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1 宏观经济运行

抓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郑新立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创，预计未来几年，美、欧、日等国将难以完全走出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市场疲软使我国出口增长受阻，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但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能不能变挑战为机遇，关键在于是否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党的十八大报告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经济形势，做出了我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确立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十年“双倍增”的新目标，并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在2013年的经济工作中，只有紧紧抓住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才能激发内需的巨大潜力，从而把持续健康发展的势头长期保持下去。

一 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改善需求结构，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使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2011年，我国的投资率高达49.2%，超过48.2%的最终消费率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而居民消费率则降至34.9%的历史最低点。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衡。造成这种结果的认识上的原因，主要是我国曾长期在由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造成的短缺经济下生活，对需求膨胀、供给不足这一弊端有着深切的体会，但对市场经济下需求不足、生产过剩这一基本规律理解不深，缺乏经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能力无限扩张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通过搞福利社会，加强经济预测和宏观调控，使生产过剩的矛盾逐渐得到缓解。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20余年的时间，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近十几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国民收入分配明显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城乡、地区、个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直接导致了居民消费率的不断下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高投资、高消耗，对资源、环境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低消费、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使生产与消费脱节，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要求，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应当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入手，用“提低、扩中、控高、透明”的办法，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广大居民的购买力。如果“十二五”期间能将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不仅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而且也是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最好的贯彻落实。

1981～1985年的“六五”时期，我国纠正了前30年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居民消费率曾达到51.8%，成为广大居民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良性循环。“十二五”时期，居民消费率即使能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45%，仍然远远低于“六五”时期。因此，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率仍有较大余地。在这方面，应当放开手脚，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力求尽快使居民消费率大幅提高。

二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改变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局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达54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未来10～12年，是我国人均GDP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向人均1.2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进入高收入国家一般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或超过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三是，农民的收入水平达到或超过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由于达到这三个条件的难度较大，所以许多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区间徘徊，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国要走出中等收入区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协调发展。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也在于此。发展现代农业，不仅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客观要求，也是释放农村劳动力潜力，满足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城市化率的迫切需要。我国农业劳动力尚有2.8亿人，耕种18亿亩土地，平均每个劳动力仅能种6.4亩地，与欧美国家每个劳动力种几百亩甚至几千亩相比，相差几十倍。未来一个时期，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从农业劳动力中再转移出2亿人是完全有可能的。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体均等，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农业现代化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出路，许多地方存在“招工难”；二是社会资金大量富余，正在寻求投资渠道；三是市场对优质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亟待解决产需衔接和价格波动问题；四是农用工业已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求。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完全有可能大大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改变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的落后状态，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单靠政府投入是不可能的，政府投入只能起到鼓励作用；依靠农户投入也不可能，因为农户自身的积累能力弱。只能主要依靠吸引社会资金。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哪个行业对民间资金开放，哪个行业的发展就快；反之，哪个行业拒绝民间资金进入，哪个行业就如一潭死水。国务院最近制定了42个开放民间资金进入的实施细则，如能再增加一个鼓励民间资金投资农业现代化的实施细则，将能大大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民间资金大部分来自乡镇企业，它们对农业有感情，比较熟悉。过去有些地区实行的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政策，曾对农业投资作出过贡献，而现在大部分已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因此，需要根据新情况，运用市场机制来吸引它们的投资。为此，需要发展新型农业投资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培育新型农民队伍。农户对承包地的用益物权，应确权颁证，长久不变。鼓励土地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流转集中，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要重视发展现代养殖业。改革以来，畜牧养殖业迅速发展，在农业中的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提高畜牧养殖业的集约化和现代化水平，既有利于确保食品质量安全，满足人民改善食物结构的需要，又有利于提高效益、保护环境，增强抗风险能力。应采取鼓励政策，扶持大型现代化养殖场发展。

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应继续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同时应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区域性、股份制的小型民营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解决农业发展和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以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来支持农业现代化建设。

三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国际竞争的经验证明，谁掌握了知识产权，谁就掌握了利润的分配权。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都在积极谋划，力求在科技创新上寻找出路，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产业、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我国企业要增强国际竞争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必须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力量攻克相关技术难题。目前，许多地方都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本地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点，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围绕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组织产业联盟，在财政资金的支持下，由相关制造和应用企业、研究机构及大学，共同组织攻关，实行协同创新，尽快在新兴产业技术上有所突破，以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在这方面，我国有制度优势和成熟经验，应进一步发挥好。

要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由于我国工业化起步晚，许多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在我国仍有一定的生命期，关键是要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走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互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随着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的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只有在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上找出路，企业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政府和企业都应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创造更多的技术成果和国际专利，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促进产业升级，尽快实现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转变。

要充分发挥大学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使大学成为能够提供大量发明专利的创新基地，提高大学院系和学科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力。坚持以科研带动教学，通过选拔具有创新能力的教师，培养创新型人才。

利用国际市场的科技资源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一条捷径。当前发达国家的不少企业陷入困境，为我国扩大国际并购、引进技术和人才提供了机遇。要运用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为引入国外科技资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四 加快“营改增”等税制改革，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所占比重分别为43%和34%，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10个和20个百分点左右。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税负过重。应尽快扩大服务业由营业税向增值税改革的试点范围，进一步提高对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户营业税、增值税的起征点，努力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重点发展物流配送、信息咨询、会计审计、金融服务、网络营销、技术贸易、规划设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如果能用5年左右的时间使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到目前世界平均50%左右的水平，可新增就业1亿人以上，使全社会流通成本大大下降，并能大幅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同时，也只有通过税制改革，才能形成企业向研发和营销两端延伸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