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灾害社会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
社会工作是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助人专业，因此，需要选择具有专业特长和优势的服务领域，这也是社会工作介入灾前预防、灾中救援及灾后重建的重要前提。对于社工及社工机构而言，应该选择适合自己服务特长的领域，这不仅能够提高服务效率，也能促进社工专业快速健康成长。如在四川大地震中，国务院妇女儿童工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选择了儿童社会工作领域，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选择了学校社会工作领域，“鹤童”选择了老人社会工作领域等。在灾害社会工作服务领域中，介入对象主要包括丧亲群体、青少年、残疾人员及妇女群体等，社工应该根据这些群体的不同特性，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
一 丧亲群体
在地震灾害中，许多人失去了亲人，丧亲群体是受灾最严重的群体。面对财产损失、亲人死亡及生命安全感的丧失，往往会产生思维困难、心灵困扰、情感迷惑、注意力难以集中和心理焦虑等负面情绪。哀伤反应是灾民面对意外的突发性事件的正常反应，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且正确的处理，这一情形可能进一步恶化，进而导致严重精神障碍甚至自杀现象的出现。因此，如何为丧亲群体提供心理危机干预，如何通过专业方法帮助他们恢复生存意志和信心则成为社工非常重要的任务。许多灾民在灾害发生之后的许多年始终无法摆脱失去亲人的心理阴影[35]，因此，社工有必要对丧亲群体提供哀伤处理情绪疏导等心理服务，帮助他们减缓精神压力及重振生活信心。
哀伤辅导是综合性和长期性的心理干预过程，社会工作在这方面没有专业优势，但不意味着它就没有作为，社工对丧亲群体进行哀伤辅导的途径主要有如下四种。第一，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进行辅导，例如东北秧歌与广东粤曲等，这些深植于民心的活动对于个体的感染力不可忽略。第二，及时进行陪伴。在丧亲的早期阶段，个体哀痛甚至愤怒都非常正常，安慰及企图说服的效果不明显，有时还会起到负面效果，因此，社工要认同和接纳哀伤者的情绪，在案主信任和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悲伤陪伴和定期探访，陪伴一方面是让案主表达和宣泄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陪同他们一起静默。第三，借用仪式释放哀伤，仪式历来被作为处理哀伤反应的重要手段。基于与居民良好的互动关系，社工更有可能被邀请或被允许参与到生者为逝者举行的各种仪式中，同时，社工在尊重与诚心陪伴的基础上借用这些信念与仪式帮助生者与哀伤的过去暂时进行告别，以储蓄力量继续前行[36]。第四，“身—心—灵”模式的运用，从这三个层面同时施加影响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开始尝试使用于灾民的心理重建工作中，采用当地最为普及的大众化运动作为“身体”层面的调节方法往往可以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以都江堰地区为例，由于宗教和民族等因素，这一地区的民众大多有习武传统（太极和八段锦等），援建社工根据这一模式开展了哀伤辅导服务并取得了良好效果[37]。
二 青少年群体
青少年处于人生的多变期，生理和心理都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最容易受到灾害冲击，同时也是最不能够表达自己诉求的弱势群体。一些青少年在灾害中失去亲人，在受到灾害创伤时又不得不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灾害给他们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焦虑、迷茫和抑郁等现象的出现，甚至会出现消极的人生态度，如“混日子”、玩网游及游荡等。
汶川大地震以后，一些儿童因父母伤亡而流离失所，成为孤儿或无人陪护的儿童，父母健全的家庭也因忙于灾后自救和重建而常常忽视对儿童的关怀。同时，在地震中学龄儿童失去同学、玩伴、学校及可以玩耍的场地，社会、学校、家庭及朋辈群体的支持网络也遭到破坏。地震本身也对儿童产生了较多不利影响，包括恐惧、厌学、自闭等[38]。
由于青少年处于成长发育期，灾害会对其身心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且由于灾害损毁校舍，异地入学的现象较为普遍，学生需要重建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协助学生提高与新同学的沟通能力，重建自我成长的人际关系。因此，社工需要及时了解其心理变化和需求，同时根据其行为状况开展服务工作，尤其要重视心理服务技巧与社工实务技巧的结合，以便进一步提高青少年的抗逆力。
