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951年 五十八岁

1月1日 下午，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年团拜会。在致词中祝大家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加团结起来。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元旦社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社论回顾了一九五○年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抗美援朝取得的胜利，并提出一九五一年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对社论稿作多处修改。将社论稿中的“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一句，改为“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些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有些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有些正在完成着改善生活的条件。”在社论稿讲到恢复和发展经济处，加写：“而认真地改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则是顺利进行这一切经济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

1月2日 复电张云逸、李天佑、莫文骅、卢绍武（卢绍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参谋长。）并告邓子恢、谭政：“俭电（指张云逸、李天佑、莫文骅、卢绍武1950年12月28日关于广西剿匪计划给中南军区党委的报告。）所述剿匪计划甚好，你们过去几个月剿匪工作有很大成绩，甚慰。”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和他送阅的彭德怀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后，得知毛岸英已在朝鲜牺牲。周恩来信中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当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牺牲的成千成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

1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电：“同意你们对海南岛的工作计划，请你们认真督促海南区党委加紧实行。海南有老区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较为加快，似可在一九五一年秋季完成一半，一九五二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巩固了。”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党委分别关于征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指示电，起草中央军委给各大军区并告志愿军司令部、第九兵团的批语，指出：“此次在全国范围内征调老兵（除新疆及入藏军），不但对志愿军的补充有极大意义，对整个人民解放军亦有极大意义，因为这样就使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均有志愿人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件事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请各大军区均认真进行这一征调工作，按时完成任务。”

同日 阅黄克诚关于对湖南军大旧军官中反动分子的处理意见给邓子恢并毛泽东的电报，致电邓子恢并告黄克诚：黄克诚同志的处理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不知你已回答否，如未回答，即照黄电意见处理为宜”。黄克诚的电报说：对军大的这批学员，不宜采取急躁处理办法，除其中个别特别反动的分子应逮捕惩治外，不宜逮捕惩罚过多，因为他们的罪恶都是过去的，解放后并无罪恶。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高岗电：“你十二月二十九日致各省委及万毅（万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1952年8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同志关于与苏联军事人员建立良好关系的指示电，我们完全同意，望即照此实行。在关内各地亦应如此。”同时，为中央起草转发高岗的电报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等的批语：“中央完全同意这一指示。你们各地凡有苏联军事人员之处均应采取此种态度。”

同日 复电西南军区党委：“你们去年十一月十日关于军事计划的报告早已收到，甚好，望即照此实施为盼。惟扩大地方武装二十至二十五万一事，仍应照军委原规定扩大地方武装及新兵各十万，不要再增加五万，使中央及地方预算都无法负担。”

同日 对斯大林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祝贺毛泽东五十七岁生日的电报，批示外交部：“此类来电均应复电致谢，但来往电均不要发表。”

同日 写信给李讷（李讷，毛泽东的女儿。）：“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吗？”六日，再次写信给李讷：“你是不是好一些？爸爸很想你。不要烦躁，耐心将病养好。”

1月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致中南局并湖南省委的电报稿，加写一句话：“陈渠珍（陈渠珍，曾任国民党军湘鄂川黔绥靖分署副主任、湘西行署主任，1949年8月参加湖南和平解放工作。）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致彭德怀、宋时轮的电报稿。电报指出：朝鲜战报现为全国、全世界所注视。凡军事上有重要发展，例如攻克要地、获得重要战果，及采取释放敌俘等重要步骤，均宜由新华社在不泄露军事机密的条件下随时发表。现新华社经常不发战报或报道太晚的状况需要改变。望你们督促新华社随军记者认真加强报道工作，除战绩及战地通讯仍照旧发来外，望对每一重要发展，均令其写出新闻，发给新华总社审定公布。

1月6日 阅黄炎培转来的一些工商业者兼地主说新解放区土改“斗争过火”、“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的信，致信黄炎培：“华东局一月四日给所属党委关于土改的指示电（指示电中讲了华东第二次土改典型试验会议后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个别地区也开始产生“左”倾偏向。指示电要求：各级党委在土改全面展开时期，必须集中力量加强领导，及时检查工作，及时纠正运动中的偏向，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一件送请察阅，并请掷还。”十日，致信饶漱石、陈丕显：“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1月7日 写批语将陶铸关于广西剿匪工作的报告转发给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贺龙，习仲勋、张宗逊参考，并请他们转发所属剿匪尚处严重情况的地方和军队阅看。批语肯定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是很好的，值得研究。陶铸的报告总结了两条基本经验：首先是做到了更大地集中兵力与更好地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其次是镇压、收枪、反霸、地方武装建设等几项剿匪的主要政策更加明确，执行得更好。九日，毛泽东复电陶铸并告广西省委、中南局，指出：“既然两大重点区（指广西郁江、左江以南地区（即由梧州、南宁至龙州整个沿江以南直至钦州、廉州沿海）和大小瑶山及周围县境这两个匪患较严重的地区。）土匪可以在三月以前剿清，请考虑进剿西北部土匪是否可以只要二十一兵团去而不要四十五军去，以便将四十五军从剿匪中解放出来于三月间即开至梧州地区整训待命，准备应付广东方面的万一情况。”

1月8日 中央军委会议就中央军委文电的审批权限作出规定：凡属政策性的送毛泽东审定。

1月9日 就第四十五军、第四十六军集中整训和广西、广东剿匪等问题，致电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告叶剑英、方方：“（一）广西方面剿匪进展顺利，据陶铸说三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即可完成。似此四十五军应即于三月内集中梧州整训，湖南的四十六军应于二月内集中郴、衡（郴、衡，指湖南郴州、衡阳。）线上整训，只要这两个军能于二、三月内集中上述地区，就可应付万一。（二）江西南部的四十八军情况如何，如有紧急需要，该军是否亦可向广东调动，盼告。（三）二十一兵团在广西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工作完成后，如广东方面无紧急需要，应开到广西西北部剿匪以求锻炼，否则亦应集中梧州整训，究应如何届时再做决定。（四）广东剿匪工作现在是否已特别抓紧进行，何以很久没有剿匪成绩的报告，请叶、方检查电告。”

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工商界抗美援朝运动报告的批语：“中央希望各中央局，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对于工商业家的爱国运动，加以充分的注意。”

同日 阅宋时轮一月九日给彭德怀、邓华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周、聂：九兵团要求改善装备，补足骡马，早补新兵，请考虑解决。”

1月12日 复电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即照你们的部署，从四月起集中六个军应付广东方面的情况，从六月起，再增加四十七军两个师。请督促各军按期完成此计划。”

1月13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转告一月八日获得的蒋介石计划准备用二十至二十五万兵力攻占厦门、汕头等情报。电报指出：“蒋匪进攻厦门、汕头可能性很大，望迅速研究对策。”“请陈毅同志考虑对厦门增加防御兵力，加强防御工事，加强炮兵及高射炮，储备粮食弹药，派去得力指挥人员，并须预筹由大陆向厦门的增援计划，务达击退进犯匪军，确保厦门之目的。请通知叶飞速筹对策电告。”“汕头及海陆丰必须迅速部署两个军，其办法为从广东三个军中以一个军的全部（三个师及军部）集中于该区域，湖南的四十六军立即出动直开该区域，并设立指挥两个军的指挥机关。请邓、谭筹划电告。”“福建、广东两省剿匪工作务须加紧督促，早日完成，不得迟误。”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对朝鲜战争宣传应注意之点给西北局的电报稿，删去“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狂妄打算已遭受严重的打击”一句，并批注：“美国并没有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

同日 会见黄炎培。黄再次提出到苏南去看看。毛泽东说：你们去看看很好，可以选择好的、差的一二处考察，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地主富农三方面的意见。十九日，黄炎培一行离京南行。

1月14日 致电邓小平：“张宗逊一月九日的电报你是否已看到，他提议以七百五十人及一千匹马的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粮食，配合十八军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以后供给问题全由你们负责解决。你们是否同意此项提议，望考虑电告。”十七日，又致电张宗逊并告习仲勋及贺龙、邓小平：“同意你的提议，用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的粮食配合西南军队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后由西南负责解决给养问题。请即照此作准备，并请注意：（一）从青海藏人中招收少数志愿兵，例如二三百人马，给以训练武装，加入骑兵支队；（二）班禅集团随军入藏的各项准备工作；（三）该支队受十八军指挥，并编入十八军序列。”

同日 阅斯大林一月十三日致周恩来电及周恩来批注的意见“金能协彭来此一谈最好”，致信周恩来：“我已告彭，叫他和金暂时不要来，他们定二十四日开干部会，不可能来北京。因此，请你改写一个给金日成的备忘录，我看后用电报发去征求金同意。”斯大林在电报中，表示支持中国政府致苏联政府备忘录中提出的“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等四项提议，并建议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也知道中国政府的这些提议。随后，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国政府致朝鲜政府备忘录经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同日 复信徐悲鸿（徐悲鸿，画家、美术教育家。当时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十月十三日给我的信并附石永懋先生所为书（指在天津当过中学教员的石永懋所写的《论语正》一书。）二本均已收到。同意先生的意见应对石先生予以照顾。最好在先生所办的学校予以位置，如不可能则请持此信向中央文教委员会接洽酌定解决办法。”

同日 复信李思安（李思安，新民学会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去印度尼西亚教书，1950年回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两次来信，均已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来北京，如果你愿意和蒋竹如同学他们一道进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则可以进该校，否则另想工作办法。来时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接洽入学或工作问题。”

同日 复信戴毓本（戴毓本，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福湘女校、岳云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十二月二十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甚慰。假如你下了决心，又能吃苦，我同意你来北京进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然后再做你所熟习的工作。或者不进学校，来京径做医务工作也好。来时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接洽。如果你在湖南已有工作，并能安下去，则以不来为好。”

同日 批示同意罗荣桓、傅钟（傅钟，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关于出版《八一杂志》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八一杂志》于四月二十日创刊。

1月15日 致信马叙伦：“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同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1月16日 就确保厦门和加强江浙沿海防务等问题，复电陈毅并告饶漱石：“（一）同意你的第一步和第二步计划，福建有四个军已很够了。厦门必须确保，有三十一军全部位于厦门及其附近当能担负这个任务。该军战斗力如何盼告。（二）厦门必须多储粮弹，布置积极防空（不是消极防空），对守军指战员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加强纵深工事，务必长期确保厦门。（三）空军准备赴朝鲜参战，不可能顾及华东。（四）除福建首先是厦门为敌人进攻重点已有部署外，江浙两省沿海亦需准备对付敌人进袭，因此二十四军应在常州地区照常整训，不要去福建。华东全军除剿匪者外，均须提高警惕，加强整训，准备对敌。（五）请督促福建担任剿匪的四个师两个团积极动作，每星期要有成绩，成绩多者应受奖励，少者应受批评，犯错误应受处罚，务必早日肃清匪祸。（六）华东全军应完全自力担负歼灭蒋匪进攻部队，不要希望外援。（七）江浙散匪必须限期肃清。”

1月17日 关于镇压反革命要稳、准、狠问题，致电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指出：“顷接中南局转来湘西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当然，我们不应重复华北老区在一九四六年及一九四七年许多地方所犯过的乱捉乱杀错误，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新区必须注意这一点。”“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1月18日 阅杨尚昆关于朱德患肺炎已痊愈但需休养的报告，批示：“同意朱总司令休养计划，时间应长一点。”

同日 复电新疆和田专区各民族人民：“和田区军民联欢大会一月一日来电已悉。感谢你们积极拥军优属，并为抗美援朝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努力，祝你们永远的团结和进步！”

1月19日 接见参加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各中共中央局和大城市党委统战部负责人，并同他们谈话。在谈到抗美援朝运动时指出：这个运动应普及到所有的工厂和农村，也要让佛教界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来，使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参加。在宣传上应当采取攻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是当前的三大运动。在谈到民主人士到农村视察问题时指出：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应当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看看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应该欢迎他们去。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你们对民主人士不要估计不足。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采取积极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决不能置之不理。在谈到佛教问题时指出：对佛教问题的处理，要研究一下。要使他们参加到运动中来。佛教如何改革，要同他们里面的开明分子商量。他们中有人说，他们没有信教自由，庙都被占了。北京市恐怕要给他们腾出几个庙来，五台山关系蒙、藏两个民族，恐怕要重修一下。在谈到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时指出：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如果今年还只是一个巩固，那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上有他们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应该在运动中使民主党派进步，放手让他们去做。这是积极的有益的方针。应当使全党了解，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可以进步的。要用积极态度去组织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教育他们，使他们参加斗争，带领他们共同前进，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在谈到统战工作问题时指出：直到地委一级均应有统战部门的组织，县如何办，也研究一下。各中央局至区党委，每年都应当开两次统战工作会议，一次大的，一次小的，你们当中要出一些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门道。

同日 审阅修改彭德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军以上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稿，致电彭德怀：“这个报告稿的内容很好，但为了避免由中国人对朝鲜的政策和工作作出决定的语气，为了避免泄漏军密的可能（许多事实和数字可以口说不要写出），并为了使行文更为简洁，现将你的报告稿在文字上和某些意思上略加修改发上，请再依据情况予以斟酌，并请事先送金首相阅正，商得其同意。”毛泽东在报告稿的最后加写一段话：“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在朝鲜五年来的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建立了英勇的人民军，和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又正在和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匪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因此，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一月二十五日，彭德怀在联席会议上作报告。

1月21日 为转发中共河南省委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我们希望各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总结性的报告。”同时，为中央起草致中南局并转河南省委电：“我们收到了河南省委一月十三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是很好的，业已转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中南局亦将这个报告用电报转发湘、鄂、赣、粤、桂五省参考，请这五省每省写这样一个总结性的肃反报告。”

同日 复电中共上海市委并告饶漱石、陈毅，指出：“你们准备在一月份中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有力打击，望你们对此进行周密的侦察布置。布置好了，同时动作，做一次准确的逮捕。然后好好清理审讯，处决一大批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1月22日 阅邓小平一月八日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一九五○年十一、十二两月工作情况的报告，复电邓小平并告各中央局负责人：“报告收到阅悉。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假如可能的话，在今年五月一日以前，请你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主要是对工会工作，对工商业的领导方向和对城市政权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并做出某些决定，为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准备材料。四中全会准备在五月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来在1954年2月举行。），请按此部署工作。”报告说：关于减租退押，目前主要还是防止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以免“煮夹生饭”和“吃回头草”。等到退押浪潮过去，大部退了的时候，及时转入清理，说服群众，分别对待中小地主。城市工作会议的主要收获，在于自此以后，我们将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研究和指导。会议中着重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了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

同日 复电叶剑英、黄永胜、萧向荣（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萧向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2年1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尹林平并告中共中央中南局：“一月十七日电悉。广东情况已明了，你们的部署是正确的，希望努力完成任务。此外，望注意镇反工作。凡与剿匪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可由军区、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凡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如此分三方面进行，可期迅速，又较妥当。”

同日 致电陶铸并告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指出：“四十五军争取早日结束剿匪待命开韶关、广州线整训备战；二十一兵团确定在广西境内剿匪及驻防；四十九军争取在五月或六月以后能集中使用，望按此意图进行部署。”

同日 关于编印土改材料，致信彭真：前次收集土改材料中，可择其不需要修改的若干篇，连同江西省委一月七日指示（指中共江西省委1951年1月7日关于纠正土改中缺点给各地委的指示。）一件，印一本发党内及民主人士。篇数少点不要紧，有六七篇即可。又有一件关于纠正错划阶级成分的，是浙江省委向所属的指示，请你找来加印进去。

同日 阅杨秀峰（杨秀峰，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部长、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一月十四日关于阜平、曲阳两县灾情及解决办法给河北省人民政府转政务院的报告。报告说：鉴于河北省阜平、曲阳两县今年雹、冰、风、虫灾均重，建议再增拨棉被、寒衣各十数万套。同时应对这两县山地实行封山育林，故逐年贷款扶助生产实有必要。如果这两县今年贷一百五十万斤米，全省山地生产贷款两千万斤米，即可做很多事情。这样，三五年后可以收很大效果，较之年年救济并不多费。毛泽东批示：“周：应当批准此项要求。”

同日 致信年近八十岁、渴望了解家乡情况并曾要求参加土改的张澜：“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指邓小平1951年1月8日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十一、十二两月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件，送上请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二十四日，收到张澜复信，将其转给邓小平。复信说：报告中关于退押进行情况言之甚详，处理亦甚当。押租实在是一种剥削。今天土地主佃关系已不存在，当然应该退押。目前退押发生困难的是一部分小地主或者也是知识分子。待到退押浪潮过去转入清理时，对于确有困难的中小地主多在“缓”、“少”、“不”三字做文章，对顽固的则交法庭处理。将来能够切实审慎照此去做，是很好的。二十八日，毛泽东再致信张澜：“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八十余万，缴枪四十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四万，两三个月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一件，假如您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八月三十日，又将人民日报社编印的《情况与资料》第九十一号刊登的《西南经济建设情况与问题》一文，送张澜阅。

1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推销土产工作情况等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华北局关于推销土产的经验，“应在全国推行起来，请你们务必加以研究，仿照推行为要”。报告介绍华北局推销土产的经验主要是：国营商店、合作社和私商，积极恢复和开辟新旧商业网；根据产、运、销三者有利的原则，广泛推行代购、代销、运输等各种形式的合同；选择经济要地，建立有强大吞吐能力的货栈；动员和组织私商经营土产，党政给以帮助；组织群众性的运输；动员群众进行短距离的推销。

同日 复信陈伯达：“我还是和过去差不多，拟于一周后去附近地点正式休息一时期，行前当找你一谈。关于介绍《实践论》，《学习》上有了一篇（指1951年1月15日出版的《学习》杂志第3卷第8期的社论《<实践论>——学习和工作的指南》。），我没有全看，你写文章时请翻阅一下。你文章写成时，如有时间，可以给你看一遍。（陈伯达1951年1月21日致信毛泽东说：近日在写一篇《学习<实践论>》，写完后，不知您能否给看一遍？）”陈伯达写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一文，作为《人民日报》一月二十九日社论发表。

1月24日 为转发邓小平一月八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中，“提到西南已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等语。现在华东、中南、西北各区正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等项工作的高潮，许多同志当然很忙，但请你们考虑，腾出一段时间，在五月一日以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问题，为四中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准备意见。四中全会拟在五月召开，请你们按照这个时间部署工作”。

同日 就防备台湾国民党军队侵犯东南沿海而构筑工事问题，致电邓子恢、谭政、赵尔陆、苏静并告陈毅、唐亮、张震、周骏鸣和叶剑英、饶漱石、陶铸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电报说：“过去未经你们察看（这里的“察看”和下文中的“察看”，应为“查勘”。）设计，盲目地构筑工事，浪费甚大，是一教训。以后凡需支用经费，构筑工事要塞，修建道路、房屋、仓库等项，均需经过你们派人察看设计，做出预算，经过中央审核批准，然后动手兴建，否则不予报销。”“汕头至大亚湾一线及其他海岸线与内地，根本不要修筑什么工事或要塞，敌来让其登陆，并须诱其深入，然后聚而歼之。军队须离开海岸线驻在便于按照上述意图歼灭敌人的适当地点，从事整训，不要去守海岸线。为稽查特务潜入及打灭少数匪众登陆，应由保安队及地方武装担任。”“只有虎门、厦门、舟山、吴淞四处及珠江口外某些海岛必须确保，不令侵入。其余一切海岸线，都不要守而要让他进来，以利聚歼。”“许多共产党员打了二十几年的仗，忽然把经验都忘了，到处修工事，畏敌如虎，你们应加教育，叫他们不要如此。”“在厦门、舟山、吴淞三处修建阵地及福建、浦东等地修理道路桥梁，请陈、唐、张、周指示下面注意只择十分必要者好好设计修建之，务须避免浪费。”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一月二十二日关于镇反工作应注意的问题给福建省委的指示电，起草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华东局给福建省委电所说肃反应注意之点，我以为是对的。即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为盼。”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西省委一月九日关于取缔一贯道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关于取缔一贯道，以山西的经验为最完全，最正确，也最彻底，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赖若愚，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51年2月又任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同年11月任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总结也写得很好，特转给你们研究，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计划地彻底地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各种会道门，并消灭其中反革命重要分子。和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山西省委在准备和实行取缔一贯道的大规模斗争中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故成绩甚大，值得全党研究。”山西省委的报告说：为了彻底取缔一贯道，准备工作搞了整整一年，其中包括确切掌握一贯道的全面情况，选择重点试验取得具体经验，组织宣传攻势，批判麻木不仁的态度等。全省范围同时动手搜捕，十天内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同日 致信彭真：“请考虑，将学校反美斗争文件，清出若干件，例如西南局一月二十日的报告及早一向南京市委的一个报告（指中共南京市委1950年12月7日关于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情况向华东局并中央的报告。），印一本，发各民主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

1月25日 阅苏南区党委统战部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华东局统战部的报告，批示李维汉：“此件可印发到统战会议的各同志，并可要他们带回去给更多的同志看看。请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的统战部一律定期召集，或有大事召集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开会，如苏南这次会议一样，并向中央统战部作报告，不开会不报告者认为失职。”报告说：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召开的这次民主党派座谈会，就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和民主党派的工作交流了情况，增进了了解，统一了思想，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到会的各党派代表都非常满意。

1月26日 就董其武率领的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后的进步情况，致信傅作义：“二十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察阅，阅后请予掷还。二十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同日 下午，和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出席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为印度国庆举行的招待会，并致祝词。祝词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节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只有少数人要战争。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1月27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稿，二月八日改定。指示说：现在党政军来往电报及其他报告、指示、决定等文件，写得好的，确实不少。这些电报和文件写得清楚明确，生动活泼，发生极大效力。但同时尚有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必须予以纠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指示就上述五类问题，提出具体的纠正方法。关于纠正眉目不清的问题，指示说：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然后，再作必要的解释。长的文电分写几段时，每段亦应采用此法。关于纠正篇幅冗长的问题，指示说：凡文电必须认真压缩，必须注意文字的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阅读。但压缩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可以违背文法，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有些写得好的报告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阅读，使人不厌其长。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指示最后说：中央认为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须予以重视，对已存缺点认真地加以改革。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就印发这个指示批示胡乔木：“可以印成小本发给党内外较多的人看，不要在报上发表，因此件并无给群众看的必要。而一般文法教育则应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

同日 就齐白石来信反映日本友人送给他的放置于湖南老家的铜像在土改中被打碎一事，写复信：“白石先生：来信收到，已转寄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请他酌情处理。”

1月28日 复电彭德怀：“（一）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四时给我的电报及给各军准备作战的命令均已收到。（二）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这里的安东，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三）在战役准备期间，必须保持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确保汉城，并吸引敌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发起时，中朝两军主力应取突破原州直向荣州、安东发展的计划。（四）中朝两军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发表拥护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五）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六）我军没有补兵，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此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进行说明。此次会议应即作为动员进行第四次战役的会议。（七）我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以后，再进行两个月至三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从各方面说来，都比较有利。（八）宋时轮兵团，应即移到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区域休整，并担任巩固该区域，防止敌人在仁川及镇南浦登陆。在将来的第五次战役中，该兵团即担任西部战役之作战。（九）执行第四次战役时，请你考虑将中朝两军主力分为两个梯队，各带五天干粮，第一梯队担任突破及一段追击，第二梯队担任又一段追击，以便能使战役持续十天至十二天，歼灭更多敌人。（十）你的意见如何盼告。”同时，致电斯大林：“目前美国军队企图向仁川及汉城附近的汉江沿岸进攻，有使中朝两国军队不能不中断正在进行的休整，立即着手准备打第四个战役的形势。现将本日我给彭德怀的电报一件发给您，请考虑：我这样做，在国际形势上是否适宜，并以您的意见告我为盼。”二十九日下午，彭德怀在中朝两国军队军以上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电报的内容，并作战前动员。

同日 审阅《惩治反革命条例（修正稿）》并阅刘少奇关于发布这个条例的来信，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此件关涉军事及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事前召集政协常委及政府委员，法院，司法部，检察署，公安部人员开一次座谈会取得同意；在此次会上，应有人报告最近时期镇压反革命的情况。”对刘少奇信中讲到的“审判反革命罪犯仍依照现在办法归各地军事法庭为好”的意见，批注：“在军管时期应当如此。”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实施。

同日 就嘉奖西南军区剿匪部队一事，致电贺龙、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华东、中南、西北各军区及福建、广东、广西省军区：“你们一月六日送来的一九五○年一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四万人而奋斗。”总结报告说：自成都战役结束后，即以全力剿匪作为全军的中心任务。剿匪的主要措施是：组织一元化的剿匪斗争；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三者密切协同；开展捕捉匪首运动与镇压匪首工作；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剿匪。

1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会工作。毛泽东说：各级党委应当专门地经常地讨论工会工作。五月间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即以工会工作为中心，同时应涉及到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工厂管理、工厂支部工作问题。今后大计，应该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所谓三年准备，应当是从一九五○年算起。各级领导同志都应该心中有数，有一个计划，有步骤地去进行工作。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工、青、妇等，均应包括在内，否则时间很快过去，到那时毫无预先布置，将推迟我们的建设。如有十年建设，一切均会改观，各种气象均会为之一新。领导方法上应注意多介绍经验，好的坏的经常通报，使之交流，工作就会推进的。各地在四中全会之前，应当专门讨论一次城市工作，为党的四中全会准备材料。

同日 复电张云逸、莫文骅、李天佑、卢绍武并告中南军区、广东省军区、华东军区，指出：“一月二十五日电悉，所提修建边防工事计划，根本不适合我军的作战要求。如敌来攻，海上者应当让其登陆，而不要阻止其登陆。越南者（指逃入越南的国民党军残部。）应当让其侵入，而不要阻止其侵入。”“你们计划到处设防，到处修工事，摆成被动挨打的姿势，使我军丧失主动，丧失歼敌的机会，是完全错误的。目前你们工作的重心，应是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有步骤地有把握地实行土地改革，严厉镇压反革命，大杀几批匪首、惯匪、恶霸及罪大的会门头子与特务分子，这些，就是最重要的巩固国防的工作。广东方面，除虎门必须筑要塞及珠江口外某几个岛上应修必要的工事和堡垒之外，其他地方亦一概不修工事，不守海岸线，敌来诱其深入，聚而歼之。华东方面亦只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四处的某些必要地点修筑要塞和工事（这些是确定要修的），其余亦一概不修。”

