于1925年年底停止活动。）。

2月5日 毛泽东等湖南代表依约到棉花胡同靳云鹏住宅请愿候信。但这一带早有兵警设防，阻止各代表通过，这次请愿没有结果。

2月15日 旅京湖南学会成立，毛泽东被选为编纂干事。学会每星期日上午开学术研究会，下午请中外名人讲演。九月以后，学会停止活动。

2月19日 农历除夕，访黎锦熙，讨论文化运动方法等问题。

2月 致信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毅，提出：“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对于改造社会，要有共同的讨论，讨论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方法，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这样，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避免那种个人冥想和“人自为战”的弊病。信中还提到，想和同志成立一个“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用一二年的时间，将古今中外学术大纲弄个清楚，作为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信中还说，今日到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是少年中国学会个别负责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的。他们集合北京大学等学校几十个男女学生，成立3个组，实行半工半读。其中男子组办了三四个月，因开支太大等原因，终于瓦解。女子组共8人，其中6人为湘籍女学生。）女子组看望，“觉得很有趣味”，但“也许终究失败”，因为男子组可说已经失败了。

3月5日 和陈独秀、王光祈等联名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发表。启事说：为求得“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这是发起工读的唯一宗旨。该团简章规定，团员每天工作六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衣食住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均由团体供给。

3月10日 在黎锦熙处进行长时间谈话，讨论社会解放与改造问题（关于这次谈话，黎锦熙1968年回忆说：“那天应是下午四时散班后，主席来我家就谈起，一直谈到夜里。内容应是约定谈的三个全面而切身的问题：一、究竟选定哪一种社会主义？二、怎样创造自己的哲学？三、我们如何分工进行？”）。

3月上旬 接到彭璜等为在上海组织的湖南改造促成会所拟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即分发在京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商榷》的主要内容是：废除督军，裁减军队，增加教育经费，实行自治，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等。

3月12日 致信黎锦熙，并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信中说：“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信中认为，《商榷》所列各条，虽然是“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是“次货”，但就中国目前状况来说，实在是“上货”。如果连这一着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信中认为《商榷》中有许多地方“尚应大加斟酌”。《商榷》于六月十四日在上海《申报》发表。

3月14日 写长信给周世钊，谈国内研究和出国研究的先后等问题。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信中说：“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信中又提到，要在长沙办自修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3月17日 晚间，到黎锦熙处，讨论湘事善后问题和近代哲学派别问题（这里所说的湘事善后问题，指湖南驱张后关于实行湘省自治问题。黎锦熙1952年写的《毛主席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年的来信抄存附按语》中说：“一九二○年三月间讨论这建设问题条件（按：指《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时，湖南的局面还没有变，但大家已预觉张敬尧是不久可被赶走的”。“六月以后，果然，湖南局面大变了，但这个当作‘次货’的自治方案，重点还是不能‘办到’。”这里所说的近代哲学派别问题，据黎锦熙1952年写的按语和1967年的回忆，是指法国的柏格森、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3位哲学家。）。

3月25日 湖南公民代表、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共四十五人，由毛泽东领衔，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声讨被张敬尧收买的政客组织“保张团”——旅京湘事维持会，重申湖南人民“以驱张除奸为职志”。快邮代电四月一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

3月26日 印发同彭璜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修订稿（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给毛泽东、彭璜的信中提到，《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是毛泽东和彭璜1919年就开始起草的。该信说：早几天读你们所发表的改造促成会宣言，后面添了一段，是去年稿子上所没有的。）。宣言指出，驱张胜利后不能乐观，因为“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方环伺欲来”，不能“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要“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宣言于六月十四日在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同时发表。

4月1日、4日 两次致信留法的萧子升，并寄送平民通信社稿件和《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信中说，“人才要讲经济，学问、游历要讲究多方面”，新民学会会务的“进行注意潜在，不出风头，不浮游大码头”。

4月上旬 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结束在京驱张活动问题。这时，直皖两系军阀利害冲突日趋剧烈，吴佩孚通电全国控告张敬尧搜刮政策。张敬尧处在四面楚歌之中，湘军湘人有联合驱张之势。会议决定，在北京的驱张代表，除留罗宗翰等少数人在京外，其他代表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及回湘继续进行驱张活动。

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热心地搜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这时，毛泽东较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比较正确的理解。（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罗章龙在1990年3月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

