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大国品质：中国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

作者：张冠梓，全国青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兼社科教育和宗教界别组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理事长，研究员，博士。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有的梦想，其过程必然是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党的十八大报告发出“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号召。锻造这“三个自信”，取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清醒认识、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及其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其中，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对于形成显示中国气魄的文化软实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提高交流和对话水平，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他者的视角不仅有益而且必须，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自我的审视

在后殖民的理论中，西方人往往被称为主体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则被称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称为“他者”。这一理论后来被人类学加以借鉴、延用，有学者又和语言学里面的“主位”观察、“客位”观察联系起来思考，来解释不同文化间的互相审视、观察现象。不管这一理论是否正确，我们权且套用一下。和中国人研究、审视自己的问题相比，国外的教授看中国问题，是可以被视为“他者的视角”的。外交家吴建民说过，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中国正处在快速变化、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无疑需要“他山之石”，需要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声音。我们一方面要自主地研究好自己的问题，一方面还需要倾听其他国家、地区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观点和意见。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义教授曾讲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是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消除这些误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可以看到，哈佛的不少学者已经换位思考，试着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思考中国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比较深刻、比较中肯、比较客观、比较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有的可以说是真知灼见。

当然，许多学者的观点不是不变的。大家知道，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是“软实力”一词的首创者。2004年，他在其著作《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中写到，既不看好、也不强调中国的软实力，同美国相比，中国的软实力微不足道。然而仅一年后，他的观点就发生了变化。奈在《华尔街日报》曾专文介绍《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被美国人视为“重大国际事务权威观点发源地”的《外交》杂志的编辑部门——外交关系协会在其网站上也开辟专门网页，以问答的形式介绍中国的软实力。“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被称作＇软实力＇的文化、外交等方面，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世界许多角落，无论在东南亚、拉丁美洲，还是在非洲，都可以发现中国的影响”。

当然，也可以碰到个别自命不凡的为中国“支招”的人们，感受到那些精致却平庸的美式学问（当然，相比之下，中国的学术研究到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却平庸”这个水平），提出的一些观点有镜花水月、隔靴搔痒之感，个别观点有肤浅、片面甚至荒谬的问题。有人认为，美国的学术传统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有一个经济学家给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只要你用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得出的结论是“人渴了就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表你的文章。还有一个，我注意到，许多所谓“中国通”，不管是被我们划分为亲华的，还是反华的，在中国的诸如民主、人权、自由、社会制度、民族与国家统一等问题上，基本的看法其实是差别不大的。为什么他们给我们的印象这么迥然不同呢？关键在于，一些“中国通”出于维系与中国良好关系、与中国政府官员与学者良好关系的考虑，在与中国交往特别是在与中国政府交往时，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观点。他们通过这种关系，可以从中国获得研究资料，拿到研究经费，找到在中国讲课、合作、课题研究的各种机会。这些人知道中国人爱听什么，在中国只说好话，说那些中国人听了比较受用的话。即使有批评，也是很用心，很乖巧，点到为止。而他们在美国国内的观点，包括在美国的讲坛上、会议上的言论，则恐怕和我们在国内听到的不一样。还有一个，我也注意到，依然有个别学者，有的甚至充当过美国政府所谓“智库”的学者，还是有“冷战思维”和敌对意识的，有点逢中必疑、逢中必反的味道。

对待这些学者的观点，我们应当采取自主的、审慎的态度。需要多听多想，有取舍，有鉴别。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调动自己的大脑。关键是，中国的问题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积极地研究、自主地解决。我觉得，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主动出击，积极做好宣传、交流工作。中国在面对世界目光的检视时，当然会有褒扬也会有批评，甚至有误解、有歪曲。只有积极主动做好宣传工作，只有更加公开透明地展示自己，才能让谣言与误解遁于无形、止于真相。同时，要切实改进宣传、交流工作，注重宣传、交流的效果。我们的对外交流，多数老外感到有很大隔膜，很生疏，没有和我们交流下去的兴趣。应当采用西方人“惯常”的、更易于明白和接受的方式来进行。老实说，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的。