同日 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及中南军区、广东省军区、广西省军区、华东军区：“鉴于广东方面过去时期未经中南军区勘察指导设计，到处做工事，结果无用，浪费极大，此次华东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四处修筑要塞或工事，在福建修南平、同安公路，务请你们注意事先给以指导。第一，不要在指定地区不经研究设计随便修建，以致无用浪费；第二，在指定地区内亦只择最需要者做，不要到处做；第三，大陆海岸线及内地根本不要做；第四，大陆兵力，位于纵深地区，敌来应让其登陆然后相机歼击之，不要到处防守，不要阻其登陆；第五，建筑材料，必要者不可吝惜，照需要支给，但仍须防止浪费，注意废物利用，注意节省。”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西南军区电：“一月二十四日西北军区给你们的电报，你们谅已收到。该电第二项所述入藏部队必须携带之皮衣、皮帽、帐篷、饭锅、水桶、黑矾、大蒜、料袋、牛绳等二十余种物品，十八军是否业已准备好，望查告。”

同日 阅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一月二十五日关于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近期情况和他的代表索康扎萨到新德里后的情况给李克农的报告。袁仲贤在报告中请示两个问题：（一）索康扎萨到新德里时，如来见我，是否接见？（二）如再要派人员去北京，我是否可同意。毛泽东批示：“周：（一）应接见；（二）应同意来北京。”

同日 复电云南镇康县各民族人民：“你们欢迎中央访问团大会的来电已收到。我深深感谢你们，并祝你们日益团结与进步。”

1月30日 复电陶铸并告中共广西省委、中南局及叶剑英、方方，指出：“必须把一切股匪潜匪肃清，一切匪首捉起，一切非法枪支起掉。”“张云逸同志现去广州休养，提议陶铸代理省委书记，不要回武汉，或者回来报告一次立即去广西。总之广西极为重要，工作必须做好，上述提议是否适宜，请中南局考虑电告。”

同日 将中共青海省委向西北局报送的玉树地委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医疗和贸易工作的报告转发邓小平，批示：“此件，不知西北局发给你们没有，如未，可看一看，并请转告十八军同志注意玉树的经验。”

1月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发动群众做好土改工作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例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等，应由省委、地委两级随时指导纠正。”“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有益无害。是我们叫他们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他们到了，是则是，非则非，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明白，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

2月2日 审阅修改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诬蔑中国的决议的声明稿，批示：“照发。”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声明。声明指出：联合国大会及其第一委员会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而且在侵越安全理事会的权限情况之下，竟通过美国诬蔑我国的提案，显然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

2月5日 将彭德怀本日致毛泽东并高岗电转发斯大林。彭德怀的电报说：金日成同志来此（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中朝联合作战司令部所在地——朝鲜成川郡君子里。）商谈。他对目前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艰苦打算的方针是完全同意的。

2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抓紧春耕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的指示，指出：“春耕即到，土改工作应在短时间内告一段落，领导农民全力从事春耕，争取今年的丰收年成，这是极端重要的。在春耕期内，各中央局，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除指导春耕，总结土改经验，训练土改干部，清理镇反积案，总结镇反经验等项工作之外，请划出一段时间，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总结一九五○年一年城市工作经验，将城市工作的几个主要问题，例如：（一）依靠工人的思想问题；（二）工厂管理问题；（三）工会工作问题；（四）城市建政问题；（五）城市建党问题；（六）城市肃反问题；（七）城市统一战线问题等，加以研究和总结，指导所属增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并为五月开会的四中全会准备意见。”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分阶段进行土改的指示，指出：“我们同意杜润生（杜润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我们所说广东土改工作应当加快进行，并不是要求广东同志违反这样的秩序，群众还没有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可靠，就要生硬地不成熟地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而是要加快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接着进行分田。”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饶漱石的复电：“你一月三十日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很好，已转发各地仿行。华东方面你可将这个报告发给各省委、市委及区党委，叫他们照做，改善工会工作。”饶漱石的报告说：要顺利开展生产竞赛，必须解决和生产密切相关而为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发扬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运动持久巩固下去。工会工作的好坏主要要以生产的好坏作标准。工会要在发展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展开工人福利事业、文化教育工作及建立工会工作制度等，工会工作才有丰富的生动的内容。

同日 阅周恩来关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兵力部署问题的来信，复信周恩来并告聂荣臻。复信说：在你计划轮番作战兵力时，请将杨得志三个军、西南三个军、杨成武两个军、四十七军及董其武兵团两个军编成为第二番作战兵力。而以现任第一番作战兵力中的第十三兵团六个军撤至后方补充休整三个月至四个月，改为第三番作战兵力。九兵团全部则回华东任守备。二月九日，审阅中央军委二月八日《关于轮番作战问题的指示》稿，批示“照发”。指示指出：从目前朝鲜战场上正在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在站住阵地之后，经过休补，寻找机会，向前反攻，一方面可扩大其侵占地区，另一方面不容我在前线作较长期的休整。同时对朝鲜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轰炸，也正为配合这一意图。为粉碎敌人之意图，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同日 复电云南昭通地区各民族人民：“我完全赞成你们同其他民族团结一致，为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建设我们各兄弟民族友好合作大家庭而奋斗的决心。”

同日 致信柳亚子：“遵嘱写了六个字，未知可用否？”题写的六个字为“上天下地之庐”（这是毛泽东为柳亚子乔迁新居题写的匾额。）。

同日 复信刘策成（刘策成，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历史教师，庄子研究专家。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大示及所为《齐物论集解补正》收到，甚谢。工作一事，已函告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请与该部接洽为荷”。

2月8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二月五日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薄一波、刘澜涛、高岗、张秀山并告饶漱石及山东分局的批语，指出：“漱石及山东分局所采方针、办法，是完全正确的。山东分局在此电中所述恶霸、匪首、会门、特务活动猖獗情形，在华北、东北有同样情形的地区，务须给以同样的处理，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

2月1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二月九日关于重新部署镇反工作及对留用人员试行三查（指对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查历史、查立场、查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指出：“华北局的报告中又提出了用整风方式审查留用人员及新知识分子的问题，这在华北是应该开始做了，在取得经验后再向你们通报。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区则尚未到时机，还须等待一个时期，但亦应当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二月七日关于镇反的补充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所述的方针、策略和办法是完全正确的。”补充指示说：根据各地经验，只要首先把镇压的锋芒，对准为群众所痛恨的匪首、恶霸及确有证据的特务、会门头子和解放后继续活动的国民党重要党团分子，就不致抓错杀错。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必须强调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的原则。

同日 就引导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等项工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从西南局、中南局两个报告（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1年2月6日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和中南局1951年2月1日关于民主人士参观土改问题的报告。）证明，对民主人士应采积极态度，引导他们参加土改等项工作，有极大益处。”

2月11日 为转发陈丕显二月四日关于苏南镇反工作计划给饶漱石并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我认为陈丕显同志的进一步镇反计划是完全正确的，那些镇压反革命尚不甚坚决和明确的地方，应当以此为法。”

2月12日 为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致电斯大林，电报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同日 复信马叙伦：“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学文化三字照写（这是为《学文化》半月刊题写刊名。该刊于1951年3月1日创刊。），不知可用否？注音问题采取慎重考虑的态度是对的，我亦尚无成熟意见。”

2月14日 下午，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几项重要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陈毅、薄一波、李富春、邓子恢、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李立三、习仲勋、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安子文。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一般工作都做得好。抗美援朝、土改、镇反均有大成绩。财经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均有成绩，有的大，有的小。去年十月会议之后，朝鲜取得了胜利，各方面都较开朗，人心振奋，缺点是钱用得较多（四至五亿美金）。希望在三年内（包括一九五○年）把工作做好些，创立条件，以备由一九五三年之后即走入计划经济（五年计划），争取这三年内完成这些准备工作，是可能的。已过了十四个月，还有二十二个月，要在这二十二个月中为此奋斗，应使全党主要干部都了解。朝鲜战争何时结束，是另一个问题，应争取结束。最好把胡志明处也搞好，我不出兵，使我有平静的环境。抗美援朝还需要大大地开展，大做宣传工作。财经工作还有不少事情，要能控制各行各业，要调查研究，要搞核算制。土改、镇反均需停一下，以便整理队伍，检查工作，如打仗一样，需休整一下。用积极的态度做好统战工作，有所反对，有所团结。民主党派应发展，必须给以帮助，吸收中间及中间偏左的分子参加。应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对宗教界也如此。肃反工作去年是准备“宽大无边”，今年则是“宽大有边”，当然不是“镇压无边”。肃反有外层、中层、内层（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外层”，指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指清查隐藏在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也应有两年计划。目前着重搞外层。工会工作今年做了四件事：建立组织；反封建、废除把头制度；调整劳资关系；救济失业工人。

2月15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听取各中央局负责人汇报后说：各地工作很多，各项工作都有成绩，提高了信心，但有严重问题，如镇反，有外、中、内层问题，应引起注意。镇反成绩很大，各地如此。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原想缓些，现在要提前，基层组织不在我手里是大问题，要搞快些，是可以快的。

2月16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月17日 致信黄炎培：“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2月18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要点》的主要内容是：（一）“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三）土改。农忙时一律停一下，总结经验。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教育两大工作。争取今年丰收。（四）镇压反革命。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五）城市工作。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今年必须召开两次城市工作会议，向中央作两次专题报告。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六）整党及建党。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七）统一战线工作。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一九五一年召集两次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并向中央作两次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报告。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八）整风。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二月二十五日，这个《决议要点》发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和大市委。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二月十三日关于解决房荒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北京市委所提组织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修建房屋解决房荒的计划，各大城市凡严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

2月21日 在玉泉山听取彭德怀汇报朝鲜战争情况。在彭德怀提出前线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时，毛泽东说：“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在彭德怀介绍毛岸英牺牲情况并作检讨后，毛泽东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同日 为转发中共察哈尔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消灭一贯道，第一要有充分准备，同时动作，方能一网打尽；第二要布置展览会，向群众作宣传工作。这两点是和消灭国民党特务组织时所应采的办法大体相同。除山西消灭一贯道的经验（指中共山西省委1951年1月9日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给华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中所介绍的经验。）已通报你们外，现又有察哈尔一个成功的经验，值得参考。”

同日 复信符定一：“退押事及房契一件已交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与先生商酌处理，请与统战部接洽”。

2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印发和组织学习三个镇反文件的通知：“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二月二十一日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报纸上已发表了这个条例及彭真同志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并写了《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长篇社论，以上三个文件，请你们迅即印成一本，广泛发行，并组织干部及民主人士普遍地进行学习，务使镇压反革命问题在全党及全国人民中获得正确的了解，批评各种错误的思想，以达坚决彻底地镇压反革命的目的。”

2月23日 就《新民报》北京社社会服务部来信反映纺织工业部漠视北京市民田建发明的浆纱剂得不到推广一事，批示李富春：“此事请你处理一下，查明纺织工业部为什么采取那样的态度，并请该部负责人给我写一报告。”

2月25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的镇反计划，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下面是北京的镇反计划，请你们研究仿办。其中说到拟先召集区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各大工厂大学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报告反革命情况及各种罪行和犯罪证据，提高大家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再分批执行，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应这样做。”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二月二十三日转报的川西军区清匪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西南的经验是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清匪委员会，保（保，是旧时的户籍编制单位。这时全国农村已普遍废除旧保甲制度。）有清匪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相结合进去，必须杀掉匪首、惯匪与恶霸，并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

同日 就王震二月二十二日反映从新疆入藏的先遣部队遇到的严重困难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王震并告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电：入藏的“先遣部队既如此困难，请考虑于开山后将该部队撤回新疆，尔后新疆即解除入藏任务，你是否同意这样做，盼告”。

2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请他们将北京市委二月二十一日关于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代表会议在市政建设方面拟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转发各大中城市市委作参考。报告提出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一）城区、郊区和村两级人民政府，一律经过区人民代表会议或村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二）进一步改组全市工业，使之尽可能适合农民需要，同时照顾城市人民的需要。进一步组织公私力量开展城乡贸易。（三）组织公私力量，增建新房一万五千至两万间，以减少本市房屋恐慌。（四）指导、帮助并强制所有三十人以上的工厂、作坊，特别是大工厂，单独或联合设立卫生所或小型医院，以解决工人治病问题。（五）增加业余学校的技术学习，并扩大业余学校。（六）关于下水道、道路等项市政建设，因限于经费，本年只能进行一些极必要的建设，并对已有的加以修整。

同日 阅冯文彬（冯文彬，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二月十八日关于开展体育运动计划与建立政府体育机构的请示报告，批示：“刘、周、陈阅。其中有关政府机构问题，请周酌定。此件似可照办。”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计划问题。李富春介绍制订工业计划的情况。毛泽东说：执行计划要在两年之后，那时形势如何当能明白，但不管如何，总能计划。将来地方部队和正规军均可减少，在土改完成和土匪肃清之后是完全可能的。农业发展是会刺激工业发展的，工业利润也是会增加的。财力是要创造的，应有所增加，即创造工业利润，应看到广大市场的开辟。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市场，但工业品缺乏，这是一个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就有了工业基础。中央、地方对轻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应有所分工，以发挥其积极性，中央各部门应了解此方针。不要因为战争还在继续、时局未定，就不搞准备工作。对一切工作均需有所指导，有指导即能推进工作。

同日 就继续剿匪问题，致电叶飞、成钧、刘培善、陈铁君（成钧、刘培善、陈铁君，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兼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副参谋长。）并告陈毅、饶漱石，指出：“剿匪成绩甚大，极慰。望继续不懈，坚持到底，于三月底以前肃清福建一切股匪。如那时尚有残匪未清，仍须以地方武装及民兵继续坚持清捕，直至完全消灭匪众为止。在清匪斗争中，对于一切为民众痛恨的匪首、惯匪及恶霸，必须在人民同意下坚决迅速地处以死刑，是为至要。”

2月27日 为转发川东区党委二月十四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我们认为这个报告完全正确。其中所说给胆怯同志撑腰，派干员出去检查，强调策略，严格批准手续几点，都是很必要的。”

2月28日 就向各界人士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城市市委、区党委及各省军区的指示。指示说：“请注意利用中央政府发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机会，结合当地反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中央司法部长史良所写的《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一文（此文刊登在1951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写得很好，她是司法部长，又是民主人士，各地应注意利用此文说服那些存有错误思想的社会人士及胆怯的人们。将史良此文和中央的条例，彭真的报告（指彭真1951年2月20日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作《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刊登在1951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及《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二日社论（社论的题目是《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印成一本，广为传播，并组织党内外学习。”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二月十五日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告西南军区的负责人及党委的批语，指出：“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军队中混入反革命分子问题，必须引起充分注意，并着手审查清理，以其结果上报。”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二月十三日关于摧毁一贯道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城市市委、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3月1日 就朝鲜战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致电斯大林（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电报指出：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三、“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电报还提出：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线；我们仍希望在今年下半年从苏联增加六千辆运输汽车的贸易订货。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轮番作战方针，并同意增派两个苏联驱逐机师入朝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作战，增建机场，供给六千辆汽车。十八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您关于派遣两个驱逐机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并增派一个大驱逐机师至安东，以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的决定。”

3月2日 致信胡乔木：“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萧乾，当时任《人民中国》杂志（英文版）副总编辑。）《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指政务院参事李俊龙写的《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发表在195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3月初 乘专列离开北京到达石家庄，住一所保育院。在这里，对拟将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进行编辑和修改，并继续指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此前，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石家庄胜利公园（胜利公园，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东侧的保育院。

3月5日 阅刘少奇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致信刘少奇：“此篇演说很好，可即发表。”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的这篇讲话。

3月8日 致信陈伯达、田家英（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人。）：“《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矛盾论》编入了《毛泽东选集》，最初编入1952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后移入1952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重排本。），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3月9日 为转发罗瑞卿三月四日关于浙江省镇反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目前几个月，各地领导同志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向下面指导的重心，仍然是对那些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给以检查和督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当然，在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则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讲策略，作宣传，不杀错，这些也是当然的。”

同日 批示杨尚昆：“镇反工作的重要材料，请随时送给我。”二十日，又批示杨尚昆：“凡各地镇反电报及综合报告，均请清出送我。此外，其他电报，你认为值得看的，也请清出送我。”

3月11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三月六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起草给中央军委直属军事领导机关及军事学院，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等的批语，指出：请你们也照西南军区党委会一样，均一律重新作一次检讨。“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同日 复信戴毓本：“临行一信，到兴城一信，均已收到。达到你所愿望的工作岗位，为你庆贺。已与习梅（习梅，即彭习梅，戴毓本的丈夫。）兄见面，谈了许多乡情。他不久可进学校。”

3月14日 致信胡乔木：“三月十三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本日和十五日，《人民日报》先后转载这两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前一篇文章时，将题目改为《天津市天主教徒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

3月15日 致信田家英：“《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3月18日 就山东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三月十三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刺杀事件，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示指出：“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二十日，为转发山东分局三月十四日就黄祖炎被刺杀对所属市委、地委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发至省军级，并告志愿军党委及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请你们连同中央三月十八日为此事而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做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须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三月八日关于财经、交通部门清理反动分子工作的总结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在留任人员中清理反动分子，湖北省一级已有一个经验，现在西南方面又有了一个更完全的经验。可见这不但是应当做的，而且是现在就可以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认真去解决。”

同日 就民主人士参观土改一事，致电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吴景超，社会学家。当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光潜，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当时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3月19日 复信周世钊：“三月十四日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您。一月二十九日的信及学生们的签名信也收到了。你的三项计划很好。进研究院很有意义，可以安心读几个月书。读完去东北、华东考察一次也极好。第三项计划可能有些困难，如在两三年后实施也有可能办到。”

3月2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三月十六日关于城市镇反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城市镇反工作极为重要。最近华北、东北两区各大中城市均已动作起来了，反映极好。”“应在一切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包括县城及大市镇）布置镇反展览会，此种展览会作用极大。”

同日 为转发邓小平三月十三日关于清查处理西南军政机关成分复杂问题和云南党组织不纯问题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并转省市区党委、省军区，并告志愿军党委、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等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加以研究。这个报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军政机关成分极为复杂的问题，中央直属各军政机关、各大区军政机关、各省市军政机关，均是如此，不过略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必须立即开始研究清查和处理的办法，并有计划地布置清查处理工作。”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三月十八日关于人民群众拥护镇反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凡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直至现在党内还有不少干部不了解坚决地正确地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你们应将镇反经验及群众欢迎镇反的反映随时通报各地，使此项经验及反映迅速传播，以利仿行，并使胆怯的同志振奋起来。下面是北京人民欢迎镇反的反映，可以看看。”报告说：（一）各阶层人民普遍拥护镇压反革命。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工商业者普遍反映做得对，“为人民除暴，大快人心”，“枪毙的都是罪大恶极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如果早点公布，就可以使人民少受些损失”。郊区农民普遍反映“人民政府睡醒了”，“政府给人民除了大害”。（二）反革命的气焰压下去不少。不少过去没有坦白登记的特务与反革命党团分子到公安部门办理了登记手续；有些缴出了藏匿的枪支、子弹、电台或军用电话机等；有些补充了材料，供出了其他特务的线索。不少一贯道道首自动登记。

同日 复信胡乔木：“（一）宣传会议（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于1951年5月7日至23日召开。）可自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开十天，如十五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五天，否则不要延长。（二）理论教育决定（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根据毛泽东1951年3月20日批示的意见，中共中央当天将决定草案下发各地。决定草案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决定草案要求全党按照党员理解能力的发展程度，将学习分为三级，同时对学习时间、考试制度、理论教员等作了明确规定。）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三）选集（指《毛泽东选集》第1卷。）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四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3月22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领导工作的意见的电报，起草中央给华南分局、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的批语。批语指出：“（一）华南分局三月十五日电报中所述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中南军区对在粤各军发出指示，在指示中应指出军队干部必须和本地干部发生正确的关系，好好地帮助他们而不要看不起他们，这点极为重要。分局应召集有军队和地方两方干部在一起的会议，明确地指示任务和双方发生正确关系的重要性。（二）广东这种办法，请其他中央局考虑，是否在某些干部弱工作难于开展的地方，有采用广东办法的必要。”

3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三月九日关于镇反中如何对待民主党派成员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镇反问题中各民主党派有组织关系的登记、审查、逮捕、审讯等事，华东局于三月九日有一个文件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各省市均可照办。”华东局的指示说：上海在对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的登记中，公安局曾动员各友党成员登记，甚至并无充分证据，即行逮捕友党分子。此事现已制止。华东其他各地亦有类似事件发生，应从速纠正。各友党成员的历史问题，应由各友党作为审干问题解决，自行处理。各友党中现行犯可以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对其他有证据的特务分子及反革命分子，应由公安部门与统战部商定后，方可逮捕。对现行犯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审讯，应尽量争取其所属党派人士参加。

同日 为转发罗瑞卿三月二十日关于几个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及所属公安部门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罗瑞卿的报告是正确的。“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上级派出负责同志或工作组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有很大的作用，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为要。”

3月24日 复电饶漱石转中共上海市委，指出：“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

3月27日 复信李达，信中说：“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指《新建设》杂志。《<实践论>解说》第一部分，刊登在1951年出版的该刊第3卷第6期。）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时，《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的那句话，尚未按毛泽东在这里表示的意见修改。），此处暂仍照原。”毛泽东对《解说》第二部分主要作了如下几处修改：（一）在《解说》谈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加写：“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说》谈到孙中山当年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把《解说》中的一句话“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3月29日 致信胡乔木：“三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载吴景超的文章《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又：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左下角一条新闻《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讨论镇压反革命的录音》，亦请用文字广播。惟其中有几句是讲三月二十八日要求听众做什么的，广播稿应改写一下，写成一条北京的新闻。”

3月30日 为转发黄克诚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湖南镇反问题的意见的电报，起草给黄克诚并告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我认为黄克诚同志三月二十三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凡各地有如黄克诚所说‘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畏缩不前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请你们严密注意这两种情况，好好掌握，不要出乱子。如你们认为有必要，请将此电转发各省市。”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三月五日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师一级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三月二十二日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发至地委和地方军区一级的批语，指出：“对镇反工作宣传不足是普遍的现象。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报纸揭露太少。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镇反工作，真正与闻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

同日 为转发川西区党委三月十五日关于组织党外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指出：“除抗美援朝工作必须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去做不必再说外，土改、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城市中的镇反工作，更要让他们参加”。

同日 就组织民主人士参观土改、镇反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维汉：“今年还有九个月，应从北京、天津两市组织四五批至七八批参观团或参观组，到南方各省（主要是华东、中南，如有飞机也应去西南）去参观土改和镇反工作。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一级人员凡愿去的都让他们去。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五月和九月，全国政协参加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组织七个土地改革工作团和六个土地改革参观团，共一千七百余人，分别到中南、西南、华东、西北等地参加或参观土改工作。十月，又组织三十一个土地改革工作团，共三千六百余人，分赴中南、西南、华东、西北和绥远等地参加土改工作。

同日 审阅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批示：“看过，同意。”又批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议中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

同日 就召集各界代表人物开会通报镇反情况一事，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你们开座谈会讨论镇反工作的经验很好。在各城市及新区进行有计划的大批逮捕反革命之前及逮捕以后，要召集更多的各界代表人物开会。北京曾召集一次五千五百人的会，天津曾召集一次一万多人的会，均是各界代表人物，不是普通群众。在下面则应召集代表人物的和普通群众的两种会，使家喻户晓。”

3月31日 致信彭友胜（彭友胜，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以去试一试。去时可以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同时，致信程星龄：“此人叫彭友胜，据我过去的印象是个老实人，四十年的历史不清楚，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湖南军队充副目（即副班长），我在他那一班充列兵，后来在广州见过一面。现来信叫苦，我已复信叫他待在乡下，不要出外；如果十分困难，又出于自愿，不怕无结果，则可持我的复信到长沙找你，向你请示：是否可以对他有帮助。”“他来见时，请你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酌予帮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员例年给若干米，或一次给一笔钱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办法，则为介绍一个工作而不用上二项办法。请酌定。”

3月下旬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4月1日 就福建剿匪等问题，复电叶飞等并告陈毅、饶漱石、邓子恢、谭政、张鼎丞、叶剑英，指出：“只要消灭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在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土改，厦门、平潭的防御工事又做好了，福建的形势就改变了，台匪如敢进攻，你们就有完全的胜利把握了。广东现已集中了六个军，全省也在做这些工作。你们两省互相配合，力量是很雄厚的。”

同日 就《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致信田家英：“《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

4月2日 为转发饶漱石三月二十九日关于目前华东几项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起草给饶漱石并告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和彭德怀的批语。批语指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目前重点仍在‘外层’，但对‘中层’‘内层’的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必须及时加以清理，对某些已有材料或可疑的分子必须及时进行处理，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华东局并规定了几项清理和处理的步骤和办法，都很正确和必要，请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加以注意。志愿军虽然处在作战的环境，亦须加以注意，保证各级首脑机关及各要害部门的安全和纯洁。”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三月二十二日关于传达讨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报告，起草给邓子恢并告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同意这个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方针和计划。将土改过程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土改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普遍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打掉地主政治优势；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没收、征收，消灭地主阶级；第三阶段，实行复查教育，发土地证。）是很必要的，各新区均应教育干部照三个阶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略和跳跃。土改后，农村的任务规定为生产、教育、民主三项，也是对的，即除生产、教育两项任务之外，还有一项建立民主生活的任务。在中南这样的地区，各省召集一次苏区代表会议是必要的，但请注意在报纸上公布消息时采用老红色区域的名称，不要用‘苏区’这个名称。在工厂企业内，凡未进行过控诉旧制度和克服官僚主义这两项工作的，均普遍进行一次，很有必要。在镇反问题上，报告内指出要强调加紧宣传、防止不准两点是很对的。防止不准的办法是，拘捕前由地委、市委一级精细地审查名单，然后按名单进行拘捕。这即是说，将过去规定的县有捕人权，收回到地委一级来。”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大张旗鼓经过群众进行镇反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批语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同日 复信李介侯：“请持此信去统战部找徐冰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办法为你妹妹找一个免费的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如产科、护士或其他学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应当替她解决学习和工作问题的。”十七日，又就李介侯四月十日来信要求在工商企业中给他安排工作一事，批示：“请王副部长（指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考虑是否可以给予李介侯一项适当的工作。”后李介侯被安排到对外贸易部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工作，任工程师。

