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依赖沿海地区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成长，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在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774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一员。纵观历史，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等要素价格逐渐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逐渐丧失传统的优势，从而诱致企业逐渐向要素价格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流动。我们看到，现有的文献中更多讨论的是产业在国家间的这种流动，并且许多证据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会逐渐淘汰落后的产业结构，将其转移至更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同时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以获取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源泉，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雁模式”，或者叫做“雁阵模式”（Okita, 1985; Kojima, 2000）。

我们知道，沿海地区具有便利的地理条件方面的优势，因而成为中国制造业的发源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依靠交通、外资、政策扶植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同时依赖源源不断的充足低廉的劳动力的供给，我国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逐渐发展壮大。在此基础上，借助于产业集群效应的发挥，沿海地区逐渐发展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格局（路江涌，2006）。然而，在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日益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几乎转移殆尽，这时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是无限的。我们看到，近年来沿海甚至内陆地区不断出现“用工荒”现象（蔡昉，2010; Zhang et al., 2011），普通工人的工资持续上涨，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同时也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这为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演化以及在区域间重新布局提出了挑战。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二元经济特点的国家而言，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变化就是劳动力供求态势的转变，即伴随着我国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现代经济部门转移殆尽，这时劳动力价格（工资水平）快速上涨，劳动和资本两种基本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改变，这些都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来迎合这些方面的变化。那么在当前刘易斯转折时期，在工资和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的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和存在的价值，是否有潜力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进一步地，我们该如何最大化、最优化地调整产业的结构和布局来实现经济的最优发展路径和发展质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应该说经济长期发展的趋势必然会要求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升级为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然而在当前的发展阶段，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已经开始放缓，但是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的特征在一定时期内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量还很大。那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存在对于解决就业，特别是解决普通劳动者的就业仍然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日渐成熟，具有了良好的TFP表现，正值其发挥对经济增长较好贡献的黄金时期（曲玥，2010）。所以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的存在和发展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可回避的是，鉴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工资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其已经开始面临升级产业结构的需求，这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区域间的重新布局提出了要求。以往大量的文献表明（范剑勇，2004；罗勇等，2005），产业是向沿海地区集聚的，然而这些研究的对象大都是2005年前的情况。蔡昉等（2009）通过对2000～2007年中国各区域的劳动力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分析，认为中西部地区有条件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理论上论证了“飞雁模式”在中国内部发生的可能性。阮建青等（Ruan and Zhang, 2010）利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省级区域水平上验证过中国纺织行业“飞雁模式”发生的事实。我们在本文关心的是，一国内的“飞雁模式”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否在中国真正发生了，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仍然具有延续的空间。这些问题是值得考察并且需要验证的，因为这些都关系到我国未来区域经济以及产业经济政策方面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