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选票价格的影响因素

从细节来看，伴随着富人的参选，村内权力斗争和选举时各村的竞争都越发激烈，这种激烈的程度可以用选票的价格来近似地反映。影响当地选票价格的因素非常之多，每年的“行情”不同，而且从选举筹备到完成的时段内变数很大，有时甚至选举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如一方有人告密）就会引起价格的波动。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对七个村庄进行横向对比，离析出一些主要的变量。总体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村庄经济/区位、家族和派系。以下笔者将围绕村委会选举中的焦点职位——村主任的竞争展开论述。

1．村庄经济/区位

吴镇的村庄经济呈现较为明显的“梯度非农化”的局面，它体现在村庄产业结构、就业格局、社会分层等诸多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土地的价值上：离镇中心越近，土地被征的概率越大，级差地租越高，村民收入也越高，反之则相反。为了直观地看出镇郊村、近郊村与远郊村的不同选举形势，笔者将吴镇七村从1996年到2011年六次选举中村主任选票价格的变化在一张折线图中画了出来。

对于图1，需要做两点说明：第一，图中的选票价格是竞选获胜一方所出的均价，也即多数选民获得的票价。“中间票”的价格会偏高，而“铁票”价格会偏低。所谓“中间票”，是指某些选民跟竞选双方的关系相当，如既是甲候选人的亲戚，也是乙候选人的亲戚，且关系都不错；也有可能跟双方都不熟悉，如夹在两个大姓中间的小姓。所谓“铁票”，是指本方嫡系势力，如家族成员、有人情往来的好友所掌握的选票。第二，选票价格的数值并非完全精确。50元代表一包中华香烟的价格，100元代表一包香烟外加一壶食用油或其他实物，200元及以上多以票据的形式表示，个别村也直接用货币进行贿选。

从图1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总体上的规律，那就是镇郊村选票的价格变化曲线一直位于近郊村和远郊村的上方。由于笔者考察的范围中远郊村只有一个，因而近郊村和远郊村之间的对比显得不是十分清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村庄区位，即土地价值与选票价格的相关关系的判断。

如图1所示，1996年村委会改选时吴镇还没有出现贿选，选举前请一些关系广的村民，如小组长、村民代表吃饭，让其代为拉票，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1999年，在个别经济较好的村，候选人开始以“包”为单位向选民派送高级香烟。同时，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还会通过代为拉票的亲信传达一些对选民的承诺，比如选上之后不要工资，捐赠老年人协会，资助村中贫困家庭，给村庄提供某项公共品，等等。到2002年，实物的形式变得丰富，除了香烟，还有食用油、瘦肉、牛奶、太空被等。为了不显得张扬，“票据”的形式被发明出来。吴子林说：

（我们）这里不来现金的，不好看，都是用香烟票，一张纸片，上面印着“中华一包、店名”，章一盖就可以了。可以退钱，也可以领东西。也有用油（食用油）的，上面写着“金龙鱼，5升一瓶”。也有地方发肉票，上面印着“瘦肉5斤”，肉摊印好的，（据此）直接去拿（肉）。

“票据”的好处是，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不用拖着实物去全村送，他们只需要事先付钱给商店，然后把票印好，再择机送出，选民拿到票以后在截止日期前到指定的商店兑换物品。不过，真正兑换物品的人是极少数，大家都倾向于到商店去兑钱。商店的店主也乐意给他们兑钱，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直接按“票据”的数额扣除中介费（比如50元的烟票退45元），而不用购进现货，空进空出，徒留利润。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时的烟票等“票据”相当于可以流通的代币券，而被指定的商店类似于小钱庄，发挥着替选举双方进行金融中介的功能。

到了2005年，烟票在各村流行起来，而镇郊村的烟票面额更大。垅村2005年的选票价格有一个突增，与之相应的事件是该村的征地与旧村改造开始启动。塘村和岭村在2008年前后启动新社区建设时同样也伴随着选票价格的上扬。到2011年秋笔者结束调查时，岭村的村庄改造工作因为部分村民拒绝搬迁而只完成了一半，而塘村的工作则因为吴陵路征地被阻、钉子户“越级信访”而停了下来。

由以上描述不难发现，富人村干部登上村庄权力舞台的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手段是在选举中向选民支付实物或者货币以获取选票。从空间上来看，在离城镇中心更近、区位更优、经济更好、级差地租更高的村庄，富人要当选村干部需要在经济上有更大的付出；而从时间上来看，随着非农化、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深，选举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2．家族