4月3日 为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派遣工作组检查和帮助镇反工作的指示，起草给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贺龙，习仲勋、张宗逊的批语：“请你们检查所属各省各分区有无广东那样的情况（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党委派赴珠江、北江一带地区的工作组发现某些县在镇压反革命中存在的严重右倾现象。），如有这种情况，请你们仿照广东办法，由各省军区派遣工作组分赴各分区各县加以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坚决而正确地执行镇反任务。地方镇反工作亦须由省级机关派遣工作组，分赴各专区和各县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此事甚为重要，请加注意为盼。”

同日 复信张云逸：“三月十四日的信收到了。病况甚为系念，宜注意充分休养，可作半年休养计划，以便安心调治，不为工作所牵挂，待病全好后再恢复工作。”

4月6日 复信尤金。信中说：“我向你重提你在北京临走以前我们谈过的那件事，就是请你于今年再来中国一次，一则到满洲和华北各地向我们的干部作讲演，二则帮助我们的同志研究东方各国兄弟党的工作，三则我的选集还有一些文章要请你看一看。今天我已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这个请求，如果他同意，你又同意的话，就请你偕同你的夫人再来中国一次。当然这是一件很烦劳你的事情，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来的时间请你酌定。我的意见，七月到满洲讲演，八月到北京，在北京及华北各地留三四个月，未知可能否？”

4月7日 为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四月一日关于福建镇反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福建有些地方情况特殊，反动派多，处决的比例较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别地不应援例也杀这样多，但有些情况相似者，亦可仿照办理。福建方面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是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关于工作组，我认为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发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发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当有很大的帮助，请你们研究推行为盼。”

同日 致电斯大林：“中共中央热烈地希望得到你的允许在北京将《斯大林全集》翻译为中文。我们认为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人民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斯大林全集》中文版共十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先后出版。

同日 就《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致信田家英：“（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这个命令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时，题目改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4月9日 致电彭德怀：“我尚在休养，对朝鲜战况不甚清楚，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和我方企图撮要见告。关于十三兵团的任务，在新的战役中除以一部位于元山、咸兴防敌登陆外，主力（应补充新兵）似宜位于战场附近，担负歼灭敌可能降落的伞兵，协助各兵团作战，待战役完结该兵团始进入正式休整。”

同日 阅罗正纬（罗正纬，辛亥革命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创办人之一。）四月六日的来信，就其要求照顾生活困难一事，批示李维汉：“此人当过北洋政府时代的国会议员，在国民党时代似乎没有做过坏事，他有许多子女在人民政府工作。本人现六十九岁，来京住湘潭会馆，生活困难，要求照顾。请你派人找他谈一下，给以生活上的照顾。”

4月13日 为转发中共南京市委四月二日关于镇反工作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关于在镇反工作中有计划地统一逮捕和有计划地广泛宣传这两点，现在华北、华东、东北三大区均已实行，或者正在准备实行。请中南、西南、西北三大区亦研究这样做。如不能做到各大中城市同时动手统一逮捕，至少应做到一个城市统一逮捕（重庆、兰州已是这样做了）。至于事前事后使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宗教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真正与闻其事，并向全体人民展开宣传讨论，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更是非常重要的。”

同日 关于第五次战役的部署，复电彭德怀：“四月十日二十四时电悉。（一）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二）为防敌从元山登陆，似须以四十二军主力位于元山城内及其附近，确保元山，请酌定。”彭德怀的电报说：拟从金化至加平线，利用这一带大山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割裂，然后用九兵团和十九兵团对西线敌人进行战役两翼迂回，三兵团正面攻击，以各个分割歼灭敌人。力求在三八线北歼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敌纵深发展。

同日 就《毛泽东选集》部分文稿的校对和译成俄文事，致信田家英：“这些请你送给陈伯达同志看一下，即付改印，照此校对勿讹。除已批明再送我看者外，即可送交俄译组校译。”十六日，又致信田家英：“此九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这4篇文章中的前两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题目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第3篇《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4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题目为《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十九日，再致信田家英：“这些请再印校正后，即可付翻译。”

4月1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四月十四日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西北局这个指示强有力地指出在镇反工作中展开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规定了五条办法，一切地方都应当这样做。凡属现在仍然小手小脚，不敢大张旗鼓作宣传，不敢吸引广大党外人士共同参加镇反工作，以致引起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的地方，尤其要即刻改变作风，并且愈快愈好。”

同日 为转发天津市公安局四月六日关于天津召开两个会议讨论和开展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天津镇反工作做得很好，团结和教育了各界人民，一切地方均应照此办理，坚决地打破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作风。”报告说：天津市于三月二十七日召开各界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又于二十九日召开一万五千人的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组织五十万市民收听大会实况广播。

同日 为转发许世友、向明（许世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司令员。1952年12月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向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副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四月十三日关于镇反和审查不良分子问题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并告中央军委直属各部门及各特种兵司令部的批语：“山东军区布置镇反工作很认真，规定方针和办法也很恰当，可为各军区参考。”报告中规定的方针和办法是：必须严厉地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对不良分子的审查，必须分清政治问题、阶级成分问题、社会成分问题、纪律问题和思想问题，作不同对待和处理，绝不能混同。我们的要求是绝不能让一个不能改造的不良分子留在或打入我们的部队，但也绝不随便抛弃一个还可以改造的不良分子。

同日 就彭德怀四月十四日关于朝鲜东海岸的对敌部署问题的来电，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你对于三十八军、四十二军的部署及开辟中间运输道路的计划，均甚好。但尚有一事请注意，即敌人若从中间各地降落伞兵，例如敌冒险以一个伞兵团在熙川、球场、德川区域降落，以一个伞兵团从破邑、谷山、遂安、伊川区域降落，到处乱窜，扰我后方，此种可能性很大，请速筹对策。五十军现在何处休整，是否可以用于这一地区的防卫。”

4月19日 为转发罗荣桓、罗瑞卿等关于黄祖炎被害事件的调查报告，起草发至地师一级的批语，指出：兹将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调查报告说：凶手王聚民现年三十四岁，恶霸地主出身，一九四○年混入我军，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土改时因家中被斗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土改，但未作处理。一九五○年十一月调惠民军分区后，企图借组织力量向群众倒算，遭到群众联名告发，除揭发其父亲的历史恶迹外，还揭发他在一九三八年曾向敌密告我两个地下党员，要求给予他处分。军分区政治部领导既未严肃处理，也未向山东军区报告。王聚民发觉群众控告后，情绪突变，军分区亦未引起警惕，三日后仍令其到军区开会，致使阶级异己分子王聚民乘机直接行凶报复。

同日 复电陈毅：“你在四月十二日关于巡视福建工作的报告收到阅悉，甚好。”同时，将这一报告批转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叶剑英：“兹将陈毅同志关于福建军队整训、厦门防御部署及核减海防经费七百多亿等项情况的电报发给你们参考。广东现在集中了六个军，虎门修了防御工事，希望你们加以检查，做出像福建那样的成绩。”

4月2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四月十二日关于河北省农业厅三查经过及经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发至大中城市市委、省军区、志愿军司令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等的批语，指出：“华北局这个关于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典型经验极好。有了这个经验，就使我们对于全国现有参加工作的百余万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审查有了充分的把握，请你们充分地利用这个经验。”报告介绍的主要经验是：高级领导机关首先需要三查（查历史、查思想、查工作）。在非党干部中进行三查要和党内有区别。必须抓住重点，即抓住问题严重的分子，抓住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要钻到生活细节中，更不要扭在次要人的身上。妥善解决三查和工作的矛盾，时间不宜拖长，要紧凑和适可而止。

4月21日 为转发师哲四月十七日关于陪同费德林（费德林，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到济南等地参观的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和华南分局的负责人等的批语，指出：师哲同志的报告中说到“各地招待外宾的缺点，请加注意，尔后不要过分和不适当”。报告说：一些地方同志组织不必要的夹道欢迎和宴会；还有个别领导干部随便送礼物，不适当地题字，乱送不适当的材料和文件，在某些场合讲些有失立场和无分寸的话，造成不好影响。

4月22日 就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问题，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中央军委各直属部门，各特种兵司令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电报。电报说：“关于在政府系统中和军事系统中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工作，各地各部门现已开始着手进行。在答复‘包下来’的问题时，我们看见有说得不适当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约法八章的布告，内称：‘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当予分别录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从来也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现在审查旧人员（还有新知识分子），就是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公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同时对于那些并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这些人占大多数），则因为清出了那些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而使他们显得历史清白或虽有问题但不严重，利于团结和改造。这后一类人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清白没有问题的；第二部分是有些问题，但不严重，只要坦白承认错误，可以继续工作的（其中有些人须调动工作岗位）。”“所谓有严重的反动行为，包括恶霸、匪首、惯匪、特务、欺压过许多人的行政官吏（这些人多属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重要分子）、反动的军官以及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

4月26日 阅李六如（李六如，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四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关于中央军委订制二百万件军用雨衣被奸商诈骗、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简报，批示：“必须严格处理，教育干部。”

4月2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四月二十六日关于十六个大中城市将进行统一镇反行动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在大中城市中，在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各里弄（街巷或胡同）建立群众的肃反委员会，有检举控诉和监视反革命分子的权力，但除现行犯外无捕人的权力，各城市均可仿行。”

同日 复信司徒美堂（司徒美堂，爱国华侨领袖，曾任美洲致公党主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四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司徒美堂在信中介绍了他在广东侨乡参观土地改革情况。

同日 上午，接见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和市公安局长。毛泽东说：石家庄是兵家必争之地，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解放战争中首先解放了石家庄，这对国民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孤立北平、解放北平都起过重要作用。毛泽东还对石家庄的工农业生产、城市建设和工商业改造谈了意见。下午，乘专列离开石家庄回北京。

4月28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本日关于同意第五次战役作战方针给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请注意在此次战役中，对伪一师，美三师、二十五师、二十四师，土耳其旅及英二十八旅给以尽可能大的打击。目前这几天似乎还有此种可能，如能在此战中歼灭敌军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

4月29日 复信陈文新（陈文新，陈昌的儿子。当时是武汉大学农学院学生。陈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0年2月牺牲。）：“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问候你的母亲。”

4月3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批语指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告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这个问题，即将提到五月十日在北京开会的公安人员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志愿军干部调配的规定稿，加写：朝鲜战争“我们至少应准备再打一年至一年半”。

4月 会见正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周世钊、蒋竹如。在了解研究院情况和他们的学习打算后说：你们能够请假学习一年好极了，有机会学习是最好不过的事，学习完成后再往东北、华东参观也很重要。我呢，也很想请假两三年学习自然科学，只可惜可能不允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同月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八十万群众游行队伍。

5月2日 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离京前往皖北、河南、苏北三省区视察治淮工程，带去有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此前，张治中曾致信毛泽东，说因病不能出行，请邵力子代理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

5月4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报送的第二十三兵团党委关于开展民主运动的总结报告，起草给邓子恢、谭政，贺龙、邓小平，张宗逊、甘泗淇、王震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可作你们改造二十一兵团、二十二兵团及其他起义部队的参考。二十三兵团即傅作义部，董其武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治委员，全部由绥远开至河北整训，现已基本上得到改造。二十一兵团及二十二兵团的改造情形，请邓、谭及王震责成该两兵团党委向军委作一次报告”。

同日 为转发刘澜涛（刘澜涛，当时兼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关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情况和经验的报告，起草批语：“此件发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局，作为在机关、学校、部队中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参考，这个经验是很有用的。”报告说：这次运动的主要经验是：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弄清革命和反革命，不是搞思想意识、生活作风或学习态度等问题；号召有问题的人看清前途，相信政策，扫除顾虑，老实坦白；分化和孤立反动分子，形成群众性的拥护镇反的优势；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对罪恶很大又拒不坦白的分子予以逮捕，对真诚悔过、不完全悔过和完全不悔过者，区别对待。

同日 阅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江南五省春荒情况的报告，批示：“请陈云同志注意。”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重庆市处理教授中的反动党团关系登记办法指示的批语稿。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此问题甚为重要，各地均应酌量采用重庆的办法妥慎处理此项问题。”重庆的办法主要是，在教授中一般不进行群众性的坦白运动，在学校中一律停止要先生向学生坦白的做法。教授中的反动党团关系问题，可由本人向文教部或统战部个别声明解决，不必由公安机关登记，更不应追逼。

同日 就川东区放宽杀人尺度的错误，批示饶漱石、邓子恢、叶剑英、习仲勋、薄一波、高岗：“川东的教训请加注意，不要重复。”

5月6日 复电斯大林：“你给我的五月六日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对美国政府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斯大林来电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准备对日和约问题拟定的给美国政府的复文，其主要内容是：准备对日和约草案不应由美国政府单独进行，而应由中、苏、美、英等国共同进行准备，并吸收所有对日参战国一起参与。对日和约应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雅尔塔协定的基础上制定，并以日本应当成为和平、民主、独立的国家，作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保证，限制日本武装力量使之不得超过自卫的要求，对日本和平经济事业发展不加任何限制等，作为指导原则。

5月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的批语。批语指出：“中央认为华北局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各地均应照此施行。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清理积案是目前几个月内的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各地必须调集大批干部，在几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清楚，整理监狱，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在清理期内，各地除现行犯及由各中央局决定的少数地方外，一律停止捕人，待积案清理完毕后再捕应捕之人。兹定六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计四个月为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在此四个月内，‘中层’及‘内层’重点审查必须认真进行，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华北局的指示提出，为了坚决而稳当地贯彻中央关于严格控制杀人比例的指示，决定将捕人权一律收到地委和专署，除现行犯外，县级不得批准捕人；将死刑批准权收到省委和省政府。

同日 为转发谭震林（谭震林，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五月一日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地打破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同时，在报告内作一些批注，主要有：（一）“有血债及其他引起群众痛恨的汉奸分子，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解决。”（二）“应当这样慎重地做，有些地方草率从事是错误的。”（这条批注，是对报告中说的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审批手续严格，各方面力量组织得好，逮捕秩序很好，均未抓错这段话写的。）（三）“不做好宣传不要杀人。”（四）“我公安机关对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侦察工作，在许多城市都很差，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认真建立这个工作。”（五）“各城市均应当这样做，不要怕麻烦。”（这条批注，是对报告中说的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的审查案卷、核实材料、讨论量刑问题和宣传解释等项工作这段话写的。）

5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同日 审阅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草案）》，批示彭真、罗瑞卿：“此件请提付会议讨论，征求意见，加以修改，再送我看。”九日和十五日，再次修改决议草案，将标题改为《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十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转发决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批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中央认为这个决议是适时的和正确的，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毛泽东对决议草案加写的内容，主要有：“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遵照中央指示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其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反文件，向着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自愿原则，不得施行强迫。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其策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以待冬季的进一步清查。”“在政府系统、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的委员会，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为了使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完全遵守上述工作路线，避免犯错误和纠正已经发生的偏向，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省（区）市一级和专区一级，共四级，均必须派遣多数的视察组，每组三人，向下一级至几级检查各地的镇反工作。”

5月10日 阅中南军区关于华南地区海防战备概况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起草复电：“五月六日报告收到甚慰。望继续督促广东军区及各军加紧备战整训及其他必要措施，特别注意指导各军审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纯洁内部。”同时，将这个报告转发给华东军区，要求他们督促所属加强备战整训和必要的备战措施，并将情况上告，指出“派人下去检查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

同日 审阅聂荣臻关于在朝鲜战局结束前夺取金门之战以推迟为宜的报告，批示：“同意你的意见。”

5月12日 审阅李维汉报送的和平解放西藏协定及两个附件（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几项希望的记录，和对于清朝时代驻藏士兵与藏族女子结婚所生后代的谅解。）的草稿，批示：“退李维汉照此翻译付议，协定前言拟好送我看。”十三日，审阅修改和平解放西藏协定的前言（草稿），批送刘少奇、朱德、陈云即阅，退李维汉办。

同日 审阅聂荣臻关于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对今后兵工建设方针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批示：“同意此项计划。退聂办。”报告说：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要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和维护大陆的国防安全，需要保持六十个军一百八十个师的国防军。同时指出，我们国防军的装备必须向着生产自给的方向努力。报告还提出以徐向前为团长的兵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的方案。五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约见徐向前，向他交代去苏联谈判的任务：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还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

5月15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纠正镇反中关门主义倾向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批语指出：“中央公安部正在组织十五个视察组，每组三人，分赴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各省区检查镇反工作，定于六月十五日由北京出发。请你们即派若干视察组先去各县市实行检查，迅速纠正已经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南方面杀人最多，宣传最少，极不相称，存在着很大的关门主义倾向，必须立即纠正。从中南局五月十二日的电报看来，中央和中南局历次指示在汉口这样的地方并未实行，等于说空话，必须立即派人下去检查，问明责任，纠正错误，不可一刻延缓。此电请你们一直转发至地委，并请迅速转去。”

同日 为转发苏南区党委关于清理“中层”的计划和华东局批转这个计划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大中城市市委一级的批语，指出：“清理‘中层’问题现在即应开始解决。除中央对此问题即将发出指示（指中共中央1951年5月21日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外，苏南区党委五月七日的计划及华东局五月十二日给苏南区党委的指示电，均很好。请各中央局及省市区党委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参考苏南此项计划及以前通报的华北革命大学的经验（指毛泽东1951年5月4日批转的刘澜涛4月29日关于华北革命大学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的经验报告。），作出自己的计划报告中央为盼。”苏南区党委的计划提出，清理“中层”应取更加慎重和妥善的办法，通过群众性学习运动来进行。华东局的指示指出，对被审查人员，除个别该捕该杀的现行犯、有血债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外，一律以不捕不杀为好。

同日 为转发中共察哈尔省委办公厅关于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的通报，起草给各中央局并即转发至县委和小城市市委一级的批语：“兹将万全县的经验通报给你们，请你们仿照办理。全国各县市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是否向群众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是否举行了群众的控诉会，群众的反映如何，请每个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除已写的市）都向我写一个报告，交地委和省委转送给我。我希望全国二千余县委和市委的书记同志都和我直接通信一次。这些通信收齐后将发一通报，其中最好的经验将如万全县一样转发各地作参考。”

同日 阅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关于同尼泊尔总理谈话情况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李克农：“叫袁大使密切注意尼泊尔的动态，加以研究电告，并应努力与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

5月16日 为转发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发给你们研究。我的意见附注在报告各段里面，并供你们参考。”毛泽东批注了九条意见。（一）在报告谈到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和土改取得了巨大胜利处，批注：“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二）在报告谈到进行土改的地方，都必须坚持复查、减退、惩治不法地主、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的领导成分的方针处，批注：“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三）在报告谈到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的地方发生控制不严，领导决定收缩，下面继续杀人处，批注：“中南区也发生此种现象，也是控制不严的结果，必须记得这个教训，千万不可重复。”（四）在报告谈到上述现象经过西南局几次指示，四月底已经停止下来处，批注：“请中南、华东各省坚决一律都停止下来，方能控制。”（五）在报告谈到杀人批准权，除个别地委外，均已收到区党委处，批注：“必须无例外地一律收回到省委或区党委。”（六）在报告谈到镇反和土改后期，事前不报告、事后不请示，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又在抬头处，批注：“请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七）在报告谈到西南全区干部从五月起进入整风，总结经验，并注意纠正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处，批注：“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在六、七两月来一次整风，在冬季再来一次整风，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八）在报告谈到许多同志以为抗美援朝影响工作，而群众一搞起来，大大帮助了实际运动，扩兵这样容易，也出乎意料之外处，批注：“还有两件事是出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愈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也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于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九）在报告谈到担心各地忽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招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正注意对这一方面的指示处，批注：“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

同日 复电广西省军区并告中南军区：“你们五月七日电收到，四月份全省歼匪近三万人，残余匪众只剩一万五千人，甚慰。尚望鼓励剿匪部队继续进剿，歼灭一切残匪。”

同日 关于将捕人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提高一级问题，复电邓子恢并告饶漱石、邓小平、习仲勋：“五月十一日电收到。为了不使步骤混乱难于掌握（目前中南、西南两区已有难于掌握的形势，必须严重注意），捕人杀人的批准权必须一律提高一级，不许有例外。在土改区可由省派代表至专区，由专区派代表至县，掌握材料，用电话向专区请示批准捕人，向省请示批准杀人，这样对于捕杀少数人仍是便利的。”

同日 为转发中共察哈尔省委关于进一步普及镇反宣传的计划，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地均照此计划去做。”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各级党委宣传部将镇反的宣传作为当前工作重心之一。各区普遍召开一次各界代表会议，各村普遍举行若干次各阶层的座谈会，讲解《惩治反革命条例》，使群众明了政策。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一至三月处理群众来信工作情况的报告，起草发至县委、县人民政府党组一级，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的批语。批语如下：“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毛泽东审阅时，在报告谈到还有九千多封信，是地方组织动员群众写的成批致敬信，准备给该地以总的回信处，批注：“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

5月17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转发西北军区航空处镇反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一段话：“中央已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发给你们，望全军一体执行不得违反。其中规定从六月一日起捕人杀人均要报请大军区批准，以昭慎重，望加注意。”

5月19日 修改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武训传>影的讨论》，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大量修改，改写和加写的几段文字构成这篇文章的主体。这几段文字主要是：“《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五月二十日，《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皖北区党委和阜阳地委关于涡阳事件的三个电报（这3个电报是：中共阜阳地委1951年4月28日关于涡阳县混入反革命分子处理情况给皖北区党委的报告；皖北区党委1951年5月7日关于阜阳地委处理涡阳事件的意见给阜阳地委并报华东局的电报；华东局1951年5月15日关于处理涡阳事件给皖北区党委、山东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华东军区党委并报中央的电报。），起草中央给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指出：“请你们检查所属各县中是否有像皖北涡阳县那样的严重现象，如有，必须给以坚决的处理，否则是很危险的。”“我们认为华东局的意见是正确的。”华东局的电报，批评涡阳县对于混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镇压的决心还不够，表现在对那些血债累累的土匪、恶霸、特务未坚决处以死刑。

同日 为转发中共无锡市委关于组织民主人士参加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指出：“使民主人士与闻镇反工作，要求一些具体形式。关于审查案卷方面，华东各地根据华东局的指示组织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无锡实行的结果很好，各地都应仿照办理。实行这种办法，民主人士真正得到了学习机会，去掉了怀疑，和我党更加靠拢，我党也就更加主动了。”

5月21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并为中央起草下发这个指示的通知。指示要求在一九五一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以便弄清情况，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提高组织的纯洁性。

5月22日 审阅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并起草中共中央的通知，将决议发至县一级党政机关和各级公安部门等遵照执行。决议指出：对反革命犯和普通犯人必须根据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并适应全国各项建设的需要，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凡有劳动条件的犯人，应一律强迫其参加。

同日 阅彭德怀五月二十一日电，来电反映为时已一月的第五次战役所遇到的运输受阻、粮食供应不上、部队伤亡较大等困难情况，建议部队后撤、主力休整。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从二十三日晚开始，志愿军主力停止进攻，向北转移。

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之后，毛泽东听取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张国华等的汇报。他说：协议的签订是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还要靠我们的努力。他向张国华询问了进藏部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要求部队很快进军拉萨，为实现协议而努力。强调：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同日 阅谭政关于驻华南各军军事训练和海防等情况的报告，复电谭政：“（一）华南各军军事训练的方针是正确的。（二）希望你于秋季再去广州一次，检查各军的工作和海防工作。你去时最好再找一二个在朝鲜作战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同去广州，向干部们作报告，提高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严防在控诉会上扩大打击面的通报，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上海市委关于严防在控诉会上扩大打击面的意见是正确的，请你们加以注意。”上海市委的意见是：（一）控诉会的控诉对象一律确定为被捕罪犯，并以罪大恶极的为主。（二）控诉会不能变成斗争会，不能把打击面扩大到落后分子以及有关生活作风、思想观点方面。（三）控诉会不能在一个基层单位连续不断地召开，一般的召开一次即可，如无具体控诉对象可不召开。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武威地委关于召开反革命家属座谈会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武威的经验很好，全国各县市均应这样做，争取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孤立尚未消灭的反革命分子。”

5月24日 下午四时，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主要负责官员的致敬和献赠哈达与礼品。四时半，和朱德接受以阿沛·阿旺晋美（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地方政府派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首席代表。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代表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致敬和献赠哈达与礼品。在谈话中，毛泽东说：这次解放军进西藏，一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再是帮助西藏人民解除痛苦。他们到西藏后，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干部，如果做了违反你们心愿的事，或者欺侮你们，你一定要带头跟我说，我们马上就改。

同日 晚上，为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签订举行宴会，朱德、刘少奇、李济深、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等出席。毛泽东在宴会上讲话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同日 致信达赖喇嘛：“感谢你经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带给我的信和礼物。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以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经武（张经武，当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均至1952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1952年3月又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附来礼物，至希收纳！”

5月25日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进军西藏训令。训令指出：“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进军行动待军委进军命令颁布时实施之。”

