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进入“英语时代”？

金融对外开放发生前所未有的提速。2018年4月博鳌论坛上，中国央行行长就向全世界给出了2018年扩大金融对开放两步走的时间表和具体12项措施。国家外汇管理局4月11日重启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申请，截至5月末，QDII获批额度1015.03亿美元；6月12日又就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出台两个重要文件，主要内容包括取消QFII资金汇出20%比例要求，取消QFII、RQFII的本金锁定期要求，允许QFII、RQFII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但限定不改1600亿美元与1万多亿人民币，并进一步便利跨境证券投资。不止于资金进出的便利化，中国更是一年半内三次点题外资。国务院继2017年1月和8月分别出台5号文和39号文后，2018年6月15日又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从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等六方面部署23条具体措施，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化制造业开放。市场以此为标杆，认为中国迎来史上最宽松外资时代，堪比“二次入世”。

毕竟，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不管是放宽金融业准入，还是QFII、RQFII沪伦通，都将吸引外资流入A股。截至2018年一季度，外资（QFII+RQFII+沪深港通）持有A股的规模约为1.2万亿元，相比2016年底的6000亿元已翻番。2018年6月21日A股第四次闯关MSCI（摩根士单利资本国际合同）指数终获成功，专家预估短期将有百亿美元追踪新兴市场指数的资金被动流入A股。而伴随外资流入，中国2018年6月6日闪电般发布中国版存托凭证（CDR）制度建设的九份配套文件，扶持面向未来新兴产业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并为已境外上市的红筹股回归A股提供新通道。因为存托凭证（DR）上市可规避证券交易所所在国繁琐与严苛的法律法规。正如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采用“VIE（可变利益实体）+ADR（美国存托凭证）”在美上市，一旦海外中企再通过CDR模式回归，同样可以规避国内对TMT（科技、媒体和通信）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及A股上市的各种指标“麻烦”。同时，6只“独角兽”基金光速诞生，规模高达3000亿元，专门参与“独角兽”企业战略配售，为CDR发行“抬轿子”。由此足见，中国股市的善巧方便：不单以金融开放为国内股市缓解资金之渴，更以推动新经济为名，大行“圈钱”之道。

实际上，不止于QDII、QFII、股市大兴CDR等词，每次中国经济出问题，央行就开始说英文：中国式QE（量化宽松），RR（逆回购），SLO（短期流动性调节），SLF（常备借贷便利），PSL（抵押补充贷款），MLF（中期借贷便利），MBS（抵押支持证券）等全来了。且不说2008年金融危机一来，美国启动QE，中国则以“四万亿”开启中国式QE；仅是2015年中国在11个省市推广“信贷资产抵押再贷款”（其本质是信贷加杠杆），就释放流动性7万亿元，以致市场惊呼“又回到2009年救市老路上”。如今央行已习惯于公开市场操作，频频“江湖救急”。2018年四次降准中，除年初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外，4月25日定向降准置换MLF释放增量资金约4000亿元；6月24日定向降准之后25日又定向降息，政策叠加的“放水”预估超7000亿元；6月1日央行扩容MLF担保品，将不低于AA级的小微企业、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等纳入。市场普遍预计符合资格的AA债规模在4万亿～9万亿元左右；4月降准后，货币乘数已升至约5.63。由于MLF是基础货币，乘上货币乘数，或可生成20万亿～50万亿元（约合4万亿～8万亿美元）的潜在流动性。10月7日央行宣布再次降准1个百分点，释放资金7500亿元。公开数据统计，今年央行中长期流动性净投放总和已超过去年全年，但央行仍一口咬定“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老百姓还浑然不觉风向渐变。因为降准降息，大家都看得懂，但RR、SLF、MLF、SLO等，民众则不熟悉，既是定向调控，又算是金融创新，自然不知道央行在说什么，就只能“在风中凌乱”。其实，所有这些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增发货币”，依旧是“穿新鞋走老路”，“坐着直升机撒钱”。