既要保持应有的自尊，又要保持必要的自省，两者同样重要

在对外交流中，持有什么样的姿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是，既要有应有的自尊，又要有应有的自省，二者不能偏废。但是，实际却不是这样。

首先说中国人缺少自尊的问题。我想，谁都能举出一些中国人缺乏自尊、缺乏自信，甚至崇洋媚外、挟洋以自重的例子。

——二三十年前，西方人在中国下馆子、住酒店总能享受到特殊待遇。如今，在饭馆和商店里一掷千金购买香槟、名牌服装和豪华轿车的往往是中国人。但这些人却常常发现自己仍无法享受到和外国人一样的待遇。饭店会将较好的桌位留给外国人，一些商店只准外国顾客进入，在提供服务时也是老外优先。

——在马路上，时常可以看到漂亮的中国年轻女性挽着一个西方“丑八怪”的胳膊。有一个老外在博客里说，他在中国居住的不长时间里，已和众多漂亮的年轻女性有过交往，大讲特讲中国女性是多么主动、多么疯狂。外国人十有八九在中国的生活幸福得难以想象。他们承认，自己一旦回国，这种生活就不复存在，只会规规矩矩地找一个女朋友，过普通日子。

——一个中国女性嫁给了一个欧洲人，住在北京某公寓。她回家忘了带小区的通行卡，门口保安往往会刁难一番，而她丈夫就从未遇到过这种麻烦。而事实上这个中国人才是房主。

——做同样的工作，外国人的薪水会高出一大截。他们不必理会那些惩罚条例或加班时间，但报酬仍然有增无减。如果中国公司想吸引外国专家，必须提供比中国员工高得多的薪水，有时甚至得超过西方国家的水平。外国人往往习惯于抱怨在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但谁也不否认在这儿的生活要比在自己国家舒服得多。原因是，外国人在中国享有太多的特权了。

——一些老总出差时身边往往带着一名白人随员，“身边带个白人，当地人会高看我们一眼”。尽管随行外国雇员不必开口，其存在却往往会使事情进展更顺利，至少能让氛围变得更友好。当然，这些“白人策略”往往也有缺陷，那就是别人往往将其雇员当成老板，而他在别人眼里只是个翻译。

——一个白人女性在中国某公关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然而她除了参与各种会议，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工作可做。开会时她只是安静地坐着，不知道会议议题，甚至对客户一无所知。她在中国之所以拿钱却不用出力，仅仅因为她是白人。那家公司想让公司显得更加“国际化”，通过雇用西方人（特别是白人）来衬托自身，好让公司显得地位很高、运作很成熟。

——不少中国法律都不适用于外国人。在国外开车规规矩矩，到中国就可以任意行驶。遇见红灯可以不停车、超速、超车，在禁行区驾驶却不受任何惩罚。即使有哪个“不开眼”的交警没收了驾照，也可以轻易地取回来。中国法律对他们网开一面，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学会了玩弄他们可以享受的特权和“潜规则”了。

——很多中国人口头上挂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有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才算是世界的。在一些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我们的衣食住行、耳濡目染，几乎沉浸在美国化的氛围之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奥斯卡”金像奖的追捧了。本来是美国国内的一个专业电影奖，俨然成了世界电影最高奖，而“奥斯卡”三个字也成了各类竞赛的世界水平的代名词。大家随时可见“中国的XX”报道（而这XX又几乎都来自欧美），比如，中国的“纽约”、东方巴黎、中国的“时代广场”、中国的“麦当劳”、中国的“绿卡”、中国的“硅谷”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人在与外国人特别是与欧美国家的人打交道时，缺少自尊和自信。哈佛大学东亚系前主任包弼德教授谈到，有些中国人，哪怕是受过教育的人，其实对自己的文化不够了解，对自己的文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见，时而表现出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不自信，时而又表现得过于自信和狭隘。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看不起自己的历史，感觉不到自己的历史有多么伟大，感觉不到自己的文化有多么好。哈佛大学退休老教授林同奇也感慨，有些中国人一个劲地骂自己的祖宗，把中国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在世界上很少见。