为了调动孩子的积极性，激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开展的活动有：一起动手制作“七彩小信箱”“小小垃圾箱”和诚信商店的“诚信储蓄箱”等，在制作的同时也引导孩子们分享对爱护环境、讲卫生、讲诚信的感受，并让孩子们把自己的感受写在制作的箱子上。这些活动充分调动了孩子们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孩子们有了更多的体会。为增强孩子们沟通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的意识，开展的活动有：建立“快乐童年，欢乐班级”，开展“小小救生岛”“解千千结”“别样传话筒”“大手牵小手，一起去洗手”等游戏活动。为引导孩子们感受生命，体验亲情，体会责任心的重要性，开展的活动有：小领袖的培训、“诚信商店”的开张和一起做活动室的清洁、“进化论”游戏、“体验亲情，贺卡传情”等。帮助孩子们建立自信，树立远大理想，丰富课余生活，开展的活动有：“我真的很不错”的手语练习、“理想金字塔”的构建、“我爱祖国，我爱家乡”的拼图比赛、球操、趣味运动会、“感受生命”作文竞赛、红歌会等[39]。
在Q安置点，针对社区青少年，开展了童心乐园（“小跳豆”欢乐学习坊、欢乐课余时光、周末亲子情）、青少年兴趣班（故事绘画班、英语兴趣班、武术班、舞蹈班、书法班等）、青少年社区活动（动感夏日哗啦啦三人篮球赛、“最好的未来”青少年大型活动、我的快乐人家畅想活动、小小奥运青少年活动）、亲子沟通关系活动（亲子“聆”距离互动小组、感恩节大型亲子活动、“帮助孩子走向成功”家庭小组、“沟通从心开始”家庭小组主题活动）等[40]。
针对青少年的服务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处理学习问题，由于学校硬件与软件在灾害中受到了破坏，社工不仅需要帮助学校恢复教学秩序，重建和修复损毁校舍，安全利用学校设施及营造灾后校园文化，还要对青少年学生加强心理服务及陪伴学生走出灾害阴影，这需要借助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帮助灾区青少年出现明显的正向改变。
四川“5.12灾后重建学校社会权利项目”由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于2009年2月设立，面向汉旺、昌盛学校、映秀小学、水磨中学等学校展开为期三年的驻点社工服务。2010年前后，虽然图书馆、体育设施、最新配置的电脑机房等建起来了，充实和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活动，但是社工站依旧是他们最爱扎堆的地方。我们开办的围棋班、象棋班、年画班等受到了小孩子们的追捧，一到活动时间，活动室必定挤满了人。
作为绵竹社工站的社工，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成立了“让生命舞动起来”艺术组。我们的服务对象身份很特别，他们是地震伤残儿童。我们希望通过舞台扮演让孩子们更快地重新融进社会，让他们逐渐找回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信心。每个星期六，参与艺术组的17个小孩子都会早早地起床，在舞蹈教室里，我们分开排演，排演精心设计的健身操《我们的一天》，看到这些孩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个案105，HJ，男，25岁，大学本科，CH学校驻校社工）。
上述材料反映了社工通过对青少年服务需求的调查，并针对其悲伤辅导和学习成长的需要，结合灾区实际发展情况，以“让生命舞动起来”作为小组活动的具体方案，为孩子们提供专业服务。通过游戏和舞台扮演，孩子们的行为和心态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逐渐恢复了对生活和学习的信心和兴趣，基本达到了小组活动的行动目的。社工服务成效的取得也是青少年服务持续开展的基础，在我国由于社工首次介入灾区青少年服务，因此，应选择合适的服务对象和服务范围作为突破口打开服务局面，然后在此基础上，以点带面推动整个服务工作的全面深入发展。同时，在教育行政管理层面，社工要通过不同方式让教育行政领导认识到青少年社会工作开展的重要性。一般说来，如果主管领导比较重视，项目服务通常会进行得比较顺利。如果主管领导认识不足或者缺乏自上而下的推动，青少年服务工作则进展缓慢。
三 老年人群体
对特定人群开展直接服务也是社工日常服务实践的重要内容，老年人是灾后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由于在社会处境上的边缘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等，老年人在经历灾害之后往往心理上会产生许多变化，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孤独感、悲痛感、抑郁感和焦虑感等症状。同时，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也会给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因此，社工需要利用专业工作伦理与方法为老年人群体提供及时服务[41]。
根据老年社会工作相关理论和老年人实际的身体功能和活动能力，成立老年组织，组建老年志愿者队伍，倡导社区志愿精神；举办适当的康乐活动，以锻炼老人认知和动手能力；通过社区组织与社区活动促进老年人与他人互动、增强沟通、彼此交流；通过健康讲座等活动进行安全教育，去除隐患；通过组织老年人进行健身活动，培养健康心理及生活方式，提高自我照顾的能力，提升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通过恢复和构建老年社会关系体系，提升老年人走出地震阴影的能力和速度，预防和减少老年问题的产生，对高龄全老住户，设计了“同心互行——跨代爱心支持计划”[42]。
