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选题的意义

白银自明朝中后期从国外大量流入中国后，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作为经济发展的交换媒介和价值标尺，白银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外交的延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40年代前，中国是世界白银的边际购买者。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政治经济的衰弱以及对外贸易的持续入超，中国由世界白银的最大流入国，变为白银流出国。白银的持续外流，使中国由国际白银市场的边际购买者，变为世界白银的被动需求者。1934年，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进口国因世界银价骤升而发生严重的白银危机。白银货币危机的爆发导致中国经济陷入艰难的处境，中国的民族经济、币制金融和国际收支平衡遭受巨大的影响。

1929～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中，全球经济下滑、生产萎缩、政局动荡，作为用银大国的中国却未在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大冲击，这除了因为中国本身参与世界经济程度有限、基本上沿袭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外，主要与中国实行银本位而非金本位的货币体系有着必然联系。然而当世界经济从1932年随着世界银价的上升开始走出经济萧条低谷、日渐复苏时，中国的民族经济却陷入了衰退的泥潭。尤其是1934年美国白银政策引发世界银价暴涨后，中国白银通过合法与走私的渠道被大量而迅速地运往国际白银市场。中国自身白银产量甚少，白银巨量外流严重动摇了中国脆弱的货币储备，造成国内币值、汇率上升，信用紧缩，进而引发白银危机和金融恐慌，本已破败不堪的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中国当时的白银外流及后来发生的货币危机，除了国家衰弱、使用银本位货币体制以及金融机制不健全等内部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外部因素，即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命脉的驾驭和对政治金融的渗透。从1932年各国放弃金本位引起世界银价上升，到1934年美国立法收购白银人为抬高国际银价，中国白银在以日本走私活动为主要中转的渠道中，大量而廉价地流出国门。作为中国主要通货储备和货币的白银的大量流失，严重削弱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与外交能力，加强了西方列强在华势力渗透，加深了中国国内的矛盾和冲突，最终便利了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本书对白银在中国货币机制和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及地位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和论证，客观解析了鸦片战争后，在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渐融入国际社会时，白银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中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本书用历史的观点、从经济的角度、以政治的眼光，对国民政府银本位时期所发生的白银危机和经济衰退进行解析，得出与以往历史学家有所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即中国之所以会在1934年发生币制危机与金融动荡，美国的白银政策只是最根本的外因，内因则在于自身国力衰弱和使用银本位货币体制。

20世纪以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以白银为货币的国家，中国自身产银却非常有限，白银货币几乎全靠进口国外白银来维持。当中国是世界白银市场的边际购买者时，国际白银价格由中国白银货币购买力引导，国际银价对中国影响不是很大。但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当中国变成世界白银的求购者并“成为世界唯一重要的银本位国家”时，中国的白银货币价格开始由世界白银商品价格决定，国际白银价格的任何浮动都会立即影响到中国的货币价格和金融形势。这些不利因素是导致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白银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也可以说是根本原因。

本书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因解决白银危机而进行的币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政治、经济、外交变化进行综合的比较与论证，把白银币制与中国社会发展放入具体的国内外环境中进行纵横的历史考查和研究。对白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美国的白银政策、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前十年所发生的白银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后来实行放弃银本位的币制改革等事件，作了客观而辩证的论证。通过史料，对中国与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外交中的相互作用作了客观的阐述，还当时中国发生白银危机和进行币制改革的本来面目。