4月11日 离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参观游览，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5月5日 到达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

5月8日 和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李思安等，为欢送即将赴法的陈赞周等六位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开送别会。送别会讨论了新民学会会务问题，确定“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为学会态度。“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议决吸收新会员的条件为：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送别讨论会延至天晚，继之以灯。其间“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

5月11日 和在沪会友送陈赞周等六人赴法，同他们握手挥巾，道别于黄浦江岸。

5月 应彭璜之邀，与一师同学张文亮等一起试验工读生活，在上海民厚南里租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一个月后，彭璜写信给湖南的岳僧说，经过“考查北京已成各团的现状，调查社会生活的现实，才觉得这种工读的生活，却也不容易办到”，上海工读互助团“现在竟不能说不失败”！

6月7日 致信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信中强调自学和博学，写道：“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对于“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信中还说，旅京湖南学会，是一种混合的团体，很不容易共事，“不如另找具体的鲜明的热烈的东西，易于见效，兴味较大。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在谈到自己的性格时，信中说：“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

6月9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说张敬尧祸湘，“欺人太甚，有些难忍”。“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

6月11日 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皖系无力挽回张敬尧失败。当晚，张敬尧出走。十二日，湘军前锋部队进入长沙。十四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到长沙。十七日，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到长沙。

同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文章指出，湖南驱张运动将要完结，“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怎样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应该积极注意的大问题”。“湖南人有驱汤芗铭、驱傅良佐、驱张敬尧的勇气，何不拿点勇气把督军废去”。文章提出中国民治的总建设，要先由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解决，合起来便可得到全国的总解决。“我愿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势，兼想一想八九年来自己经过的痛苦，发狠地去干这一着。”

6月18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指出：“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

6月23日 起草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湘籍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信，提出改造湖南的主张。阐明湖南改造的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说中国二十年内没有实现“民治之总建设”的希望，在此期间，湖南应实行“自决自治”，“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信中向打着“湘事湘人自治”旗号的谭延闿、赵恒惕政府，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此信六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申报》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为题全文发表。

6月30日 致信罗章龙，告以在上海的见闻。信中谈到要将湖南的事情办好，搞自决自治。罗章龙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复信说：“你们这一年的劳苦，代价不小，有志竟成，足矜愚懦”。

6月 在上海期间，同陈独秀讨论过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组建共产党。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关于此事，章含之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有一段回忆，她说：1963年毛主席突然提出“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从1963年起，每年春节初二这天，主席用自己的稿费必定派秘书送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主席还说：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从1973年开始还“利息”，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

7月初 离沪返湘。经过武汉，与利群书社创建人恽代英会见，商谈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问题。

7月4日 湖南省教职员联合会召开欢迎驱张代表大会。受欢迎的驱张代表名单中有朱剑帆、何叔衡、毛泽东（当时还未抵湘）、彭璜等二十七人。六日和七日，长沙《大公报》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对于“湖南改造”之主张》为题，连续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

7月7日 到达长沙，住在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7月9日 致信胡适，询问在上海写给他的信收到没有，告以“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7月20日 湖南学生联合会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全体学生终止罢学宣言》。宣言说，“现在湘局，虽侥幸解决，但来日方长，种种均待整理”。“虽然，我们此次的牺牲太大，所得的代价，殊不满足。并且此次驱张，纯系军事上的色彩，转足以重民众的苦痛。自今以往，我们更应有彻底的觉悟，对于这种无价值的牺牲，绝对不干。要救湖南，事事须靠着自己，没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去请愿。”

7月22日 谭延闿为防止直、皖、桂、粤各系军阀势力入据湖南，同时也为缓和湘军内部之争，利用湖南民意，发表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祃，即22日。）电。该电称：督军制固宜废止，但废其名而存其实，或更扩大其权力如巡阅使、军区长，则流弊必更滋多。湘人此次驱张，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

7月25日 和在长沙的湘潭教育界人士，在长沙大公报馆开会，商讨湘潭教育改进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毛泽东被公推为四筹备员之一，共同负责起草简章。二十七日，湘潭教育促进会成立，毛泽东当选促进会文牍干事。三十日，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一次干事会议决定起草促进会宣言书，由毛泽东主稿。

7月31日 毛泽东拟出促进会宣言书。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宣言书对湘潭教育的腐败情形，加以针砭。宣言书认为杜威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