另外一方面，和缺乏自信、自尊截然相反的是中国人的“虚荣”“虚骄”，缺乏应有的自省、自觉意识（有时，这二者会奇妙地同时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有学者说，某些中国人患上了“民族自尊官能症”，老是盯着外国人的脸色，过分在意他们对中国的议论，捕捉他们的只言片语，听见一句好话就飘飘然。一些人总是过分地夸大了中国的魅力，夸大了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及其在世界上的分量。对此，知名学者余秋雨说，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其实，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于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

2009年底，好莱坞大片《2012》在全国上映，引起了很大反响。这部近3个小时的影片讲述的是，地核过热威胁人类，世界领袖们着手在中国境内建造一座方舟，以便日后让人类和动物再度生活在地球上。看完后，给人的感觉是：世界末日来临时，中国将拯救世界。当看到中国军队护送富人和大人物进入方舟时，不少中国观众露出了笑容。很多人对一些据认为“亲中”的场面很有快感，包括中国军官对进入中国的美国难民敬礼、中国率先同意打开方舟接纳更多难民等。当一位美国官员说“只有中国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造出如此规模的方舟”时，中国观众听了，高兴得笑出声来。有的人说，看到中国军官救出平民，作为中国人感到很骄傲，让我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受人尊敬的国家。在许多电影院，人们排着长队买票，有的地方一票难求，大家都想看中国拯救世界。有的观众说，世界把我们看作重要盟友的时候到了。但事实是，这是美国的一个典型商业运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好莱坞把目光放在了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身上。他们认识到，把中国人描绘成穷人或敌人的片子在中国赚不到钱。要赚中国人的钱，就必须先把中国人哄高兴了。

因此，强调全民族的自我反省意识非常重要。更深一步说，需要“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由前些年故去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多年前提出来的。按照费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具体说，就是明白自己的文化的来龙去脉、特色和发展趋向，从而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并获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文化选择的能力和地位。此外，应具有世界眼光，能够理解别的民族的文化，增强与不同文化之间接触、对话、相处的能力。现在，学术界对文化自觉甚为关注。但是对于文化自觉理念的诠释，人们过多地强调其属于“宏大叙事”范畴的层面，重视学理的层面，而轻视了其实践的层面，忽视了其本身具有的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软实力”、塑造全社会文化精神的内涵。

在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比较研究中，还有一个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过去，人们将中西文化的不同定位为“时代差异”，今天，人们开始更多从“类型差异”上来认识。应该说，一百多年前，为了冲破保守思想的束缚，以图强自新，人们将中西文化差异定位为“时代差异”，在当时有其合理的一面。而在今天，人们应当更加注重的是中西文化的“类型差异”。譬如，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自然合理”，认为凡是符合“自然”——也就是事物本来状态的——就是合理的。强调尊重自然，因势利导地推动事物的发展。西方近代以来注重“科学合理”，但其发展指向却是按人的意志用科学去改造自然。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当今越来越多西方学者的反思。

秉持开放的心态不可或缺，但必须以坚守自主的立场为前提

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化是一个命定的、不可违的大趋势，但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是不注重自己的传统或文化的独特性和自主性的。我们强调文化的自主性，不是不讲开放，不是意味着简单地复古或回归“东方”，因为这个时代在推着我们一步一步走，这个世界已经把我们笼罩在里面了，我们再也不能闭关自守，而是需要在西方或者其他世界里汲取一些为我所用的东西。鲁迅说过，“取新复古，别立新宗”。也就是说，简单地恢复过去是不可能解决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的。为什么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归问题？因为很难复归。倘若有人想象着“复归”，就真的会万劫不复。但是，不能简单地复归，并不等同于没有必要学习传统。当我们传承、学习传统的时候，应针对当代整个支配我们的基本关系，通过对传统的研究和思考，来面对和解决我们当代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面对现代社会最真实的挑战，抽象地讲传统、讲道统、讲国学、讲民族文化，很容易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因此，在以西方为中心、为主导的当代世界中，讨论自主性是有必要的。无论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上，没有自主性、没有特点，就没有了自我。当然，反过来说，这个自主性不是孤立的、绝缘的、封闭的，是在通过跟别人的对话、交流中形成的，开放和自主、他者和自我之间必须有一个恰当的关联和平衡。

