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945年 五十二岁
8月10日 晚上，得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郑位三，曾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李先念，当时任中共鄂豫皖湘赣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中原军区司令员。陈少敏，当时任中共鄂豫皖湘赣区委员会副书记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告华中局电：“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对付内战。”
同日 晚十二时，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总部发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附近敌伪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保护其生命安全，如敌伪拒绝投降，予以坚决消灭。
8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但各地均应保留必要数量之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用以保卫地方，民兵枪支必须保留，决不可一切皆集中。”“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蒋介石于1945年8月11日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就原地待命，不许向敌伪收缴枪械，因而暂时和缓对国民党的批评这一决定未能实现。）。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王首道（王震、王首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南下支队）司令员、政治委员。）电：“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8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绥、晋察冀两分局电：“我绥远部队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率领自五原东进部队中的4个军，在占领归绥后继续向张家口东进。），我晋冀、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红军。”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晋绥军区全力抗击自归绥（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沿平绥线向张家口进攻的傅作义部队。晋察冀部队八月二十三日从日伪军手中攻占察哈尔省会张家口，打通与晋绥军区的联系，配合长城以外的苏蒙军解放察哈尔全省。冀东三个军分区部队分别向承德、赤峰、沈阳进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分局电：万毅东北军（万毅，当时任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曾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111师第333旅旅长，中共秘密党员。1942年8月第111师脱离国民党军，接受八路军第115师领导，9月万毅任第111师师长。1943年夏第111师改称滨海支队。）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指出：“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北力量的任务是“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准备与李品仙、何柱国（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第21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作战，并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同日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鄂豫皖中央局（十月三十日改称为中原局），郑位三为代理书记。本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及河南区党委电：鄂豫皖中央局成立后，河南区党委受鄂豫皖中央局之领导。
8月13日 起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蒋介石公开电，指出：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这个电报和八月十六日朱德致蒋介石电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同日 为新华社写的评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谈话和蒋介石命令的评论，本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同日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我们准备着，第二条是早已如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这个讲演编入《毛泽东选集》。
8月14日 苏联和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在东北“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条约还规定，经过外蒙古公民投票后，国民党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旅顺、大连的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共同所有权应平均属于两方”；大连为一“自由港”，苏联经该港进出货物“均免除关税”，苏联在旅顺“有权驻扎陆海空军”。）
8月15日 日本电台广播天皇裕仁投降诏书。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占领军司令官，指定蒋介石享有在中国（除满洲外）受降的权利。（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以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方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指出：“关于各城市的警察，我方入城前，即应以军事机关命令他们负责维持秩序。入城后不可将警察拘捕起来，以免秩序无人维持，更易引起混乱，所有警察局长，在能服从我们军事管制命令的条件下，亦可暂时不加调换。”
8月16日 起草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电，再次指出蒋介石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就原地驻防待命”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提出：“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
同日 为新华社写的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蒋介石的发言人1945年8月15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指责共产党违反蒋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公敌”。）的评论，本日播发。评论指出：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制止内战唯一的办法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并告河南区党委、新四军第五师：“作战决定于打法，不浪打，非确能聚歼不打，养精蓄锐，以多胜少，例如以五六个团打一个团，可能聚歼”；“以打胜仗为目的，不以占地为目的，津浦能全占则全占之，不能则占一部，又不能则让顽伪全部代替了日寇位置，亦胜于过去局面，只要日寇投降，大局于我有利”。
同日 复蒋介石八月十四日第一次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来电，复电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8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河南文年生、张启龙（文年生、张启龙，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独立第3游击支队司令员、独立第2游击支队政治委员。他们率部进至河南新安时，正值日本投降。）并告王树声、戴季英（王树声、戴季英，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河南（豫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电，指出：“你们及整个河南我军必须学会机动作战及分散游击，无把握的硬仗应避免”。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罗荣桓、黎玉、萧华（罗荣桓，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萧华，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电：“万毅支队即调东北，经河北至热河边境待命。该支队现有二千五百人，汰去老弱及开小差者外，能有一千五百到达目的地即好。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部。”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萧克、赵振声（赵振声，李葆华的曾用名。）为常委，成仿吾、李运昌、胡锡奎、刘仁、杜理卿（杜理卿，许建国的原名。）、朱良才、詹才芳、赵尔陆为委员，聂荣臻为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为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萧克为军区副司令员。
8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贺龙、林枫（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林枫，当时任八路军晋绥军区政治委员。）电：李井泉已动身来你处任副政委，张宗逊率两团到延安来你处，张任副司令。林枫准备去东北。去东北干部一千二百人一星期后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北进。“包围大同由冀察晋担任，你处北方任务仍是阻止傅作义。”
8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八月十九日报告（中共中央华中局1945年8月19日报告说：“上海我可掌握控制的力量总共有二十万人，我能掌握大部分水电工人、邮政工人、电车工人、电话工人、铁路工人。日本厂十万失业工人可动员，沪东、沪西各可动员数万。沪西大部分巡捕我可控制。伪方只有税警团、保安队维持秩序，甚恐慌。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发动群众武装起义，但暂不向驻守不动的日军攻击。”“即使将来万一不能长期坚持，亦可退到农村发展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电报：“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本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分局并告各分局电：“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同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刘伯承等为委员。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任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二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总参谋长。