同日 长沙《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文章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指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同年八月二十四日长沙《大公报》再次全文刊载此文时，将标题改为《文化书社缘起》。

8月1日 和王季范、方维夏、彭璜、易礼容等十余人，在楚怡小学为新民学会会员李思安等赴南洋开欢送会。

8月2日 和文化书社其他发起人在楚怡小学开成立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规定，“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毛泽东与易礼容、彭璜被推定为筹备员。二十日，租用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为文化书社社址。九月九日开始营业，易礼容为临时经理。

8月8日 出席在长沙大公报馆召开的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一次全体会员会。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资送学生至长沙师范案”。次年一月，湘潭县决定送五十名学生入长沙师范。

8月22日 姜济寰（姜济寰，当时任长沙县知事。）、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十余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开会，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会议指定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道平（包道平，新闻界人士。）为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筹备员，进行筹备工作。

8月下旬 在湘潭韶山休息。九月一日，回到长沙。

8月 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该组织拟定一个具有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并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9月3日 在长沙《大公报》新开辟的“湖南建设问题”专栏，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坚持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的观点，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国的主张。文章说：“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

9月5日 应湖南通俗报馆馆长何叔衡邀请，参加《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在会上发言说：《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此后，毛泽东还常在通俗报馆约集新民学会会员谈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同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文章说，四千年的大中国，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为没有基础。大国家是以小地方为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又说，中国与俄国不同。俄国革命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这是对英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汉语记音。）），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认为中国目前条件尚不具备。“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

9月6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一文。文章认为湖南的农、工、商、学等最大多数人民是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的，但如果实行公民总投票，票箱掌握在少数反对者手里，“湖南们罗主义”还是不能实现。所以要把票箱拿在最大多数人的手里来。

9月6日、7日 在长沙《大公报》连续发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文。文章认为，几千年来，湖南由于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9月10日 晚上，在第一师范同一师附小文书张文亮谈话。次日，张文亮给陈独秀发一信，请介绍俄国情况，并寄些书报来。

9月13日 谭延闿以地方自治为名，企图包办“制宪”，召集官绅名流和省议员开“自治会议”，提出“湖南自治法”，省议会即以“民意机关”自居，并组织“自治研究会”。二十三日，谭延闿决定由省议会制订一宪法会议组织法，根据这个组织法召集制宪会议。后因舆论反对和湘军内讧，制宪会议没有召开。

9月15日 参加在文化书社召开的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会。与会者一致认为，“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一班脑筋陈腐的人，盲目反对，是不中用的”。会议公推姜济寰为总务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并驻会接洽一切。会议决定派张丕宗赴京转赴俄国，郭开第在船山学社办俄文班；还讨论发行俄罗斯丛刊问题。

9月25日 邀张文亮、陶毅、杨开慧等到文化书社会见。下午同游岳麓山。

9月26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文章说：湖南自治运动，固然要从理论上加以鼓吹，但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终究不能实现出来。文章针对谭延闿的官办“自治”，提出“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

9月27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释疑》一文。这篇文章是为了消除一种以为不懂得政治法律，对湖南自治问题就不敢出来说话的疑虑而写的。认为这种疑虑，“还是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里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湖南自治，又是一件至粗极浅的事，毫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毫不要根据哪一部法典，或哪一家学说，只是打断从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缚的葛藤，湖南境内事，统归湖南人自办。”并说，“‘法律学’是从‘法律’推究出来的，‘法律’又是从‘事实’发生的，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

9月28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再说“促进的运动”》一文，着重说明湖南自治，不是少数做官的或“做绅”的发了心要办便可以实现的；没有许多人做促进的运动，是办不成的。

9月30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时评，批评谭延闿提出的“湘人治湘”的论调。指出：“湘人治湘”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它“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我们主张的是“湘人自治”，乡、县、省完全自治，乡长、县长、省长实行民选。

9月 应湖南省教育会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任一师附属小学主事（至一九二一年夏），被一师校友会推举为会长（连任两年半）。毛泽东在附小教学方面实行一些改革，设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要学生注意社会实际问题。他题写的一幅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礼堂，以勉励学生。为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把一九一八年四月停办的工人夜校恢复起来，还在初小部开办平民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并主持教学工作。