在心理援助方面，虽然灾后心理咨询工作的开展为灾后心理重建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就失去亲人的老年群体而言，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身心和文化综合素质的制约，大多数老年人不会主动寻求心理咨询，即便心理咨询师主动开展义务服务，老年人也难以持久地接受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而且，灾后有心理创伤的老年人往往比较多，个案工作无法满足众多老年人心理服务的需求，社工在灾区中需要运用多种服务方法为老年人群体服务，例如互惠式小组方法。
互惠模式小组工作的作用：工作者应调解小组及小组中的个人与家庭、邻里、朋友、学校等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促使小组内老年人相互接纳、沟通、自觉适应环境，发挥各自的功能，使小组功能实现最大化，老年组员相应地发生改变。无论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其过程是专业咨询师或者心理医生与被治疗者之间的互动，脱离了被治疗者与他人的互动。对于陷入孤独悲伤中的老年人来说，让他们参加群体活动，开展互惠模式下的小组工作，容易被他们接受，互惠模式小组工作介入灾后失去亲人老年群体是非常恰当的。
互惠模式小组工作介入方法：工作者寻求社区的帮助，掌握失去亲人老年群体的资料，在地域空间较近的社区内和社区间组建10人左右的失去亲人互惠模式老年小组。小组工作的开展可以划分为小组计划阶段、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结束阶段。小组持续时间一般为半年到一年，每次小组活动两小时左右。初期一个月内每周开展两次，以后每周一次活动较为合适。
组员构成和需求评估：工作者要认真评估失去亲人的老年人的需求，宣传小组工作理念和作用，耐心劝导失去亲人的老年人加入到小组中。小组的成员具有明显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小组成员具有共同的问题，即缺乏生活信心、孤独和痛苦等，而不是共同的身份、社会地位等级特征。问题的共同性进一步导致了目标的共同性，这是小组重要的内在关联性。一群与自己有相同经历和困难的参加者，在小组中互相分忧和支持，会发现其他组员与自己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着同样的情感与想法，这种一致性能使他（她）感到不是唯一的不幸者，有利于开展小组工作。工作者要有意识地吸收两个乐观向上的老人加入小组，引导他们未来在小组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要认真分析这部分老年人的个性特点，注意探求老人在小组活动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变化，结合老年生理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以增强个人和社会的功能。
小组工作者的角色和表现：互惠模式的小组工作者是小组组员之间以及小组与社会之间的调解者、使能者，与老年人融为一体，最好选择年纪稍大，生活阅历丰富、经过专业社工教育培训或通过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的社会工作者来担任；具有较强的同理心，理解这些老年人的行为与感受，表现出对每一个组员的接纳和友好，愿意与他们分享，与组员建立良好关系。小组工作者一方面要帮助失去亲人的老年人利用“紧张系统”来尽快寻找完成任务的途径，发挥个人潜能，另一方面也要帮助失去亲人的老年组员学会自我放松，消除或防止由于过度紧张导致的身体不适反应。工作者通过提供信息引导小组自主发展，提供一个具有吸引力和温馨的环境，促进小组成员的互动及为小组寻求外部资源，启发组员表现自身的优点，引导组员接受乐观向上的态度，协助组员挖掘、使用和提升自己的潜能，在积极的方面接受或影响他人；对负面的情绪，工作者要进行疏导。
小组活动的开展：工作者协助小组组员共同构建小组、设计避免不愉快或会引起焦虑的活动，小组活动围绕增加生活信心，具有凝聚力、参与性和互动性的主题展开。如开展郊游、陶艺、园艺、趣味游戏和运动等刺激感官的活动，能重新激发老人的生活热情。例如，在园艺活动中种植花草树木，让老人感受自然、泥土和植物，可以把老人从悲痛的记忆中拉到现实乃至将来。在每次活动中，工作者要注意分析如何有效地引导组员间通过活动分享，增强组员能力、达成目标，协调处理小组过程中的抗拒、冲突，监督与评估小组活动。每次小组活动最后，工作者要引导老年人把参与活动的感受表述出来，并把这些体会与小组宗旨联结起来，搜集对小组内容的意见，协助组员共同修正小组过程和维持小组的有效性，并提出活动结束回去后的行动建议等。
结束阶段问题的处理：此时，组员已经彼此间建立了互相接纳的关系，大部分组员的需要得到满足，问题得到解决，自我认识和自我接纳得到增强。工作者要告知小组结束的时间，适时提醒老年人做好分离的准备；把最后一次活动安排成一次有意义的结束聚会，如联欢、旅行等。针对有些小组成员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哀伤、失落、依依不舍等负面情绪反应，并可能由此衍生出不承认小组终结、行为倒退等不同的行为表现，工作者应注意引导组员充分表达结束前的感受，淡化结束时的情绪，减轻或避免上述问题发生。对有需要的成员，还可以安排跟进聚会、联系参与小组以外的活动等，使他们能够从其他渠道满足需要；整个小组工作结束后，工作者应全面地进行回顾与评估；适当保持与部分小组成员的联系，以便考察和评估小组工作对于个人的影响程度，进行后续研究等[43]。