8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指出：“浙东主力到上海有被消灭危险，不如仍在浙东，困难时可退浙南。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镇压下去，宜改为群众组织各种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分开出版，而不建立政府。”
8月22日 复蒋介石八月二十日第二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电，复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占领大城市方针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利用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稿，加写一句话：“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8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分析国内外形势，说明党在新的环境下所采取的方针和对策。毛泽东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肯定的。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的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我们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蒋介石不能磨灭，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有上述诸条件，以便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关于承认解放区、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仗不打。不增加人民负担，今冬大减租，明春大生产。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在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谈判不成，国民党进攻我们，是否打？应该打。条件是打胜仗。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还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8月24日 复蒋介石八月二十三日第三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来电，复电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同日 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并转粟裕、叶飞（粟裕，当时任中共苏浙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叶飞，当时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一）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二）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四）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五）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六）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七）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八）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震、王首道电，指出：“你们艰苦行军，到达仁化、汝城间，中央甚为怀念。望依三省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电，同意他们关于王震、王首道鄂南支队留在鄂南的建议。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王若飞，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毛泽东去重庆。在这以前，接到斯大林来电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事。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同日 复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八月二十五日来电，复电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同日 刘伯承、邓小平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太行（同机飞抵太行的还有：陈毅、薄一波、陈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林彪等。1945年9月9日，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搭乘自延安去晋察冀接回被救的美军飞行员的飞机返回。由于苏联出兵东北未曾事先通知中共中央，参加中共七大的几个大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在大反攻开始时尚未离开延安。）。他们离延安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同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8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同志与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同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党内通知）。通知指出：“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通知还指出，在谈判中，我方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可能在谈判后，“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枫并转吕正操（吕正操，当时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员。）及贺龙电，指出：“（一）赴东北四省工作之干部团一千二百人及赵副旅长（指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副旅长赵承金。）所率一个团不日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开至热河边境，相机进入东四省（东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4省。热河于1955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工作；（二）军队是否能去辽吉黑三省，现在尚不知道。目前晋绥争夺战极其重要，故正操及其所部暂时仍在现地执行原任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告以陈毅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决定饶漱石任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治委员，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及华中局副书记，其余不变。
8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通知：“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
同日 复电贺龙，指出目前正在同国民党谈判中，应积极向敌占区发展，暂时不宜向石楼、隰县深入。
8月28日 上午十一时许，和周恩来、王若飞在二十七日来延安迎接的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三时许，到达重庆，在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毛泽东与欢迎者握手并合影，然后乘车至张治中官邸桂园稍事休息。随即会见郭沫若（郭沫若，文学家、历史学家、无党派民主人士。）与夫人于立群及王世杰（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接见记者，赴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南方局欢迎晚会，会见南方局负责人和新华日报社、群众周刊社的章汉夫、许涤新、胡绳、戈宝权等人。晚八时半，在张治中、邵力子（邵力子，当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陪同下，和周恩来、王若飞应邀赴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的欢迎宴会。作陪者有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张群，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陈诚，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吴国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1945年8月31日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至柔，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蒋经国，蒋介石的长子。当时任国民党军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赫尔利、魏德迈。应蒋介石之请，当晚下榻林园。
8月29日 上午，和周恩来、王若飞在林园同张治中商谈谈判的内容和程序问题。下午，同蒋介石第一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并重提所谓中国无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列举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指出，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晚上，同张治中、王世杰、张群等继续商谈，双方同意先作一般性交换意见。当晚应蒋介石之请，仍下榻林园。
同日 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一九三三年“围剿”红军时编订的《剿匪手本》。