5月26日 就目前志愿军同美英军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致电彭德怀。电报指出：“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毛泽东批示，这个电报发出后，请译发斯大林。二十七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军事方针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当按照执行。惟目前敌利用机械化追击截击，我三、九两兵团很多部队被隔断，送不上粮，运不回伤员，相当混乱。原拟保持淮阳、平康、安边地区（铁原至元山线），现均有放弃之可能，元山亦难保存。根据以上情况，第三番部队请提前入朝，以防止局势恶化和打开目前局面。邓华已去金日成处，然后到京面报各项。为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似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

同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加写两段文字：（一）“中央的这个政策（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规定的“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不但对西藏是如此，对国内一切占少数的兄弟民族都是如此。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如果不是出于各民族人民以及和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们自觉自愿地去进行，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强迫地去进行，而由汉族或他族人民中出身的工作人员生硬地强制地去进行，那就只会引起民族反感，达不到改革的目的。”（二）“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协议中不但规定对宗教应予尊重，对寺庙应予保护，而且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的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这不但是为和解藏族内部过去不和睦的双方，也为使国内各民族对藏族领袖引起必要的尊重。”还对社论稿的一段文字作了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如果这些部队和工作人员中有违反民族政策和协议的行为，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则有批评的权利和向上级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反映和报告的权利。这个原则，不但对藏族是如此，对一切兄弟民族都是如此。”

5月27日 约见陈赓和从前线回国的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听取解方汇报朝鲜战场情况。对志愿军的作战方针等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志愿军总的政治任务是轮番作战。消灭美英军九个师（几个杂牌旅、营全计在内），则可解决朝鲜问题。打法上同意彭总提出的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一次战役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一点），其他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如此轮番作战，在夏秋冬三季内将敌人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如能提前于夏秋两季达到削弱敌人目的，即可于冬季打大仗，求得一次大量歼灭敌人。（二）应加强政治工作，使全体干部和战士对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但同时应指出胜利条件，强调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三）组织上，完全同意“统一集中，减少层次，精干组织，提高效率”的原则。兵团最好取消，加强志愿军司令部和军，变为精干指挥所也可以。（四）入朝部队六个月左右换班，调到朝鲜北部或我国东北、华北休整三个月左右，再参加作战。西南第三番三个军已到华北，干部太缺，短期内不能出动。杨兵团（杨兵团，指杨成武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两个军已准备好，可随时出动。（五）除注意建设与加速空军出动外，目前重点是加强反战车武器与防空武器，部队则应大力提倡打战车、打飞机。会见后，解方当天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电告彭德怀、朴一禹、韩先楚、王政柱、杜平（王政柱、杜平，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5月31日 晨二时，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各电均悉。（一）你令各军坚决阻止敌人于金化、铁原、朔宁一线及其以南地带的计划，将四十二军主力调至伊川以东地区、将四十七军调至南川、新幕地区的计划，都是很对的，望坚决执行。（二）杨成武两个军可即调动入朝，以一个军代替四十七军修飞机场兼顾海防，以一个军代替四十二军防卫元山方向的可能登陆。（三）为防止伪首都师由襄阳向北窜扰元山，必须使用一个有战斗力的师于高城、通川之线，人民军有此力量否？（四）六十军一八○师的情况如何（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第180师因处置失当，被敌机械化部队包围于芝岩里地区，遭受严重损失。），甚以为念？”

同日 晚十时，致电彭德怀：“请答复下列问题：（一）杨口、华川、涟川之线以北文登里、金化、铁原、朔宁之线以南地带过去所筑阵地坚固程度如何，我军扼守此线不让敌进，而于该线寻机多打小歼灭战，以求逐步削弱敌人，可能性如何？（二）你是否正在部署在文登里、金化、铁原、朔宁之线以北，金城、平康、伊川、南川店之线以南地带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扼守该线的可能性如何？（三）四十二军在阳德地区，四十军在沙里院地区做了工事否？”

同日 就金日成电告拟来北京一事，复电金日成：“五月三十日来电收到。同意你来北京面商各事，请注意路上安全，坐火车为宜。”同时，致电高岗并告彭德怀：“顷接金日成同志电，拟六月一日晚自平壤出发，经安东来北京。我已复电同意，并要他坐火车来。他到沈阳时，请你和他一道坐火车同来一谈为盼（勿坐飞机）。”

同日 为转发邓子恢关于城市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并转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工厂中，矿山中，码头上，街道上，必须发动群众对于素来欺压和剥削群众的反动分子举行坚决的斗争，分清敌我界线，给予这些反动分子以必要的打击，最严重者予以处决，这是完全必要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同日 就薄一波报送的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说明情况的电报稿等，复信薄一波：“（一）给各中央局的电报已批发；（二）中央的公开通知（指中共中央1951年6月1日为保证政务院指示中提出的购棉储棉任务胜利完成，发给各级党委的通知。这个通知于当天在《人民日报》发表。）退还你，请添上政务院发布指示（指政务院《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的发出时间是1951年6月1日。）的时间，连同指示送新华社发表；（三）农业税是否增加及是否号召捐献问题，还须等几天中央才能召集会议讨论。”

5月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同周世钊、蒋竹如谈话。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事发展情况时说：我们志愿军的武器不如敌人，大炮都少，飞机更没有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这是因为志愿军战士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到这个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这次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战。谈话后，共进晚餐。

6月1日 致电彭德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军反坦克武器和反坦克部队的问题。听说近来敌人的坦克增多了，我军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足以征服敌人的大量坦克，才能阻止敌人坦克的猖獗和大量歼灭敌人的步兵。你对此事有何意见，我军现在配备的反坦克武器是否够用，哪些武器最有用，每团是否应配备一个专门的反坦连，望告。”二日，收到彭德怀一日的复电。复电说：关于军队编制、装备和军工生产问题，已派邓华率第四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军长和第三十八军政委等日内到京面报。不仅团需要反坦克火器，连、营亦需要有反坦克火器。复电还提出关于采取积极防御作战的战术问题的意见。

同日 为转发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初步整顿党组织的决定，起草中央给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并告西南局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凡新区有与云南情况相同或有某些相同之处者，可以参考这个决定，整顿那里的党的组织。”云南省委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调整主要骨干和培养干部。所有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一律由经过土改、三查、整党锻炼的外来干部担任。把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农积极分子培养和提拔为党的各种干部。凡地富出身及和地富关系密切的干部，坚决调离本地。（二）在党内，对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党的整体观念、党纲党章、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三）审查干部，把坏分子立即清洗出去。（四）整顿支部。

6月2日 为转发中共武汉市委关于汉口特务纵火事件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指出：“汉口特务纵火，毁房二千余间，受灾一万余人，这一严重事故，一切城市均应引起注意，应组织群众防特放火，在开群众大会时尤须严防。零陵（零陵，县名，后并入湖南永州。）和汉口两次特务放火事件，应引起一切城市的注意。”

同日 就彭德怀来电所谈由于指挥失当等原因，志愿军第三兵团遭受较大损失一事，复电彭德怀：“六月一日电收到。三兵团在阻击任务完成后撤至谷山地区整补，恢复元气，很有必要。但三兵团在华川至涟川一线阵地的防御任务极为重要，须有别部担负，是否由九兵团接防。”

同日 致电彭德怀：（一）金日成同志六月三日晚可到北京，他可能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因此你准备给金雄同志的电报请暂时不要发出。（二）目前提高斗志，停止敌进，稳定局面，极为重要。（三）三兵团政治部的电报里说，“担任阻击的部队必须彻底的把休整的思想转变过来，认识阻击的意义”。这样指出很有必要。因此三兵团似应分为两种部队，一种是战斗力没有破坏或没有很大破坏的部队，留在前线担任阻击，继续作战，打些小胜仗，振奋士气，锻炼自己。一种是战斗力有很大破坏的部队，这必须调至谷山地区整补，以备再战。十九兵团则主力应留在前线作战，一部分残破部队则开至近后方整补。

6月3日 关于对朝鲜战场目前战争形势的估计及应对方针和措施问题，致电斯大林。电报说：“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在削弱敌人的阶段中，打的地点和打的方法，必须适合情况。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山地甚多，利于防御，距后方近，补给较易。而在汉城附近及汉城以南这两个条件就差远了。”“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这样就可能逐步削弱敌军，振奋我军士气，并可减少我军伤亡。”“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我们现正组织人力运输队，使用最原始的手推车，试图解决这个火线上运送粮弹的问题。”“敌人已增加了坦克，我们正在想办法增强反坦克的火力。苏联的高射武器起了很大的作用，四月份和五月份打下了二百多架敌机。征服敌人的坦克，则还要想办法。此外，大炮也还要增强。”

同日 同金日成会谈，商讨今后的作战问题和应对可能到来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朝鲜战争转入相持局面的形势下，受美国政府指派的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的方针与方案。

6月初 接见杨成武、张南生，听取杨成武汇报第二十兵团入朝作战的准备情况。毛泽东说：我们要有准备，思想的准备、物质的准备，再打他几个胜仗。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要继续在全国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目前，中朝军队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打到了三八线附近，收复了朝鲜北半部领土。尤其是今年四月二十二日起，中朝军队发起了第五次战役，粉碎了“联合国军”将战线推至平壤、元山一线的计划，战争双方已转入战略对峙阶段。如今，美国开始有了一点谈判的意向，这是件不容易的事，说明我们的仗打得不错。美国当局已经意识到光靠军事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我们并不想打仗。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既然敌人肯坐下来同我们谈判，我们当然同意，不过敌人也很有可能利用谈判搞点什么名堂。我们军队的同志，头脑要清醒，不能有速胜的想法。五次战役都证明了即使一次包围了敌人一个整师或者一个整团，也是很难歼灭的。要看到，我们有过用兵过猛、张口过大的教训。现在就是要作长期准备，争取早日结束战争。我们的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在进行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斗争的同时，争取和谈，以打促谈。敌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所以我们还得准备打他几仗。现在中央已经决定，今后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以二十一个军分三番在朝鲜轮番作战。你们这次去，对部队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中午，毛泽东请杨成武、张南生吃饭。其间，毛泽东说：经过几次战役，我们的战略反攻已经完成了保家卫国、援救兄弟邻邦的主要任务，现在实行战略防御就是要巩固前一阶段的战果。入朝后一定要眼观全局，在全局上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准备持久作战，准备打阵地战，同时争取和谈，以达到这场战争的结束。当前，美国一面表示要进行停战谈判，一面又宣称要继续抗击和惩罚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自五月二十一日开始，“联合国军”又向北压迫、推进、合围，妄图陷中朝军队于困境。中朝部队已于二十三日向北转移。二十四日在我主力北移之际，美国第一、九、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以坦克为前导向北猛插，形势陡然间严峻起来。针对这一情况，彭德怀同志准备组织二道防线节节抗击，坚持到七月底。他估计，敌人很可能在北朝鲜中部东海岸港口元山登陆，南北对进，届时平壤、元山一线亦将难守。为此，你们第二十兵团必须在此之前赶赴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于1951年6月19日入朝作战。），以稳定战线。你们在军事上必须准备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不能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不能轻易后撤。你们第二十兵团入朝后，在朝鲜东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敌人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把防线稳定在三八线与三十八点五度线之间。

6月4日 致电彭德怀：有关情报称，“联合国军”将从东线向西北推进，自元山起至开城止一斜线，压迫共军撤至平壤之北。可能另组元山登陆部队，以促成共军提早放弃临津江以东地区。“此种阴谋肯定是真实的。我全军应振奋精神，加速准备，粉碎正面之敌及从侧面登陆之敌。”

6月5日 致电斯大林：“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你作报告，并向你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你商量这些问题。是否可行，盼复。”斯大林复电，同意高岗和金日成去莫斯科，并派专机来接。

6月6日 晨，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加写一段话：“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社论于当天发表。

6月8日 阅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阎揆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参谋长。）六月七日关于修筑进藏公路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聂荣臻：“是否有钱修这些路，请与陈云商酌，可缓者应一律从缓。”电报提出：（一）建议今年继续修通张掖至西宁公路，以便油料的补给；（二）立即准备一九五二年春开工修筑的黄河沿至玉树公路；（三）立即着手分段勘测玉树至囊谦及敦煌经柴达木、唐古拉山口、黑河至拉萨线。

6月9日 复电斯大林：您派的专机六月九日已到达北京。高岗和金日成两同志定于六月十日从北京起飞去莫斯科。增订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订货单，由高岗同志带去，请您酌量决定。和战问题及志愿军聘请苏联顾问问题，均由高岗面达。

6月11日 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六、七两月军事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已和金日成同志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准备八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后因朝鲜战场情况发生变化没有实行。）”“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你意如何盼告。”十二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由熙川至孟山至破邑公路，前令第四十二军工兵修了两个月，又加了一个工兵团，勉强可通车，还须两三个月才能加宽加固。如再加修一条公路目前不可能。加强反坦克和高射武器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6月13日 致电彭德怀：“（一）敌占金化、铁原后，动态如何，我军能否在该线至金城、平康、兔山线之间阻住敌人，我军部署如何，极念。（二）已令邓华同志及其他四同志于十五日动身回前方，中央各项重要决定由邓面告。”此前，曾接见邓华和第十三兵团各军长，听取邓华汇报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几个议题。毛泽东说：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打得远了一些，打得大了一些。又说：总的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战略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毛泽东要邓华一行立即返回前线，坚持现在一带的阵地。

同日 复电高岗、金日成：“（一）六月十三日二时电悉。（二）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1）等待敌人提出；（2）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两种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由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三）和谈条件，三八线为界，三八线南北可以各划一小段地区为缓冲地带，但不能只划北面的缓冲地带而不划南面的缓冲地带。南北朝鲜互不干涉。”“（四）已令邓华及十三兵团各军长立即返回前线，坚持现在一带的阵线。六、七两月加紧准备，八月举行一个有力的作战。在敌人不向我后方海岸线大举登陆的情况下，上述目的是可能达到的。只要敌人不增兵，不登陆，到了八月，我们就比较现在强得多了。（五）空军参战的问题正在开始计划。”

6月15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六月十二日关于通县（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传达贯彻死缓政策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河北省通县反映的情况值得注意。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6月16日前 审阅修改杨耳（杨耳，即许立群，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关于武训和<武训传>的几个问题》一文，加写几段文字，并把标题改为《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这篇文章在六月十六日出版的《学习》杂志第四卷第五期发表。

6月16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关于叶剑英突然患病给杨尚昆转中央的电报，批示杨尚昆：“请查询广州是否有高明的医生及剑英病情告我。”

6月19日 致电陈毅：“看了几个你们属下的镇反工作报告及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指示，证明华东军区系统内的镇反和清理工作，业已活跃起来了，甚好甚慰。望你抓紧这个问题，贯彻到底，务达纯洁内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惟各单位的报告和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批示，发给我们备案即可，不必要求我们每件再作指示，以免延迟时间。”

6月21日 阅胡乔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中几处提法问题的请示信，作批注。（一）对“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一句话，批注：“可以。”（二）对“‘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一段话，批注：“‘方针’为好。”（三）对“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一段话，批注：“这样好。”（四）对“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一段话，批注：“是十二人。”

同日 致电斯大林。电报说：“我军在朝鲜作战八个月来，深感敌我装备的悬殊和急于改善我军装备的必要。曾由高岗同志向你请求六十个师的装备，已蒙允诺。这是我军在朝鲜战场今年内至低的要求。据高岗同志回称，你认为我们的要求对于每个师的装备还不够强，提议每师须配备坦克，增加炮火，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帝国主义作战所必需的，我已电徐向前同志完全照你们的意见具体商谈。”“据徐向前来电称，他已与苏总参谋部初步商谈，认为六十个师照苏总参谋部所提的编制意见，今年只能运来十六个师（内含朝鲜三个师），其余四十四个师须待明年至后年才能陆续运到，这样就使得朝鲜战场的需要与时间发生矛盾。”“为适应朝鲜战场的急需，我请你考虑照高岗交给徐向前办理的订货单，将六十个师的步兵武器及各种火炮、坦克、飞机、汽车及汽车零件和各种汽油、药品等武器和器材，能于今年七月间开始，到今年年底运完，每月运六分之一，使朝鲜战场各师团暂照现行编制得到补充，以利战局。”“由于我们的订单的提出迟缓了三个月，误事甚大，而今天我又突然向你提出这样大的数目和在六个月内运到中国的要求，这会使你感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运输的问题不知能否做到？”这个电报还发给徐向前。

同日 复电徐向前：“六月十六日及十九日的来电均收到了。所提各问题分答如下：（一）高岗同志交给你办理的军事订单是朝鲜战场今年内所必需的和至低的要求，因为朝鲜战场敌人各种火力的强大，使我军各种武器的损坏和损失甚大，不断需要补充，加上自参战以来到今年底，我们动员了一百一十万新兵，这些新兵都需要武器训练和带上武器上前线，这是与过去国内战争大不相同的。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必须请求苏联政府将订单中各种武器能于七月开始分批运来，每月运六分之一，年底运完，使朝鲜战场我军能暂照现行编制不断得到补充。（二）苏总参谋部所提的编制意见，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惟在进行改编时，必须适合朝鲜战场的要求，照你的来电称今年只能来十三个师的装备，其余须待明后年才能陆续运到，这就使朝鲜战场上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故我已电菲里波夫同志，请求他考虑将订单中的各种武器和器材按时运来，如（一）项所述。至于按照苏方所提编制的标准尚不足的武器则可于明年陆续运来。视武器运输的状况陆续抽调若干师团进行改编，逐步完成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此点望与苏总参谋部切实商讨。（三）我们订货的目的既如上述（朝鲜战场的急需）则与我兵工生产毫无矛盾。你们代表团关于兵工生产问题继续商谈时可按苏总参谋部提出的编制意见作为根据。唯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可能成为我军首先现代化的骨干，而我整个国防军原拟定为一百八十个师，因之我们的兵工生产是为装备这样一个数目的，并应当于三年到五年内完成之。”

6月22日 同刘亚楼谈话，说：朝鲜战争可能出现停战谈判，空军要抓紧时间参战，以求得到战斗锻炼。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可能等到准备工作完全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二十四日，复信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六月二十三日你们给我的报告收到了。我同意你们这个计划。望你们按此计划进行切实的准备工作，以便九月实行作战，是为至要。”

6月23日 复信李烛尘：“六月十三日给我的信收到了。您的提议（李烛尘在信中提议，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过去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人士，开展对台湾的宣传活动。）很好。惟时机值得考虑，似以等待一个时期再去进行为宜。”

同日 复信曾以鲁（曾以鲁，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六月十二日惠书敬悉。以前两信均未收到，为殷洪乔所说（殷洪乔，东晋人。“殷洪乔所说”，出自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后人常把因不可信托的寄信人而致书信丢失，称为“误付洪乔”。）无疑。吾兄从事绘事甚好，尚望努力进修，日起有功，不胜祷祝。”

同日 复信李介侯：“李君（指李启炽。李介侯1951年6月18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李启炽有空军技术，请给予学习机会。）有空军技术，可持此信去空军领导机关试行接洽，看可以收录否？因我不明李君的政治经历，要他自己向空军部门去说明一切。”

6月25日 为转发罗瑞卿关于犯人参加生产建设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中央批准罗瑞卿同志六月二十四日的报告，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按此报告所提处理犯人参加生产的办法办理，并迅速执行为要。”罗瑞卿的报告，汇报了劳改会议决定的犯人参加水利、铁路、公路等生产建设的办法。

6月26日 阅符定一关于询问文史研究馆何时成立，请求救济旅京老人的来信，批示：“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七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成立，馆长为符定一。馆名为毛泽东确定。

6月27日 审阅聂荣臻本日关于空军参战准备工作的报告。报告说：现在空军参战部队由五个师增至十一个师后，必须提出紧急订货。拟由空军派一负责同志到莫斯科专办此事，不然空军出动即无保证。在我空军增加六个师参战的情况下，平壤及其以南的喷气式机场已不够用，必须增修二至三个机场才行。建议用周总理名义电金首相解决。毛泽东批示：“同意，请即抓紧办理。退聂办。”

6月29日 复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六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收到了。我认为一方面，人民军和志愿军应当积极注意作战，不使敌人乘机获逞。另方面，你们两人应当马上会商一次，就和平谈判问题加以考虑，准备派出适当的谈判代表，并以你们考虑的意见和谈判代表的人选告我。至于假如李奇微提出要求谈判的时候如何回答的问题，可待李奇微提出要求时再行考虑回答的内容和措词。兹将葛罗米柯同志与美国驻苏大使寇克的谈话要点，发给你们，请加研究。”

同日 复电斯大林。复电说：“您在六月二十五日和六月二十八日给我的两次电报均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第一，关于六十个师的装备的交货时间，只应当按照苏联的生产和运输的可能条件去规定，即是说在三年内完成六十个师的订货，而在一九五一年内完成十个师的订货。第二，您提出的那个中国现代步兵师的编制表，很好，就照这个编制表办事。中国军队有了按照这个编制表装备起来的六十个步兵师，就较现在的军队要强得多了。”“马立克的演说（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1951年6月23日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使我们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取得了主动。六月二十八日，我接到了罗申同志交来的关于葛罗米柯同志与美国驻苏大使寇克的谈话要点，并在文尾说：每一方只有二人参加，并且这些代表应该是各有关部队指挥部的代表而不应该是政府的代表。这样，在中国方面是以志愿部队的代表身份参加这个谈判，而不使中国以交战国身份去参加。我认为这样做是很适当的。”“假如谈判真能举行的话，很需要您密切地指导这次谈判，以免上敌人的当。”

6月30日 下午二时，致电斯大林：“敌军司令官李奇微已于本日发表通知，建议在元山港内一个丹麦船上由交战双方的代表举行关于停战的会议。并称，必须有适当的保证，方能实行停战。关于此事，有几点请您考虑示复，并请您直接通知金日成同志：（一）金日成同志似应于七月二日或七月三日发表答复李奇微的通知，在此通知内说明：同意举行双方代表谈判停战的会议，并建议会谈的时间、地点和代表人数。（二）关于谈判地点，李奇微建议在元山港内。查此港是北朝鲜的设防海港，敌军正阴谋于此登陆，似不宜同意在此港开会，可否建议以三八线上的开城为会议地点。（三）为使我方代表对于会谈内容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似宜建议以七月十五日为开会日期。（四）因为时间迫促与会议的重要性，我建议，请您直接与金日成同志通讯，密切地指导此次会议，同时将您的意见告知我就行了。”

同日 下午五时，致电金日成并彭德怀：“（一）本日我给菲里波夫同志电报稿一份，兹同时发给你们参阅，大约明天（七月一号）可能得到菲里波夫同志的复电。（二）请你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的资格，准备于七月二日或三日发表一个回答李奇微的声明。（三）因为时间紧迫和会议的重要性，我已要求菲里波夫同志直接和你通讯，密切指导此次会议，请你也经常和菲里波夫同志联络，有问题时直接向他请示。（四）此次谈判，是以你的代表为主，中国志愿军的代表为辅，因此请你对于为了使此次谈判获得较良结果的各项内容和方法加以考虑和准备。（五）你和彭德怀同志会谈的时间，可在对李奇微的通知发表回答以后，择定一天举行。我这里准备派我们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及其助手于七月二日由北京动身，七月五日可到彭德怀同志那里，和你及彭商量并帮助此次谈判事宜，他是在内部帮助你们的，不公开出面。（六）你的意见盼告。”

同日 下午六时，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出席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

7月1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等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庆祝“七一”的盛大酒会。

同日 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同意为举行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李奇微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建议在三八线的开城地区。

7月2日 晨四时，就准备和平谈判会议（会议开始后的正式名称为朝鲜停战谈判会议。）的有关问题，致电彭德怀并金日成及高岗：“（一）同意彭留在联司（联司，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简称。）主持作战及七月十日的干部会议，不去平壤开会。（二）同意邓华同志代表彭出席和谈会议，请邓即日动身去平壤，务于四日晚上或五日晚上，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彭对和谈的意见即告邓华带去。（三）李克农率乔冠华（乔冠华，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及其他助手，于七月二日二十二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于七月四日傍晚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五日早上，或五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里，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谈的代表们（人民军的和志愿军的）会商有关和谈会议的一切问题，请金日成同志派人于适当地点接引他们。（四）请彭德怀同志命令位于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首长迅速布置在开城开和谈会议的房屋（如果没有房屋就须使用帐篷）、用具和食品等项，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敌方代表团的宿舍（可能有几十人，包括新闻记者），我方代表团的宿舍及开会的会场，均须布置得妥当一点。此外，还须为李克农、乔冠华等布置一所宿舍（距会场一二公里）。为此，请联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负责干部即去开城地区指挥上述布置事宜。开城情况如何，望速查告。”

同日 晚十二时，致电彭德怀、高岗并金日成：“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大约有十天到十四天，请你们严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点：（一）争取在十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请高岗同志将后方应运人员、武器、弹药等，尽这十天内外运入北朝鲜境内。必须准备着一经签订停战协定，这些人员和物资就不能运输和调动了。（二）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三）杨成武两个军及五十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二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四）请你们设想在停战协定成立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预筹对策。”