失去亲人的老年人小组是由不同的互动要素组成的系统，它不可避免地与周围的环境系统发生联系和影响。老年人在互惠模式小组中要多次进行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这不仅有助于老年人个人社会性的形成，而且有助于促使其形成良好的自我观念。在社工引导下，老年人在互惠模式小组活动中扮演各种不同角色，通过观察他人表现，借鉴或接受其他组员积极的思想观、价值观和情感，从而塑造个体行为，促进老年组员自我调适、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同时，通过互惠模式小组工作，参与小组的失去亲人的老年人在互动和互助过程中，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实现个人的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行为的改变，建立适应社会和自身角色需要的正确的价值观，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从而促进个人成长与发展，最终能够迅速融入社会生活，重新建立生活的信心[44]。
四 妇女群体
莫罗（Morrow）指出，某些群体特别容易成为自然灾害的受害者，甚至反复成为受害者，这些人通常是穷人与女性[45]。福瑟吉尔（Fothergill）和莫罗共同认为过去对于自然灾害的研究完全忽略了性别（gender）、社会阶层（social class）及种族（race）等因素造成的影响[46]。福瑟吉尔认为性别与社会阶层是建构天然灾难受助经验的两大不容忽视的因素[47]。长久以来，女性在社会上的弱势角色使得女性不断被累积脆弱性（accumulative vulnerability）[48]。女性在面临自然灾害时和男性有截然不同的经验，女性感受到的心理压力比男性大。
莫罗以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飓风的地区为例进行研究发现，妇女因为大多从事低收入工作，所以经济能力低，从而使得重建过程中所能使用的资源少得多[49]。妇女平日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当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就会变得更为脆弱。托斯卡尼（Toscani）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容易成为天然灾害的受灾者，但是缺乏资源的脆弱女性则非常容易成为受灾者，脆弱的女性总是特别需要关注[50]。因此，社工需要针对妇女群体开展女性卫生健康沙龙和勤俭主妇厨艺大赛等一系列活动，为妇女群体提供专业服务。
在比种菜更广泛的生计问题上，人们却没有太多好的思路。在板房区，许多单亲妇女在屋外打望聊天，手头也在织着什么东西。震后可供她们做的事情太少，很多人就拿起多年不用的针来做编织和刺绣，贴补一下生活。原本并不擅长此道的藏族妇女也开始干起了这个。有好几个社工组织都搞了类似的项目：把妇女组织起来刺绣，而且以灾区受难儿童留下的画作当蓝本，进行刺绣（个案107，HDF，女，24岁，大学本科，XCQ社工服务机构）。
许多女性为了保护小孩与家中财产而丧命或受伤，而她们在受灾中的独特需要也因为其在社区中的边缘地位而在决策过程中被忽略了，同时，现有的救助体系也大多忽略女性需要。社工需要通过创办一些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并根据灾区需求和受灾群众特长进行技能培训，服务对象是一些待业女性，尤其是下肢残疾的妇女。由社工提供培训的基本资料，邀请专业教师教授技巧，并且联系销售渠道，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后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计难题，还培养了他们自强和自立的精神品格，使他们失调的社会功能在日常生活与生产实践中逐步得到恢复。
在经历过种种的思考和实地调研后，协会的员工们决定开展“火凤凰”妇女绒绣技能培训和生计计划。同时寻找到合作伙伴——上海三林绒绣社。双方达成共识，浦东社工协会在未来为绒绣社提供一定的成本费用，由后者负责在浦东社工所服务的安置点教授失业和低收入受灾妇女绒绣技能，同时通过他们的销售渠道，以公道的报酬回报安置点妇女们的劳动。之所以选中绒绣，部分是因为绒绣在此时作为生计方式来介入，由于它难度低，工作场所灵活，便于妇女照顾家庭，又适合让妇女们带着棚架在一起三五成群地一边交流一边工作，有利于妇女们从集体劳动中寻找心理纾解。此外，浦东社工协会还有一个长期考虑：为稳定地从事绒绣生产的妇女建立一个她们共同拥有、协作协商管理的专业经济合作社——火凤凰绒绣合作社。2008年7月24日，由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组建协调，人员主要来自乐群社工服务社、阳光慈善救助服务社、中致社区服务社、乐蓍社工服务社的“浦东社工服务队”随上海社工服务团开赴都江堰，进驻都江堰经济开发区滨河新村安置点提供服务。火凤凰计划开始实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项目第三期的主要工作已经开始由安置点成熟的老学员承担。为了增加学员的凝聚力，浦东社工服务队在学员中开展了多种小组活动。例如，2008年8月初的集体融冰活动，9月初的“成长的烦恼亲子教育讲座”。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也使服务队近距离接触这些居民，了解他们真正的困难。浦东社工协会从南都公益基金会为火凤凰计划筹集到近十万元项目资助款，除了支付教学所需的工具、运输、宣传和教师交通住宿费用外，还向火凤凰合作社注入了两万元的启动资金，用于合作社的注册、教学和生产工具的添置等[51]。