8月30日 由林园返回桂园。上午分别访晤宋庆龄（宋庆龄，当时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赫尔利。到桂园访谈的有：柳亚子、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傅斯年、王云五（柳亚子、陈铭枢、王昆仑，当时任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务干事。王昆仑还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之一。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冷、傅斯年、王云五，当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柳亚子赠毛泽东七律一首，以“弥天大勇”、“霖雨苍生”称赞毛泽东，并向毛泽东索诗留念。下午，前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特园（又称“民主之家”）访问民盟主席张澜，民盟中央委员、特园的主人鲜特生在座。毛泽东首先向张澜转达朱德对老师的问候，转达吴玉章对老友的问候。张澜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是假戏。毛泽东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晚上出席张治中的宴会，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伧（于右任，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邹鲁、叶楚伧，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作陪。宴会后，于右任辞去，吴铁城（吴铁城，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来，毛泽东同他们交谈。
同日 致电刘少奇并转告中共中央，下月初准备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一条意见是：（一）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二）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三）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方针。（四）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八）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九）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十省（指东北9省和热河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在1945年9月3日将这11条意见交给国民党代表之前，毛泽东将开封市改为青岛市。）、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十）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委会及其他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十一）党派平等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等。
8月31日 上午，和周恩来、王若飞到国民参政会，出席邵力子的宴请。下午，在桂园会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王昆仑、许宝驹、屈武、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等，畅谈近三个小时。晚上，和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会见阳翰笙、冯乃超、于伶。后到红岩村看电影，并进行交谈。
9月1日 晚七时，和周恩来、王若飞参加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副会长邵力子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而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散会后，当毛泽东出门时，聚集在大门口的几千群众鼓掌高呼：“欢迎！欢迎！”八时，和周恩来、王若飞应张群、王世杰、吴铁城的邀请，在冯玉祥（冯玉祥，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1937年8月、9月曾先后任国民党军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同年9月、10月，先后被蒋介石解除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务。这时在重庆闲居。）的陪同下，到吴铁城住宅出席宴会。
9月2日 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同日 上午十时，在桂园约见王世杰。中午，和周恩来、王若飞到特园，出席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参加宴会的有民盟负责人沈钧儒、黄炎培、冷遹、鲜特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等。在宴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并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谈五四运动往事。宴毕，特园主人拿出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题写“民主在望”四个字，并说，道路尽管曲折，前途甚是光明。下午，会见邹鲁及各方友好。晚八时半，和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的晚宴，在座的还有孙科、吴铁城、张群、王云五、张伯苓（张伯苓，当时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傅斯年等。宴会后，同蒋介石就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直接商谈。
9月3日 上午，会见王世杰。下午往访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戴季陶，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吴稚晖，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下午五时，会见韩国临时政府（韩国临时政府，全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是1919年3月1日朝鲜反日起义失败后，流亡中国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于同年4月1日在中国建立的流亡政府。）官员。六时，会见郭沫若、于立群、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翦伯赞，当时任《中苏文化》杂志副主编。邓初民，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冯乃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等，征询他们对时局的意见。晚七时半，赴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的宴会，会见英、美、法等国大使和荷、比等国使馆官员。
同日 将八月三十日拟定的中共十一条意见略加修改后，由周恩来、王若飞面交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转蒋介石。
9月4日 上午，会见来桂园回访的白崇禧。
同日 蒋介石将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正式指定他们四人为谈判代表，要他们拟具对中共九月三日所提方案的复案。蒋自拟要点如下：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
同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在毛泽东领导下，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自本日起至十月五日止，共进行十二次谈判。
同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应赫尔利大使邀请共进午餐，美国访华团团长史奈德亦在座。下午五时，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在军委会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会后，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商谈。晚上，出席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将军的招待会。
9月5日 和周恩来赴邹鲁的午宴。毛泽东在桂园会见《大公报》记者，他说：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结果以慰国人。我国政令军令的统一必须建于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边区和各解放区情形与其他地区不同，有民选政府，有自卫军，无保甲长。保甲长为统治人民者，最要不得。协商的另一结果为国民大会将延缓举行。对代表问题则双方意见犹未能一致，中共方面不主张维持旧代表，原则上主张普选。下午，毛泽东还会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和各方友好。晚上，出席曾访延安的六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的宴会。
9月6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赴于右任的午宴，在座的还有陈立夫（陈立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叶楚伧等。下午，访晤居正（居正，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往中正学校、中央大学访问故旧。到沙坪坝南开中学访柳亚子、张伯苓。晚上，和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宋庆龄的宴会。宴会后访晤苏联大使彼得洛夫。
9月7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赴覃振（覃振，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抗战期间，曾自愿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院长。）的午宴。下午，和周恩来、王若飞往访英国大使薛穆、法国大使贝志高，各谈一小时余。应邀赴加拿大大使欧德伦茶会，谈二小时。和周恩来、王若飞赴冯玉祥的晚宴。
9月8日 下午四时，和周恩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出席。毛泽东致词感谢各方人士八年来对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的援助，并希望能继续这种援助。晚七时半，和周恩来、王若飞赴孙科的宴会。
9月9日 下午，在红岩村会见郭沫若、于立群等，并同他们共进晚餐。在谈到郭沫若在文化界应采取的态度时，毛泽东认为态度应该强硬些，要有斗争，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9月10日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及地方部队三万余人，对侵入上党解放区的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部开始进行自卫反击。至十月十二日，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歼国民党军三万五千余人，生俘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
