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挖掘中国劳动力增长的潜力

易定红 吕梦捷

一 引言

2009年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排行榜，其立意在于凸显中国工人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稳步发展作出的贡献，体现出了广阔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人们对中国劳动力群体的关注。在劳动、人口等研究领域中也有着太多的关键词与中国的劳动力群体紧密相连：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老龄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劳动力短缺、“民工荒”等，这些关键词来自对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现象和趋势的关注，而其背后则是诸多研究对于中国劳动力投入发展潜力的讨论。

中国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及人口结构变动等多个过程同时发生的背景则使得这一问题的讨论不能简单停留于对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的分析，而应同时考虑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特点以及相应的制度变化。因此，本文在对2012～2025年中国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的基础上，结合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分析以及相关制度、政策的提供，对我国劳动力投入的潜力进行分析。

二 中国劳动力供需总量的趋势预测

（一）劳动力供给测算及趋势分析

从劳动力供给预测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劳动力供给的预测方法很多，但其中较常使用的是以下三种方法：方法一，首先对影响劳动力供给的两个因素即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参与率分别进行测算，然后通过二者乘积得出劳动力供给规模；方法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通过在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中减去在校学生、在押服刑犯人、劳动力净流出人口及其他人口作为供给预测的公式；方法三，通过计量模型对劳动力供给规模进行估计并对供给变动趋势进行预测。本文预测数据使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首先推算2011～2025年内适龄的劳动力数量，然后估算相应时间段内每年劳动参与率的情况，进而推算出劳动力供给的变动趋势。

1．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增加趋势放缓

按照已有研究习惯和国家统计标准，本文将适龄劳动人口界定在15～64岁的年龄人口，同时对65岁及以上仍处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口也做了考察。在这里本文借鉴曾湘泉、卢亮（2008）对劳动力供给的预测思路，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对适龄劳动人口进行预测。考虑到2011年15～64岁的劳动力资源主要由201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中的2010年时14～63岁的人口组成，并依此类推，则2025年的适龄劳动人口由2010年时0～48岁的人口组成。这样，2011～2025年的适龄劳动人口可用下式进行预测：

这里y代表预测的年份，li代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年龄为i的人口数量，Pj代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年龄为j的人口的死亡率。根据上式进行预测，我们得到分组适龄劳动人口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不同年龄结构的适龄劳动力数量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15～24岁年龄组的适龄劳动力人口由于国家人口、生育政策的影响从2011年起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这种下降的趋势延续至2022年，而后开始小规模逐渐上升；而25～54岁年龄段的人口则在持续以1%的速度缓慢增加至2016年，之后则开始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55～64岁年龄组的人口数量则从2011年的14570.2万人上升至2025年的21497.14万人，体现出劳动力年龄结构向高年龄段的移动。总体来看，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规模在2013年达到峰值之后会出现逐渐减少的趋势，适龄劳动人口资源在总量上的优势会逐渐出现向下的变动趋势。

2．劳动参与率变动趋势及预测选择

在劳动参与率的选择上，本文首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对近年来总体以及分年龄段的适龄劳动人口的参与率进行观察。图1给出了2001～2010年的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从2006年起这种下降趋势逐渐趋于平缓。虽然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但是与2009年世界范围内平均劳动参与率（64.1%）、高收入国家劳动参与率（60.7%）及中等收入国家劳动参与率（64.3%）相比，我国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横向对比下相对较高的劳动参与率，一方面来源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劳动参与水平偏高特征的遗留，另一方面也受到我国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设置的影响。随着劳动力市场逐渐成为调节劳动供求的主要因素，我国总体劳动参与率会有一个下降的空间。

从1990年到2010年不同年龄组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变动情况来看（见表2），作为劳动力供给的主要组成部分，25～54岁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为稳定，但在1995～2010年呈现小规模下降趋势，总体下降幅度约为5%, 2000～2010年主体劳动年龄段的参与率则从90.6%下降到88%，与发达国家主体年龄段人口稳定的高劳动参与率相比（如美国白人92%的参与率），存在一定差距；15～24岁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降幅约为10.9%，这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适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以及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有关；55～64岁年龄组人口的参与率在平稳之中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1995～2010年上升了约5%; 65岁以上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经过了1995～2000年较为迅速地提高了8.1%之后，在2000～2010年则呈现出了4%的下降幅度。

本文在测算时选择保守的估计方法，即假设2011～2025年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和2010年持平，由此得到对劳动力供给的预测结果（见表3）。但是如果考虑到15～24岁、25～54岁及65岁以上三个年龄组人口劳动参与率在2000～2010年出现的下降趋势，这种保守的估计方法可能会高估劳动力供给规模。

