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

生育政策能否顺利调整必须对育龄妇女的总量、结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和生育潜力或进度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生育政策调整的关键取决于育龄妇女总量、生育水平高低、生育意愿和生育潜力等几个方面。为了避免引起出生规模的大量堆积和剧烈波动，生育政策的调整时机应该选择在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口总量下降的阶段。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最佳时机？如何调整才能平稳过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能够产生多大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仔细研究。

一 生育状况研究

(一) 生育数量研究

生育数量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育龄妇女人口总量，二是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在对生育数量的研究过程中，将会面临育龄妇女人口总量、结构和生育结构的问题。

育龄妇女总量直接影响出生人口规模。对育龄妇女总量进行研究主要是分析育龄妇女的变化趋势和特点，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总量变化对出生人口规模变动的影响。

对生育水平高低、变动趋势进行测量和研究本来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但由于中国计划生育管理体系和政府行政部门的“一票否决”等考核制度，使一个正常的人口统计问题演变为各方相互博弈的政治、经济和制度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的构成、发展趋势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在对生育水平研究时，需要研究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历史、人群和区域差异。在数据质量没有充分把握的条件下，需要采用更多的数据来源和分析技术，对生育水平进行区间估计。

(二) 生育结构研究

在以往的研究中，生育状况研究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对育龄妇女时期生育水平的研究上，对生育史的研究比较少，特别是生育的进度问题，对曾生子女数量和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更是欠缺。

除了生育数量外，生育性别结构也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所形成的生育性别结构的变化和将来产生的影响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从国内外生育研究来看，对长期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研究是前所未有的。

二 生育意愿研究

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生育行为决定生育水平的高低。生育意愿能够产生多大影响？很多研究都是在探讨理想子女数是多少，其中绝大多数研究结果是更替水平，但实际生育状况却有很大差别，生育意愿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人口政策分析是本项研究努力尝试的方向。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只包含数量规定，但实际生育意愿既包含数量意愿，也包含结构意愿。由于生育意愿与年龄、现存子女密切相关，因此对生育意愿的研究既要历史地看，又要把握现实状况，同时还要考虑未来人口的发展。

(一) 数量意愿

虽然在过去的30多年里生育意愿方面的调查很多，但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现代化进程和人群特征的变化，生育数量意愿也发生很大变化，不同人群的生育数量意愿有很大差别。因此，生育数量意愿的研究重点是研究目前育龄妇女的生育数量意愿和生育下一个孩子意愿的可能性大小，尤其是研究在生育转变过程中，育龄妇女生育数量与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涉及一般意义上的理想子女数和个人生育打算两个方面。研究在生育过程中什么人群的生育意愿得到满足，什么人群的生育数量意愿没有得到满足，以及什么人群的生育行为超出了生育数量意愿。

(二) 结构意愿

生育意愿不仅包含对子女的数量要求，同时也包含对子女性别结构的期望。正是这种结构意愿与实际生育子女构成的差距才有可能带来生育水平的实际变化。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儿女双全的生育结构意愿的具体现实是客观存在和不容忽视的，需要研究不同人群在实际生育过程中的生育结构目标以及数量与结构的替代性。

三 生育政策研究

生育政策研究重点是研究现行生育政策形成过程和长期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长期后果两个部分。

在生育政策构成和生育政策形成中，主要研究现行生育政策形成的历史和覆盖人群，梳理现行生育政策的类型和影响。分析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条件下，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带来的主要问题和未来的严峻挑战。

在研究长期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长期后果过程中，分析现行生育政策对人口总量与结构、时期与队列、全体人口和亚人口的影响。

四 分析模型研究

除了宏观模型外，从方法论的角度，国外微观仿真研究方法发展比较迅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过40多年的发展，微观模拟模型得到了不断发展与完善，研究和应用领域主要包括税收、社会福利、卫生和教育等方面，对经济政策立法有关分配政策方面的研究越来越重要(李善同、高嘉陵，1999)。

(一)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微观仿真模型建立

目前对现行生育政策研究主要使用宏观人口模型。使用经典宏观人口模型的优点是需要数据量比较少，运算的效率很高，缺点是模型能够输出的数据结果比较少，回答的问题也比较有限。而一项独特生育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其长期影响是多方面的，而目前绝大多数宏观人口分析模型很难满足需求。因此，本项研究的一个研究重点就是建立中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微观人口仿真模型，根据研究目标和需要回答的问题确定模型的边界和基本结构，解决宏观模型所产生的人口结果与微观人口行为和人口过程对应的问题。另外，中国是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元化和不同生育水平条件下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划分进行全面的系统仿真。

(二) 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学、社会学和长期劳动供给方面的定量研究

生育政策调整的短期影响是生育水平提高和出生人口数量增加，生育政策调整的长期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人口总量结构的影响，也有对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劳动力供给等人口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等方面的影响。定量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微观结构、人口代际分布的影响，需要建立新的模型；同时，把微观仿真模型的仿真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和充分挖掘，定量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总量、结构所带来的宏观直接影响和对微观家庭结构可能带来的间接影响。

(三) 生育政策调整的实施步骤和监测评估方法定量研究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速度很不平衡，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实行多元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和育龄群众生育意愿存在一定差别，因此，不同人群对生育政策调整所形成的连锁反应必然存在很大差异。既保持生育政策调整的平稳进行和平稳过渡，又保持生育水平变动趋势相对平缓可控，需要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实施步骤进行优化设计，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变化过程进行实时定量监测评估。仔细研究如何实时定量监测评估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四) 微观仿真模型建立和家庭结构分析