9月11日 晚上，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向他们介绍了两党谈判情况，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席间，周恩来报告了国民党军队向上党地区进攻的消息，在座者皆为之愤愤不平。
同日 收到中共中央来电。来电说：胶东派一个排乘汽船到大连已返回，苏军在东北仅控制大城市及要道，乡村及小城市相当混乱，伪组织有的等待交代，有的畏罪逃跑，有的小城市被土匪占领。群众情绪极高，这个排在大连登陆后，一经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部队过海船只不成问题。根据上述情况，已电告山东抽调四个师共二万五千人至三万人，由萧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已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启程。
9月12日 上午，在红岩会见许德珩、劳君展夫妇。许德珩谈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勉励他们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德珩说，我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但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泽东说，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宣传作用吗？随后，和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去林园共进午餐，餐后同蒋介石直接商谈。
9月13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首次招待在渝外国记者。毛泽东发表谈话说：目前双方保证不向外公布会谈情形，但希望会谈成功。“全国人民都期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本日，应邀先后赴赫尔利的午宴和戴季陶的晚宴。
同日 关于重庆谈判情况，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一）我们与国民党初步交换意见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二）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国大要速开，旧代表有效，但可增加名额容纳各方，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对党派合法问题将制定政治结社法。不主张似法国的多党状况。对释放政治犯及大赦均不同意，只允许我提名单释放若干。对于人民自由，说已切实实行人身自由保障法。特务不能取消。（三）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对参加受降、停止进攻、反对利用伪军等，则避而不答。”
9月14日 和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告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林平（林平，即尹林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书记。）：“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范长江，新闻记者。当时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华中新华日报社社长。钱俊瑞，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部长。阿英，即钱杏，作家。当时任华中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梅雨，即梅益，当时任中共上海文委书记。）等，要多去，快去。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
同日 和周恩来会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以及各方来访友好。晚上赴白崇禧的宴会。
9月15日 复中共中央九月十四日来电（中共中央1945年9月14日电告：苏军在东北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与我冀热辽第16分区司令曾克林（当时任沈阳卫戍司令员）乘飞机于本日同来延安，该中校向朱德总司令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口头通知，请命令八路军已到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的各部退出。朱德表示，热河、辽宁各一部在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和十五日来电（中共中央1945年9月15日电告：已决定迅速地坚决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已去东北；决定组织东北局，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同日，毛泽东还接到中央转来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9月14日的电报，黄建议山东应调3万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万至6万人去山东，江南的第1师应调江北。），指出：“浙东、苏南、皖南三地部队须立即开始注意控制北上通路，保障北上安全，并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请通知华中拟具体意见。”
同日 下午，到特园看望张澜，向张澜介绍和谈情况。告诉他关于承认党派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等项大致获得协议，国大代表问题尚待继续磋商，目前症结仍在军队数字和驻地、解放区政府和区划两大问题。蒋介石正在美国支持下运送兵员，名为接收，实为准备发动内战。张澜建议，将两党已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毛泽东赞同这个意见。（毛泽东和张澜商谈后，张澜于1945年9月18日在重庆《新民报》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信中说：“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所作成的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吾人虽不获事前参与，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下午五时，在桂园宴请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周恩来、王若飞、徐冰、潘梓年作陪。
9月16日 下午四时半，在红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三位士兵。他们希望了解中国解放区的情况。毛泽东向他们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并阐明了中共有关国际、国内问题的主张。还请他们吃晚饭，向他们询问美国的情况。
9月17日 应邀到林园同蒋介石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在座。餐后，同蒋介石直接商谈，双方的争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下午，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到会者有刘鸿生、范旭东、胡西园、吴羹梅、吴蕴初、章乃器、潘昌猷。毛泽东赞扬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同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本的政策。
同日 蒋介石写信给阎锡山并附《剿匪手本》两册。当时阎部正在进犯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解放区。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开始后，至本日止，还命令四个战区的司令长官傅作义、胡宗南、孙连仲、李品仙等，分别率领所部沿铁路线向解放区进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心开展交通破击战，打击沿铁路线进犯的国民党军，以求达到争取和平的目的。
同日 和周恩来复中共中央十七日来电（刘少奇1945年9月1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提出我们全国战略方针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建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7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表示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并告国共谈判无进展。
9月18日 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欢迎茶会并致词，指出：“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
9月19日 复中共中央本日来电（刘少奇1945年9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中说：“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此电并决定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说：“（一）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同意你们及张、饶计划（中共中央1945年9月19日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提出长江以南部队北撤计划，并告知张云逸、饶漱石的建议，其内容是将江南主力迅速北调，越快越好，浙东和皖南部队及党政干部全部转移，以此作为对国民党的一个让步。），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二）同意陈、饶（陈、饶，指陈毅、饶漱石。）去山东，罗及萧（罗、萧，指罗荣桓、萧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林彪之前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1945年8月25日飞抵太行后，即前往山东，途中得知中央调令后，转道出山海关。1945年10月，林彪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亦以快为好。华中由谭、邓（谭，指谭震林，当时任中共淮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2师政治委员兼淮南军区政治委员。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淮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政治委员。）组织分局。”
