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再平衡与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前沿”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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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过去30年间令人瞩目的增长已经受到了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关注。大部分的观察家和中国的领导人现在都同意经济需要再平衡以维持长期的高水平增长。在2011年博鳌论坛的讲话中,胡锦涛主席讲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胡,2011)。提出调整要求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例子包括Huang和Wang(2010), Lardy(2012), World Bank(2012)以及Yao(2011)。有一系列的经济失衡问题需要解决,诸如高投资、高储蓄和低消费,外部失衡,高的和不断增加的不平等水平,以及不断增加的环境问题。本章认为这些失衡和挑战,尽管很迫切,主要是经济失衡的症状而非根源。笔者认为金融抑制政策构成了中国经济体系的中心问题,全面综合的金融改革在解决当前经济失衡的任何重大尝试中都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1970年代晚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金融抑制政策作为其发展策略的一部分(例如,Lardy, 2008; Lu and Yao, 2009)。然而,金融抑制很少被关联到不断增加的失衡和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对持续经济发展的挑战。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是针对金融抑制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金融抑制政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这组研究文献中的一个共同发现是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和消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关系同中国所发生的严重的金融抑制政策并不同步,与金融抑制政策同时发生的是强劲的和持续的经济发展。然而,最近的研究为金融抑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洞察,表明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此外,更为重要的是,针对金融抑制和经济失衡关系的研究突出了金融抑制政策经常会导致内部和外部经济失衡这一事实。政府能够采用金融抑制政策分配有限的金融资源,扭曲相对价格并为其偏好的部门提供资本。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特别常见。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希望吸引外国投资,增强可贸易部门的竞争力和发展国内工业能力(Johansson and Wang, 2011)。

有关中国经济失衡的文献很少强调金融抑制和经济失衡之间的联系及其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个重要的例外是Lardy(2012),他强调中国政府需要进行金融自由化以实现经济在下一个十年中的持续高水平增长。世界银行最近以为中国提供新的发展策略为目的所作的中国经济报告也触及了金融自由化的要求(World Bank, 2012)。本章有两个目的:首先,笔者想要揭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使用的金融抑制政策所采用的形式,并为如何进行改革以解决威胁经济体的失衡问题提供初步的讨论。其次,笔者突出强调了一些特定的失衡,这些失衡很可能至少部分地源于金融抑制政策。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笔者首先介绍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简要讨论了中国的个体抑制政策。接下来,笔者利用将金融抑制和经济失衡联系在一起的新近研究突出强调了在中国背景下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章的要点并非认为金融抑制是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的唯一原因。相反,这些政策应当被看做以严重失衡为特征的复杂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本章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紧接下来的一节介绍金融抑制的概念。第三节对中国的金融抑制政策做进一步的审视。第四节在中国背景下讨论金融抑制和经济失衡的关系。第五节讨论能够对当前失衡产生积极作用的潜在的金融改革政策。第六节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