微观仿真模型主要有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以真实全部原始数据或真实抽样原始数据为基础，以封闭个人记录和发生时间为仿真最小单元进行计算机建模仿真；另一个分支是从一部分原始真实数据 (egos) 出发，对发生的人口事件和开放个人记录进行计算机仿真模拟。目前国内有一些使用前一种方式的应用研究，但对后一种方式还没有相应研究，因此，本项研究重点是对第一种方式进行建模研究，研究重点集中在模型的家庭结构分析功能上。同时，微观仿真模型作为公共政策的仿真基础平台，为其他公共政策的宏观机制和微观机理提供基础分析工具。

(五) 实施公共政策的定量监测与评估方法研究

公共政策实施的定量监测与评估方法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难点之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无论是生育行为还是其他行为变化与公共政策的必然联系和相互关系有多大？这是一个反事实的观察研究。对于生育政策调整也不例外，分析变化的原因是由于政策变动或调整引起的，需要一整套定量监测与评估方法进行前瞻性研究和分析技术支撑。本项研究试图对计划生育政策和相关公共政策调整或变动的影响，以及重大人口现象的变化趋势进行定量监测，并在评估方法研究方面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六) 随机人口模型的改进与效率

随机人口模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需要大量的微观基础数据和仿真模型进行大量随机运算，因此，仿真模型的效率是一个瓶颈性因素。如何提高微观仿真模型的效率，一方面取决于微观数据的存储方式，另一方面取决于随机人口模型算法的改进。本项研究试图在小样本随机人口模型的改进与效率提高方面做一些尝试。

五 基础数据研究

任何科学研究结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任何调查都可能有偏差，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既要考虑基础数据偏差的来源，又要分析基础数据偏差的大小和方向，在形成研究结论时需要考虑基础数据偏差的影响。

目前能够获得的研究基础数据主要是人口普查汇总数据。人口普查汇总数据的优点是可以获得全部普查人口基础上的汇总数据，缺点是汇总数据提供的信息有限。由于不同普查的数据质量和普查对象界定的差别，对汇总数据进行逻辑校验和数据质量的检验就比较困难。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对不同的普查汇总数据进行总量、结构和参数研究。

由于人口普查原始数据的限制，为了弥补汇总数据的不足，必须使用原始样本数据才能实现深入。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把最新普查汇总数据与高质量、可获得的人口普查原始数据结合起来，共同实现研究的需要。对于可获得的人口普查原始数据也需要对数据的总量、结构、参数和样本的可能偏差进行全面、深入研究。

在对生育政策调整问题进行研究时，首先要对数据质量和数据一致性进行检验和评估，研究重点是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尤其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始终需要把握对有偏差的数据如何进行调整和区间估计。

总之，生育政策调整是一项关系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家庭幸福的公共政策，涉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以及不同代际关系的大事，是一项复杂的定量人口科学研究，既不能凭感觉盲目坚持错误，也不能凭经验草率、冲动决策，需要充分、深入细致的研究、讨论和争论，把遵循、符合人口客观规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根本利益作为评判和检验的标准。

参考文献

陈友华 (2008):《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人口与发展》第1期。

郭震威、齐险峰 (2008):《“四二一”家庭微观仿真模型在生育政策研究中的应用》,《人口研究》第2期。

郭志刚 (2004a):《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人口研究》第2期。

郭志刚 (2004b):《关于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再讨论》,《人口研究》第4期。

李建民 (2000):《中国的人口转变完成了吗？》,《南方人口》第2期。

李建新 (2008):《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第3期。

李善同、高嘉陵 (1999):《微观分析模拟模型及其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

李小平 (2007):《人口老龄化并非危机——兼论人口负增长前绝对不应放宽现行生育政策》,《科学决策》第2期。

梁中堂 (2006):《现行生育政策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第5期。

齐险峰、郭震威 (2008):《“四二一”家庭微观仿真模型与应用》,《人口研究》第3期。

王爱华、程恩富 (2008):《我国“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成本 -效益测度》,《重庆社会科学》第7期。

王丰、蔡泳 (2010):《4亿中国人是怎么少生的？》,《中国改革》第7期。

王丰、顾宝昌主编 (2009)《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于学军 (2008):《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30年的回顾与讨论》,《人口研究》第5期。

翟振武、陈卫 (2007):《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人口研究》第1期。

郑真真 (2004):《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曾毅 (2006):《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曾毅、金沃泊、王正联 (1998):《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应用》,《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A. Fred, Z. Liu (1986),“Sex preference, fertility, and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No 2.

Orsolya Lelkes&Holly Sutherland (2009), Tax and Benefit Policies in the Enlarged Europe: Assessing the Impact with Microsimulation Models,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9.

Robort D. Retherford, Minja Kin Choe, Chen Jiajian (2004):《中国的生育率：调低下降了多少》,《人口研究》第4期。

Ronald Freedman (1987),“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Population Policy and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Effectivenes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Vol 18, No.2.

Ronald Freedman (1995),“Asia's Recent Fertility Decline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Demographic Change”, Asia-Pacific Research Reports, No.1.

Susan Greenhalgh &Edwin A. Winkler (2005),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