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基础研究：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

第一章 当代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演变

一 引言

当前，在低生育水平长期稳定的背景下，中国的人口数量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人口的结构性问题日益显现。人口性别结构作为人口结构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男女人口的比例关系，给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婚姻家庭带来重大影响（查瑞传，1996）。同时，人口性别结构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表现出失衡态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2，不仅高于公认的正常水平（100以下），也远远高于较发达国家（94.6）和欠发达国家（102）的水平，属于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国家之一（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0）。中国的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引起了研究者、公众、决策者、国际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李树茁等，2009），已经有很多研究深入分析了中国性别结构失衡的现状、原因、后果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生性别比，而对人口性别结构总体发展态势和演变规律的宏观研究还非常少。总人口性别比及其驱动因素一直是国际上关于人口性别结构研究的重点（Coale, 1991; Kundu, 1991; Guillot, 2002），只是从20世纪末以来，由于部分亚洲国家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十分突出，相对弱化了对人口性别结构的系统研究。实际上，人口性别结构涵盖了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是人口性别结构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对人口性别结构进行系统研究，能够更全面地揭示出生性别比偏高及其导致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更有意义。

从人口学的视角分析，在一个封闭的人口环境中，人口性别结构主要受出生性别比、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和年龄结构变动这三个驱动因素的共同影响。从历史和生物学的角度看，现代国家的总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应略低于100，这是因为在生命历程的起始阶段，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区间一般为103～107，而正常情况下女性在各个年龄段的死亡率均低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人口总量较女性进一步减少，总人口性别比因此下降至100以下（Coale, 1991）。但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由性别不平等所引起的男孩偏好，对人口性别结构产生了重要而持续的影响，使得总人口性别比偏高（Hesketh和Zhu, 2006）。在有男孩偏好的地区，出生性别比一般会高于正常值，可能的原因是产前的性别选择性引产和产后的溺弃女婴（曾毅，1993；李树茁、朱楚珠，1996; George, 1997；原新、胡耀领，2010），这使得人口性别结构在生命历程的起点就出现异常。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受性别不平等和医疗条件的影响，女性死亡率特别是女婴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往往较高（Coale, 1991；赵锦辉，1994; Klasen和Wink, 2002; Das Gupta等，2009），使得性别结构失衡在生命历程中持续加重。相反，在生育水平较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地区，总人口性别比则较低（查瑞传，1996；张为民、崔红艳，2003）。这说明三个主要驱动因素对总人口性别比影响的程度和方向都不同。中国历次人口普查结果均显示总人口性别比始终处于105～107的偏高水平，数值的变化虽然不大，但驱动人口性别结构变动的因素及其作用可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上述三因素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影响中国总人口性别比的变动的？影响的程度如何？驱动因素转变后对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发展将产生什么后果？这些正是本章关注的主要问题。

本章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是在国际背景下，对当代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主要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和总结；第二是利用最近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影响人口性别结构的三个驱动因素及其态势进行梳理和分析；第三是量化分离影响人口性别结构的各个驱动因素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交互作用，探索中国人口性别结构转变的规律和特点，为制定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改善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状况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