7月3日 致电斯大林。电报说：“关于敌我双方军事代表会谈时我方应提出的条款，我们认为主要有五条，即：（一）‘双方协议同时发布停火命令。双方海陆空军自停火令发布时起，在朝鲜全境实行停火及停止其他敌对活动。’此条敌方可能无异议。（二）‘双方陆海空军各自三八线撤离十英里，在三八线以南及以北各十英里的地区，成立非武装区。该非武装区之民事行政，恢复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之状况，在三八线以北由朝鲜人民政府管辖，在三八线以南由南朝鲜政府管辖。’此条敌方可能提出某些异议，但我们这样提，是很公道的，敌方难于批评。（三）‘双方停止运输（包括陆运、空运、海运）军火、军队或补充部队，由朝鲜境外到朝鲜境内去以及由朝鲜境内运输到第一线部队中去。’估计敌方可能提出此项条文，故我方似应主动提出或者此条的后一句不要。（四）‘设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由双方各推荐未参加朝鲜战争之国家之同等人数之代表组成之，负责监督第一、二、三条各项之执行。’估计敌方可能提出类似条文，故我方主动提出此条。但实行此条将会招致许多麻烦，敌方推荐的‘监督委员’将在中朝国境线及北朝鲜的各交通要站检查我军的运输车辆。或者我方不主动提出此条，待敌方提出时再由我方接受之。究以何者为宜，请你酌定。根本拒绝设立监督机关，似不适宜。（五）‘双方释放战俘。在停战后四个月内，由双方各将对方战俘全部分批交换释放之。’敌方可能提出一个换一个，我方则应要求释放全部战俘。惟敌方俘虏北朝鲜人较多，并已补入南朝鲜部队内，此事可能引起争议。以上是我们想到的在双方军事代表会谈中应当解决的根本的五条。此外，尚有（一）‘一切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志愿军在内，限期（例如在三个月至四个月内）分批自南北朝鲜撤退完毕。’这亦是很重要的一条。惟敌方代表可能认为此事属于政治范围，不应在此次会议中解决。请你考虑我方应否将此条提出。（二）‘南北朝鲜双方的难民限期（例如在几个月内）遣回原地。’金日成同志希望提出此条。但此事实行颇为烦难，南北朝鲜的代表可能在此问题上发生许多争论，以致影响到其他主要问题的决定。或者可以提出去，在争论不决时则将它推到将来的政治性的国际会议上去讨论。以上各点，请将您的意见告我。”

同日 晚十二时，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电报说：李奇微已复电同意七月十日在开城举行和谈会议，他还提议在这以前举行一次双方联络官的预备会议。我认为可以同意举行预备会议，时间定在七月八日。预备会议是很重要的，李克农及我方和谈代表们及联络官们均需于七月七日晚上或以前到达开城地区，以便指导我们的联络官开好预备会议。请彭德怀同志命令解方及部队首长加速布置开城地区的开会地址等事宜，务须保障双方联络官及双方代表的安全，无论如何不许出乱子，此点至为重要。电报附有毛泽东为金日成、彭德怀起草的七月四日给李奇微的复电，其中说：“你在七月三日给我们的复文收到了。”“我们同意你的建议，由双方派遣联络官各三人，在开城地区举行预备会议。如果你同意，我们建议双方联络官们的会晤时间，定在七月八日。”

7月4日 晨四时，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请你派出一位负责同志，随带若干工作人员及必要物品速去开城地区，会同联司参谋长解方同志筹备会场及开会事宜。如该地无房屋，就须带帐篷去。双方会议人员所需物品及会场设备，均须带去。一切均须于七月八日以前准备完毕。”

同日 晨四时，致电彭德怀：“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

同日 晚七时，致电金日成、李克农并彭德怀，发去将由我方提出的《朝鲜停战的协定》的提案。协定的内容为：“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一方），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将军、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一方），双方被授权派遣代表举行关于在朝鲜停止作战与建立和平的会议，双方代表同意订立下列各条款：第一条 于一九五一年某月某日双方同时发布停火令。双方陆海空军自停火令发布之时起，在朝鲜全境实行停火及停止其他敌对活动。第二条 双方陆海空军各自三八线撤离十英里。在三八线以南及以北各十英里的地区，成立非武装区。该非武装区的民政事宜，恢复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的状态，在三八线以北由朝鲜人民政府管辖，在三八线以南由南朝鲜政府管辖。第三条 双方停止运输（包括陆运、海运、空运）军火、军队或补充部队，由朝鲜境外到朝鲜境内去。第四条双方释放俘虏。在停战后三个月内双方各将对方战俘全部分批交换释放之。第五条 一切在朝鲜作战的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志愿军在内，限于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分批自南北朝鲜撤退完毕。第六条 南北朝鲜双方的难民，限于四个月内遣回原地。”电报说：“金日成同志对上述协定意见如何，盼告。如认为可行，即请你召集李克农、南日（南日，当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即将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首席代表。）、邓华等同志将上述协定提案交给他们，并向他们加以解释，然后令他们迅速前往开城地区。请告他们注意，联络官是谈开会细节的，不是谈判协定条款的。”“为使我方各代表的步骤和态度取得一致，提议由我方各代表及李克农、乔冠华等组成一个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是否可行亦盼告。”

同日 晚九时，复电金日成并李克农、乔冠华：“金于七月四日十三时的电报，李、乔于七月四日十二时由安东发来的报告均收到了。”“李、乔及邓华均可于七月五日拂晓到金处，请金召集李、乔、邓及南日、金昌满、金一波（金昌满，当时任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即将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首席联络官。金一波，即将任朝鲜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联络官。）、柴军武等立即会商一次，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于七月五日傍晚即由平壤出发于六日早上或晚上到开城地区准备各项事宜，早一点去较好。”“最好于五日夜车即去开城，愈早愈好。”

7月6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七月五日关于统战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很好。发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参考，并请仿照办理，加强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报告说，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主要收获有：（一）使干部认识了在新环境下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作用和进步的可能性，批判了对他们估计不足的错误思想。（二）纠正了对各界民主人士不敢领导和怕麻烦的思想。（三）进一步了解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历史、作用和前途。（四）检讨了过去对统战工作不重视等思想，明确了今后工作的任务，增强了对统战工作的信心。

7月7日 对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关于如何处理纪念武训的学校、碑文和建筑等向中央宣传部的请示报告，批示：“可予同意。但应着重教育解释，其余可以从容处理。”请示报告说：首先对群众广泛进行教育，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然后再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凡私立武训学校，在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讨论渐趋成熟时，由他们自己提出更名和改组，我们同意批准，仍为私立学校。凡公立的武训学校，在教职员学生思想澄清后，更改校名。关于纪念武训的碑文、建筑等物，教育群众认清武训以后，由群众自觉地拆除。石刻、塑像、柱、碑要拔除，画像要涂抹，武训纪念林要改名，但武训墓和墓碑，我们认为应当保留。

同日 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的报告。报告说：估计到朝鲜战场可能出现停战局面，我们考虑是否需要在宣布停火以前，以一部空军部队进驻北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

7月9日 晨一时，致电金日成、李克农并彭德怀：“（一）不要提赔偿问题，因为这样提出，一则可使英、法、美团结起来而不能孤立美国，二则美国可以发救济费的办法来作答复，而北朝鲜是不能接受美国的救济费的。（二）如果金日成同志认为交换难民对北朝鲜不利，则可将南北朝鲜交换难民一项条文取消不要提出，但应准备南朝鲜提出此项问题时的对策。（三）第二条中关于非武装区的民政事宜，同意写至‘恢复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的状态’为止，以下两句可删去。（四）不必提出‘禁止转交武器’的条件。（五）同意增加解方为代表。朝中两方的代表均应用真姓名，不要用假名。并须于本日（七月九日）发表公报，叙述人民军和志愿军的代表的官阶和姓名，请克农即刻起草发金及我。”

同日 中午十二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七月八日二十三时电收到。（一）公报稿可用，已予发表。（二）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指南日、邓华分别准备在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1951年7月11日，两个发言稿在《人民日报》发表。）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纪念建军二十四周年的指示稿。将原稿中的“目前朝鲜战争有停战可能，但是停火和停战目前还不是事实，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丝毫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这句话，修改为：“目前朝鲜战争或者有停战可能，但是停火和停战目前还不是事实，并且有继续作战的很大可能。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丝毫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而必须有继续战争的充分准备。因此，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7月10日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同“联合国军”代表团在开城举行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

7月11日 晨七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来电收到。（一）撤兵一条必须坚持。（二）在各项谈判未得完全协议以前，不要让新闻记者参加。只有在获得完全协议、在举行签字的那一天，才可以让双方同等数目的新闻记者参加。”

同日 审阅修改伍修权（伍修权，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将在七月十二日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双周座谈会上作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发言稿，批示：“第一、第二两部分应大大缩短，不要讲长了，接着就讲第三部分。”发言稿的三个部分是：一、朝鲜战争是美国帝国主义战争计划的组成部分；二、抗美援朝的意义和成就；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们的一贯方针。

同日 阅薄一波本日来信。信中说：傅作义曾提出，在整风中是否要把他的历史问题向大家谈一下，我答以不需要。毛泽东批示：“同意你的意见。请妥慎处理，团结傅及其一切可以团结的干部。并加强对这些干部的教育。”

7月13日 审阅胡乔木七月十日关于党的翻译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关于《毛泽东选集》俄译稿，拟由王稼祥、李立三、张闻天三同志校阅。提议组成党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由稼祥同志负责。但稼祥同志一再推辞，此事请中央决定。毛泽东批示：“同意你的各项意见。但委员会的主持人稼祥既不愿担任，就由你暂时担任为好，每月召开一次会，将来再考虑用他人。”

同日 将李克农从朝鲜发回的报告改写成新华社平壤十二日电讯稿。电讯稿说：“本社记者从朝鲜人民军总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有关方面获悉：谈判朝鲜停战的联合国军代表团七月十二日未来开城，朝鲜停战谈判会议因此未能举行。”

同日 致电斯大林（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介绍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两天来的情况和我方对谈判议程的意见。同时说明：“现我方对敌作战仍在加紧进行，并准备如谈判破裂，再打几个月，给以更大杀伤而促其变化。”十四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我们详细地讨论了与对敌谈判问题有关的一切事实，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您七月十三日来电中所述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7月14日 晨一时四十五分，复电李克农：“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半来件（指金日成、彭德怀1951年7月14日给李奇微的复文稿。）收到，待修正后发给你，你在收到修正稿以后即可发给对方。北京广播当在七月十四日二十时即下午八时左右。”

同日 晨七时，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电报还提出代表团立即准备在敌方代表团重来开城时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

同日 晨七时半，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发去给李奇微的复文修改稿。复文说：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

同日 上午十时，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强调在划中立区面积的问题上，以能保证双方代表安全为原则。

同日 起草新华社平壤十四日电讯稿。电讯稿指出：“昨日美方代表团借口新闻记者未得我方同意仍然不来开城开会，以致会议又停顿一天。昨日下午，此间收到了李奇微的一个通知，提出了划中立区的新问题。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将军本日已予以答复。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辩，使和平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方在原则上同意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期间的暂时的中立区。”“同时对于新闻记者问题也给了美方以便利。这样，就解除了美方在最近提出的一切借口，使开城会议有可能重开。”

同日 就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关问题，致信陈伯达：“这些已看过，请照批改者改正。其中《古田会议决议》只选第一章，第二章以下均不收。《查田运动总结》，不收。《兴国调查》，不收。这样，就轻松多了。请送新的来校阅，我等着。”

同日 阅萧劲光七月九日关于因有多种疾病希望去青岛休养一个月的来信，批示：“同意这个休养计划。”

7月15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关于议程问题，由于南日同志在第一日的发言中即提出了三项停战建议，我方已掌握了主动。今后，再经过几次试探和争论，便可提出我方所拟的五项议程：“一、通过议程；二、为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首先应确定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并建立非军事地区；三、为保证朝鲜不再发生敌对的军事行动，应商定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四、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五、关于停战后双方俘虏的安排问题。”必须在美方同意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列入议程的条件下，我方才同意在议程上不提三八线的具体分界线，而留等进行该项议程的谈判时再决定三八线为分界线，并同时将监察问题加入议程第四项，以便在具体讨论时，再加斟酌。

同日 复信黄炎培：“七月十四日大示收读。尊恙极念。完全同意休养一个月，如有必要，还宜延长一个月，以期全愈。时局诚如尊论。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黄炎培来信说，因神经和心脏方面的疾病，根据医生建议拟告假一月易地休养。信中还谈到对朝鲜和谈的看法。

7月17日 薄一波致电高克林、苏谦益（苏谦益，当时任中共绥远省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绥远省政协主席。）并告张苏、马国瑞（张苏，当时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常委、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马国瑞，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电报说：关于团结傅作义、董其武及其干部，经请示毛主席后有一些重要指示，择要告你们，请妥善执行为盼。（一）对傅、董及其一切干部，必须妥善处理，团结傅、董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干部并加强对于这些干部的教育。这是总方针。（二）第二十三兵团民主改革运动是正确的，对傅本人亦起了积极推动其进步的作用，但有缺点。（三）傅的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绥远军区司令员兼职，均应保持，绥远应向他报告工作，并经常保持接触，今后并应设法开会，使其能行使职权。（四）对傅的人，应以起义时间（九月十九日）为界限，以前犯罪的应一律宽大不追，此点必须坚持。在此次整风审干中，如只是牵涉到过去历史或是思想糊涂，一时分不清敌友，说错了话，或是受了他人牵连，均应予以照顾。（五）从工作、思想上来看，傅本人半年来确实有进步，对过去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对今后态度是力求进步。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其中用着重号标出的文字，是毛泽东加写的。这个电报还发给了斯大林。）：“新的议程既已提出，并已声明系正式的之后，你们即应采坚持的方针和态度，尤其对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应再三说明这是保证在朝鲜不再发生敌对行为的必要条件，使敌人意识到我们是坚持这项条件的。我们提此条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如果敌人不表示这种让步，我们仍应坚持。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7月20日 晨三时，致电高岗：“菲里波夫同志同意我们的要求，再派尤金同志来中国帮助我们做理论教育等工作，为时三个月。”“他到东北后，请你和他恳谈一次。如他愿先来北京，则请派人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先在东北各城市向我们的干部作理论讲演，及参观工厂、学校、农村，则请你给以布置，派出有能力的翻译人员、引导人员及保护人员，在各处布置适当数目的干部听讲会及座谈会。”

同日 晨三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指出：估计到今日会议对方有可能拒绝讨论撤兵问题。如今日会议情形确向此种估计方向发展，你们便应抢先提出休会三天，以便双方考虑停战谈判的议程究应如何安排为好，以便取得主动。二十一日上午，我方代表团就对方拒绝将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列入议程事，提议休会三天。经双方同意，决定第九次会议在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举行。

同日 就谈判情况和我方对策，致电斯大林（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电报说：朝鲜停战谈判复会后，经过五天的争论，在议程问题上已达成三项协议：一，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二，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三，关于俘虏的安排问题。而关于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敌人始终拒绝将其列入议程，虽经我方多次驳斥，敌人仍毫无让步征候。我们对撤兵问题，似应作重新考虑。我们认为，与其为撤兵问题而进行难以得到结果的长期战，不如不以撤兵问题作为停战谈判必须立即解决的条件，而以从三八线撤兵停战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把从朝鲜撤兵问题保留到停战后去讨论。这样还可以保留对此问题的回旋余地，使其成为我们手中的斗争武器。如您认为我们这种看法和意见是对的，在得到您的回电后，我即准备取得金日成同志同意再给我方谈判代表团以指示。二十一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赞同中方意见。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征询他的意见。金日成复电表示同意。

同日 审阅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会上所作的《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而斗争》的报告稿，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指针”一句话，改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指针。”

7月23日 晨三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指出：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你们应准备在七月二十五日复会时，由南日同志发表一篇声明，说明我方为求得早日达成停战协议，愿同意不将讨论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但我们提议在已协议的四项议程外，加入第五项“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这项议题的提出，为的是前四项议题都进行完毕并达成具体的协议后，我们将在进行第五项议题时提议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

7月25日 晚十二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根据今日谈判情形看来，对方有可能接受我们关于第五项议程的新建议。明日会议如在议程上达成完全协议，而进入实际问题的讨论时，你们对于双方军事分界线问题应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南北各划出若干公里，建立非军事地区的主张不变。

7月26日 复电彭德怀：“七月二十四日电收到。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

7月28日 晨三时，就乔埃（乔埃，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七月二十七日在发言中，借口“海空军优势的补偿”，要求在离战线很远的我方实际控制区域内建立军事分界线，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多平方公里土地一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乔埃发言，狂妄荒谬，完全是战场的叫嚣，并非在谈判停战。你们准备的发言，必须首先质问其有无谋和诚意，还是在准备扩大战争的根据，然后再痛驳其所谓海空军给予地面作战的影响，及地面停战而海空不停战的奇谈。从乔埃的发言看来，我方在目前必须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并以坚定不移的态度，驳回其无理要求，才能打破敌人以为我可以一让再让的错觉。对于这一点，可以让它争论下去，也许要僵持几天，敌人才会重新考虑。如果敌人决心在这个问题上破裂，发表出去，他将完全陷于被动。

7月30日 复信张元济（张元济，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今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二十六日三次惠书并附大作及书一函，均收到了，谨谢厚意。积雪西陲一诗甚好。由于签订了协定，我们的队伍不久可以到拉萨了。尊恙有起色，甚以为慰。”

7月 对《武训历史调查记》（1951年夏，由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一个13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平原省（1952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堂邑县（1956年并入山东冠县）、馆陶县（1952年11月划归山东，今属河北）和山东省临清县等地，共进行二十多天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根据这次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而成的。调查记分作5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进行多次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二千七百多字。其中加写的段落主要是：（一）“根据上述各种材料，使我们了解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和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二）“武训的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某些思想错误的人们也喜爱这样一个人物，而为之尽力宣扬。这样，就迷惑了许多天真的头脑简单的人们。因此，揭露武训和武训宣传者的真相，就成了必要的工作。”（三）“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是地主阶级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有政权、有军队，保护这种生产关系。因而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在中国的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了。武训生在满清时代，他甘心为地主阶级服务，以‘为贫寒’的口号欺骗农民，而实际上为地主和商人办成了三所学校，这是合乎封建社会的规律的。”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续刊载《武训历史调查记》。

同月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会见周世钊、蒋竹如，了解他们就读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的教学情况，谈到自学的重要性。在介绍自己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经历时说：一九一二年暑假中，我从湖南省立高等中学自动退学之后，寄居在湘乡驻省中学学生宿舍，实行自学。每天到三里之外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早去晚归，中午为了节省时间，买两个烧饼，就解决了午餐问题。雨雪的日子也照样前往，从未间断过。这样从早到晚，没有什么休息，在这个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当时，我十九岁了，十九岁的青年应该读了很多书，但我读得不多。我才到图书馆的时候，看到架上、桌上和藏书楼上都堆满了书，我借读了一些，觉得都有新的内容，都对我有所启发。我在图书馆借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穆勒名学》、《原富》、《法意》、《社会通诠》以及西洋历史和小说等。觉得每读一本书都有新的收获，越读越觉得不肯抛弃，因此忘了疲倦和饥饿，一天只有中午吃烧饼的时候是我唯一的休息时间。半年多的时间不算长，而我在知识上的收获却不小。我最大的收获还不在这里。我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以前，世界究竟有多大，是不太明确的。当时，我认为湘潭县已不算小，湖南省当然更大，全中国古称天下便大得了不得。在世界地图上看到中国只占世界一部分，小了，湖南更小了，湘潭和韶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真正大呀，世界既大，人就很多，每一个活人都要生活，既要过物质生活，还要过文化生活。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总觉得我们青年的责任极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极其广阔，因为要改变社会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这里，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所以这回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半年自学是我读书历史中值得纪念的半年。

8月1日 就朝鲜战场九月战役的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出：“（一）以二十兵团替换九兵团一个军或两个军的部署甚好，但九兵团的主力仍以作九月战役的第二线兵力（第二梯队）为宜，不要调远了。（二）十三兵团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应在八月上旬调至第一线积极准备九月战役，而从三兵团及十九兵团中抽出三至四个军接替海防兵力。（三）在最前线修建多数粮弹储备库，为九月战役储备充分的粮弹，使作战时能随缺随补，此点极关重要。闻你已在筹备，未知情形怎样。（四）以上各点盼复。”八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并高岗，报告九月战役的作战部署，并说：如无意外，拟于九月十日下午发起战役攻击，如敌在八月底或九月初向我进攻，则在现阵地以逸待劳，适时举行反击为最有利。

同日 阅胡乔木关于中共中央东北局建议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请示报告，批示：“请乔木另拟一电（胡乔木1951年8月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并各中央局的电报说：同意规定9月3日为全国统一的战胜日本纪念日。除东北应改在此日庆祝解放外，全国军民及报纸均应于此日纪念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采用统一的‘九三’纪念。”八月十三日，政务院发出通告，规定九月三日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同日 致电斯大林：为培养中国工业干部，满足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拟送三百七十五名留学生赴苏学习和八十八名年轻干部直接去苏联工厂实习二年。若您同意此事，请予电复。八月五日，斯大林复电同意。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关于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的争论已达六日之久，我方理直气壮，南日同志的发言甚好，已取得有利形势。对此，应不管敌人企图如何，仍坚持依照程序首先解决以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的问题，即使继续坚持下去，也仍然对我有利。因为我方主张以三八线为分界线是公开的合理的，而且是这次谈判的基础，敌人却不敢公开自己的提议，而只能消极地反对三八线。

8月2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东京盟军总部新闻处七月三十一日发表正式公报说，“关于我们必须获得协议的军事分界线，应在鸭绿江上的空军及海军战线与开城、平康、北汉江区域的陆军战线的中间某处”。这等于敌人已在公开他的提议。望你们针对这一公报，指示开城我方记者写一宣传报道速电北京、平壤，以便中朝两国报纸据此发表评论，好向全世界人民宣布美国政府这种无理要求及其空军对于朝鲜和平居民的继续狂轰滥炸。

8月4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八月二日电想已收到，你们是否已经指示开城我方记者将美方关于在我方阵地以北建立分界线的无理要求，给以具体报道并予以严正驳斥？敌人很怕他的要求被公开出来会受到多数舆论非难，故仍在极力反对以三八线为分界线，以掩盖他的要求；同时却又暗示联合国所提出的沿目前的战线建立分界线，企图诱使我们在三八线问题上先松口，然后他再提出沿目前战线建立分界线，与我们讨价还价。我们的对策，应该在会议中坚持三八线的主张不变，并不断驳斥敌人的荒谬要求，在新闻宣传上具体地揭露敌人的荒谬要求，使会内外的斗争配合起来，逼敌人在这个问题上先松口，然后方可考虑提出我们的方案。因此，我们以新闻揭露与报纸评论来进行斗争，更为刻不容缓之举了。

8月5日 就“联合国军”代表团借口我方警卫部队误入谈判会址地区的偶发事件而不到开城谈判一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为揭露敌人这一小题大做的伎俩，你们应告新华社开城记者写一报道，将上次复会后在七月十六日美军曾向我板门店中立地区射击一事，我方仅提口头抗议，而此次仅为武装警卫部队误入会址地区，美方就这样小题大做，对照之下，就证明哪方具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哪方是在玩弄拖延谈判的手腕，以掩盖其关于军事分界线的荒谬要求。

8月8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敌人因为懂得我们不会在这类枝节问题上与之破裂，故乃一再使用流氓挑衅手段，向我进逼。七日向我板门店射击一事，便是敌人进一步的挑衅和恫吓。我们在这类事件上与之破裂是不必要的，但如表示软弱，不给以严正回驳，不立即抗议，那正中敌人的恫吓诡计。你们对昨日板门店事件，未立即提出抗议，颇失时机，且亦示弱。望你们根据已经取得的证据，先经过联络官向对方抗议，看对方如何反应。同时，望指示记者速即报道此事。

8月9日 复信李介侯：“承你转来刘伯强、刘德三（刘伯强、刘德三，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刘修秩的儿子。）二位的信，收到了。请你转告他们，在当地认真工作，在工作中学习。”

8月11日 晨七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你们可考虑向对方作这样的表示，指出对方既已放弃其原先荒谬而不合理的提议，而主张大体上就目前战线划分军事分界线并加以调整，则我方提议的三八线是对于目前战线的最好调整，也是大体上合于目前战线的双方局势的。因此，我方现在愿提议：将三八线定为双方军事分界线的基线，依此基线建立非军事地区，双方可不必一律向后各撤十公里。我们采取这一步骤，可表示我方亦作了让步，看对方如何发展，再决定我方是否需要提出原定的方案。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8月13日 晨二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敌人原来的提案只是为的换取我在三八线的主张上让步。至于敌人的真正盘子，就地停战加上不大的调整固然是他所求，但如果依地形及军事形势划一条线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即临津江以东划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划在三八线以南，南北地区大致相等，而名字就叫军事分界线，大概敌人也就有可能准备接受。关于目前谈判的策略，你们应该将谈判的重点放在针锋相对地反对敌人的原有方案上头，而少提自己的主张，逼使敌人不能不答复你们的问题。不论敌人是承认放弃或修改其原来的方案，或是更提出就现有战线划分界线的主张，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提出我们八月十一日七时电告的方案。很可能，敌人仍不会接受，但我们在争论中就应该将三八线与现有战线联系起来，并将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也联系起来，以便为下一个原先商定的折中方案做伏笔文章。

8月15日 审阅罗瑞卿八月十四日报送的《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批示：“已阅，很好。”报告说：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成立不久，就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重要措施，我们以为这是十分适时的，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其所以正确和必要，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敌人虽然已被推翻，但他们遗留下来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国民党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国民党军政官员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以及地主阶级中的恶霸分子，数量还是很大。中国人民在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牺牲于他们的毒手者难以计算；解放以后，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想方设法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在将近大半年时间里，在广大新区就有四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反革命杀害。刚刚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如果不严重正视这种情况，不坚决地肃清大量普遍存在的反革命势力，就无法巩固自己的胜利，巩固人民的政权。这次镇压反革命，既肃清了大量敌人，又发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使得人民的胜利和人民的统治进一步地巩固起来了。报告指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过程，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地没有发生偏差和错误。这是由于：第一，集中力量打击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为人民群众所十分痛恨的反革命首恶分子；第二，走了群众路线，放手发动了群众，吸收了各界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第三，有领导地进行这项工作，不仅有明确的政策，而且有惩治反革命条例作具体量刑的标准；第四，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对于镇压反革命工作，一般是有经验的，也是有准备的。在若干地区曾经有过草率和粗糙的现象，对于统一战线中应该照顾的方面也发生了若干照顾不够的偏向，但这都属于个别的性质，而且大体上都适时纠正了，并不影响镇压反革命的总的成绩。当前的斗争任务是：迅即加以收缩；对应当判处死刑者，一般以处决其中少数的罪大恶极分子为原则，其余多数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在今年六月到九月，除现行犯外，应一律停止捕人，以便集中精力清理积案；现确定全国一切地方捕人批准权属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属省一级；立即着手组织犯人劳动改造。