家族也是影响选举形势的重要因素。中国人遵从差序格局，尽管时代变迁剧烈，但农民头脑中对于关系的亲疏远近依然十分在意，除非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否则在投票时多数人还是会投给自己的本家，投给血缘更近的亲人。虽然平时发表议论时说自己一定会把票投给公正廉洁的、有能力的人，但是到了选举的时候，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相比于江西、福建的一些宗族性村庄中村民浓厚的族姓、房头意识，吴镇人的家族观念显然要弱得多。由于家族的绝对影响力只限于三服之内，这使得候选人在选举中若想仅凭家族力量胜出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自己的姓是村中大姓，同时，选举的范围不能太大，选民的规模要接近家族人情圈的边界。由于吴镇所在文化区域的家族规模并不大，其范围大致是三服之内的宗亲和姻亲，而姻亲一般又不在同一个村内，所以，在村委会选举中，只有在人数很少的小村，家族的作用才会非常明显。

亲属关系，我们这里叫房亲。小村子尤其厉害。主要是一个姓的（村），各个房是一派。两个姓差不多大的（村），同一个姓的就是一派，要分主姓跟客姓。姓氏很多的（村），每个姓是一派。有些村，村子小，又以大姓为主的，永远不给外姓人当（村干部），在大姓里面矮子选长子，好像不这样做就对不起祖宗一样。小姓的人，用钱都没用。说起来，大家都知道这样是不好的，真正到了那个（投票的）时候，形势就不一样了。但是呢，村子大了，比如有个七八百，上千人，这个派性就复杂了。大家讲亲戚关系就不好讲了，因为亲戚太多，离得远了，平时都很少走（动）的。

上面一段话是塘村老支书对选举过程中家族作用的精彩分析，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小村里，富人要想当选，必须是村中大姓的人，否则用贿选的手段也难以冲破既有的权力格局。但是，在大村里面，富人经济上的优势则有可能通过选举转化为权力上的优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村当中富人之间的争夺显得更为激烈。

2011年岭村选举时，上来“挑战”的“新富”朱贵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本家族成员的怂恿，朱姓并非村中第一大姓，但也有近1/3的选民，为了给在村庄改造过程中“吃了亏”的本姓“争口气、长点面子”，他决定挺身而出。岭村一名朱姓的小组长说：

老村长包同发开厂的，还是（市）人大代表，这个人（的）口碑不大好的，私心重，向着自己人。已经连续当了好几届了，选不下来。这一届阿兵要出来，把他干掉。阿兵人年轻，40刚出头，家里条件不错的，有家小企业开在那里。我们把名单从电脑里面拉出来，搞选民分析，80%的票都考虑到了，每张票花1000元，剩下的（票）是他们家（指包同发家族）的，买不到。老的那个呢，一直按兵不动，不动声色，好像他要放弃了，不在乎这个位置了一样。谁知道他是老奸巨猾，第二天早上要开选了，头天晚上，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好，两百万拿出来，跟自己家有关系的，2000块一票，中间票、（我们的）铁票3000，所有的票都算到。结果第二天选举结果出来，继续连任。阿兵傻眼了。村里面好多人都说，他还太嫩，玩不过老的。

3．派系/派性

所谓派系，是指“人们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具有低烈度性、间歇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孙琼欢、卢福营，2007）。某种意义上讲，家族也是派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此处所指的派系更强调人们之间的联系纽带是基于血缘以外的非传统因素，如业缘关系、趣缘关系甚或是人格性的认同。贺雪峰（2001）曾经将中国大陆农村的村委会选举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基层选举做过对比，认为后者的选举范围更大，层级更高（乡镇一级），而且派系相对稳定，有一定的原则性纲领，且形成了结构性的组织，而前者往往以个人为中心展开，当主要当事个人发生改变，斗争便不再存在。所以，将大陆村委会选举中的派系称为“派性”应该更为恰当。

笔者虽然不愿意在概念上做过多的纠缠，但在此处更倾向于用“派系”一词，原因是吴镇各村的分派并未因选举结束而消失，相反，正是因为历次选举中积累的恩怨，基于某种利益的随机组合而形成的派系慢慢稳定下来，在选举之外的村庄生活中继续发挥着效用。这些派系多以某位曾经竞选过村干部的富人为核心，派系核心成员之间非常要好，他们的关系网可以互相借用，从而能够在下次选举时让网络内的成员更“愿意”投票给本方的领军人物。之所以是“愿意”，而不是“确保”，是因为它是一种人情投资，而不是某种勉强或胁迫，对方同样可以用钱收买。更重要的是，选举规则和政府对选举过程的监管确保了选民投票时意志上是自由的。