3．有效劳动力供给规模的预测

从表3劳动力供给的预测结果可以看出，2011～2025年我国15～6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供给整体规模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在2016年供给规模达到最高，约为78239.4万人。

其中，低年龄组劳动力供给会在2011～2022年经历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而自2023年开始则会出现新的小规模增加；高年龄组劳动力供给则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一方面源自该年龄组人口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来自高年龄组人口不断提高的劳动参与率；由于65岁以上人口在近年来也显示出相对稳定的劳动参与率，因此对65～74岁年龄组的劳动力供给同样加以计算，可以看出，这一年龄组劳动供给会在2011～2023年呈现增长趋势，此后则开始下降。如果将65～74岁年龄段劳动力人口计入劳动力投入总量中，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变化趋势不会发生较大变动，仍然会先在2011～2016年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并在2016年达到约80987万人，而后则会表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二）我国劳动力需求变化趋势预测

对于劳动力需求规模，我们借鉴刘钧、徐文娟（2011）的思路，利用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弹性系数进行预测。表4给出了我国2007～2010年的GDP增长率和我国2006～2010年的就业人口数。我们据此计算出就业人口增长率和就业弹性系数，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弹性系数基本维持稳定，因此我们用2007～2010年的平均就业弹性系数（0.036326），作为2011～2025年的就业弹性系数估计值。

2001～2010年我国的GDP增长率呈现波动变化趋势（见图2），2001～2007年增加，然后2009年减少，随后在2010年又开始增加，因此根据这样的变化趋势，我们用这10年间的平均GDP增长率（10.055%），作为2011～2025年的GDP增长率估计值。尽管这一假定的GDP增长率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有些高，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对劳动供给潜力的分析，过高的估计更有利于说明中国劳动供给相对劳动需求的优势。

在上述假设下，2011～2025年每年的就业增加率为GDP增长率（10.055%）与就业弹性系数（0.036326）的乘积，即0.365260。由于最新的《中国统计年鉴》里给出的是2010年我国的就业人口总量（76105万人），因此我们从2010年的数据开始推算，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三）未来中国劳动力供需形势分析

通过上述对2011～2025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规模的预测可以看到，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供给与需求在总量上的变化趋势。

首先，2011～2025年我国劳动力的供给规模和需求规模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劳动力总体供给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并没有与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变动趋势同步，即在2013年达到峰值并开始减少，而是保持了在2011～2016年每年约338万人的增长，这一方面得益于我国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持续进行，虽然增长率逐渐降低，但是这一阶段劳动供给的增加仍然可以为经济发展继续提供规模较大的劳动力投入。而2016年之后劳动供给规模则开始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每年减少约255万人，这种下降主要源于15～24岁和25～54岁年龄组劳动供给的下降，虽然前者在2022年开始出现增长，并且55岁以上劳动力供给也在不断增长，但是劳动力供给的总体规模仍然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因为人口规模的变动而发生向下的调整，预测显示，在我国的GDP增长率与就业弹性系数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我国劳动力需求总体数量会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就业增量也会出现小幅度的提升。

从劳动供求规模变化趋势的对比可以看到，由此带来的供需总量之间关系的变化。首先，如果有效劳动力供给总量中不包含65岁以上的劳动力投入，那么劳动供给和需求之间正的差额会在2011～2015年中逐渐扩大，由2011年的376万人增长至2015年的543万人，这个正的差额从2015年开始减少，在2016年降为451万人，2017年则开始出现逆向的增长，供不应求的局面开始出现，并且由于供给减少和需求增加的同时发生，供求缺口的增长也呈现出了较大的幅度，约从2017年的77万人扩大至2025年的5767万人，供不应求的趋势逐渐显现。

但是如果将65岁以上的劳动力投入统计到劳动力供给总量中，可以发现，2011～2016年供给和需求总量呈现出同时增长的趋势，并且供给增幅大于需求，供给和需求之间表现出供给大于需求的态势，二者之间正向的缺口从2011年的2575万人上升至2016年的3199万人。而在2016年之后，在供给出现下降和需求继续上升的作用下，这种缺口开始出现较快的减小趋势，从2017年的2856万人降至2022年的120万人，并在2023年开始呈现出供小于求的趋势，出现逆向增长，供需缺口在2024年和2025年分别表现为 -1147万人和-1947万人。

虽然两种对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计算方法显示出了不同的供需关系变化趋势，即高年龄劳动供给的加入可以将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推后，但是两种方式中供求之差由增加到减少再到出现负增长的趋势是相似的，预示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及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并不会长期存在。面对这种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出现的劳动力供求规模及其关系的变化应该客观分析供求差距的程度及其变化会带来的影响，同时也需要针对这种趋势变化进行积极冷静的应对，从劳动效率和劳动数量两个角度充分挖掘我国劳动力投入的潜力，使其进一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动力作用。