8月18日 “联合国军”为向朝中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发动夏季攻势，并开始实施所谓“绞杀战”。

8月19日 审定中央军委复彭德怀电。复电说：由于安东、平壤间需增修三个机场并推迟空军出动时间，我军目前作战方针不能不从各方面重加考虑。在作战上，也应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从现在具体情况看来，不易使我们这次战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设若战而不胜，反易暴露弱点。据此种种，望你对九月战役计划再行考虑，可否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如此，既可预防敌人挑衅和破裂，又可加强前线训练和后勤准备。二十一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并高岗：九月战役改为积极备战，防敌进攻，准备适当时机反击。如敌暂不进攻，待十月再决。

8月20日 阅袁仲贤关于印度总理尼赫鲁催要毛泽东诗词的报告，批示：“外交部：不要送这种诗词。”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我方代表团住地应立即移到会场区外之中立区，并靠近中立区以外之我方部队，实行根据协议的武装警戒，以防敌袭扰和意外。

8月21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出：邓华说“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当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认真考虑，请你计划一下，九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如何进行法，须用多少兵力，胜利把握如何，敌人的反应将会如何，请就这几点考虑电告。二十三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九月不举行大的战役进攻时，可选择伪军突出部队举行局部进攻。美军布防尚未发现其弱点。

同日 审阅聂荣臻、李富春报送的关于航空工业建设计划，批示：“照办。”计划提出了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生产规模、厂址的选定等。

8月23日 晚九时，就美国飞机又于二十二日夜以我方代表团住所为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事，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致李奇微抗议书，你们可于明（二十四日）晨正式送出。这样做，让会议停开一个时期，以压下敌人的气焰。在军事上应加紧准备，迎接敌人的可能进攻，在谈判上如果得不到我们认为满意的答复，就拖他一个时期，但不由我方宣布破裂。二十四日晨一时，再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休会的范围，应不包括双方联络官的来往，我们仍应保持这个联络。

8月下旬 阅改袁水拍（袁水拍，诗人。当时任《人民日报》文艺组副组长。）起草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后记稿，将其改为《关于本书出版的几句话》。原稿说：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使原来在武训问题上所存在着的混乱思想得以澄清，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胜利”。毛泽东将“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

8月25日 晚十二时，再就敌机轰炸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目前需要与敌人进行几次有力的文字的宣传斗争，以观其变化。代表团的任务是谈判兼打文仗。敌人如决心破裂，我们也要从各方面做足文章，使破裂的责任落在敌人身上。敌人如仍然是拖，我们应从拖中做主动的文章。你们应既不消极也不急躁地沉着应变，主动作战。

8月26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我军已决定九月不作大规模反攻战斗，敌人又有企图在镇南浦登陆的消息，因此，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及四十军均应位于原驻地，加强训练，并准备对付镇南浦方面的可能登陆。”

8月27日 审阅由周恩来起草的金日成、彭德怀给李奇微的复文，批示：“复文很好，请于今日发表。”复文指出：你方出现违反和破坏开城中立区协议的行为后，经我方提请你方注意或向你方提出抗议，你方不是予以否认，就是不予处理，甚至抵赖一切。我们再一次向你提出：你方必须认真负责地处理这一严重的挑衅事件，然后停战谈判才能得到保证，才能继续进行。为使全世界人民能够明了事件的全貌和真相，我们要求你，能和我方一样，将你我双方来往的文电全文发表，并容许你方各新闻通讯社全文发出和各地报纸全文登载。

同日 致电斯大林（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电报说：敌人在谈判中因军事分界线问题相持不下，便采取了连续的挑衅行为。我们给了坚决的回击。我们宣告停会，等待敌人负责处理此事。如得不到满意答复，就让会议停开一个时期，以压低敌人的气焰，但我方不主动宣告破裂。等拖一个时期后，如果敌人有愿意重开谈判的进一步表示，我们拟主动地提出一个转弯的办法，促其接受。二十九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来电对情况的估计和采取的方针。

8月31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敌人仍在空中和地上继续挑衅，其企图显然是示威和试探，我们除随时予以抗议和揭露外，更应在中立区内有计划地隐蔽地布置不带重武器的武装力量，准备消灭和捕捉仍将侵入中立区进行挑衅的对方武装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打击敌人的挑衅和捉到活的人证，以证实其全部罪行。

9月2日 致电斯大林：“当此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致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以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共同防止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巩固同盟，使中国人民在反对远东侵略势力的斗争中，获得无限鼓舞。”

9月3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对西藏各寺院及乞丐发放布施给张经武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发放的时机以在我入藏先遣支队及阿沛等人到达拉萨，西藏政府讨论了中藏协定（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并发出了拥护这个协定的通电之后为适宜，不要过早。”

同日 下午，同章乃器谈话，听取他关于率全国政协组织的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参加土改工作情况的汇报。

同日 同梁漱溟谈话并共进晚餐，了解他参加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期间，对西南土改和对四川的印象。在梁漱溟谈到土改有过火现象时，毛泽东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梁漱溟说：四川解放不到两年，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伯承、邓小平治下有方，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9月4日 致信毛禹居、文枚清、张有成（毛禹居，即毛宇居。文枚清，毛泽东的表兄。张有成，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大革命时期协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曾掩护毛泽东脱险。）：“接到枚清、有成二兄的信，想来京一游，我认为可行。如禹居兄有兴趣，亦可同来一游。来者以三兄为限，他人不要来。到京大约可住一个月至两个月，太久则不方便。如三兄同意这几点，即可偕我这里派的同志一道来京。”

同日 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和《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

9月5日 复信张元济：“八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解放歌（指张元济写的诗《西藏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建议各事都好，编藏文小册子尤为急需，已告有关机构加力办理。我入藏先遣支队日内可到拉萨，沿途得藏人热烈欢迎，知注并以奉闻。”

9月6日、11日、15日 审阅修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稿。毛泽东加写的内容主要有：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在镇压反革命确实已经达到了彻底程度的县、区、乡及某些市区，即应结束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转入经常的对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工作。责成专署以上和师以上各级公安机关和保卫机关负责，收集各地反革命分子的暗害案件，加以清理，做出结论，报告中央公安部。

9月7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召开互助合作会议的通知稿。通知说：中央决定于九月二十日在京开会，请东北、华北、西北、中南、华东各中央局及山东分局，并转告河南、河北、山西省委，各派一位熟悉和管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工作，并足以代表你们意见的同志（例如研究室主任或副主任），充当代表参加会议，并随带有关材料来京。

同日 上午，就教育工作问题打电话给钱俊瑞（钱俊瑞，当时任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兼高等教育司司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1952年11月又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民要我们办广大的教育事业，这是件大事，一定要办好。同意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教育部于1951年8月27日至9月1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会议讨论了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现状，并决定今后的发展方针，认为：新中国的教育，必须有完全适合于当前国家情况与需要的制度，坚决为人民的政治、经济事业服务；旧教育的内容（首先是课程）和方法必须坚决改革；学校要真正做到为工农兵开门；经费开支要力求节省，反对铺张浪费；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坚决面向群众、依靠群众。）的精神和所议的办法。这样的专业会议，目的就是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赞成大批派留学生到苏联去学习。在另一次电话中还说，要在三年内派遣一万名留学生去苏联，要注意政治质量。拟一个派遣计划，报中央批准执行。

9月8日 批示胡乔木将中共南京市委关于宗教改革工作的报告印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其管理宗教事务的机关，并于文前加几句介绍的话。同日，又批示胡乔木将山东分局宣传部关于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宣传工作的综合报告印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宣传部参考，并在文件加上几句介绍的话。

同日 就荆嗣佑（荆嗣佑，曾留学日本，任过李宗仁顾问、湖南省制宪会议主席。当时赋闲在家。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工作安排问题，致信刘道衡：“荆嗣佑一信付上，请察阅。其中所述溆浦乡间对荆不尊重的事，请予查明酌办。荆在辛亥革命后曾当我们学校的英文教员，四十年来他做过些什么事，是否和国民党反动派有过关系，我完全不明了，请你向程颂云、程星龄诸人及沅陵地委问明，并决定是否帮助他在长沙解决工作问题。至于他要求去日本的事，现在没有此种可能。”同时，复信荆嗣佑：“八月二十二日惠书敬悉。所述乡间情况，值得注意，已将来信转给中共湖南省委查明办理。先生出外工作一事，也要湖南省委酌情帮助。如先生有兴趣，可与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部长刘道衡先生通讯商酌。”

9月9日 为转发贺诚（贺诚，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9月11日 阅马寅初（马寅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校长。）给周恩来的信。信中谈到北京大学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关于进行思想改造号召，发起教师政治学习运动（这个学习运动在北京大学开展起来后，教育部认为这种学习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师是必要的，决定先由北京、天津高等学校开始，取得经验，推广全国。同时在教育部下成立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在天津成立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总分会，各大学成立学习委员会分会，以统一领导这个学习运动。），并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前去演讲。毛泽东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九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彭真分别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举办的报告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有关三大运动的一些思想问题》的报告。

同日 晚十二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发去金、彭复李奇微信（这封信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复信中说：你九月六日来信，仍然一味抵赖并拒绝处理自八月二十二日以来破坏开城区中立化协议的一连串的挑衅事件。我们现在再一次要求你迅速结束你方这种无休止的破坏协议的行动，负责处理我方所抗议的各次挑衅事件，然后才能使谈判在正常平等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否则，你方应对拖延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及其后果，担负全部责任。

同日 致信宁纯宦（宁纯宦，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长沙市新安巷小学校长。）：“九月六日及以前各信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清况甚念，已函王首道主席酌予设法，是否能副尊望，则未敢必，因文物会（指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情况，弟不甚明了，兄可就近试为接洽。”

9月12日 阅石景山发电厂党总支书记王自勉、石景山钢铁厂党委先后的来信，信中反映工厂工资制度不合理影响到职工生产积极性，建议进行调整。毛泽东将这两封信批转李富春处理，并分别复信。复王自勉的信写道：“八月二十七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顺祝努力！”复石景山钢铁厂党委的信写道：“八月三十一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们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们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顺祝努力！”毛泽东还对中央办公厅信访部门延迟了几天送阅这两封来信提出批评，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后来，有关部门经过调查研究，解决了这两个厂反映的问题，并对华北全区各类企业的工资制度也作了合理的调整。

9月13日 就入藏部队当前任务和兵力分布问题，致电邓小平：“我先遣支队已到拉萨，张国华所率部队不久亦可到太昭、拉萨一线。关于这些部队一九五一年的任务是以修筑公路为主，还是以生产粮食解决给养为主的问题，张国华在京时曾对我说应该是筑路而不是生产。张并认为明年一年即可修通甘孜至拉萨公路。但据后来所得情报，明年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许需要两年至三年才能修通。似此，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靠购买，则对藏民影响不好。因此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定为生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以一部分担任生产，以一部分担任筑路，在生产季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此点在现在就应确定，以便在冬季有所准备。此外，关于兵力分布问题，似应在几个月内，在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拉萨的中间地点各派一部分军队进驻，并在这些地方布置生产，使班禅能回后藏，并便于展开工作。原先决定明年不进驻上述各点的计划似应改变，惟进驻时间可在张国华到拉萨和西藏政府的关系完全弄好之后，即在三四个月之后为适宜。以上望复。”

同日 晨六时，在乔埃十一日正式承认美军飞机扫射中立区事件后，就我方关于中立区与分界线的谈判对策问题，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电报说：（一）乔埃的表示，是敌人已在转弯。我方应掌握主动，提议或同意在开城复会。至于是否需要考虑将会场地址改在板门店，还应看情形发展再定，你们可将板门店本身及周围情况电告。（二）关于保证开城区中立化的各项具体条款，望你们立即加以研究，务使空中地面、区内区外规定严密，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隙。（三）复会后，我们应准备在小组会上主动地提出，双方可将原提议之分界线保留不谈，而各提可以接近并准备对方考虑的新分界线。如对方同意，我们可要他们先提一个方案，我们也准备一个方案。（四）我们现在就应考虑李克农八月二十二日电所提的第三类方案的最后防线，即是说，在什么线上，我们再不能让了。这一点，请金首相考虑见告。

9月15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尤金赴青岛招待问题给山东分局、青岛市委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并使他参观几处工厂、农村和学校（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是一个热忱地帮助我党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同志，你们对他的态度，应诚恳朴素。”

9月17日 致电金日成并告李克农：“兹因工作需要，现由边章五同志（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前往开城接替邓华同志任志愿军第一代表，出席停战谈判会议。”

9月19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及附上代拟的金、彭复李奇微信（这个电报和复李奇微信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信中再次建议，双方代表应即恢复在开城的停战谈判，而无需要再去讨论恢复停战谈判的条件。

9月22日 复信黄炎培：“九月十五日大示收到。贵体康复甚慰。最近上海报告一份，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其中某些部分带有机密性质，请加注意。”黄炎培来信谈到近期他在大连、沈阳等城市休养、参观的情况。

9月23日 晚七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同意给李奇微的复文应给以正面驳斥，仍应坚持在开城恢复谈判。晚十时半，再电李克农并告金、彭，发去金、彭复李奇微的信。

同日 致电邓子恢：“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偕同小平、贺龙同志一道早日来京。”二十五日，邓子恢复电：“我昨夜始回汉，因要了解一些工作情况，又因家母前日病故，要主持丧事，故拟于过国庆节后去京。可否，请示。”二十五日晚十二时，毛泽东复电：“九月二十五日电悉。（一）向你的病故的老母致哀悼之意；（二）同意你于过国庆节后来京，如能于十月三日到京则甚好。”

9月25日 晨二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三时电悉。同意你们所提在二十五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采取严词拒绝讨论任何有关复会条件的方针，并建议二十六日复会。晚九时半，再复电李克农并告金、彭（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审阅后发出。），指出：九月二十五日十五时电悉。对方想把停顿谈判的责任推到我方。你们现在应集中力量证明敌人在破坏停战会议之后，又在使用新的阻挠战术拖延谈判，同时应指示各新闻记者作配合此种揭发的报道。二十六日晨二时，第三次复电李克农并告金、彭（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九月二十五日二十一时电悉。望仍按我在九月二十五日二十一时三十分电告的措辞于今早答复对方。

同日 关于印发纠正公文中存在的文字表述缺点问题的有关文件，致信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杨尚昆：“此四件（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5月10日关于文件、电报的文字缺点及纠正办法的报告，华东局办公厅1951年5月15日关于纠正文件、电报等的文字缺点的综合报告，西南局办公厅1951年6月27日关于检查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的文字缺点的报告，东北局办公厅1951年8月10日关于文件、电报等的文字缺点的初步检查报告。），加上中央一信（指中共中央1951年9月25日为转发华北局等四单位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纠正文字缺点指示的情况报告给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等的信。），共五件，请尚昆印在一起，分送各中央局，并要它们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分发中央和军委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中央政府各党组。请乔木同志看一遍。刘、周如有时间，可看一下；如无时间，不看也可以。尚昆写的信，自己就没有遵照中央那个指示（指中共中央1951年2月1日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的文字缺点的指示。），有许多缺点，我已作了修改，请注意。”

同日 致电饶漱石：“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于过国庆节后即动身，于十月三日到京。”

9月29日 “联合国军”在夏季攻势失败后，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秋季攻势。

同日 阅章士钊反映张之洞、段祺瑞（张之洞，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曾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段祺瑞，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被任命为陆军总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曾任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遗属情况的来信，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情形，酌量处理。”并对来信作了几处批注：在来信谈到“曩者传谈偶及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皆不是人民敌人，政府可能予以照顾”处，批注：“因时间已久，人民已淡忘了，非谓过去也不是人民的敌人。”在来信谈到段祺瑞“在派系私斗上虽有失德，却无反革命之举”处，批注：“有三一八惨案。”在来信说到段祺瑞“按其征讨复辟、对德宣战以及晚年抗日南下诸节，皆不失为革命荦荦大端”一句中“晚年抗日南下”处，批注：“只此节可取。”在来信谈到段祺瑞所遗吉兆胡同住宅“所谓经敌人购买一节”，“乞公批交有司彻查，加以了解，能不没收最妙，万一不能亦希别筹照顾方式”处，批：“此或可商。”

同日 复信章乃器：“九月二十四日的信收到了，承转来各件亦均收到，谢谢您。”

9月30日 晚上，举行盛大国庆宴会。应邀出席宴会的有老革命根据地的代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一千四百余人，还有各国外交使节等。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林伯渠、周恩来等参加。

9月 一天晚上，请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周世钊、李思安、蒋竹如等吃饭。其间，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由于我们的志愿军机智勇敢，不断想出对付敌人的新办法，坑道战就是新办法之一。现在挖掘了许多层的坑道，敌人想要破坏这些坑道是绝不容易的。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三十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二百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10月2日 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九月二十五日关于空军第四师在朝鲜同敌机进行多次空战的情况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刘亚楼同志：此件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0月3日 阅彭德怀关于对朝鲜战争前途的估计和对国内备战工作的建议，批交周恩来研究酌办。同时，复电彭德怀：“国庆节日来电收到，已交有关同志研究酌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全力支持战争，克服财政困难。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会议，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列席会议。

10月4日 晚十时半，就对方企图再次转弯，急切地要我方提出一个在“双方可以平等控制的地方”复会一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我方不宜再次拒绝更换地点，而应主动地提出在板门店恢复双方代表团的会议，在板门店复会的各种物质设备和警戒工作，请你们预先筹划。六日晚十二时，给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发去金、彭七日复李奇微信（金日成、彭德怀复李奇微信，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改后发出。）。复信中说：我们建议：双方代表团应立即在板门店复会，并在复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上规定关于扩大中立区范围及保障会场地址安全的原则。八日，李奇微回信同意会址设在板门店，并建议双方联络官于十月十日会晤。九日，金、彭致信李奇微：我们已命令我方联络官于十月十日上午与你方联络官会晤。

同日 致信徐冰：“全汝真的信付上。她是覃理鸣（覃理鸣，即覃振，字理鸣，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的夫人，其子患病，要求照顾。请你派人调查一下，全汝真在政治上是否有问题。如政治上纯洁，对其本人及儿子，似应予以照顾。请酌办。”

10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报告财政问题。周恩来报告关于节约兵力、整编队伍，减少机关、精减人员，收缩开支、清查家底，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等问题。毛泽东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刘少奇、朱德、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饶漱石、陈毅、薄一波、邓小平、邓子恢、刘伯承、贺龙、李立三、叶剑英、聂荣臻、王稼祥、习仲勋、粟裕、王震、邓颖超（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陈伯达、罗瑞卿、杨尚昆、胡乔木、安子文、李维汉、杨立三、冯文彬、赵尔陆出席会议。

10月6日 对李维汉关于给班禅额尔德尼送礼等事的报告，批示：“送礼及像片题字均照办。吃饭时间，由你处酌定得我同意后办理。”报告提出，将以毛泽东的名义赠给班禅黄缎子袈裟料、砖茶等礼物及毛泽东亲笔题字的照片。

10月7日 复信朱少滨（朱少滨，训古学家。当时任中山大学教授。）：“九月二十五日惠书并附大作各件，均已收到，感谢先生的好意。”

同日 复信仇鳌：“十月五日惠书收到，甚为感谢。贵体宜于静养，谨祝新寓吉胜！”

同日 复信谭熙春（谭熙春，1922年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当时在家务农。）：“九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生活困难，甚为系念。毛禹居兄现在此间，待其还乡时，当与一商援助办法。”

10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0月10日 复信蒋竹如：“各示均收，甚谢。余盖兄已在湖南学习过，似不必再来京学习。他决来，我也同意。可持此信向校方接洽入学事宜，并请转告余兄，我就不再答复他了。”

同日 复信戴毓本：“九月九日来信收到。大有进步，甚以为慰。我同意彭习梅兄入革大学习，但须他自己下决心。如他决来，可持此信和校方接洽入校事宜。”

同日 复信李思安：“八月十五日来信早收到了，迟复为歉。周敦祥（周敦祥，新民学会会员。曾任湖南周南女校学生会刊物《女界钟》主编。）先生已在湖南学习过，并已担任教育职务，似不必再来北京学习。如她坚决有志要来，我也同意她来，可持此信与校方接洽入学事宜。请你转告敦祥，我就不另复她了。”

同日 复信贺晓明：“九月十四日来信收到，承你告以许多事情，甚为感谢。你家分了土地，生活有了保障，向你祝贺。你在乡耕作甚好，不要来京。”

同日 复信文炳璋（文炳璋，毛泽东的表侄。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防空司令部通信连服役。）：“七月五日来信收到，谢谢你。乡里来人说，你家生活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你可安心在军队工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10月11日 阅聂荣臻十月九日关于从朝鲜战场抽调三十万部队回东北地区以减少前线供应困难问题的报告，批示同意，请周恩来办。

同日 复信雷瀚（雷瀚，早年留学法国。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看到你十月八日给我的热情的信，甚为高兴。我对你的努力和进步表示庆贺！”

10月12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本日起在全国发行。

同日 在韩伯林（韩伯林，当时任铁道部工程师。）反映北京市住房紧张、房租高的来信上批示：“彭真同志：此事请市委讨论一下，找出解决办法，并给韩伯林工程师一个答复。”

10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志愿军党委电：“你们九月二十日的电报（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1951年9月20日关于召开扩大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谈到在扩大会议上讨论了第五次战役后部队阻敌的经验教训、整训情况、思想动态和后勤工作，并对持久作战作了具体布置。）早已收到，我们认为你们的总方针是正确的。邓华同志现来北京，中央已将最近关于志愿军战略方针、节约兵力、节约资材、节约经费及两岸迫近敌人可能登陆处筑工事等项决定告诉了他，由他向你们转达。希望你们联系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执行办法，争取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

同日 复信陈叔通：“十月九日惠示敬悉，谢谢您。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土改。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有，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项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力上顾得及的话。有一份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

同日 复信熊寿祺（熊寿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月七日给我的信及剪报，收到了，很高兴！你现在担任的工作很重要，望加意研究，做出成绩。”

10月16日 看望即将离京回国的尤金。

10月17日 将高岗十月十四日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此件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指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各共产党员。”同时，起草中共中央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高岗报告中提出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指导方针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为高级的形式。）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每个省区都要建立生产新式农具的国营工厂，以便农民购用此种农具。省、专区和县都要建立至少一个公营农场，以为示范之用。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发给你们。”

同日 将中共中央西南局十月十日关于组织土改工作团参加土改工作经验的电报，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仿照办理。西南局的经验主要是：一、组织土改工作团，应动员一批高级干部参加。二、对民主人士参加土改，要热烈欢迎、积极帮助，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要进行诚恳坦白的适当的批评。三、土改工作团应完全受当地各级机关的领导，并与当地土改工作干部混合配备。四、土改告一段落或土改结束后，召集民主人士座谈经验，并听取他们负责人的意见。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阻击敌人秋季攻势的战果和拟补充志愿军兵力的计划的报告及周恩来的批示。周恩来的批示是“与节约兵力无碍。妥否，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请周、聂办。”报告说：这次敌人在朝鲜战场发动的秋季攻势，与今年上半年的几次进攻不同。它已由齐头并进的全线进攻，转变为逐段推进的局部进攻。最近，我军在阻击作战中战果辉煌，敌人伤亡已达四万五千余人。我军也付出了相当代价。报告提出了补充志愿军兵力的具体计划。

10月18日 晨五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目前我方在联络官会议中的方针，应是迅速促成复会，态度是既不急，也不拖，而要适时地主动地提出双方可以接受的办法，以解决一些枝节上的问题。凡是我们已经准备修改的办法，或非主要的问题，不要在头一天或前一次会上或在新闻报道上说得那样死，那样不可更改，应该为下一步文章留有余地。在敌人方面，自然仍有利用联络官会议以进行拖延和侦察的一面，我们必须坚定沉着，使敌人看不出我们整个意图。从敌人所提出的四次方案看来，也还不完全是不愿意复会的，望你们掌握这一情况为要。

10月19日 将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会词交付打印。二十日，分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征求意见。

10月20日 审阅中央军委给志愿军司令部并告第三兵团、第二十兵团的电报稿。电报说：第二十兵团正面宽，部队伤亡大，敌人仍在猛攻。为加强该兵团之作战、迅速粉碎敌人对金城的进攻，同意彭德怀、陈赓、甘泗淇意见，将第十二军调给第二十兵团，望第十二军迅速出发，参加作战，争取胜利。

10月22日 晨一时，修改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会词后，批示：“此件再印六份。以五份于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分送刘、周、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五同志，请于下午六时以前批注修改意见，退还给我。另一份直接送我。”修改时加写一段话：“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发生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这种事实还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没有成立的时候，但是结果如何呢？难道还没有证明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企图不是狂妄的和徒然的吗？难道不是适得其反，想要称霸的帝国主义却得到了被打倒的结果吗？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了，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国苏联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在这种时候，再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走过去德意日三国侵略者的老路，则其结果不是完全可以料到的吗？”

同日 下午，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决定：（一）以增产节约，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为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二）筹备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推举陈叔通、李维汉、章乃器邀集有关方面进行研究，陈叔通为召集人。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刘少奇审定发出，发后毛泽东阅。），指出：为不使对方作片面的歪曲宣传，你们应于明（二十三）日发表南日同志复乔埃短信，说明为了不使过去破坏协议事件再行发生以致阻挠谈判的进行，我方代表团受权批准双方联络官业已签订的《关于双方代表团复会事宜的协议》，并同意双方联络官业已取得的五项共同谅解在双方代表团复会日立即生效。复会日期，同意改在二十四日。二十三日晚十一时，再电李克农并告金、彭（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同意将复乔埃信中建议复会的日期改为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请于十月二十三日由平壤与北京同日发表下列消息：“新华社平壤二十二日电：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决定由边章五将军代替邓华将军为第一谈判代表。朝鲜人民军总部决定由郑斗困将军代替张平山将军为朝鲜人民军谈判代表。”

