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状况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历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重大政治运动，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巨大转变。同时在教育制度上，我国完成了对旧教育制度的改造，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跨越，这一时期的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而关键的地位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仍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而少数民族地区的状况更为严重。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在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只有1280人，许多少数民族尚没有本民族的大学生，基诺族当时没有人接受过初等教育。教育水平的落后严重阻碍着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5]。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均衡、受教育范围最大化，努力形成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局面，党和国家审时度势，在当时艰苦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特殊政策，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进行了大力的扶持和帮助，以培养一支政治可靠、能力强、水平高、掌握一定文化知识和民族政策的少数民族干部为目标，实现了对少数民族人才的跨越式发展，为民族地区输送了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方面，我国经历了从培养少数民族政治干部为主，到注重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专门人才教育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肩负教育改造、担当新教育重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民族院校办学定位决定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向与特点

在1949年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提出要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党和政府在改造旧的高等教育体制和制度的基础上，取缔了三青团等反动组织，建立了高校党团组织。在复杂而有相当难度的条件下，党和国家意识到加强民族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提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来推进民族工作进程的重大决策。1950年11月24日，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指出：“为了国家建设、民族区域自治与实现《共同纲领》民族政策的需要，从中央至有关省县，应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要求开办政治学校与政治训练班，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培养迫切需要的专业与技术干部为辅，并积极吸收知识分子，提高旧知识分子理论水平，培养新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把握能力，还要培养一部分熟悉和热心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为了尽快实现培养目标，《方案》要求在北京建立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北、西南、中南设立分院，在有关的省市设立相应的民族干部学校，有的区县设立民族干部训练班等[6]。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实体、民族教育事业的雏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始生根发芽。

1951年12月，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对如何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做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普遍大量地培养同人民有联系的民族干部，是圆满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政策，以及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事业的关键。各级人民政府已经注意掌握这个关键，做了许多工作。获得了相当成绩。但这还是一个严重的任务，还得我们有系统地去执行。”为此“在有计划的学校训练，以提高民族干部的文化和政治水平”。“使地方训练班、各地民族学院、中等学校、高等学校以及技术训练班之间，有适当的分工。地方训练班担任大量普遍的初级训练任务；民族学院担任培养较高级政治干部和翻译人才的任务；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担任培养知识分子、师资和专门人才的任务；技术训练班训练初级的技术人员。分别由各级人民政府（包括各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部门、业务部门主办。”这也对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专业化、理论化、标准化提出了严格要求和素质要求。这一时期的民族院校，坚决贯彻中央《方案》精神，到1951年在北京、西南、西北、中南、新疆、云南、贵州等共创办了8所民族学院，当时急需的政治干部培养计划开始进入有序的发展状态。办学定位主要以政治文化培训班为主，学制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教育对象也主要是各地区推荐和选拔来的少数民族基层干部，包括军队营连级干部、社会青年、部分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等，而教育内容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强调教育与劳动的结合[7]。

为进一步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毛泽东在1953年亲自主持了政治局会议，专门研讨教育改革工作，决定抽调有能力、政治过硬的宣传教育部门和青年团干部来担任高校领导，在完善组织体系的前提下，要求把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作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以实现“三好”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向和培养目标，规定各类高校要培养符合时代特点的知识分子，并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中来。正是在党的民族政策的精神指导下，在民族高等教育体系中初步确立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与教育目标。

（二）规范教学内容，调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

党和国家经过认真研究，把开设政治理论课作为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的重要标志，同时作为开展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基本形式和根本方法。1950年，中央教委召开了“全国高校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明确了今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三个重点”“三项规定”“六项原则”。根据政务院的有关文件精神，1952年中央教委明确规定，把政治理论课作为“一切专业教育的基础”，与其他课程一并列入高校教学计划纲要中，要求在各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史”等马列主义公共必修课，并要求在课程安排、学时要求、教学方法等方面不断进行总结和调整，初步形成了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变革和进步[8]。

民族院校的教学内容在以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为主的同时，根据党的精神和要求，开设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干部急需的专业，如农牧、师范、财务、司法、民族语文、体育等。由于当时部分民族地区刚刚解放，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境外帝国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很深，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主要被民族矛盾所掩盖；边疆地区边境安宁与民族问题相互交织，成为当时关系到全国整个安定局面的突出问题。面对复杂的局面，针对民族学院的办学定位与培养目标，党和国家要求民族学院的发展要同整个民族工作联系起来，要为各个历史时期党在民族地区的政治任务服务。各省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民族地区的工作任务和学员多样性特点，先后开办了政治轮训、政策研究、政策培训等专业班次，主要轮训民族地区的党政干部、农民积极分子、爱国民族中上层人士和宗教统战人士。教育内容在贯彻党中央所要求的高校教育内容基础上，辅之以共同纲领、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马列理论、毛泽东思想、党的总路线、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现行政策、中国历史等内容为主，适当学习汉语文和科学文化知识。结业学员中大多数人成了当时党在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骨干力量[9]。

（三）结合知识需求，探索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多样化

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形式上，党和国家根据现实的需要，采取多种形式的教学模式，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等院校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通过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小组等形式，采取党课、讲座、培训、学习小组等渠道，对广大学员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并安排专门的学习时间，广泛应用广播、报纸、宣传栏等媒介进行直接而感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符合当时政治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精神需求。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对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学员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民族学院根据民主改革、发展生产和增强民族团结的需要，采取长短期结合的培训方式，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进行专科层次教育，陆续设置了政治科、专业科、预科、民族语文专修科，先后开办了政治、妇幼卫生、农业、畜牧、兽医、司法检察、师资、民族语文、体育、民族研究等专业班次[10]，另有师范科、医务班、护训班、铁道先修班、畜牧兽医班、文艺班等初中级专业班；设混合班、民族班等预科班次；设有政治班和文化班等干训班[11]。民族院校审时度势采取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和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广大民族地区输送了政治可靠、水平突出、政策执行准确的各民族干部人才。

（四）树立先进典型，增强人为示范的政治教育效果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高等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与经验被充分把握。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他说：“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求“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2]。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教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内容，并融入阶级、劳动、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观点，同时要开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等。广大干部深入学校与大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实际行动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干部。为更好地以英雄精神激励青年学生，各高校普遍开展了英雄人物的楷模教育，如“大庆精神”“雷锋、王杰、欧阳海式的战士精神教育”等。在民族学院，更是以民族英雄来激励广大少数民族学生，通过宣传、讲解民族英雄等榜样教育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草原英雄小姐妹”“翻身农奴把歌唱”等。这样产生的教育效果影响非常久远，持续影响了几代人，这同时也表明，事实教育与榜样教育是当时最为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一。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坚持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路线，注重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与培训。党和政府的号召得到广大大学生的积极响应，学生的思想主流呈时代性和政治性发展态势。为进一步做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毛泽东强调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13]。同时，党进一步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方向，提出“又红又专”的大学生培养目标。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到：“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14]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发展和进步，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经历了激情与黯淡、进步与落后、成功与失误相互交织的历史阶段，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沉浮和艰难进步中，中国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社会主义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局面，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也为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提供了先进的发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