最近看楼宇烈的《中国的品格》一书。书中说，近百年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借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正在不断衰减，使得国人在面对文化传统时，缺乏自尊和自信，很多人心中的传统文化已失去了本来的面貌。他举了一个例子，是关于中国人对待中医的态度的。有调查显示，六成以上的被访者不赞成取消中医，但同时只有三成人表示看病会首选中医，而真正选中医就医的，则更少之又少。为何有如此反差？这说明，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感情而赞成保留中医的，但缺乏对中医的深入了解，使他们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又对中医缺乏信心。不仅如此，近年来很多人倡导的所谓“中西医结合”，实际结果却是在用西医瓦解中医——用西医的观念去理解中医的理论；用西医的检查仪器代替了中医的“望闻问切”；用西药取代中药——事实上，就是把西医作为先进的、科学的方法去改造“落后的”“不科学”的中医。与西方擅长作定量定性分析、务求“精确”不同，中国文化强调的是事物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往往用“模糊”的方法来阐述事物的复杂性。实践证明，有时“模糊”比“精确”更接近事物的本来面貌和本质。两种思维方式各有所长，但如今，许多人总是在用西方观念作为衡量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先进”“科学”的标尺。

强调自主性，就是要提醒我们注意，认识世界需要有自己的立场和独立判断，不能糊里糊涂地落入别人的圈套。现在，美国老用“国际社会”一词。所谓“国际社会”，是对某些事物或现象带有价值判断的描述，许多情况下是反映美国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诉求，也常被我们借用，于是我们的视角和口气无形中来自别人，无意之中成为别人的传声筒和扩音器。譬如，近来常在报上见到关于国内“民族主义”的报道和评论，一些学者也发出劝告，好像确有其事。客观地说，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应当辩正地、一分为二地去看。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民族主义是“对国家的高度忠诚，即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或其他团体利益之上”。民族主义在世界文明史上意义之大是不必多说的。譬如，拜民族主义之赐，欧洲各国才有自己的语言、文学、艺术、文化，很多民族国家才能站立在世界舞台上。但如今，民族主义似乎成为一种纯粹负面的东西。

记得1989年，东西德要求统一的呼声渐高，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说，要警惕民族主义在德国复活，道出了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隐忧：欧洲大陆一有强大的力量崛起，他们就会本能地皱眉。但他们喜欢把民族主义这顶帽子送给别人，自己从来没有这种毛病。德国人完全可以问：撒切尔夫人如此说话，是不是出于狭隘的英国民族主义？还可以深究一步：英国到底有民族主义情绪吗？英国作家奥威尔的《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一文挺能说明问题。里面写道，英国劳动人民（原文直译是下层阶级）忠君爱国，有狂热的仇外、排外的情绪，做出格的事，说出格的话，毫无顾忌。爱好体育运动的人都知道，英国足球迷喜欢唱“上帝保佑吾王”，这或许是世上最早的国歌，产自民族主义形成的18世纪。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之强，是别国球迷中少见的。他们唱得最多的大概是“统治吧，不列颠！不列颠统治着海洋”。里面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也夹杂民族主义情绪的喧嚣。奇怪的是，英国评论员不会把齐声高唱爱国（或曰帝国）歌曲的球迷称为民族主义者。他们中如有人使用暴力，那也被定性为“足球流氓”。

这些年，国外的许多人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就连国内的一些学者也跟着嚷嚷。这些人往往对中国人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质朴感情、对国家利益的合法关心，进行误解，或故意曲解。中国有没有民族主义，应该是有的。可能会有人排外仇外，拒绝学习或使用外文，只看自己国家的影视和体育节目，拒绝学习国外的长处，嘴上还喊着“中国第一”。但这种人在中国恐怕极少。最近十几年来，由于对外部世界了解增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关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问题，与以往过度的意识形态关注相比，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应当予以鼓励。不能就此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多么强烈，更不能故意曲解。美国有一份很有名的杂志叫《国家利益》，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就是在该刊发表的。谁把在这里不停讨论美国利益的人士称为民族主义者了吗？美国参众两院的政治家们讨论事情首先考虑美国利益；美国学者在美国利益的大背景下判断别国的崛起或衰落，其中暗含的问题总是：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应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这些人被定名为美国民族主义者了吗？爱默生要同胞立足本土，老罗斯福号召美国人民奋发，准备好牺牲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以让祖国立于强国之巅。有谁说这两位杰出人士是民族主义者了吗？