同日 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研究军队缩编及驻地问题的新方案，由周恩来、王若飞在本日举行的国共谈判中向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提出。新方案要点是：一、关于我方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比例，我方愿让步到一与六之比，如国民党方面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我方应为二十个师；国民党方面缩编为六十个师，则我方应为十个师。二、关于军队、军队驻地和解放区，第一步，我方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将我方所有军队集中驻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由我方推荐。对中共的新方案要点，国民党方面仍认为违背“军令统”一，指责中共分裂。中共方面据理反驳。双方未获协议。
同日 设午宴招待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9月20日 访陈立夫、叶楚伧、程潜（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行营主任。）、贺耀祖（贺耀祖，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重庆市市长。）。
同日 收到中共中央本日来电。来电说，据西安确息，蒋介石密示所属：“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
同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出席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李子坝报社举行的宴会。席间，大公报社一位负责人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毛泽东为大公报社职工题词：“为人民服务”。
9月21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继续商谈。国民党方面全面否定中共的方案，指责中共“割据地盘”。中共方面指出：割据是军阀所为，革命党人焉有割据之理！国民党方面自高自大，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不愿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是无助于谈判进行的。谈判陷于僵局。会后，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休会五天。本日，赫尔利约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要么破裂。毛泽东的回答是：还要讨论。
9月22日 上午，邀请青年党领导人蒋匀田来桂园，双方就政治主张、斗争方式、国内形势等问题进行讨论。随后，会见在重庆的作家和戏剧界人士。
9月23日—26日 访问友好。
9月26日 收到中共中央本日来电，来电说：九月初我军扩大到一百二十七万，解放区人口一亿二千五百五十万，县城二百八十五座（人口与县城均不包括东北在内，反攻前县城八十九座在内）。
同日 关于重庆谈判情况，中共中央通知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在最近的继续谈判中，除军队允许增加几个预备师，特务机关可不再捉人杀人，政治犯可释放一部分外，基本上无若何进展，即起草联合公报事，亦为蒋所阻，谈判乃遭受挫折。”“谈判将坚持原定方针转入第二阶段。”
9月27日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在《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说：“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
同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恢复谈判。关于缩编军队问题，双方商定成立另一小组，先行商谈再议。关于解放区问题，双方同意交政治会议解决。
9月28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判达成两项协议。关于参加军队整编小组人员名单，中共方面为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林蔚、刘斐（林蔚，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次长。刘斐，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关于政治会议，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之，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大会问题。按照周恩来提议，双方初步商谈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名额。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争夺东北方针部署的指示》，指出：不应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我发展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十月九日中央指示指出：进入东北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
9月29日 周恩来往访张治中，告知他毛泽东拟早日返回延安的意向。张治中表示：我既然迎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9月30日 下午，在红岩会见青年学生，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准备担负更重要的任务。
同日 谈判休会。周恩来、王若飞和张治中、邵力子、张群在国民参政会联名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王云五、曾琦、陈铭枢等，共商政治会议的组织等问题。
同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万八千余人从日本冲绳岛开至塘沽登陆。十月一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千四百余人，在冀东解放区的秦皇岛登陆，配合国民党军侵占了冀东解放区的北戴河、留守营、海阳镇、深河堡等港口和城镇，进驻天津、北平、唐山等地，为国民党进占华北、抢占东北建立战略基地。
10月2日 约柳亚子到红岩见面。四日，致信柳亚子，信中说：“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
10月5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举行最后一次谈判。谈毕，周恩来提出，毛泽东来此一月有余，拟于下周返回延安。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这个《会谈纪要》，不仅把双方已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而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看法。在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说明了中共先后提出的四种解决方案和双方争执所在。）提交对方以供讨论。
10月7日 复信柳亚子，指出：关于和谈结果，“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毛泽东随信附上《沁园春·雪》手迹。
10月8日 国共双方代表就《会谈纪要》交换意见并修改定稿，预定十月十日签字。
同日 晚上，出席张治中在国民党军委礼堂举行的欢送宴会，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前往。到会各党派、各界人士四五百人。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这次商谈，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友人与各同盟国的政府都很关心，因为商谈不是仅仅关于两党，而且是与全国人民的利害有关的问题。商谈的情况如张先生所说，是可以乐观的。”“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
10月9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到林园共进午餐，宋子文（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945年11月又任国民党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座。餐后，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
10月10日 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签字后，邵力子说，这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赖于毛先生不辞辛苦奔波，我们请他见面。毛泽东正在桂园二楼，下楼和在场者一一握手。下午四时，蒋介石到桂园回访毛泽东，谈十余分钟，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蒋介石乘车去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节国庆招待会。会后毛泽东回桂园。晚上，和周恩来、王若飞到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商谈。当晚毛泽东下榻林园。
同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又在青岛登陆，美国海军航空队三个大队进驻北平、青岛。
10月11日 晨，同蒋介石作最后一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不再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将在重庆继续商谈。上午九时半，由张治中、周恩来陪同，乘车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有重庆各界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五百余人。毛泽东同各界代表握手话别；同陈诚、张治中、陶行知（陶行知，教育家。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夫妇在飞机旁合影留念。他还同在桂园服务的国民党宪兵握手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登机前，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简短谈话，他说：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然后和张治中、王若飞登机，九时四十五分起飞，下午一时三十分回到延安。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的经过。毛泽东说：重庆会谈纪要是恩来同志起草的，采纳国民党方面意见略有修改。其中，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不给解放区几个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给。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末承认蒋介石的要求，要末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本来说解决军队数目之后发公报的，后来又说要解决解放区以后才发公报，从此就停了几天。民主同盟说我们调子低。这样，我们就开始攻势，恩来十天之内向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小党派、国民党民主派各界活动。但我们守约，谈判情况可以口头说，不登报。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而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会谈公报不可。