总体而言，本书对国民政府白银危机时期所发生的信用紧缩、经济衰退和后来的通货膨胀等问题，从国际关系与经济史的角度，真实再现了一国经济、政治与外交间相辅相成的必然联系，并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出发提出了健全货币机制、优化经济环境、改革中央银行体制，以及储备金银硬通货防止通货膨胀发生等观点。在政治方面，本书以大量事实说明，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国家经济、政治、外交中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绝对不能隐瞒虚报，尤其不能把解决国内重大问题的主要途径放在外部因素上，而应及时从内部、从根本问题上处理整顿。在国际关系方面，对英、美、日等国在中国发生币制危机与经济衰退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作了较全面的历史性的综合论证。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货币危机与币制改革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其国内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阐述30年代世界白银价格变化的原因，评析美国购银政策对中国白银货币和远东国际环境产生的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Silver Market Dictionary（Herbert M. Bratter）; Silver and the First New Deal（John A. Brennan）; Silver: Its History and Romance（Benjamin White）; Monetary Policy and Economic Stabilization（A. D. Gaver）;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Kiangau Chang）; Silver Money（Dickson H. Leavens）；《新政史（1933～1938）》（巴兹而·劳赫）；《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贡德·弗兰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罗伯特·达莱克）；《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30年代美国白银集团的活动》（迈克尔·罗素）；《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和政策制订》（诺曼·杰·奥恩斯坦、雪利·埃尔德）等。

另一类是以中国1935年废银货币改革为立足点，阐述中国白银危机与货币改革的原因，剖析国民政府实施废银改革前后中国与美、英、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如：The Reminiscences of Kung Hsianghsi as Told to Julie Lienying How, February 10 to June 10, 1958（H. H. Kung）; The New Monetary System of China: A Personal Interpretation（Wei-Ying Lin）; China Under Depreciated Silver,1926-1931（Wei-Ying Lin）; Silver and the Chinese Price Level（Ardron B. Lewis）; Speech as on the Silver Question（John Mitchell）; Silver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Monetary Principles Governing China's Trade and Prosperity（A. W. Pinnick）；《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孔华润）；《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入江昭、孔华润编）；《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杨格）；《币制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久保亨，丁日初、丁明炤译）等。

这些外国学者的著作和研究，对20世纪30年代远东国际状况、中国货币环境和国民政府的废银改革作了不同角度的论证，比较客观地阐述了中国白银危机和货币改革的内外因素与影响。但是这些研究没有立足当时中国本身的政治、经济及外交境况，对白银在中国货币机制和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历史作用及影响作全方位的比较论证，没有对中国在世界白银市场上的角色转换及引发的后果作充分的说明，也没有对当时中国白银货币与世界经济的内在联系作综合、系统的思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国内学者从两大层面对此问题进行研究论证。一个层面是侧重对当时中国货币史料的整理，例如：《中国近代经济史》（吴申元）；《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币制》（陈度）；《钱庄史》（陈明光）；《中国金融史》（洪葭管）；《中国货币问题》（华汉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吴岗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二卷，1895～1927）（丁旦初）；《中华民国经济史》（史全生主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千家驹）；《中外条约汇编》（王铁崖）；《近代中国关系史》（刘培华）等。

另一层面是侧重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白银危机和废银改革的国内外环境进行客观的论证。例如：《银价变迁与中国》（谷春帆）；《1927——中华民国十六年丁卯》（郭廷以）；《论中国的货币政策》（刘军善）；《改革吾国币制之第一步》（马寅初）；《中国货币问题丛论》（吴小甫）；《中国跌进英镑集团以后》（钱俊瑞）;《中美经济关系研究（1927～1937）》（仇华飞）；《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一次考验——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东亚的影响》（汪熙）；《相信进步——罗斯福与新政》（钱乘旦主编）；《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张素民）；《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刘绪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等。