10月23日 下午三时，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致开会词。他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住居的地区以外，即将于一九五二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同日 致信傅种孙（傅种孙，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中国数学》杂志总编辑。）：“汤先生（指汤孟林，字真，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1951年10月9日去世后，毛泽东曾派秘书田家英到北京师范大学表示悼念。）追悼会需表示悼唁。遵嘱为数学杂志写了题名，不知可用否？”

10月24日 致信周恩来：“既然有各民主党派作了演说，抗美援朝决议似乎还是今日通过明天发表为好。”下午，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关于停战线问题，我方在复会后可主动提出，双方可将原提议的分界线保留不谈，而各提一个可以接近并准备对方考虑的新的分界线。如对方同意，便可照你们二十三日来电提出依照现有战线加以调整的方案。照此方案与对方争论的结果，有可能达到在就地停战加以调整的现实基础上划定军事分界线的目的。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朝鲜二十三日电讯：一年来，朝中人民军队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胜利战役，随后又粉碎了美国等侵略军的所谓夏季攻势，目前在继续粉碎所谓秋季攻势，取得了重大胜利，收复了朝鲜北部的广大土地，并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巩固基础。一年来，消灭敌军三十八万多，其中包括击毙、击伤、俘虏美国侵略军十七万多，李承晚伪军十九万多；击落、击伤和缴获敌军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等二千三百一十架，缴获各种枪支六万余支，击毁和缴获敌军装甲汽车、战车和各种汽车六千多辆，各种火炮三千五百多门等。

同日 复电米丁（米丁，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当时任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社长。）：“来电收到。请原谅我因为工作繁忙，不能写纪念十月革命的论文。请考虑可否发表我在十月二十三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会词。这篇开会词的英译已令布拉格的新华社分社送至你处。”

10月25日 “联合国军”在其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均遭失败的情况下，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双方在板门店恢复自八月二十三日中断的谈判，继续进行第二项议程的讨论。

10月26日 晨五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指出：在驳斥对方方案不合理时，应着重说明对方将开城地区划入南缘以南之不合理，同时整个战线尤其是东线（即临津江以东）并未作重大调整，故我方提出的新方案，双方各退出相等的地区使东西两线都得到调整，这是最为合理的办法。

同日 致信刘少奇：“三个文件都看了，均同意。我这两天不大舒服，今天不进城了。请你邀集朱、陈、邓、习、富春、饶、安（朱、陈、邓、习、富春、饶、安，指朱德、陈云、邓小平、习仲勋、李富春、饶漱石、安子文。）、乔木、尚昆诸同志将三个文件传阅并讨论一次。如今晚来得及，则在今晚，如今晚来不及，则在明天，请酌办。”

同日 复电达赖喇嘛：“你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10月28日 下午二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维汉列席。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10月29日 晨五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双方接触线确定后，我方应即主动地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

同日 审阅修改罗瑞卿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作的报告稿，拟标题为《关于目前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并加写两段话：（一）“委员们和诸位同志们，我认为有使同志们明了目前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情况，并对这种反革命活动提高警惕的必要，否则我们就要上反革命的当。”（二）“当然，我举出这些材料，不是说反革命活动比较一年前还更严重了，当然不是这样，反革命势力已经受到了我们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还有残余力量没有肃清，外面还在不断派遣进来，里面的残余分子还可能发酵扩大，并且他们还在作疯狂的活动，危害人民的事业。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如果我们就此住手，不再向反革命作斗争了，那我们就会要上反革命的老当。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必须继续打击反革命，只要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们就要彻底消灭他。”

10月30日 下午三时，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10月31日 晨一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同意你们在三十日二时电中所提的我方应于三十一日主动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原则的意见。如对方坚持其在十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方案，我们应在当时或下午会议中予以严正的驳斥，揭露对方反对就地停战、划分军事界线，而仍企图深入我方战线后方的阴谋，逼使对方在我们的方案上达成协议。如果对方坚持以高城、金城以南的突出部分来交换开城区域，我方宁可采用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划分南北界线的单纯就地停战方案，逼使敌人接受，不要纠缠在交换区域的争论中。

11月1日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说：“我们的团结是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更亲密，一年比一年更加生气勃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形成的，它是一个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几万万人的统一战线，它是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它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它又是采用自我批评方法的，因此，它就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它就能够越来越有生气，越来越有力量，它就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同日 聂荣臻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周恩来：“为加强华北军区的工作，提议杨成武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免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职务。”当天，毛泽东作了两条批示：（一）“征求向前同志同意，如果向前同意的话，可以这样办。”（二）“向前同志：前次见面时，我说可抄一些报给你看。后来我觉得你还是静养，不看电报为好，故未叫机要处抄给你。”六日，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致信毛泽东，关于杨成武、徐向前的任免问题，“提议仍不变为好”。七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不变动。”

11月3日 中午，同张鼎丞谈话。晚上，同陶铸、王首道谈话。

11月4日 晚上，先后同林彪、邵式平（邵式平，当时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谈话。

11月5日 审阅修改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整顿工人阶级队伍和民主改革的指示（草案）。将文件名称改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同时为中央起草关于印发这个指示的通知，要求各地遵照执行。指示阐述了对厂矿、交通企业内的残余反革命势力加以系统的清理，对国营企业内所遗留的旧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并对清理工作的领导、政策界限、防止反革命破坏、保持生产正常秩序，以及后期的制度建设和组织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民主妇联党组关于第一次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希望你们注意妇女儿童福利工作。”

同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林彪列席。

11月6日 上午八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敌人因已知我方趋向于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的原则，故乃抢先提出四点建议，企图吓我一下。为此，我们不应片面强调敌人所说“开城的所有权将由武力而非谈判来决定”这句话，好像怕他进攻开城似的。如果敌人敢于抛开开城中立区向开城以北进行迂回进攻，那就给我们以极好的歼敌机会。此点，请德怀同志予以注意，并进行必要的准备。在谈判上，你们应于明日小组会上主动提出我方对案，内容可以包括下列四点：“（一）关于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地区，应根据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的原则，予以确定；（二）小组委员会应根据上项原则，校正目前双方前沿接触线，以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上各退二公里，划为非军事地区；（三）非军事地区的行政管理仍维持现状不变；（四）停战协议全部商定后，双方前沿接触线如有某些出入，届时小组委员会必须根据这些实际变化，作相应的变更。”如对方同意这个建议，我方准备在双方代表团通过这次议程的四点规定后，即提议进入议程第三项的讨论。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主动而敌人难于直接拒绝。

11月7日 晨七时半，复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关于议程第二项的四点规定，同意来电所提将第三点抽出留待讨论议程第三项时再提。你们应注意，敌人在目前如此无理取闹地阻挠谈判的顺利进行，很大可能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至少在圣诞节前保持朝鲜谈判的紧张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在合理的问题上迅速而主动地提出办法，使敌人难于直接拒绝，而对敌人的流氓恫吓和无理要求，则又必须严词驳斥，并配合我前线上的胜利，以打击敌人的拖延政策。

11月9日 批示同意周恩来关于提议粟裕为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仍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请示报告。

11月10日 晨七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敌人在最近我军出击中损失甚大，加以军队轮换制不能完全实现，已受其国内外舆论的重大压力。所以他才以调整战线和临时协议两个方案与我纠缠。对此，你们应理直气壮，坚持我方提案，不要无休止地作防御性的解释，愈解释将愈被动，而要采取进攻性的驳斥，指出对方两个方案的无理、荒谬和矛盾，并主动提出如来电所说的新的三项建议及一项附加。

同日 复电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入藏事宜，已嘱西北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帮助，一俟准备停当，即可起程。”

11月11日 就志愿军党委对精简节约的部署，复电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指出：“我们认为志愿军党委决定各项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如此，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

11月12日 审阅修改《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草稿）》，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胡乔木、杨尚昆：“此件经彭真同志起草，并征求各中央局书记意见加以修改，又经陈伯达同志作了一次修改，我看过，可用。现送请你们审阅，如有意见，请即提出，如无意见，请尚昆再打清样二份，一份连原稿送陈伯达，一份送我，看一遍，即可发出。”这个指示在强调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的重要性后说：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11月13日 阅周扬来信（周扬在这封信中说，皖北滁县专区文工团的两个小团员写信给他，要他转请毛泽东为他们的文工团题“面向农村”四个字。信中说，目前地方系统的文工团有三百多个，团员在三万以上，他们主要在农村工作。如能为他们题几个字，则对在农村坚持工作的广大的新文艺工作者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批示：“（一）题字照办了，但不要印给别处，因别处的任务不都是在农村。（二）在你动身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一时间一谈，目前没有时间。”

11月14日 致电斯大林（这个电报由周恩来于1951年11月13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于11月14日发出。），通报从十月二十五日朝鲜停战谈判恢复以来的谈判进展情况和中国政府一九五一年财政预算情况及对策。电报说：谈判的中心问题，是确定军事分界线，敌人已从将军事分界线深入到我方战线以内的要求上，退到在签订停战协议时的双方实际接触线上建立军事分界线。我们则主张就地停战，在现时双方接触线上建立军事分界线，到各项议程达成协议时，双方接触如有变化，可作相应的修正。关于遣俘问题，我们反对一对一的原则，而主张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则。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一九五○年预算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总预算中百分之三十二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军事贷款还未计算在内。因此，如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节约方针，则明年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打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故现在我们这样的打法和做法，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亦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致张经武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因达赖送礼事（指达赖喇嘛准备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赠送礼物。）与你回中央一事有关，但中央认为你暂时应留拉萨帮助国华（国华，即张国华。）等工作一个时期，何时回来将来再定，因此达赖送礼事亦应缓办。”十六日，就张经武工作安排问题，在李达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张经武数月内应留拉萨，是否长留再考虑，请罗迈（罗迈，即李维汉。）电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列席。

11月16日 为转发薄一波、刘澜涛关于中共中央华北局扩大会议情况及华北局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规定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央希望各中央局自己，并且指导所属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和当地的情况仿照华北局那样，都订出一个一九五二年的简单明了的工作计划，电告中央及中央局批准施行，并且希望这种工作大纲的订出不要迟于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华北局一九五二年的工作计划，主要包括抗美援朝，城市工作，农业生产，精简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镇压反革命，整党、建党、整风，培养干部、办好党校，加强人民代表会议，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等十项工作。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给中央的报告，批示胡乔木：“此件（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1951年11月15日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给中央的报告。其中提到拟调陶鲁笳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文化教育委员会干部教育管理局局长；拟任江青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彭德怀：“你的气喘加重应及时注意，现派医生及护士各一人去你处，并同时派伍修权、柯柏年（柯柏年，当时任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司长。）两同志前往帮助你们工作一时期。”

11月17日 为转发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交通部党组对团结民主人士问题检讨报告的通报，批示：“周：此件转发给中财委系统以外的各部门党组研究。对那些问题严重的部，如内务部，要他们照交通部党组办法写出检讨申明书。”财经委员会党组通报说：根据交通部经验，与民主人士和其他党外人士要合作好，必须做到：（一）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得到不折不扣的实现；（二）一切重要决定，应有党外的部长、副部长参加决定；（三）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和上级的指示、下级的报告，均应使职权范围内的党外人士看到；（四）人事问题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举荐的人，能用者应尽量录用。

11月18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罗云路的来信，他们对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央关于工人阶级和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1951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根据刘少奇报告起草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草案）》中，提到“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195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中，将这句话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的”。）提出质疑，希望毛泽东给予答复和指示。毛泽东批示：“送刘少奇、胡乔木、安子文同志阅，请安子文同志提出意见和处理办法。”在安子文提出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应予修改的意见后，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致信在杭州休养的刘少奇：“据安子文、胡乔木等同志说，像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那样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关于工人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历来是明确的，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只在建国前后的个别文件中出现过。1948年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时曾经使用过这一提法，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此事现已陷于被动，只有改正才能恢复主动。现将电文（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一件，安子文报告一件，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一件，送你审阅，征求你的意见，请予示复，并交来人带回为盼。”十九日，刘少奇复信表示同意改正整党决议草案的提法。二十三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朱德、陈云、安子文、胡乔木、杨尚昆：“此问题曾去信征求刘少奇同志意见，现得回信，请阅。我又在电文上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草稿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将指示稿中叙述党的文件中几次提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时，说半工人阶级也是“包括在内的”之后的一句话改写为“过去的这种提法，中央认为是不适当的，而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的意见则是正确的”。（二）在指示稿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一句话：“随电并将安子文同志为此问题向毛主席所作报告一件，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向中央来信一件发给你们，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并觉得宜将阴、罗二同志的信及安子文的信连同中央电报印发各地，才能将此问题弄清楚，并使中央在此问题上取得主动。如同意，请尚昆办。”随后，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对方在我军事压力及其国内外要和的压力下，已提出与我接近的方案，我们应准备在这项议程上与对方达成协议，但今日小组会上还不忙提出我方修正案。晚十二时，再致电李克农并告金、彭（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刘少奇审定发出，发后毛泽东阅。）：为了取得时间考虑修正案及三、四两项议程的内容，望你们于十九日晨以电话通知对方，提议小组会停开两天，到二十一日再行复会。

同日 复信李介侯：“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汤璪真兄家属善后事，已与师范大学当局商妥，予以照顾。”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1月19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原则上同意对方提出的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四项建议，并发去我方对四项建议的修正案和谈判第三项议程（关于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时我方的五项原则建议。同时提出在谈判第四项议程时，应反对敌人所提一对一换俘的原则，而坚持我们有多少送多少即全部换俘的原则。

11月20日 为转发高岗十一月一日《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发至省级党政军组织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的批语：“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同日 审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十一月十九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参战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亚楼同志：意见很对。必须迅速组织新部队参战，越快越好。”

同日 晚上，会见章士钊。

11月21日 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十一月十三日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的批语：“河北省委这个报告很好，请你们加以研究，吸取其中有益的经验在各省推广施行。此件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希望看到各省省委都有一个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专题报告。”报告说：今年的农业生产，贯彻了“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方针，紧紧掌握了以下几个环节：（一）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深入贯彻发展生产的政策。（二）战胜自然灾害。（三）加强对合作互助的领导。按照不同的生产情况，发展各种合作互助组织。（四）改进农业技术。

同日 就李醒安（李醒安，原名李廉翘，1915年至1920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体育教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来信要求在生活上给予照顾一事，致信王首道：“请酌予此人以生活上的照顾。据周世钊校长说，此人一生办教育（曾在第一师范当过教员），似无劣迹。”一九五二年三月，李醒安任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11月22日 致信李维汉：“周世钊兄等数人（又陈奎生（陈奎生，1921年起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楚怡中学、明德中学等校任教，1932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兄亦想参加），于革大毕业后，想去沈阳、大连、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参观学校教育，并经浙赣路返湘。我认为可行，如你也同意的话，请为他们办理旅行手续。”

11月23日 朝鲜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对于第二项议程“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正式达成协议。二十七日，协议经过双方代表团会议通过。至此，双方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第一个协议。

同日 晚上，同罗荣桓、萧华谈话。

11月25日 为转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二年全国农业生产计划，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央批准这个计划，你们可根据这个计划的方向规定自己的实施计划。此外政务院还将发表有关农业方面的适当文件。”

同日 就朝鲜停战谈判会议的第三、第四项议程问题，两次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这两个电报均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关于第三项议程，电报指出，不管我方提得如何周密，对方都会提出许多不同的或修正的意见，因此，除我方应抢先提出者外，有些问题可待对方提出意见后，我方再提对策较为有利。关于第四项议程遣俘问题，电报指出，我方应反对一对一的交换办法，而坚持有多少就遣送多少的原则，并同时要求南朝鲜应将掳去的北朝鲜人民放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彭真出席，林彪、薄一波、王稼祥、胡乔木、李维汉、罗贵波（罗贵波，当时任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总顾问。）列席。

11月26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整风学习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先将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批准。”

11月27日 致信薄一波：“总预算及收入、支出两方面的说明文件，请于修正完成后，印成一本，于二十八日开会（指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后改在1951年11月30日召开。）前印好（印十余份），二十八日下午交我为盼。”

11月30日 为转发邓小平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指1951年11月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和西南军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指出：报告中“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华北局的报告说：刘青山、张子善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折款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折款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合计四十五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刘、张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张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一亿五千万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一百七十八张。根据其所犯错误和罪状，经华北局讨论，总理批准，决定将张子善逮捕法办，刘青山归国后亦予逮捕。（张子善，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天津专区专员。刘青山，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1951年11月、12月，张子善、刘青山先后被捕。1952年2月，刘青山、张子善被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死刑。）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彭真出席，林彪、李富春、薄一波、刘澜涛列席。

11月 为贵州大学题写校名。为湖南农学院题写院名。

12月1日 就要求补报重大贪污犯的处理情况一事，起草中共中央致薄一波、刘澜涛电，指出：“你们十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华北方面发现的贪污事件的报告收到了。在这个报告中没有说到对于那些重大贪污犯，党和政府是如何处理的，请你们将处理的情况补告我们。”八日，华北局向中央提交补充报告。

同日 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起草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的通知，要求他们遵照执行，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阅读和传达。毛泽东对决定草案作了三次修改，加写和大部改写的内容主要有：“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因此，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这一方针；并于同月至十一月一日经过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方针。”“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来。”“为使本决定的基本方针和各项办法能充分见之实行，必须不厌求详地向干部进行解释，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全局的情况和任务的重要性。”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南局扩大会议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的计划，并起草中央批语将中南局的计划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参考。中南局扩大会议提出的计划是：（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的指示；（二）土改还是全区工作的中心；（三）进行民主改革；（四）目前省以下领导精力，还是首先集中于乡村工作。

12月2日 就朝鲜停战谈判讨论第三项议程的有关问题，两次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两个电报均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前一电报指出：在二日会议上，同意你们继续反对对方控制我方海岛及限制军事设备的无理，并着重说明这是一个停战协定，双方只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在任何借口之下进入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并从对方后方的沿海岛屿和海面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使朝鲜停战局面得以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迅速进行。至于限制双方军事设备，并进行自由视察，那是干涉对方内政，且涉及政治性的问题，这是超过军事停战的范围，我方绝对不能同意。后一电报指出：在三日会议上，可在我方原建议五条外提出如下两条补充建议：“第六，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第七，为监督第六条规定的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察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的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关于视察结果的报告。”“如对方拒绝我方补充建议，仍要求由双方作自由视察，应予坚决反对”。

12月3日 上午，会见陈叔通。同日，致信郑振铎（郑振铎，当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委。）：“有姚虞琴（姚虞琴，画家。1953年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指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的《双鹤瑞舞赋》。），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工作的政治指示》稿，批示：“照办。除发军队外，同时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指示说：“为了继续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了保卫祖国的和平建设和东方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第一，必须建设国防工业和其他工业，而为了发展工业就要发展农业，并训练大批从事工业和农业的干部；（第一条是毛泽东加写的。）第二，建设强大的空军、海军、装甲兵、炮兵及各种技术兵种；第三，整训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第四，统一编制，适应高度集中性、组织性的需要；第五，抽出大批干部，实行轮流入学，提高文化与军事科学知识，培养大批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在指示的末尾，毛泽东加写：“本指示同时发给地方党委阅看，以利配合。”

12月4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华北局关于把领导的重点放在工业生产上来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参考。

同日 复信董必武：“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指董必武1951年10月18日关于乡村政权建设问题给饶漱石的信。信中说：加强下级政权机关的工作，可以而且应该由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来实现，其中如有党员3人以上，应组成党组以保证党的领导，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发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可以连同你此信（指董必武1951年12月3日关于政权建设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对他给饶漱石写信的背景情况作了说明，并对县、乡政权建设问题提出3点意见：（一）下级政权机关的建立，党应经过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比较好些；（二）县、乡两级建政工作，目前县级建政是关键；（三）县、乡建政是一件大事，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要有充分的准备。）和我答复你的几句话，一起抄发。”

同日 晚上，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指示。指示指出：“中央批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晨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及今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意见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仿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仿照北京市委的报告样式，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所有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均分别向中央和军委作报告；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均按级向中央及其上级作报告。……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

12月5日 为转发中共贸易部党组关于大张旗鼓地反贪污的报告，起草中央指示，指出：“中央批准中央贸易部党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关于发动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反对贪污现象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认为这一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遵照中央十二月四日二十时的指示，参照北京市委和中央贸易部党组的分析和办法，迅速订出自己的反贪污计划，并开始着手发动这一斗争。各地党委应统一布置这一斗争，使政府系统（重点在财经部门及总务人员）、军事系统（重点在后勤部门）、党派团体系统都同时动作起来。”

同日 为转发装甲兵司令部十二月二日关于精简节约工作的报告，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的批语。批语指出：“（一）这是我们所收到的军事方面的第一个精简节约的报告，特转发你们参考。（二）反贪污应和精简节约及反对浪费分开来做，须作全面的调查分析，号召坦白和检举，才能彻底暴露一切贪污人员而加以分别的处理。装司这个报告着重在精简节约和反对浪费方面，并且还只是部分的开始，但已很有意义，使人高兴。（三）望全军立即展开这一斗争，发动全体指战员，进行（甲）精简节约，反对浪费，（乙）反对贪污，并将这二者既分开而又联系起来。（四）一切军事部门均应向军委作报告。”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介绍中央军委的《军事整编计划（草案）》。会议讨论通过：（一）中央复员委员会（195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各级复员委员会改名为转业建设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全军转业建设工作。），主任周恩来，副主任林彪、李富春等；（二）中共中央节约委员会，书记薄一波；（三）中央党派团体节约委员会，主任朱德，副主任安子文、杨尚昆；（四）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彭真、沈钧儒等。朱德、彭真出席会议，薄一波、李富春、林彪、聂荣臻、李维汉列席会议。

12月7日 将外交部情报司摘报的美国《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交换战俘问题的三条新闻，批送周恩来阅，指出：“美国人宣布被俘的仅一七四人，其余一万多人列为‘失踪’的，他们没有理由向我们索取每一个‘失踪’的人。”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条新闻中说的“有人建议做这样一笔交易来解决停战监督和俘虏交换问题，即美国放弃视察的要求，共方则交出所俘的联军。为了换取落在共方手中的美国兵，联军准备冒一下共方阴谋集结兵力的危险”，批注：“这一点亦可注意。”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发后毛泽东等阅。），指出：敌人在其国务院和国防部相互间矛盾的影响下，停战谈判拖的可能性又增长了，但仔细研究敌人这次提出的八项建议，比其以前七项建议和四项原则，不能说是倒退了，是带有暗示让步和讨价还价性质的，同时也还夹着对中立国视察的戒心。为要达到敌人从沿海岛屿和海面撤走的目的，我们更应坚决反对敌人有关轮换和补充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敌人的道理很弱。在谈判和宣传上，你们应抓住这一点。

12月8日 阅中共福建省委询问北京市委十二月四日关于反贪污斗争的报告和中央的指示可否印发至县委的来电，为中央起草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指示说：“应当发至县委，军队则发至团党委，并且应当在党内刊物上登载，使更多的同志看到，使科长级以上的党员都能看到。”“所有地方县委以上均应向中央作报告，军队团级以上均应向军委作报告，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说：在“三反”运动中，“经中央和大行政区批准判处死刑的四十二人（内有杀人犯五人），死刑缓刑九人，共计五十一人”。）才能解决问题。”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九五二年工作纲要，起草中央批语，指出：“将这个工作纲要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请加研究和参考，中央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作纲要。”华东局的工作纲要包括十个部分：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禁止浪费，严惩贪污，反对官僚主义；城市工作；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建政工作；整党建党工作；展开思想改造运动；镇压反革命工作；统战工作；青年和妇女工作。

同日 上午九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示我方代表在这两天中，应将限制军事设备、自由视察、从岛屿撤走、轮换和补充、中立国监督五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来与敌人谈判。晚八时，再致电李克农并告金、彭（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如在轮换和补充问题上对敌人作有限度让步，以交换敌人从我方的岛屿撤走并承认我方关于中立国监督机构视察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的六、七两条建议，则我方在视察双方空军口岸上可不再让步。

12月9日 为转发罗瑞卿关于在公安部及整个公安系统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批语指出：“请各级党委严格指导各级公安机关，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公开地开展这一斗争。”“中央已决定：党中央各部门、军委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织，一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审查党的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扶持正气，打倒邪气，并选举党委会。在目前时期，关于纠正错误、打击邪气方面，应着重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自我们占领城市以来，快三年了，大多数部门还没有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现应一律在短期内召开完毕。然后由党政军三大单位分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此种代表大会亦规定在中央直属总党委领导之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中央直属党代表大会已于今年五月开过），任务同前。各大行政区一级、省市区一级和专区一级的直属党组织，亦应照此办理，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督促进行。”

12月10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你们在今明两日会议中，应指明限制双方设备和自由视察的要求是干涉内政，对方必须收回，我方沿海岛屿，对方必须撤走，双方后方口岸的视察，只能邀请中立国担任。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薄一波、林彪列席。

12月11日 为转发中共邮电部党组十二月七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因邮电事业普及全国，贪污问题又很严重，故应将此件转发县委，提起大家注意。”

同日 为转发中共铁道部党组十二月七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写得比较好，值得研究。”“请你们向所属各单位，亦用限期要报告的方法，推动这个斗争向前发展。”

同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十二月八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批语，指出：“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同日 为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在部队实施政治和文化教育等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并告志愿军、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在推行整党并实行政治教育的同时，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几个月，应按各部门和各军区情况，规定一段时间，在全军，仿照镇压反革命的方式，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展开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分别轻重，惩治或批判一切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罪行或错误的人员，并一定要获得结果。”

同日 致信毛泽连、毛远悌：“慰生六婶（指毛泽连的母亲。）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12月12日 复电西南军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及各中共中央局，指出西南军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要他们从发现浪费现象，去发现贪污现象。复电提出：“注意资产阶级和旧统治阶级腐化我党我军的严重危险性，迅速布置一个大张旗鼓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一定要有民主人士参加）反贪污斗争，并以所得经验见告。”

同日 复电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感谢你们给我的电报。过去一年多以来，西北区各族人民在抗美援朝的爱国斗争中，作了很大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祝你们的会议成功！”