社工不仅需要有为妇女群体提供服务的准备，更需要针对妇女群体的特殊情况和灾区的特殊情况量身定做服务计划，才能顺利开展妇女社会工作并取得灾民认同。此外，社工不仅需要将灾区妇女列为服务对象，也要充分挖掘妇女自身的潜力，本地妇女也能帮助灾民发掘潜在力量，因此，社工服务需要实现在地化，社工人才也需要从当地挖掘和培养。受灾女性大多是长期居住在当地的居民，她们拥有丰富的在地知识，更能了解灾区民众需求，其提供的服务往往更被灾民认同。因此，如果这些受灾女性能够灵活、有效地运用地方知识将灾民迁移到安全地区并进行心灵慰问和伤亡陪伴等，她们能够胜任照顾者、支持者和整合者的角色。这些受灾女性不仅能够照顾家人，而且能照顾其他灾民，并且和其他灾民建立良好关系，甚至组成妇女支持团体。因此，考克斯（Cox）提醒实务工作者，应该善于运用灾区女性的当地人知识（insider knowledge）[52]。
五 残疾人群体
残疾人是灾后需要关注的另一个特殊群体，灾害尽管没有夺走残疾人的生命，但却严重损伤了其生理功能。同时，由于灾害的巨大冲击与伤害，也使得一些居民因灾致残。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和收入难以满足特殊身体与心理需要，残疾人往往容易出现情绪消极、低沉、悲观与自卑等现象，常常认为自己是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而不愿意与人交流。因此，这一特殊群体非常需要沟通平台与交流空间来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在现实生活中，残疾人虽然需要自立自足和自我发展，但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社工提供的及时的专业服务则成为雪中送来的“炭”而受到其欢迎。
地震伤员大多数没有接受系统的康复治疗，不少地震伤员受伤后躺在医院，出院后躺在家里，根本不懂得还要康复训练，一些人出现足下垂、肌肉萎缩。地震伤员以骨折为主，而骨折损伤可大可小，经过康复训练可逐渐恢复，但如果缺乏专业康复训练，也可能就此成为残疾人，其实这些原本可以避免，骨折伤员尤其需要专业的社区康复治疗。几个月来，社工深入社区开展康复治疗指导，让不少地震伤员避免成为残疾人。30多岁的王凤英是都江堰聚源镇人，左腿骨折，安了外固定钢钉，目前走路靠双拐，左脚不敢着地。实际上会造成左脚韧带肌肉萎缩，导致足下垂。社工去家访时，她已经踮着左脚走路了，于是督促她做踩砖头等拉伸韧带运动，如今左脚韧带肌肉慢慢长起来，避免了足下垂[53]。
“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队在理县已成功举办了催眠师培训班等3期，干部心理辅导知识培训讲座30期，为1500多人次提供了心理咨询与康复治疗，理县很多因灾致残的残障人士，在“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队接受康复治疗与劳动技能培训。李仕铭介绍，有湖南“社工”抚慰受灾群众，理县震后没有发生因灾后心理失衡引起的自残自杀事件。联合国负责残疾人社会工作的专家、英国援川社会工作机构负责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专家，专程赴理县考察学习；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也将湖南服务队定为培训基地[54]。
因此，社工需要通过走访残疾人家庭，了解残疾人的残疾程度、目前病情和基本生活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残疾人物质资源配置、志愿者服务和社会资源链接等工作。同时，社工也需要制订志愿者帮扶残疾人计划，如开展捐献轮椅等活动，从而改善残疾人的生活，并坚定他们的生活信心等。
[1] Edelstein.，Contaminated Communities：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 Limpacts of Residential Toxic Exposure. 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88.
[2] Kreps，G.，Sociological Inquiry and Disaster Research，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4，10：309-330.
[3] Kasperson，R.，et al.，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A Conceptual Frame Work，Risk Analysis，1988，8（2）：177-187.
[4] Kreps，G.，Sociological Inquiry and Disaster Research，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4，10：309-330.
[5] 赵佳月：《震中映秀的心理康复调查》，《南方日报》2008年9月10日。
[6] 廖鸿冰：《灾后重建的桥梁和纽带：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基于四川理县社会重建的实践》，《社会工作》2009年第10期，第11页。