三 劳动生产率提升与劳动力投入潜力的挖掘

发达国家的经验及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已经表明，经济的长期增长不会依赖于外生的劳动力增长，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样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则可以通过产业升级过程中技术水平及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来实现。

1．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从宏观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当经济中的技术水平随时间推移而增长，即存在技术进步时，经济中劳动效率会得到提升，有效劳动得到增加，因而推动经济增长。在微观经济中，生产要素被划分为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四种基本类型。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生产中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会保持稳定，而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则可以改变各生产要素投入的配置比例，如技术设备或生产流程的改进可以减少劳动的使用和消耗，从而使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成为可能。

虽然在劳动力供给较为丰富的情况下，技术升级带来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能会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状况或工资收益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富士康将机器人引入生产一线的计划可能会对一线工人的就业产生影响。但是长期来看，这种技术提升能够带来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以缓解或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而结合未来我国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变化趋势来看，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有效劳动的增加是非常必要的。这种从效率角度通过技术水平提升挖掘劳动力投入潜力的方式与我国现阶段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发展战略相一致，“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对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的要求，对制造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造的推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以及对服务业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的引导都体现出了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技术提升的作用。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取得的成果可以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提供支持，继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劳动力投入的潜力。

2．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增加劳动力投入的潜力

在推动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同时，技术进步也依赖于劳动力供给的素质提升，即人力资本的提升。因此，劳动力供给的人力资本提升一方面可以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技术进步提供智力支持。已有研究对于人力资本的衡量常使用适龄劳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指标，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一方面来自总体人力资本的增加，另一方面也需要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

从总体人力资本增加的角度来看，我国新增劳动力投入的受教育水平在近年来呈现出不断提升的趋势，但是适龄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仍有待提高。1988年我国每1万名新增劳动力投入中受过本科、专科和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仅为1267人，1999年上升至5189人，2005年继续增长至6815人；截至2009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和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超过8.5年和11年，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就业人数超过8200万人，2010年15岁以上人口和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则分别为9年和12.7年。与其他国家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相比，我国这一指标的水平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7.1年，但是与发达国家11年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相比存在差距，仍需进一步提升。

现有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分布结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劳动力投入的人力资本特点。首先，总体劳动力供给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2010年数据显示，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中，以初中学历者最多，约占48.8%；小学学历者次之，约占23.9%；高中与专科学历者占24.6%；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仅占4.1%。其次，从就业人员的年龄分布情况来看，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就业人员在高年龄段分布较集中，中、高学历就业人员则开始逐渐步入劳动力供给的核心年龄阶段。未受过教育者多分布在55岁以上年龄段，约25%在65岁以上，小学学历者主要分布在35～64岁年龄段，初中、高中学历者主要分布于20～49岁年龄段，大学以上学历者主要分布在20～49岁年龄段。因此，随着较低文化程度人口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及新增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我国将会具有更加充足的人力资本条件。

从结构匹配角度来看，劳动力市场已经显现出了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专业化、技术化水平的提升对现有劳动力供给的人力资本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图3显示出2001～2011年我国117个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不同专业技术职务劳动力供求变化趋势，供求关系用职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进行描述。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例约从2001年的1.15上升至2011年的2.37，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才的供求差额小于高级人才，但是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要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来发挥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需要对劳动投入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进行提升；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供给的结构需求加以考量，即产业结构与劳动投入的人力资本结构相匹配，从而充分发挥劳动投入的潜力。

四 劳动投入数量的补充与劳动力投入潜力的挖掘

技术投入和升级以及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优化可以从效率角度挖掘劳动力投入的潜力，但是劳动投入数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制造业与服务业繁荣发展时期会产生的对一般劳动力投入的大量需求。人力资源保障部收集的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数据显示，2004年以来市场中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始终保持在0.9以上，虽然在2008～2009年有所回落，但2010年开始回升，并保持在高于1的水平，体现出了劳动供给数量的不足。这种劳动投入数量不足的状况可以通过充分拓展增加劳动供给数量的渠道来加以缓解。