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如地方自治，在纪要发表后，我们提出省府民选，可以找出根据来的，因为孙中山说过。还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等等。我原准备九号走，蒋介石留我过双十节。张治中讲，不发表这个会谈纪要不行，你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解放区问题，还要经过斗争。我对王芸生（王芸生，当时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说：“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王芸生听了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陈立夫表明是他首先主张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许多人说CC派破坏谈判，我看很多CC派人物包括陈立夫在内是动摇的。毛泽东报告结束后，会议一致同意《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10月12日 同张治中共进早餐，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吴玉章（吴玉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王若飞、杨尚昆（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外事组副组长。）作陪。当张治中询问对今后谈判的意见时，毛泽东说，希望此次谈判中尚未获得协议的国民大会问题与解放区问题，早日商得共同意见，以便政治协商会议能及早顺利开幕。上午九时，张治中和王若飞乘原机飞往重庆，毛泽东到机场送行。在去机场路上，毛泽东对同车的张治中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改了报纸的名字，有些人是一定不赞成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指示指出：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山东罗荣桓、陈毅：华东的中心任务，除调兵东北外，是切断津浦铁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并消灭其一部或大部。
10月13日 蒋介石发布进攻解放区的“酉元密令”（“酉元密令”，即蒋介石1945年10月13日密令。这个密令，在邯郸战役中被晋冀鲁豫部队缴获，新华社于1945年11月6日公布。），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中正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10月16日 就东北应坚决阻止蒋军登陆问题，致电彭真：大连为自由港，苏方已拒绝国民党军登陆，旅顺亦不许登陆，故蒋方从营口、锦州试探登陆，还可能从安东（安东，今辽宁丹东。）等处试探。“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并告东北、晋冀鲁豫两中央局电：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蒋介石令傅作义集结五万余人于归绥、集宁、大同之线，一俟陆运、空运、海运兵力集中北平、天津、秦皇岛等地，即将配合傅部进攻张垣（张垣，今河北张家口。），并进攻沈阳、承德。顽伪军企图切断我东北、华北、西北之通路。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道路而战，具有充分的理由，望鼓励士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共反人民之顽伪军，完成你们的神圣任务。
同日 电告聂荣臻：“蒋系十六军主力已达石家庄（第十六军属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34集团军建制。是由山西运城沿同蒲路、正太路运至石家庄的。邯郸战役（即平汉战役）中，该军由石家庄南下，以配合孙连仲部北上，企图南北夹击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因刘邓部队在邯郸战役中迅速取胜，该军缩回石家庄。），可能迅到北平，九十二军从武汉、九十四军从上海均于酉东（酉东，即10月1日。）开始空运平、津，现已半月，月底运完，故本月底蒋系至少有三个军到平、津，望注意平、津蒋军动向之侦察。”
10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电：“南支在王、王（南支，指八路军南下支队。王、王，指王震、王首道。1945年10月上旬该部由广东北部北返到达大悟山地区，同新四军第5师会合。）领导下，克服了由于突然事变所产生的极大困难，胜利地北渡长江，保存了基本力量，中央对全体指战员深表慰问之忱。目前五师及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部队。）处境较为困难，南支既加入五师野战兵团序列，望在郑、李（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领导下，协助五师及王、戴争取一个至几个战役的胜利。南支尔后行动当与五师及王、戴的整个行动加以考虑。目前鄂豫我军的胜利行动，对于争取华北及东北的胜利有重大帮助。”
同日 关于举行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以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领自新乡沿平汉路北犯邯郸的三个军，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冀鲁豫中央局电。电报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邓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随后，刘邓部诱敌深入至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袋形战场，于二十四日突然出击，二十五日将敌包围，利用夜间进行近迫作战、逐点割歼和渗入袭扰，以削弱和疲惫敌人，待后续部队赶到参加总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军区电，指出：“在反对顽军向解放区进攻争取和平局面的战斗中，望各地注意收集顽军反共反解放区的证件，不论是文字的或俘虏官佐的口供，都甚重要。文字证件及俘虏官佐均加拍照，送来延安。”
同日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并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10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鄂南及九江附近之力量须立即北移。”
同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二十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萧劲光（萧劲光之前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8月25日飞抵太行后，即前往山东，途中得知中央调令后，转道出山海关。1945年10月31日，萧劲光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三副总司令（同年11月2日改任第四副总司令兼第一参谋长）。）电，要他们两人均赴沈阳，愈快愈好。二十三日，又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要求竭尽全力独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荣桓、陈毅、黎玉电，指出：“山东除竭尽全力组织渡海外，陈、黎组织津浦战役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望陈、黎精心计划，组织一支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适当地区占领铁路一段并向南北扩大占领区，然后选择时机，歼灭蒋军一两个师，打一个开始的好胜仗。”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及骑兵第二军在十月份乘我山东主力部队开赴东北、新四军入山东部队尚未到达之隙，在日伪军掩护下，从徐州沿津浦线北上进占济南。山东部队于十月十八日发起津浦战役，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二万八千余人，控制津浦线二百余公里，截断徐州国民党军继续经济南向天津及东北开进的陆上道路。
10月20日 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区党委，各兵团首长电。电报指出：“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例如重庆、上海、北平）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治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党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的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这一不可避免与已经到来的当前形势，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
10月21日 关于各方参加政协的代表名额问题，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国民党代表八人，共产党代表七人，民主同盟六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
10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郑位三、李先念电：“你们须准备至少六个月内在豫鄂活动。三部会师后，集中强大野战军打几个大胜仗，方能有助于整个局势，也方能转变你们自己的局势。”“目前你们野战军会合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部队。）、二王（指王震、王首道领导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以夺取桐柏山区域最为适宜，不可过早向其他区域去，反而增加你们的困难，且于大局不利。”“只要打胜仗，财政就有办法，几个胜仗以后，占领大块地区（至少七八个县），不怕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二十四日，王树声、戴季英率河南军区部队到达桐柏山区，与新四军第五师及南下支队会合。三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先念任中原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戴季英任副政治委员，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0月23日 关于组织晋察冀第二野战军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并告彭真、程子华（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至10月31日撤销）第一政治委员。1945年10月31日又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治委员。程子华，当时任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东北军区（至10月31日撤销）司令员、冀热辽军区政治委员（1945年11月改称第一政治委员）。1945年10月31日又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政治委员。），林彪、萧劲光电，指出：至下月上旬，顽方即将有三个军八个师集中北平，判断除以一部保护北平及平津线外，主力将向承德进攻，并威胁张家口。决定迅速组织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由晋冀、冀中、平北现有精干地方兵团抽调至少三万人，编成十二个至十五个大团，限于两星期至多三星期内集中平北军区，完成作战准备。其任务为协同热河、冀东部队，坚决歼灭向承德进攻之顽军，巩固热河及平北。第二野战军以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林彪、萧劲光野战军以歼灭由天津、秦皇岛线向东北进攻之顽军为目的，位于沈阳、山海关线。