[7] 徐文艳、沙卫、高建秀：《“社区为本”的综合社会服务：灾后重建中的社会工作实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59页。
[8] 汪群龙：《灾后社会工作的介入与角色定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67页。
[9] 廖鸿冰：《灾后重建的桥梁和纽带：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基于四川理县社会重建的实践》，《社会工作》2009年第10期，第12页。
[10] 温静：《灾后学校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抗震希望学校社工志愿服务项目”为例》，《社会工作》2009年第8期，第37页。
[11] 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队：《体制内为主 体制外参与——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队阶段工作总结》，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新闻中心2009年5月6日，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5月14日。
[12] 范亚湘：《新生理县见“湘”情》，湖南在线：三湘都市报（长沙），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1月29日。
[13] 徐文艳、沙卫、高建秀：《“社区为本”的综合社会服务：灾后重建中的社会工作实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60页。
[14] 廖鸿冰：《灾后重建的桥梁和纽带：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基于四川理县社会重建的实践》，《社会工作》2009年第10期，第11页。
[15] 边慧敏、杨旭、冯卫东：《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4-125页。
[16] Webster，S.A.，Disasters and Disaster Aid，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19th.）（vol.Ⅰ）.Washington D.C.：NASW.1995：761-771；周月清：《社会工作者灾变服务的角色及其他相关议题之文献探讨》，《福利社会双月刊》1999年第74期，第25页。
[17] 陈俐蓉：《蜕变与新生：台北县新庄龙阁社区灾后重建历程之研究》，辅仁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144页。
[18] 刘斌志：《5·12震灾对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启示》，《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25页。
[19] 王秀燕：《政府与民间的灾变管理合作机制之探讨》，台湾灾害救助与社会工作研讨会，2000，第229页。
[20] 徐文艳、沙卫、高建秀：《“社区为本”的综合社会服务：灾后重建中的社会工作实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58页。
[21] 边慧敏、杨旭、冯卫东：《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4-125页。
[22] 边慧敏、杨旭、冯卫东：《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4-125页。
[23] 张和清等：《灾害社会工作——中国的实践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45页。
[24] 林万亿：《灾难救援与社会工作：以台北县921地震灾难社会服务为例》，《台大社会工作季刊》2002年第7期，第127-202页。
[25] 施睿谊：《南投县生活重建服务中心个案管理服务之研究》，暨南国际大学社工政策所硕士论文，2001，第21-22页。
[26] 边慧敏、杨旭、冯卫东：《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4-125页。
[27] 乔益洁、赵文财：《经验与反思：玉树灾害社会工作与社区重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4页。
[28] 洪智雄：《灾后重建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研究——以汶川县映秀小学为例》，《社会工作》2009年第4期，第14页。
[29] 温静：《灾后学校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抗震希望学校社工志愿服务项目”为例》，《社会工作》2009年第8期，第38页。
[30] 洪智雄：《灾后重建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研究——以汶川县映秀小学为例》，《社会工作》2009年第4期，第13页。