秋 和十几位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组织星期同乐会。每至星期日，到长沙近郊名胜古迹，如天心阁、水陆洲、碧浪湖等处聚会游览，作诗文，交谈个人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有时也邀请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参加，用自己掌握的思想影响他们。

10月5日 和长沙《大公报》主编龙兼公等，应邀参加各界合署发起的自治运动联席会议。龙兼公、毛泽东相继发言，说湖南处此稍纵即逝的局势下，应将自治宪法于最短期内实现，“由湖南革命政府（指谭延闿政府。）召集宪法会议，既于理论上说得通，又于事实上做得到”。

10月5日、6日 长沙《大公报》发表由毛泽东、彭璜、龙兼公三人提出、三百七十七人签名（几天后增至四百三十六人）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建议书认为，谭延闿出兵驱张，召集湖南自治会议，均属“革命行动”，他组织的政府“确是一个革命政府”。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由谭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以免乱生枝节，比较现实。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普通的选举。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告建成”。

10月6日 湖南省学联发出致各团体信，请选派代表于七日开联席会议。同时，发出致各学校信，通知订于十月十日举行市民游街大会。两信中说：湖南自驱张成功以后，政府所筹划，人民所仰望，报纸所鼓吹，咸集中于地方自治一点。诚以不能达到完全地方自治，则政治腐败如故，人民痛苦无减，新湖南即无由建设。顾欲达到完全自治目的，此际实是唯一又最好之时机。后一信中还指出：“双十节举行市民游街大会一次，一以警告政府，一以唤醒同胞，庶几人民宪法会议早日实现。”

10月7日 出席湖南省学联召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以湖南省城全体市民名义呈省长请愿书。

同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一文，说湖南自治运动能否成功，首先决定于长沙三十万市民，“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

10月8日 出席在省教育会举行的关于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各界建议人四百余人大会，被公推为大会主席。会议同意“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推举方维夏、陶毅等十五人为代表，将“要点”和请愿书送交谭政府。九日，谭延闿接见十五名代表，称“诸君所说，兄弟很表赞成，会同起草，兄弟意思就本诸君请愿书，即日函知各团体”。

10月10日 参加长沙各界约两万人的市民游街大会。游行队伍到湘军总司令部要求谭延闿接见，谭向代表满口允诺：“我已允许即行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诸君的要求，我一定可以照办”。游行队伍经省议会时，由于群众对包办“制宪”不满，有人将议会的旗子扯下。

同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双十节增刊，发表《反对统一》一文，坚持“大中国”没有基础必须促成各省自治的论点，反对南北军阀的和议与统一。

10月11日 和龙兼公起草的湖南省城全体市民致谭延闿的请愿书，在长沙《大公报》发表。请愿书对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的组织法和选举法提出六点要求，认为人民宪法会议“应采革命精神，打断从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决自主，不仰赖中央，不依傍各省，铲除旧习，创建新邦。至此后制治精神，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

10月21日 代表制宪请愿团参加由自治期成会等召开的各公团联席会议。自治期成会等六团体提出仍由省议会起草宪法，要求表决。毛泽东、龙兼公等代表制宪请愿团和报界联合会，声明不加入表决。至此，湖南自治运动宣告失败而终止。

10月22日 出席文化书社第一次议事会，向会议提出《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这个报告，是以文化书社筹备员易礼容、彭璜、毛泽东3人名义提出的，由毛泽东起草。）。报告说，正式约定与本社进行出版物交易者，有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京大学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十一处。经由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经多方筹办，时经一月之久，即正式营业。营业范围为书、杂志、日报三类。据该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售的二百一十二种书报杂志中，《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销量最多。

10月26日 受长沙《大公报》聘请，为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来湘讲演作记录（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连日刊登《编辑部特别启事》，内称：“此次国内外名人来湘讲演，于学术改进，文化宣传，所关甚钜。本报为谋各界快睹起见，特请北京大学哲学士李君济民、北京大学文学士杨君文冕专纪杜威、罗素两先生演辞；唐君汉三、金君缄三、毛君泽东分纪蔡（元培）、章（太炎）、张（溥泉）、吴（稚晖）诸先生演辞。”）。随后将整理的七篇记录稿在长沙《大公报》陆续发表。

11月7日—9日 在长沙《大公报》连日刊登《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说本社“目的专经售新出版物”。并通告文化书社经售的罗素《政治理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及《新青年》等出版物二百一十二种。