10月24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分局，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刘晓五人为常委（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增补曾山为常委），邓子恢任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任副书记兼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粟裕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任副司令员。二十九日，中央采纳粟裕的建议，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以后又任命谭震林兼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庆祝你们占领桐柏（桐柏战役，于1945年10月20日发起。中原军区主力经过1个半月连续作战，相继攻克豫鄂边境平汉路以西的桐柏、枣阳、新野、唐河4座县城，歼国民党军二千余人。）。望努力扩大战果，大批歼灭顽军，占领多数县城，创造新局面。”
10月25日 关于组织冀东纵队，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真、程子华转告李运昌（李运昌，当时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电，指出：蒋介石正由陆海空运兵至平津、唐山、秦皇岛线，其数达二十万。其中十万将位于平津、唐山、秦皇岛线，是进攻东北的；十万位于北平、天津线，除一部守备该线外，主力将向热河进攻。我已决定组织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李运昌所部冀东部队，迅速从现有全部队伍中抽调较有战斗力者一万五千至二万左右，编为七个至十个大团，总称为冀东纵队，由李运昌亲率位于机动地区，依将来情况决定，或者配合辽宁野战军打击由关内向关外进攻之顽军，或者配合萧克、罗瑞卿及程子华野战军打击由北平向承德进攻之顽军。
同日 在抗大七分校作报告，欢送即将上前方去的学员。毛泽东说，我们解放区，华北、华中、东北、陕甘宁边区，共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地方，一百三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万以上的民兵。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共有八十万，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还不算在内。已经打了好几仗，头几仗他们都没有争到面子。仗还要打下去，恐怕半年还不一定。如果我们打赢了，我们派代表和他说：蒋委员长，我们从前谈判过，我们还是和平吧！那时候就可以和平了。如果是他打赢了，解放区就要变成黑暗的地方。我们总的任务，是为全国和平而奋斗，把敢于进攻我们的反动派打垮下去，取得和平。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希望你们扩大自己的队伍，巩固自己的队伍，一定要把官兵关系搞好。我们党内要有民主，对同志要有同志的、朋友的、兄弟的、姐妹的态度，全党团结一致，什么敌人也不怕。第三条，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关心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的军队要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
10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电，认为平汉战役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锐，那时敌必饥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气必挫。”二十八日，后续部队到齐，当晚发起总攻。三十日，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约一万人起义。当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胡宗南部在石家庄的第十六军三个师久未作战，估计每师不超过五千人，似不十分积极南下，如北面地方兵团及民兵能作有力之阻击、困扰，可能迷惑该顽不敢冒进，给我以充分时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当面之敌。三十一日，黎明前，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另一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率主力向南突围。当晚，刘邓所部突入马法五长官部，马部失去指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刘邓所属各部围追堵截溃逃之敌。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高树勋起义意义很大，你们处置很对”，并建议高部改称“民主建国军”或“人民建国军”。十一月二日，毛泽东、朱德电贺高树勋率部起义：“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这一天，平汉战役结束。此役俘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共歼国民党军三万人。由石家庄南援之胡宗南部第十六军闻风回撤。
10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蒋已展开八十万军队向我华北、华中进攻及准备进攻东北，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才有可能过渡到和平局面，否则和平是不可能的。”
10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连续起草两电致重庆中共代表团，指出：“目前最急者是停止内战问题，不停止内战，一切无从谈起。”“东北、华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实行孙中山民选地方自治，不得委派人员。”
10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热河分委（中共热河分委是晋察冀中央局1945年9月20日决定成立的，胡锡奎为分委书记。）并告彭真电：“本年两个月内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望动员热河全党全军紧张工作，一切为着粉碎蒋介石向热河进攻之总目标而努力。”
10月3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决定以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十一月二日，为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同意周保中为第四副司令，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决定“组织北满分局，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任务为控制北满各地，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民众，镇压反动，巩固东北之后方”。中央并决定高岗、张闻天为北满分局委员，高岗兼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
11月1日 关于十一月作战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战略区电：“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而十一月开始之主要作战方向已转至东北方面，第二个作战方向则是华北华中。”“东北方面，林、彭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至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歼灭蒋军，不使进沈阳。”“聂、贺军（指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和贺龙指挥的晋绥野战军。）待绥远作战完毕，则以主力转至平津方面，策应东北作战。”“刘邓、陈黎（陈黎，指陈毅、黎玉。）及华中三处，除开东北者外，仍服原任务，准备歼灭必然继续向北进攻之蒋军主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蒋军各部均不得进。谈判时我已提出各铁路双方不驻兵，运兵要协商，但实际上我方不能同意彼方运兵，因运兵即是内战。对美政策仍取友好态度，只在美军向我进攻条件下我方不能不自卫。
同日 美国军舰将国民党军第十三军从上海运抵秦皇岛，随后，又从越南海防市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运抵秦皇岛。
11月2日 电告彭真：“沈阳得失决于美军是否协助蒋军进攻，如不协助，依靠你们现有兵力及不久到达之兵力，很能打胜孤立前进之蒋军；如协助，亦需坚决作战，争取时间，控制东西北满。”“葫芦岛打枪（指运送国民党军的美国军舰，企图在葫芦岛港口靠岸，被东北人民自治军击退。），重庆已有反映，王世杰请苏方令中共撤退，苏方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们不与闻。似此如我在葫岛、营口、安东等地坚决抵抗，可能使蒋方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
11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国民党诬蔑我党发动内战，亟应作有力回答，请从高树勋处及缴获文件中，清出最有用者用新华社明码发表。蒋介石发有剿匪手册，每师数十本，注意清查公布，至要。”新华社于六日、七日、十一日发表缴获的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密令七件。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关于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问题，请不要再提，相反，应和华北、华东同样实现人民自治，因为我们看到浙东、苏南、皖中、皖南解放区自我军退出后遭受屠杀。”本日又电中共代表团：“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东北问题现在就应提出，华北各地敌伪受降全部归我。··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11月5日 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交通问题应该迅速解决，这三大问题尤其应该迅速解决。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国民党进攻的真相》。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一）刚才博古（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说，前在焦作被迫降落之国民党飞机，内有军委会（蒋署名）给阎锡山的信及剿匪手册两本，此信由太行拍来总社，博古已发广播，此事一下揭穿了蒋的秘密，且看反映如何。（二）你可借此转入主动地位，采取有理有利态度。”本日，又致电中共代表团，指出邯郸战役缴获大批文件证明政府有全盘反共内战计划，请考虑采取强硬态度，说政府一面谈判，一面大举进攻，现并大举调兵，所谈尽是欺骗，我们不能信任；如欲取信，必须立即解决受降（包括撤兵驻防）、处置伪军、解放区自治三大问题。