但事情到了中国头上，似乎就不一样了。一些海外留学生自发保护奥运火炬并抗议西方媒体的涉藏报道，有外电便称这些年轻人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西方某些人士的双重标准总是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而不断地往别人身上泼污水。无论怎么说，对国家产生认同感并维护国家的尊严，不能被任意地曲解为民族主义，爱国的精神是每个国家对公民的基本要求。相反这些年轻人有宽阔的视野、比较的眼光，他们知道中外报道的差别，更想维护新闻报道中的客观公正原则。他们中有的已申请了绿卡，甚至连国籍都不是中国，却被称之为民族主义者。有人说，中国的大学里也有民族主义的氛围。然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些年轻人的文化参照体系往往是超越国界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外文不错，可能在为留学作准备，他们穿的T恤衫上或许还印着外文，外套上还可能有一面米字旗或星条旗，或是美国海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字样。这样的年轻人是民族主义者吗？中国的报纸、电视、网络整天在报道世界大事。中国城市街头的报亭，那些漂亮杂志的封面人物，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白人。在中国的体育频道，英超、NBA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世界杯足球赛没有中国队，中国观众依然看得极其投入。中国人说，我们欣赏的是足球艺术。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的百姓，却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

对于这些乱扣民族主义大帽子的人，我们不能轻信，不能上当，更不能附和，不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对于西方人的观点，我们要积极听取，认真借鉴，但要有所取舍，有所鉴别。我们不排斥西方的观点，但要清楚的是，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他们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对于民族主义，我认为，有教授的说法很有意思：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民间的爱国主义。

这里还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在吸收中国文化精髓后能顺利实现文化转型，而中国近代以来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却总是毁誉参半？西方在吸收外来文化思想时，并没有抛弃其传统文化，而是试图设法在自身文化之根中寻找相应源头。而我们的问题在于，有些人根本拒绝接受外来文化滋养，有些人则主张抛弃自身文化——不是用外来文化丰富自己，而是要“改造”传统文化的灵魂。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树立我们文化的主体意识。只有这样，我们对自身文化的不足、别人文化的长处，才会看得更加清楚，取长补短才能更恰如其分。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时髦”现象是，有些人将传统文化作为装饰品，好像只有背《论语》《三字经》，着汉服、唐装，才算弘扬传统文化；或将传统文化当做一种时尚，进行商业炒作。更有甚者，以“创新”的名义，在传统文化中强行注入流行元素，表面上热闹非凡，实际上却是对前者的扭曲与消解。必须明确，我们的现代化，一定是具有中国内涵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如果我们能从传统中去寻找那些对今天有实质性建设意义、启发意义、鼓舞意义的东西，而不是买椟还珠，只学得其表象和皮毛，那么，几千年的文化将真正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成为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说到这里，我想起下面这个故事，对我们也许会有些启迪。20世纪50年代末修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建筑风格成为工程设计人员的一个难题。在西方，传统的教堂建筑有意识地将礼拜堂做得高高大大，前面的神坛显得高耸入云，使信徒们一进教堂就有诚惶诚恐、非常渺小的感觉。而在新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建设一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行使民主权利的殿堂，应该避免这种人为的落差。当时，周恩来同志以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来说明人在海阔天空的大自然怀抱中，非但不觉得自己渺小，反而觉得心旷神怡，悠然自得。设计人员由此得到启迪，将大会堂的天花板与墙体的连接线，设计成圆曲状，如同水天相连，水天一色，浑然一体。人们进入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没有渺小和失落的感觉。同理，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要自尊、自信、自主，同时要自省、自律、自觉，要有主见、善学习、会取舍。要以宽阔、平和、冷静的心态审视大千世界，倾听外界的声音，用开放胸襟体验西方文化，在西方现代文明的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碰撞中，融合出更有创造力和包容力的新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