11月中旬 致信张文亮，随信寄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十份。章程的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信中托张文亮为发展团员“代觅同志”。这时毛泽东正在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的对象。

11月19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女子教育经费与男子教育经费》短文，指出女子同男子应有同等的受教育权，为女子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而呼吁。

11月21日 在湖南通俗报馆与张文亮会见，告以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1月23日 因湘军内讧，谭延闿被迫辞职。二十五日，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二十九日，林支宇任湖南省长。

11月下旬 因工作过于劳累，作短时间休息，到醴陵、萍乡考察游览。在萍乡期间，分别复信向警予等新民学会会员。

11月25日 复信旅居法国的向警予。说一年来，对于湖南问题曾为力不少，但效果不大。曾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时，空气至为黯淡。自从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之建议提出以后，“声势稍振”，但“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同日 复信在法国的欧阳泽，谈新民学会问题。认为“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会员在上海半淞园讨论会务，一致主张新民学会的进行应采取“潜在的态度”。“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同日 复信罗章龙，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义。说：对于湖南问题，“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主张湖南自立为国，“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信中谈到自修问题说：“我回湘时，原想无论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钟看报，两点钟看书，竟不能实践。我想忙过今冬，从明年起，一定要实践这个条件才好。”

同日 致信旅居新加坡的张国基，答复五月二十三日和九月十九日两封来信。信中说：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

同日 复信李思安。李思安来信要毛泽东趁湖南的“伟人们”尚未站稳脚跟之际，写几篇文章，发表改造湖南的意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

11月26日 给在法国的罗学瓒连复两信。信中写道：“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信中在谈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时说：“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自己工作学习起来，“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中国的读书人要改变自己体弱的弊病，“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信中还反对“以资本主义作基础的婚姻制度”，倡导自由恋爱，主张组织一个“拒婚同盟”，实践“废婚姻”。

11月 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为易礼容六月三十日给毛泽东、彭璜的信写按语。按语认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但对于陈赞周所谓“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的看法，按语也不同意。说“‘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当然，进行这种运动，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按语在谈到根本改造的计划时，提到并肯定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的问题。

同月 应陈独秀函约（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创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

同月 致信萧三，说：“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他研究透彻。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

11月30日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和第二集同时编定付印。毛泽东在为出版通信集而写的启事和《发刊的意思及条例》中，说明发刊的目的是，“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集内凡关讨论问题的信，每集出后，总望各会友对之再有批评及讨论，使通信集成为一个会友的论坛，一集比一集丰富，深刻，进步”。

12月1日 写长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回答蔡和森、萧子升等提出的关于新民学会的方针、方法的意见（1920年7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举行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但是对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意见分歧。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蔡和森等会员，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会员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回信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并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不同意萧子升等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信中说：“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信中对于过去接受过的无政府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的观点有所改变，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2月2日 到张文亮处，商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问题。提出建团应分两步进行，第一研究，第二实行。要“多找同志”。青年团成立会，等陈独秀来湖南时再开。

12月3日 以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名义致函省警厅，对过去有人诬控他双十节游行在省议会扯旗，这次又有人诬控他图谋捣毁省议会两事，进行辩诬。说“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12月中旬 复信张文亮，说：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做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十六日，再到张文亮处，商讨召开青年团成立会问题（这时，长沙青年团已有二十多人。原准备陈独秀来湘再开成立会，因陈独秀赴广州，不能来长沙，遂于次年1月13日召开成立会。）。

12月19日 在湖南省教育会参加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二次大会。在会上发言说，现在影响办师范的，不仅是办法问题，还有不明白办师范重要的问题。“湘潭要教育普及，照现在造就师资办法，再过千年，还无希望。宜以此种情形先事鼓吹，造成舆论。”

12月22日 出席省城教职员联合会为解决教育经费而召开的会议。毛泽东发言主张教育自决，说罢课还是消极，要准备积极的办法，政府已经靠不住了，教育界应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机关，实行自决自救，军费、政费都可以借款，教育是百年大计，也可以借款自救。

12月27日 给张文亮送去《共产党》月刊九本。

12月29日 同姜济寰、王季范、熊瑾玎、易礼容等在长沙县署出席文化书社议事会临时会，讨论文化书社“另觅社址”和“添筹股本”两问题。

冬 同杨开慧结婚（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写的回忆中，谈到她同毛泽东恋爱的一些情节。她说，我们“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我也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