12月1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要求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仿照华北局的办法，统一布置“三反”斗争。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十二月十日关于土改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这种时机，在全国各新区的土地改革大约已完成了一半、但尚有一半必须集中大力去做才能完成（已分配完毕者尚有复查问题），如果只顾赶急图快，就有流于形式不能切实解决问题的危险的这种时机，中南局同志们提出这一分析，是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请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不要因为中央提出依土改完成情况适时地转移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到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方针，而放松了对于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的领导，如果这样做，那就会犯错误。中央指出：关于农村和城市、土改和工业的领导上注意力的分配和领导重点的转移问题具体解决，请各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精密地掌握着，不要分配不适当和转移不适时。”

同日 为转发习仲勋十二月十一日关于分析西北贪污现象和准备立即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起草给习仲勋并告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和彭德怀的批语。批语说：“我认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见，都是正确的。你于十二月八日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开得极好。只开一天会，已使你了解情况，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以后动员群众，开展斗争，即将迎刃而解。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负责，现已全体动起来了。请各负责同志注意此种经验。我们大家都很忙，但对此事只须抽出几天时间，专心致志加以调查研究（要有人和钱的数目字，即使是估计的数字也好），弄出头绪，写一个指令，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斗争就可以展开，以后继续推动斗争向前发展，就很容易办了。”

同日 阅外交部为转发张闻天关于中国驻东欧国家各使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的报告给中国驻苏联和东欧各国使馆的电报，批示外交部：“这个文件看过，很好，照发。这个文件在我这里压了近一个月，这是我的不对，但你们不催也有责任，近几日还是因为你们催，我才从积压的文件堆中清出来看了。因为伍修权同志起草此件的时间是十一月三日，文中‘最近将有统一使馆组织机构的规定发出’，如果这种‘规定’已经发出，就须加以字面的修改。”

同日 复电准备由青海玉树返回西藏日喀则地区的班禅额尔德尼：“感谢你的来电。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十二月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及其行辕全体人员自青海玉树启程，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抵达拉萨。

同日 批示同意萧劲光报送的海军今后五年建设计划（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就海军一九五二年订货问题致电斯大林，电报说：“由于这个时期，国家财政主要使用于支援朝鲜战事，因之对建设海军经费极为有限。在此情形下，我们原订之海军三年建设计划，拟改为自一九五二年起至一九五六年止的五年建设计划。”“请您考虑可否将若干种舰艇蓝图转交我们，并在中国尚不能解决主要造船材料时，供给我们以主要机器和武器，并派出造船专家帮助我们制造。”

12月14日 为转发高岗关于在工矿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政府工业部门党组和工会党组的批语，指出：“根据这个报告，东北单是国营公营工业部门，在一九五一年，截至十月底止，除完成原有生产计划之外，就为国家创造了价值一千多万吨粮食的财富，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深入了车间得来的，因而也就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这种经验应在全国一切工矿企业中传播，并按自己的条件适当地仿照实行。”

同日 复信杨立三：“十二月十三日来信收到。我很赞同你的这种态度，对自己在所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全面的检讨；同时要对整个后勤工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当然要正确地肯定成绩。这样，你就有了主动。这样做，可以引起别的同志也都进行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别的同志也就有了主动，就可推动整个后勤工作的改革。据我所知，我军整个后勤系统长期缺乏这种民主的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以致政治空气极不浓厚；党的生活极不健全；许多领导同志胸襟狭隘，思想不开展，作风不民主，只顾小局，不顾大局；后勤系统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极端严重，这种严重性至少不下于政府的财经系统和公安系统。所有这一切，均应以这次后勤会议为开端，彻底地进行批判和改革。因此，我很赞成你在来信中所取的态度，我看了你的信甚为高兴。如果你同意的话，请将你给我的信和我这封复信，一起印发给此次后勤会议到会的同志们阅看。印出来之后，同时发给我一份。”

同日 批示同意许光达、聂鹤亭（聂鹤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关于准备建一所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专门技术干部学校的请示报告。

12月1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起草中央通知。同时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伯达、彭真、胡乔木阅，请杨尚昆印发各中央局并请他们转发下去。通知说：“（一）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二）这个草案比十月间发给一些同志带回去的草案有了一些修改，请将十月草案收回作废。”毛泽东修改决议草案时加写了一些话：一、决议草案说，要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使广大农民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毛泽东在“丰衣足食的道路”之后，加写：“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是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市场。”二、决议草案说“必须在农村中提出爱国的口号，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结合起来”。在这句话之后，毛泽东加写：“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三、在决议草案说国营农场应该推广，每县至少有一个至两个国营农场这一段话的末尾，毛泽东加写：“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

同日 为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指示，起草中共中央发至省市区党委、各级军区并告志愿军党委的批语。批语说：“今天接到志愿军党委十二月十四日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给所属党委的指示，中央极为高兴，特转发你们参考。志愿军在前线作战，尚且应该和能够精简节约，我全国党政军处在和平环境，当然更加应该和更加能够大量地彻底地实行精简节约。志愿军准备节约的许多项目，你们应当参照施行。”

同日 为转发陈毅十二月十二日关于华东军区开展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报告，起草给陈毅并告各大军区等的批语：“我认为你在这个报告中所提的方针及办法都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并将这个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参考。”报告说：华东军区决定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以前，以整编部队、办好转业建设和复员生产工作为主要中心，同时把开始进行反贪污、反浪费也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将两者既结合起来又分开来做。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运动，则拟在三月以后结合整党来进行。

同日 阅陕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明等十二月三日的来信。来信提出，值此全国军队将要大整编之际，应命令全军清查家当，全部交军委统一管理（据估计，这笔钱是非常巨大的），以便投入重工业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增强国防力量，以利部队工作之进行。毛泽东批示：“此种意见值得注意，似应来一个大清查，并统一和适当地清理全军各单位的资财。”

同日 为转发中共平原省委十二月十日关于反贪污案件的检查、处理及今后发动反贪污斗争的通报，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平原省委这一文件集中地暴露了地方干部中存在着严重腐化情况，足以发人深省。望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希望各省市区党委都要发出这样一个文件。”

同日 审阅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关于军队高级干部任免和军委下发文件审批办法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一）凡军以上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主席审查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阅。（二）凡师级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副主席批准，总参谋长阅。（三）凡以军委名义拟发之电报、指示、决定等文件，涉及有原则性的问题，均呈主席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传阅，如一般问题则呈副主席批准。毛泽东批示：“这样规定是适当的。周、朱、林、聂阅，退荣桓办。聂应召集一次会议，将军委各部门文件及军委自己文件的核阅，规定一个办法。其中应包括紧急情况时，有些文件先发后看一项。”

12月1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的批语，指出：“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

同日 为转发萧华关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实行精简节约、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军委各总部、各特种兵司令部等的批语，指出：“萧华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关于总政治部在自己部门中实行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分析和布置的报告，我认为是正确的，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各部门凡未作这种分析和布置的，都应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布置，并向中央作报告。”

同日 就试办集体农庄等问题，复电王震并告习仲勋、张宗逊和各中共中央局、各大军区。复电指出：“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新疆因为是将军队垦出的一部分土地、军队修好的一部分水利和房屋让给农民，如果又能给以机器援助，农民可能很乐意干。望将这方面的经验随时报告。”“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薄一波列席。

12月18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中南局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和部署“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说：“顷接中南局十二月十四日报告及十二月十六日附告消息，我们甚为高兴。我们认为中南局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有分析，有决心，又有周详的办法，其中许多足以补充中央过去指示的不足。因此，请各地同志加以研究，采纳那些自己所未想到的意见和办法。请将中南局这个报告印发给地委和县委，并在党内刊物上登载，要使科长以上的党员都能阅读，犯贪污罪、浪费罪尚未逮捕和开除党籍者也要使他们有阅读的机会。”中南局的报告说：运动大体按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坦白检举，第二步清查处理，第三步教育建设。整个运动中，一方面是有声势、有规模的群众运动，广泛的坦白、检举和批评自我批评；一方面是专门机关所领导的调查研究、处理和审讯工作。惩治严重贪污浪费分子，而又保护、表扬、奖励模范干部人员和单位。在处理各种犯错误分子时，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区别对待。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逮捕和判处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问题的六项规定，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兹将西南局十二月十三日关于逮捕和判处八方面及工矿交通企业中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问题的六项规定转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各地均应照此办理。”西南局的六项规定中所说的八方面，指党、政、军、民和各民主党派五个方面的干部，宗教界中的骨干分子及社会知名人士，文教界的工作者，工商界中的主要资本家及在工商界中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六项规定对上述人员中和厂矿交通企业的职员、干部中的反革命分子的逮捕权，作出了具体规定。强调：在逮捕前，必须充分掌握材料，各级党委要逐级详细审查。坚持可捕可不捕坚决不捕的原则，和只杀罪该处决中的十分之一、二，以防止打击面过宽，波动过大，便于争取群众，孤立和打击其中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

同日 阅北京被服厂缝纫工人的来信，来信反映虽然增产很多，但这次调整工资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生活反而不如过去。毛泽东批示：“彭真同志：北京被服厂的工资情况，请你派妥人去切实调查和研究一下，如真如信中所说那样不合理，应给予解决。”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指示草案，批示王稼祥：“此件看过，可用。我只在第三页第一面上作了一点小的修改，其余都是少奇同志修改的。此件在我这里压了很久，近日还是因为你处催促才清出来看了，这是我不对；以后如压了文件，请注意催我。此件周、罗（周，指周恩来。罗，指罗迈，即李维汉。）已看过，请胡乔木同志看一下。”

同日 阅反映苏南康复医院志愿军休养员到戏院看戏时无端寻事殴打职工情况的来信，和反映南昌第五预备医院休养员殴打护士、医生及无理关押院领导等情况的来信。在两封信上分别批示：“罗荣桓、萧华同志：接到这样的信好几次了，应作必要的处理，请总政研究和决定办法。”“请总政查明酌处。这恐怕不只是南昌一处如此。”

同日 阅反映中央各机关用汽车接送育英小学学生浪费汽油，建议改进接送办法的来信，批示：“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12月19日 为转发西北军区党委十二月十五日关于精简节约、反贪污浪费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军委批语，指出：“这个文件中说：整编工作必须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去进行。孤立地进行整编工作，整编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整编内容就会残缺不全。只有通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真正做好整编工作。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请你们予以注意。这个文件又规定了许多具体办法，都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问题给邓子恢并中南局并告各中央局的意见稿。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这种私商联营，在价格政策上与国营贸易和合作社对抗，对农民和城市人民都很不利，居然由我们的工商局或税务局出面提倡，并且如你所说强迫不愿参加的商人也要参加，这显然是错误的。”“上述五种私商联营形式（这里所说的私商联营的5种形式是：（一）公私联营。1949年上海联购棉花、天津联购麦子，是公私联营的。（二）私资联营。1950年7月进出口商实行统一报价、统一议价、统一收购和统一出口，这是在贸易部领导下的私资联营。（三）私资联合下乡采购。出现于1951年一二月间，也是由贸易部或工商局领导的。（四）在工商局、税务局领导下进行的工商业全部联营，并发动农民参加联营，不参加合作社。（五）城乡资本家自动组织起来的联营，其目的主要是同国家贸易、合作社争夺市场，并对抗国家的价格政策。第四、五种私商联营形式，出现于1951年三四月以后。），我们认为前三种均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对我们是有利的。第四种则是错误的。最后一种按照共同纲领人民有结社自由的规定及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不能认为它不合法，所以应该允许其存在，但如果他们要进行投机倒把、走私漏税，破坏国家所规定的价格政策等情事时，则应组织国营贸易和合作社与之进行严重的斗争，使他们不能为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第四种私商联营不但不能予以支持，而且应设法将其拆散。对于第五种，则应组织我们的经济力量与之作合法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12月20日 为转发中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批语指出：“中央文委党组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很好，现转发你们参考，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并请督促各地方文化教育机关的党组织仿照办理。”

12月21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军区高干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有事实，有分析，有办法，有结论，有决心，全军都可参照实行。”报告说，为了防止在整编中可能发生的贪污浪费现象，关于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应先于整编工作去做。

同日 关于部队在整编前应进行一次“三反”斗争，复电中南军区党委并告华东军区、西南军区。电报说：“根据华北军区、西北军区、广东军区和广西军区的报告，在应整编的部队和机关中，在实行整编之前应当和可以进行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对于你们要求‘各省军区在明年一月中旬以内，各军分区在明年二月以内，应集中力量办理部队的转业与机关本身的整编’，并不妨碍。如有妨碍，即应予以调整。请你们密切掌握这一时间和精力的调整，务使反贪污、反浪费斗争不妨碍整编工作。至于一切不在明年三月完成编整任务的部队及机关，自应立即发动这一斗争，使贪污浪费的狂澜早日停止。”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对方是在企图转弯并寻求妥协办法的。不过对限制机场和自由视察两项要求确未死心，还会在第三项议程上做点讨价还价的工夫。这一切，就是目前敌人在谈判中的主要情况。故你们在今日会议上的方针，应主动提出我方的全部修正条文，并根据敌人的六条修正文字，将我方所绝对不能接受的限制机场（第四条）、自由视察（第六条）两项文句完全删掉，将需要修改的“其他地点”（第五条）及中立国监察机构的任务（第六条）两点加以适当修改，而留下岛屿和轮换两点作带伸缩性的修改，以便当场议价。

12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准和转发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一书记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的批语，指出：“（一）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总党委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请总党委即按这个报告所定计划施行。（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参考；并请考虑在各大行政区一级直属党组织和各省市区一级直属党组织亦组织总党委，以期统一这些党组织的领导，定期召开各部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大会，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的生活，提高工作效率，团结党外人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克服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作用。”周恩来的报告说：在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领导中央直属、军委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和中央一级民众团体的一切党组织以后，我们即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的工作。（一）总党委目前的中心工作，是集中力量领导与组织中央一级机关（包括党、政、军、民）的精简节约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二）因为目前必须集中力量进行“三反”，我们决定，除若干单位在有准备的条件下，可以在短期内结合“三反”运动召开党代表大会外，大多数单位的党代表大会，均需放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以后去开。（三）为便利领导，对各系统党的组织决定作必要的调整。（四）提议以下列九人组成总党委，即周恩来（第一书记）、安子文（第二书记）、杨尚昆（第三书记）、萧华、罗瑞卿、张经武、徐立清、龚子荣、曾三，并请批准萧华为第四书记。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指出：“照甘肃省委的意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发动到结束只需要一个月。甘肃省委这个意见是基本正确的。有些同志认为发动这个斗争很不容易，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结束。这种意见，不甚正确。当然，要将一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全部彻底解决清楚，包括许多大贪污案犯的调查、公审、判决、处理，许多基本建设工程重新审查其旧的浪费的设计、建立新的节约的设计，当然不是一个月所能完成，而需要更多的时间，有些可能拖得很长。但就一般情形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也不是停止一切工作不做，专做三反斗争，而是和各项工作结合，特别是和整党整风工作结合去做，三反斗争就是目前整风的主要内容。”

同日 为转发中共武汉市委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指出：“继北京市委之后，在大城市中，武汉市委已经发动了一个大张旗鼓的、雷厉风行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他们做得很勇敢，公开揭露和惩处了一批敢于压制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位的干部。他们所定的方针、步骤和办法都很适当。中央希望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广州、长沙、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太原及其他大城市，一律发动这样一个斗争，希望这些大城市的市委都有武汉市委这样勇敢和有步骤有办法，都向中央写一个有分析有内容的报告。请将武汉市委的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同日 复信章士钊：“十二月二十日赐示敬悉。所教一节，近日稍忙，容后图之。有江子愚（江子愚，即江椿，曾任《巴蜀时报》总主笔。1953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者从成都来信，附所作清平乐一首，颇觉不恶，寄上一观，请予掷还。先生如知此人生平，祈示一二。”次年一月九日，复信江子愚：“来信并清平乐和作收到，甚为感谢！”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九五二年财政预算问题，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薄一波列席。

12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三反”报告，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报告很好，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华东局的报告说：华东地区贪污浪费现象极为严重，为此特作如下六项决定：（一）普遍进行“三反”的思想教育。（二）在所有国营工矿企业、财经部门、政权机关中，无例外地展开群众性的民主检查运动。（三）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工具，揭发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及官僚主义的典型人物和事件，表扬、奖励廉洁奉公、保卫国家人民利益及积极为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的模范人物和事迹。（四）把从上而下的检查和从下而上的检举相结合，坚决反对只整下不整上的做法。（五）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不法商人，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六）从检查“三反”过程中，整顿各级党政机关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的组织生活。

同日 阅华南军区政治部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批示：“罗荣桓同志：此件很好。建议：（一）印送各大军区政治部及各级政治部，仿照办理；（二）在总政的刊物上予以发表。”华南军区政治部的指示，要求在党和军队特别是全体干部中，广泛地切实地进行一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一）重视团结知识分子，热情地爱护他们，把他们当作党的宝贵财富之一；关心他们实际生活中的困难，并帮助他们有效地加以解决。（二）积极地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严肃地对待他们轻视工农、轻视具体实践的错误倾向，耐心地加以教育。（三）大胆地使用知识分子，必须使之有职有权，在实际工作中经受考验。

同日 复信陈玉英（陈玉英，1926年冬至1931年春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做保姆。1930年10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十二月十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已有人告诉我，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为了节省，你不要来京。你在长沙做工很好。你如果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给你一些帮助。祝你身体健康！”

同日 晚上，同章士钊、叶恭绰（叶恭绰，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谈话。

12月24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教师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指出：“西南局这个报告很好，特发给你们参考，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适当时机，有准备地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在会议中，仿照西南的办法，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大中小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华北和东北是否还要开这样的会议，亦请华北局和东北局加以考虑。”西南局的报告说这次会议的主要经验有：（一）发动积极分子带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与人为善的批评。（二）采用民主方法，提倡自由辩论，展开分析批判。（三）领导上亲自作指示，各小组均有党员负责干部做骨干。

同日 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转报的全国合作总社收购棉花经验的报告，批示：“中财委：我认为全国合作总社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报告是原则上正确的。合作总社提议国家对棉花和粮食两种农产品都委托合作社收购。除棉花一项，一九五二年，应全部委托合作社收购，由三个头改为合作社一个头，已为毫无疑问，不须多说外，粮食一项，一九五二年由国家收购的近二百亿斤商品粮，似应按照合作社的组织能力，全部或大部委托他们收购。至于尚有约三百亿斤商品粮目前是由商人收购或农民自己运至城镇卖的，一九五二年尚不宜由合作社去收购。一则对商人挤得太快了，二则合作社目前恐怕也无此种能力，应当分作几年逐步实现这个计划。如能在三年至四年内做到全部商品粮的百分之八十由合作社收购，就是很好的了。此事请你们加以研究，订出一个适当的计划，交中央审查决定。”全国合作总社的报告，总结了一九五一年包收棉花的初步经验，提出改变过去由花纱布公司、合作社、私商三个头收购棉花的旧办法，实行由合作社一个头收购棉花的新办法。

同日 为转发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党委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转所属单位和志愿军的批语。批语指出：“联运党委这个报告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有些人以为开展三反斗争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不对的。除复杂案件外，每一机关、部队有半个月至多一个月就够了。联运党委所规定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这是很对的。如果铁道兵团在朝鲜那样每天受轰炸和极为紧张的工作情况下能够这样做，那么国内的机关、部队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同日 复电谭政并告陈毅、贺龙：“十二月二十二日来电悉，其他文件亦收到。我的意见，已见复中南军区党委会电，即是运动是要发动的，但不要使它妨碍整编工作，应由你们用电话和各军区密取联络，调节时间和精力。”“一切受整编的部队都要有一短时间进行这一斗争。一切暂时不受整编的部队则可有较多时间去进行这一斗争，但也不要拖得很长，至多有一个月也就够了，并须结合其他工作去做。”

12月25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十月下旬向毛泽东的工作报告给各中央局并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邮电部党组的指示电稿。对指示电稿中的一句话作了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在这个报告中所说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12月26日 为转发新华社关于西南区已停止了原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的内部报道，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订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

同日 为转发中共湖北省委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三反”运动初步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湖北省委这个报告很好，中南局在这个报告前面所说的话也好，很值得看一下。请在党刊上发表。”中南局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说：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明，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放手、不坚决、不站到运动前头去领导运动，均会陷自己于被动地位；怕群众民主，一定会遭到群众反对。只有用发扬民主，而又适时引导的方法才能使运动向着健康的道路前进，才能既教育了群众又改善自己的领导地位。

12月28日 就“三反”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问题，复电陈毅并告各大军区、各中共中央局等：“十二月二十五日长电及十二月二十六日短电，均已阅悉，很好，请即照此执行。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并力争于三月底完成第一期整编。抓得紧，配合得好，是可以完成的。但如因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为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决不可让被整编的人员带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精神去转业和进学校。这一点，陈毅同志说得很好。华北、西北两大军区，华南军区和广西军区，均有报告照这样做。李达、王新亭（王新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二同志昨来北京面报，西南也是这样做的。请中南军区务必注意此点，务必将整编和三反结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如果下级军区有不清楚者，务必明确地坚决地指示之，至要至要。”

同日 晨三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十二月二十八日一时来电（指李克农1951年12月28日晨1时关于第三项议程（机场建设问题）小组和第四项议程（交换战俘问题）小组谈判情况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我们计划：（一）对于第三小组，如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政策，根本不讨论什么问题，则我亦不急。他提议休会我即同意休会，表示我们不怕拖。（二）对于第四小组，继续以四万四千战俘的问题和对方的所谓五万多战俘的问题对抗下去。）、两组简报及附件均悉。同意来电所述各点。并且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伎了。”

同日 审阅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关于加强中央军委各部门干部配备和提议准备任命的干部名单的报告，批示：“同意。惟陈赓任总高级步校校长一事，应去电志司征求意见，或须待停战实现才能调动。”陈赓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2月29日 复信黄炎培：“十二月二十八日惠书敬悉。轻工业部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并已开始收效，甚为欣慰。讲演稿（指黄炎培1951年12月8日在轻工业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报告，题为《我们要彻底地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斗争》。这个报告1951年12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很好，只须将第一面有四处括号内数字去掉，就可发表。”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陈云、彭真、林彪、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胡乔木、杨尚昆出席。

12月30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西南军区党委会十二月二十七日所发一周通报，很好，很正确，很有力量，在三反斗争中表现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姿态，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读之使人十分高兴。请你们于收到后即刻仿照办理，并即刻转发给各级军区直至团级，一概仿照办理。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编余部队和机构的调拨计划的补充报告，批示：“朱、林、聂：我希望调拨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数目能有三十万至四十万，此事待周病愈和中财委同志商量一下，再行酌定。如能办到，其利极大。其余均同意。”

同日 复信易南屏（易南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十二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划为中农成分，为你庆贺。旧日抄本承保存甚感，倘蒙赐还，尤所企望。”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又复信易南屏：“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六日惠书及抄本两册，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体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来京。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借佐医药费用。乡间情形，尚祈时示一二。”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大张旗鼓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起草批语，指出：“将这个指示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转发所属各级军区一律仿照办理。必须这样做才能取得主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华东军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但现在已完全主动了。”

同日 关于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问题，起草中共中央指示。指示要求“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四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这些报告，各级党委应负督促之责”。

同日 阅董必武、彭真、罗瑞卿关于中央政法部门五个机关实行合署办公和动员开展“三反”斗争初步情况的报告，写批语。批语说：董必武、罗瑞卿阅后，交彭真阅办。“报告第四条第一项所说‘利用民主人士打胜仗’（董必武、彭真、罗瑞卿报告中的第四条第一项说：“党内有些本位主义的思想，常常不自觉地给党外人士的权位思想作了支柱，妨害内部工作上应有的统一领导。过去各部门间经常有些不从实际工作出发，单纯地搬《政府组织法》闹工作关系问题的现象，甚至有所谓‘利用民主人士打胜仗’之说。”）的人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他们如何利用民主人士去打仗的，请补报。这样的人已丧失作为一个严肃的共产党人的立场，必须按其情节轻重给以必要的纪律方面的党内处罚，请你们议定处罚办法（邀同本人参加）报告中央核办。”“报告第四条第二项所说对三反运动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党员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请补报。对于这样的人，应给以一个限期（例如十天），遵照中央决议，认真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否则即须撤职。如果本人有贪污实据，还须开除党籍；严重者须送法院惩办。”“报告第四条第三项所说只要‘一反’，不要其余‘二反’（指只要反贪污，不要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民主人士，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请补报。”

同日 为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补充指示，起草给各大军区、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志愿军亦定于一月展开全军的三反斗争，二十六军在最前线作战亦能展开这一斗争。有些人认为既要整编就不能同时进行三反斗争，这种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12月31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起草给谭政和各大军区的批语。批语指出：“十二月二十九日华东军区党委批评华东装甲兵党委的电报，很好。没有这种批评，彻底的三反斗争是不能完成的。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深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其实，如同华东军区党委所规定，一月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二、三两月以整编为主（指军区及被整编的部队），结合三反，两者不但不妨碍，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整编做好。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下面各单位，有不执行此命令者，立即予以批评，严重者须以撤职相威胁。每天交流经验，表扬好的，批评坏的，使运动迅速发展。中南军区各部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情况和各地一样严重，何以至今毫无动作，速即电告。”

同日 阅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四四期上刊登的《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现已进入号召贪污、行贿分子的自动坦白阶段》的内部通讯。这篇通讯说：现已有北京市人民政府税务系统的一些工作人员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受贿问题，同时揭露了工商界中许多商人的行贿漏税不法行为。税务人员的坦白有力地推动了工商界坦白运动，工商界坦白运动的开展，又推动了各机关的坦白运动。许多有贪污受贿行为的人，怕商人把他检举出来，坐卧不安，不得不自动坦白。毛泽东将这篇通讯转发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指出：“请注意上述经验，并将其推广。”

本年 应陈望道（陈望道，当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部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表复旦大学师生的请求，题写“复旦大学”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