1．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优化产业结构，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供给数量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同时这个转移的过程也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城镇化使人口和经济在城市集聚，由此形成在分享、匹配及学习三个角度上的规模效应，经济集聚和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会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继而产生对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和吸引力，这部分劳动者在城市中更容易找到适合的就业机会、获得满意的薪酬，同时城市中知识的快速传播和“干中学”得到的经验也可以令其知识、技能得到提升，推动经济和城市化发展。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城镇化与工业化、产业结构变化过程紧密相连，表现为人口向城市地区的集中以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即价值观的一系列变化。据OECD的数据统计，在20世纪前半叶末期其成员国已经开始经历城市化过程，截至1950年其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而2006年全球城市人口同样经历了这一里程碑式的变化。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已经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进程之中，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比仍相距甚远。1990～2010年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之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50%左右，平均值达到57.2%, 2010年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则占GDP的96.1%，但是城市化率仅为47.5%，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此基础上，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即在2015年将城镇化率提升至51.5%。

我国自1991年起就开始组织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工作试点，1995年至今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剩余农村劳动力总量约为17045万人，其中，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分别为9058万人和7798万人，东部地区则呈现出2000余万农村劳动力的短缺现象。从近期数据可以观察到，2008～2011年我国外出农村劳动力总量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见表6）。农民工对就业地域的选择和分布也呈现出了以下特点：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入地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2011年数据显示有64.7%的外出农民工选择在地级以上大中型城市务工，比上年提高1.7%；第二，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的吸引力逐步提升，其比重分别上升0.7%和0.8%；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比重则分别下降0.9%和0.8%；同时，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务工者占总量的52.9%，比上年增长10.1%，省外务工人员占47.1%，比上年下降3.2%，跨省外出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务工农民工比重的格局得到改变。

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是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产生的岗位空缺仍然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推进，这种推进离不开第一产业的升级及其生产率的提升，同时需要制度在户籍、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改革，逐渐打破现今仍存在的城乡和产业之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制度层面、政策层面的保障和引导，为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供给形成有力的补充。

2．鼓励已退休者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

近几年国内对退休年龄是否延长的讨论受到了普遍的关注，退休年龄的延长可以从制度角度增加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时间，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数量，而当这种制度尚未确定时，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鼓励这部分劳动者继续提供其劳动力。在第一部分对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分析和预测中，可以发现近几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仍然保持着约20%的劳动参与率，而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发展，处于这一年龄段的退休人员数量会不断增大，因此如果已经离开劳动力市场的退休人员可以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那么劳动力供给的规模也会得到很大程度的增加。

退休者对劳动力市场的回归，一方面体现在专业知识、技能水平较高的劳动者如医生、教师等在退休之后可以继续在其专长的领域作出贡献，这种通过退休后返聘等方式使劳动者继续提供劳动力供给的渠道可以有效地对这部分劳动者进行动员和鼓励；另一方面，服务业（如餐饮业）的发展也会增加对知识技能水平一般的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的需求，退休年龄以上的劳动者的加入可以缓解这一部分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缺口。这种渠道对劳动力数量增加的挖掘同样需要政策的引导以及劳动关系制度在合同和劳动保障等方面的规范。

3．逐渐引进国外劳动者进入我国劳动力市场

对于国外劳动力的引进，我国现有政策主要集中在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上，目的在于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2008年开始以“千人计划”为主的海外人才引进工作被迅速推进，2009年以来各地区共引进了2万余名海外人才，201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要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主要针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的专门人才。类似的劳动力吸引措施同样体现在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国的劳动政策和移民政策中。考虑到未来有可能会出现的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局面，可以通过放宽国外劳动力引进条件的途径，扩展对不同层次劳动者的引进，进而对国内劳动力数量的缺少进行补充。

4．综合调整并提升适龄劳动人口的参与率

虽然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总体参与率相对较高，但是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15～24岁与25～55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近几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25～55岁年龄组人口作为劳动供给的主体来源其参与率与发达国家90%以上的参与立场相比仍有提升的空间。同时，15～24岁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度进行调整。结合上文所述，对高年龄组人口及退休人员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的引导和激励，可以对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参与率进行综合的调整，以劳动力供给规模的扩展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局面。

五 结语

本文通过对我国劳动力供给需求总量的预测发现，未来几年内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但每年仍有一定规模的增加，可以继续为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然而这种增长并不会无限期的持续，在各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与2010年持平的假设下，劳动力供给总量预期在2017年前后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和劳动需求的不断增加则会形成供求之间的缺口。

为了应对以上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挖掘我国劳动力投入的潜力，一方面是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是扩展能够增加劳动供给数量的渠道。前者可以通过技术水平以及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来实现，后者则可以通过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已退休者重返劳动力市场、引进国外劳动力及调整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来得以推进。这些措施对我国劳动力潜力的挖掘的同时，也需要制度和政策在就业、户籍、社会保障、教育等角度进行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以便为其提供有效支持。我国劳动力投入本身仍然蕴藏着很大的潜力，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下对劳动生产效率和劳动供给数量的充分挖掘，使有效劳动力实现进一步的增长，从而继续为我国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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