需要强调的是，吴镇各村的派系主要出现在富豪阶层和精英阶层，选票本身的价格在他们那里根本算不上什么。中间阶层某种程度上也有派系因素存在，但普通阶层和贫困阶层是无所谓派系的，他们不会因为坚持拥戴某位候选人而去得罪其他候选人，对于他们来说，除开直系亲属这层关系，利益是第一位的，谁给出的价格更高他们的选票便投给谁，“馒头挑大的吃”。不过，在选民的绝对数量上，普通阶层和贫困阶层却是最多的，这是中上层的派系因素难以替代选票出价、无法主导权力格局的关键。

卢福营（2007）曾将农村“上层精英因派系因素而分裂成若干集团，下层群众因分层和分派聚散不定”的结构称为“群山格局”。他的比喻非常形象，笔者在此再做些许补充：上层的少数精英结成派系相互合作与支持，形成多个不同的“山峰”，处于峰顶的掌握和支配公共资源的人采取多种形式倾向性地将资源分配给本派系或友好派系、合作派系的成员；相比之下，中下层占多数的普通群众形成“山腰”和“山底”，他们是各派系合纵连横的看客，在“选举”这种三年一度的决定权力分配的仪式中可以分得微利。

具体到日常生活中，不同派系的富人偶尔碰到会寒暄几句，同一派系的富人则会因某位老板的邀约而聚到一起吃饭、打牌，他们之间的沟通更多，而且往往会以人物品评为话题对村庄政治进行评论，话题的要点是将本方领军人物（不管是在任的还是落选的）与对方的核心人物进行对比，这种对比掺杂着很多道德评判的因素，让人很难将事实与推断分开。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有幸旁听了塘村几名“在野派”富人“喝茶”时的谈话。笔者将谈话的一小部分以正文的形式列出，以便于读者对村庄中的派系有一个质性的认识。鉴于谈话内容具有强大的索引性（H. Garfinkel, 1984），笔者将对话涉及的诸多背景性内容置于脚注之中。

A: “那块地批下来没有？”

B: “批是批了，规划还在改。现在不是换人了么，工作又停掉了。”

C: “唉！要是把大海顶上来以后一直都是他干，就不会是现在这个乱摊子，住的、吃的，都不会比越城街道的人差。人家现在每家每户都有一栋别墅，我们没机会了。”

A: “地价、房价这么涨，东明睡得着觉？”

D: “切！他只要厂子玩得转就好，村里跟他又不搭界！”

B: “要是大海早一届上来也不一样。春国这家伙花钱上来又不干事，领导不批，他就拖在那里。”

C: “提他干什么！成天牛皮哄哄，又不管做！自己的钱抠得紧，公家的钱倒花得大方！”

D: “我们这帮人就是太正派了，他们有狐朋狗友，三教九流，吃定你了。”

……

整体来看，派系势力越大，群山格局中某个“山顶”旁簇拥的“小山峰”越多，则选举时可以动员的力量就越大，选票的出价稍稍偏低也可以取胜。反之，如果某位候选人在村内的关系网有限，与他联合的富人不多，派系势力弱小，那么若想胜出就要付出足够的经济成本。

4．灰色势力

灰色势力的介入也会影响选票价格。年轻的“灰色”人群并没有严密的组织性，只是靠私人间的义气凑在一起形成松散的网络，他们没有稳定的正当职业，有时会充当一些娱乐场所的保安（“看场子”），有时也替高利贷老板讨债。他们的角色处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有点类似于有钱人供养的打手，但又不是专门替某一个或某几个有钱人服务。

如果按照程度来分，灰色势力介入选举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维持秩序”，打击举报者。贿选是富有的候选人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虽然对于正式制度而言是一种越轨，但是在特定区域的实践中却是一种“正当”的获取权力的手段：“谁花得多谁上，公平得很。”在这种情境下，如果有村民站出来“生事”，比如“他们在那里分钱（指行贿）的时候你去阻止，那你就要挨揍了”。一般情况下，普通村民绝不会去举报，因为那等于自找苦吃：不仅好处没了，还要惹来人身安全上的威胁，如村民所说“听到这样的事情，他们会来恐吓的，没谁敢”。在两种特定情况下举报会发生：一是某方用钱贿选而另一方没有直接用钱，没直接用钱贿选的一方试图通过举报来削弱对方的优势。二是“失败的一方被杀得太惨”。比如预选时双方只相差十几票，但一方为了获胜临时用高价去挖对方的“墙脚”，结果对方的“铁票”流失，两人票数在正式选举时拉开距离，形势完全逆转。这个时候，举报者是竞选中失败的一方，其目的是出于泄愤式的报复：“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好过！”竞选者自身都有经济实力，也有“喽啰”保驾护航，所以不惧怕对方的暴力。