[31] 洪智雄：《灾后重建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研究——以汶川县映秀小学为例》，《社会工作》2009年第4期，第13页。
[32] 温静：《灾后学校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抗震希望学校社工志愿服务项目”为例》，《社会工作》2009年第8期，第38页。
[33] 靳晓燕：《希望工程社工服务中心成立》，《光明日报》2011年2月10日第6版。
[34] 祝勇：《地震伤者面对残疾生活：常被围观忧心生计》，《信息时报》2009年5月7日。
[35] 边慧敏、杨旭、冯卫东：《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4-125页。
[36] 徐文艳、沙卫、高建秀：《“社区为本”的综合社会服务：灾后重建中的社会工作实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60页。
[37] 徐文艳、沙卫、高建秀：《“社区为本”的综合社会服务：灾后重建中的社会工作实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64页。
[38] 边慧敏、杨旭、冯卫东：《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4-125页。
[39] 杨成凤：《震后社会工作介入儿童友好家园的思考》，《社会工作》2011年第12期。
[40] 杨发祥、何雪松：《灾后社会重建中的社工介入：理念、目标与方法——基于四川省都江堰Q 安置点的实证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150页。
[41] 边慧敏、杨旭、冯卫东：《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4-125页。
[42] 杨发祥、何雪松：《灾后社会重建中的社工介入：理念、目标与方法——基于四川省都江堰Q 安置点的实证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150页。
[43] 许晓晖、曲玉萍：《互惠模式的小组工作介入自然灾害失去亲人老年群体的适用性、方法和技巧》，《中国老年学杂志》2009年第11期，第1410-1412页。
[44] 许晓晖、曲玉萍：《互惠模式的小组工作介入自然灾害失去亲人老年群体的适用性、方法和技巧》，《中国老年学杂志》2009年第11期，第1410-1412页。
[45] Morrow，B.H.，Identifying and Mapping Community Vulnerability，Disasters，1999，23（1）：1-18.
[46] Fothergill，A.，The Neglect of Gender in Disaster Work：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In E.Enarson & B.H.Morrow，eds.，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Through Women’s Eyes，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s，1998：11-25.
[47] Fothergill，A.，The Stigma of Charity：Gender，Class，and Disaster Assistance，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2003，44（4）：659-680.
[48] Enarson，E.，Through Women’s Eyes：A Gendered Research Agenda for Disaster Social Science，Disasters，1998，22（2）：157-173.
[49] Morrow，B.H.，Identifying and Mapping Community Vulnerability，Disasters，1999，23（1）：1-18.
[50] Toscani，L.，Women’s Roles in Natural Disaster，Preparation and Aid：A Central American view，In E.Enarson & B.H.Morrow，eds.，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Through Women’s Eyes，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s，1998：207-211.
[51] 郭虹：《四川地震灾区社会问题研究》，四川省科技顾问团课题结题报告，2009。
[52] Cox，H.，Women in Bushfire Territory，In E.Enarson & B.H.Morrow，eds.，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Through Women’s Eyes，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s，1998：133-142.
[53] 祝勇：《地震伤者面对残疾生活：常被围观忧心生计》，《信息时报》2009年5月7日。
[54] 范亚湘：《新生理县见“湘”情》，湖南在线：三湘都市报（长沙），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