11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减租和生产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美国政府深堪注意，友人（指苏联方面。）意见值得考虑，但在美蒋坚决进攻方针下，我们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目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我方宣传弱点甚多，你提出的意见是很对的，应当采取‘哀者’态度，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但是总的情况，我处内线，彼处外线，我是防御，彼是进攻，再过一时期各方均会看得清楚。目前谈判方针在不束缚手足”。“今日新华社发表国民党军队百余万向我进攻的详细番号（新华社1945年11月7日发表的《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之番号及进攻事略》中，列举了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49个军127个师的番号（共一百余万人）及其进攻地点。尚不包括海运东北的第52军和第13军5个师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在内。），当有利于揭破彼方之欺骗。”
11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热河分委、冀热辽区党委、晋察冀中央局、东北局电，指出：热河军队、财政及干部均依靠晋察冀解决，而东北局集中注意组织内线作战，无暇兼顾，因此，改变过去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仍归晋察冀中央局指挥。冀热辽中央分局以程子华为书记，以萧克、罗瑞卿、李运昌、胡锡奎、赵毅敏、吴德、詹才芳为委员。以萧克为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为副司令，程子华为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为第二政治委员。萧克、罗瑞卿指挥的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改称冀察晋辽热第二野战军，仍以萧、罗为该野战军首长，任务主要是保卫热河及坚持冀东、平北斗争。
1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向民众宣传蒋介石收复东北无功、抛弃东北有罪，造成民众反蒋热潮；派大批民运党务干部去沈阳山海关线、沈阳营口安东线，把发动民众创造战场当作当前紧急战略任务，千万注意。”
11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说：要组成强大的野战军，聂荣臻七万，贺龙三万，刘伯承七万，陈毅七万，李先念三万，粟裕五万，关内六大军区共三十二万野战军。东北二十万。总共五十二万。再过几个星期可以完成。蒋介石的基本弱点有两个，兵心不固，民心不归。高树勋起义影响很大，起义通电传得很广，现在已令各处庆祝（中共中央1945年11月12日发出《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我们破路是制止内战手段之一，我们组织破路司令部，群众得铁轨、枕木，积极得很。我们承认蒋介石来势很凶，但除了抵抗以外，别无办法。现在要搞生产与减租，新地区还要搞大的减租运动，否则，群众情绪不能提高，生产也无兴趣。
11月15日 致电林彪、彭真，提出：“应令李运昌、杨国夫（杨国夫，当时任山东军区第7师师长。）两部坚持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黄，指黄克诚。梁，指梁兴初，当时任山东军区第1师师长。）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运昌、沙克（沙克，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冀中纵队参谋长。1945年9月下旬率部进军东北。）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二万（新部队可以参战作为辅助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指已到秦皇岛正向山海关进攻的国民党军第13军、第52军和准备从石家庄开至山海关的第16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冀东已编成两个野战旅，可调至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的西面山地隐蔽集结，于正面主力举行决战时，从侧面切断敌人后路。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十六日，山海关被国民党军占领。
11月16日 蒋介石对参加复员整军会议的各战区司令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各集团军总司令讲述《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宣称：“我们回想这二十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
11月中旬—12月中旬 因疲劳过度，患病住院。
11月19日 彭真、林彪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苏军通知他们，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军，有苏联红军之处，不准我军与蒋军作战，要我军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二十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指出：“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只要我们能争取广大乡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二十四日，刘少奇电告东北局：“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工作，这样明春才有办法应付。黄克诚及梁、罗（梁，指梁兴初。罗，指罗华生，当时任派往东北的山东军区第2师师长。）等部亦须迅速分散到西满各地，才能过活，否则严冬一到，分散与剿匪均难进行，冬季工作将不能获得很好结果”。二十六日，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动撤出锦州，改变了在锦州决战的计划。十一月底，东北局撤离沈阳，迁往本溪。
12月3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为新四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舒同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本月初，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到达临沂与陈毅会合。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东局，陈毅、张云逸、黎玉、饶漱石、舒同为常委，饶漱石为书记，陈毅、黎玉为副书记。
12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指示指出“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并要求各解放区抓紧做好练兵、减租、生产等十项工作，以巩固解放区，提高我军战斗力。指示强调“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党均须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会议决定：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七人为中共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南方局（原称重庆局），董必武为书记，王若飞为副书记。
12月17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就杜鲁门十五日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发表谈话：“要求中国内战之立时的、全面的与无保留的终止；并要求即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
12月20日 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为加强西满分局，中央决定：李富春为书记兼西满军区政委，黄克诚为副书记兼副政委，林彪为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由李、黄、林、吕、李再加张平化组成西满分局常委。”
12月22日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达重庆。二十三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会见马歇尔，提出停止内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了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12月25日、26日 读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
12月27日 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恢复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后，自10月20日至11月17日，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又进行10次谈判。11月25日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国共谈判暂停。12月16日周恩来等抵达重庆，27日恢复谈判。）。中共代表团书面提出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冲突。”当日，周恩来应邀赴马歇尔的宴会，并就政协和东北问题进行会谈。
1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指示还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指示要求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陈毅，张鼎丞、邓子恢，郑位三、李先念，指出：“中央同意五师主力即作战略上之转移，只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部队坚持原来根据地。”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郑位三、李先念和中原局，指出：“估计国内和平的趋势已经确定，只是具体实现和平还有许多曲折。因此，我们在鄂豫多年奋斗所创造的成绩必须保持，也可能保持，以便在和平实现时能争取我在鄂豫皖区一定的地位。目前因为困难，你们主力之一部应该转移，但必须留有力之一部（能作分散游击战者），在各根据地坚持，李先念同志最好还是留下，万不可全部开走。只要我能坚持下去（时间可能也不会很长），就不独能增强我在谈判中的地位，而且可能争取到我在将来湖北、河南、安徽政府中某种地位。望你们根据这种考虑来布置你们的工作，并将布置电告。”
12月31日 重庆中共代表团收到国民党政府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复文，国民党政府表示原则上同意停战。下午，国共双方代表继续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