第二种是“进村助威”。这种方式并不常见，有时会出现在因修建市场、车站、会展中心等引发土地急剧升值的城乡接合部，它比前一种方式的介入要深，因为前者并没有灰色势力的身体在场，只是发现情况以后电话通知，然后立刻赶到，也即是说，是作为一种潜在的暴力而存在，通过威慑而起到维护“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但是这种方式，年轻的灰色人群在选举的前几天便会入驻村庄，有时还会携带凶器，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给某位候选人“助威”，并以此恫吓竞争者，让其放弃竞选。越州市曾有过这样的先例，但吴镇并没有出现过。

第三种是“亲自参选”。这种情况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由于笔者缺乏资料，所以不好妄自揣测其比例或概率。不过，吴镇的宅村村主任李雪彪就是被村民们调侃为“流氓村主任”的人物，他以前因聚众赌博而获刑，还曾欠下三百多万的债务，但后来“不知怎么就慢慢还上了，还开了个建筑公司”。李雪彪自从2002年竞选成功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来，而宅村的选票价格也一直处于低度的平稳状态，“到了每次选举的时候，弄点烟发发，叮嘱大家把票投好就可以了”。

李雪彪身上有一种江湖式的人格魅力，他对本村人十分客气，而且注意保护他们的利益，当然，前提是无视政策规定，同时自己拿点好处。宅村的违章建筑非常多，即违反镇里土地管理的相关规定私自占地建房的情况很普遍。该村一位村民小组长说：

有钱人把选位费交了，再给他送点礼就好，这些人自己老房子都没有拆掉的，都是些有面子的人。有人举报违章，他（村主任）先去这人家里，说好话，让他不要去告了，再就是威胁了。老百姓说村里搞得好，不去举报的。反正又不是贪污，钱还用在我们身上，你自己有钱也可以造啊，谁叫你没钱？镇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处理狠了（指拆违），引起社会矛盾，（有人）上访。不处理，群众要向上反映。他们也很难做的。只要闹的群众不多，违章就违章，等搞旧村改造的时候下届政府再来集中处理。我们村主任，镇里行政执法大队，土管，都是通的。好多执法队员（聘用、无编制的）都是（在）他手下干过的。啊，谁去告的，你去摆摆平啊，你不摆平的话我们就过来了啊。

这样看来，李的连任有村民自愿支持的因素，但代价却是农地资源的流失与村庄规划的紊乱，这是一种局部合理而整体受损的状态，经济学中称之为外部性。镇政府之所以不来干涉，一是因为村民的选举他们不好干涉，二是觉得没有必要干涉，因为李雪彪这样的人物能够保证村内的“和谐”，同时，他也能够积极配合，完成镇里部署的工作。

5．其他

地价、家族和派系是影响选举的主要因素，村庄区位的优劣与选票价格呈正相关关系，而家族、派系和灰色势力与选票价格则是负相关关系。除此之外，某些特殊的利好因素也会影响选票价格。塔村在2011年初的选举中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新当选的村干部何固刚满21岁，还在杭州念书，本科没毕业。他的父亲何闯是塔村的首富，经营长途运输，又在工业区里买了20多亩地，建厂房出租，每年租金160万元。何闯对出任村干部并没有兴趣，不过，他的一个侄子在他的支持下连任了两届。到了2011年，何闯之所以运作这件事，是想给自己的儿子考公务员加分。他听人说，报考公务员时如果有基层工作经验可以优先录取，虽然儿子还在上学，但以儿子的名义去竞选一下村委会主任完全不在话下，毕竟，为了儿子的前途给村民们发点礼品在他那里也不算大的开销。

总的来说，吴镇各村的选票价格有一个基本的增长梯度，而梯度的拐点与地租的政策性增长有关。选票价格低于正常梯度水平的，可能是因为村庄人口规模小，家族和派系势力稳固，也有可能是因为混混等灰黑势力的介入，还有一种情况选票价格也会偏低，虽然吴镇没有出现，但在附近的村庄存在，这样的村经济结构比较特殊，它以某一个产业为绝对主体，而业内的诸多小企业又以某位老板（通常是产业链中最接近客户端的）为核心运转。相对而言，选票价格偏高的，多是因为竞争过于激烈，当事人的行动中除了利益考量之外还夹带了愤恨、恼怒、“气”等情绪性的因素。而另一种情况，则是超级富豪出马，因为“特殊”的考虑而出别人根本不愿出的高价。给塘村新当选的村干部当“幕僚”的镇企办退休干部王伦浦说：

大老板出马，那是要收编队伍，做长线投资。这叫占领市场，倾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