由此，从证监会到央行、外管局，一律频频吸引外资、对外大秀开放，已将中国经济带入英语时代。在英语语境下的金融基本上都属于放活放松资本金融的活动范围，这恰恰与国内中文语境截然不同。2014～2015年中国还在金融闯关，2016年下半年就因金融泡沫与风险高悬而风向突变，转向金融紧缩，2017年则进入“金融去杠杆+金融反腐”为特征的金融整肃。2018年债券违约还只是开始，过去10年的金融雷区加速引爆。尤其伴随资管新规及去通道化，金融空转有所缓解，M2同比增速已降至个位数整整一年。到2018年5月，因表外融资萎缩，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仅为7608亿元，同比减少3023亿元，这恰恰意味着金融去杠杆已传导到实体经济。显然，从债基降杠杆到银行委外收缩，从规范互联网金融到遏制影子银行野蛮扩张，国内当下中文语境中的金融基本上都是挤泡沫、去杠杆、微刺激、穿透性原则、防范系统性风险、金融回归实体经济服务，一个基本指向就是遏制金融过热势头，防范脱实入虚。由此，客观上就出现了中英文的对冲与悖论。那么，这种悖论性政策是两条路线各吹各调，还是“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在政策决策层面，从客观后果看，确实存在复杂的三条线：第一条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实需求，要求金融为科创、为实体经济服务。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确定了“金融为实体服务”的总基调。从地方到中央，都在加强监管，去金融泡沫，给金融机构（包括互联网金融）戴上紧箍的同时积极引导资金进入科创及实体产业，防范金融风险。第二条是金融行业脱实入虚，通过各种变相的金融衍生工具变成行业性的自娱自乐。虽然金融的初衷是为实体解决资金融通，但当过剩的货币由产业投资转向资本运作，进入金融循环，金融的本质就是杠杆和钱生钱。社会过剩财富开始被纯粹的金融虹吸，投行券商精于制造金融工具，从资产证券化到期货期权，以抵押、信用背书等不断地衍生化，以致金融自身的交换（金融衍生品交易）成为市场经济的主题词，货币彻底摆脱传统媒介的约束，玩起“钱生钱”的游戏，这一宿命迄今难以摆脱。就连地方政府也变成强有力的金融机器，1年多搞出1万多个PPP（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项目，规模超10万亿元，隐性担保、承诺回购、明股实债，早已背离了PPP的初衷。而这追根到底，较为复杂的就是部分人潜意识里的“华盛顿共识”与“华尔街共识”，尤其是当下身居要职的部分海归精英，骨子里认为传统经典市场经济是正道、正统、正版，以为用华尔街思维经营股市就能解决中国股市所有问题。这就产生了第三条线，也是最危险的是潜伏线，即不管不顾地要把中国推上美式金融轨道。殊不知，只要脱离中国国情，出问题是必然。

因为理论上讲，当中国成为真正的外贸大国乃至经济总量逼近“老大”，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资本项下的放开自是题中之意。但当今世界复杂在于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高阶段——金融，往往走火入魔，从资源配置的工具异化成虹吸社会资源的“黑洞”，市场经济自由演变的终极即指向这一金融“黑洞”。但能量是守恒的，“黑洞”达到一定程度就要爆炸，以此看，金融的内在逻辑就是通过终极崩盘，野蛮地调整经济周期。2008年金融危机即是明证。问题是，中国不像西方有两三百年的资本积累慢慢摸索市场经济，而是从计划经济的半道上突然转向市场经济，以致政府计划烙印犹在，就别扭地在市场经济上狂奔，结果往往以伪市场的方式滑向危机，反而更恶劣、更恐怖。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开枝散叶需要英文乃至世界语言，问题是，在世界金融混乱、中国金融创新紊乱的背景下，若食洋不化、言必希腊，其后果往往是乱中加乱、坏中加恶。2014年的人造牛市，当初怎么涨上去就怎么跌下来，还变本加厉，使中国股市迄今都缓不过神来。2015年8·11汇改闯关更是以万亿美元外储损失买单。如此沉重的代价都在警示：不能离开规律、离开中国国情、离开超越经典的创新。仅是股市说英文，就有网友总结：“2003年A股低位，推出QFII，让‘洋大人’抄底中国；2007年美股高位，推出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让老百姓接盘美国。”10年后这一幕再度上演：“2014年A股低位，推出沪股通，让‘洋大人’抄底中国；2018年美股高位，推出CDR、迎接‘独角兽’，让老百姓接盘美国。”以此看，“英文”显然不是第一位的，首当其冲的是“中文”，仍是基准基调——现阶段金融资本转型以去经典、去伪市场，脱虚入实为主。若对此心如明镜，也就不会纠结于中英文的表面相悖，自然知道什么场合该说英文，什么时候应说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