国内学者的这些著作，对白银在中国货币史中的地位及历史作用进行了研究，对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银本位期间发生白银货币危机的内外因素进行了论证，客观阐述了中国白银货币的演进过程和废银改革历程。但这些著作对白银作为中国货币与世界商品的角色转换、中国在1929～1932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经济出现恢复性发展的原因没有进行综合的比较与研究，也没有对中国遭受白银危机并进行币制改革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类论证，这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作者在上海档案馆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如：Ernesto H. K．的《百年来的上海演变：白银风潮》（全宗号，Y15-1-138）；《币制本位问题》（《中华货币史》第二章，全宗号，Y10-1-27）；《光绪二十九年上谕》（《中华货币史》，全宗号，Y10-1-27）；《交通银行关于自白银问题发生后，沿海各地的处置问题（1935年）》（全宗号，Q055-02-00575）；《金本位对于中国之可能性》（译自英文《金融商报》第25卷第10期，全宗号，P58-61）；刘大钧的《美国政府对于白银之种种措施》（全宗号，Q264-1-786）; William H. King的“Silver and the World Depression”（《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关于白银问题——贝祖诒与美国》，全宗号，Q275-01-02699）；《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请稳定银价致美国大总统罗斯福电”译稿》（1934.2.20）（上海档案馆，全宗号，S173-1-94）；《〈中国币制改革问题〉理由书》（全宗号，Y10-1-171）；《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三年营业额报告》（《币制与金融》，全宗号，Y10-1-72）；《中国银行民国二十四年营业额报告》（《币制与金融》，全宗号，Y10-1-72）；《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五年营业报告》（《币制与金融》，全宗号，Y10-1-72）。

三 研究方法和思路

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分析白银作为货币与商品的角色转换、中国在世界白银市场上的身份变化、国民政府1929～1932年的经济状况、1934年美国的《购银法案》、中国积存已久而爆发的经济危机与势在必行的币制改革等，证明白银本位的货币机制、中国国力的衰弱、传统守旧的积习及经济机制的不健全，是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币制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世界银价上升，尤其是美国购银政策引发的银价暴涨是起决定作用的导火索。英国对华态度的矛盾、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是加重中国币制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重要外因。应当说，中国当时的灾难不是某一种原因所致，而是诸多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与其他学者对此课题的研究相比，本书有两处创新。创新之一，论证的方法。本书把大量的经济图表和数据等经济论据，以及一手的档案资料作为论证手段，引入国际关系史的观点，形象、准确而具体地说明白银货币、世界银价、美国购银政策、中国币制危机以及货币改革之间的从国内经济到国际政治的辩证依存关系。

创新之二，本书突破国内外学者一提到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白银危机时便完全归咎于美国白银政策的论调，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作为论证的出发点，还中国白银危机和币制改革以本来面目。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和白银货币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的角色转换和地位变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外交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决定中国后来政治、经济、外交受列强摆布的重要内因。其中，从历史角度对白银作为中国货币与作为国际商品，以及中国从世界白银的边际购买者成为被动求购者所作的客观分析，是解析之所以发生经济危机并被迫进行币制改革的有力论据。另外，本书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屡屡发生的通货膨胀积习，以及银行从其产生以来便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和货币发行单位，是导致国民政府货币改革没能顺利实施并取得最后成功的重要因素。本书用哲学的观点，在强调外因对中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的同时，更强调内因的决定性作用。

由于上海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处于代表地位，国内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和历史事件的记载，大都以上海为例。因此，这就使得在所搜集和查阅的资料中，尤其是一手的档案资料和相关史料中，大部分采用了以上海为主的数据和史料。书中的分析也大多以上海案例为论据。虽然上海在当时的中国经济中有其代表性，但中国内地的经济贸易与物价变化对国内外汇率、币值和物价也是相当敏感的，有其自身的地方特点与发展规律，并不完全等同于上海。因此，以上海数据为主，难免会对本书全面展开论证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四 框架结构

1．基本概念界定

银本位：本位货币是指作为一国货币制度基础的货币。基本上分为金本位制、银本位制和复本位制。银本位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单位用一定数量的白银来表示，分银币本位制、银块本位制或银汇兑本位制。

白银危机：从1932年世界主要工业国家放弃金本位实行货币贬值后，世界银价随之上升。1933年12月后，由于世界市场银价猛涨，中国白银迅速大量流向国外。1934年美国实施一系列白银政策后，世界银价暴涨。随着中国白银货币价格与国际白银商品价格之间差额的不断扩大，中国白银通过合法和走私渠道，大量地流向国外。1934年白银净流出量达1.8亿两，1935年为1.86亿两，1932～1936年共计流出白银价值达10亿两。白银大量外流，使中国银根骤紧、利率高涨不下而引发信用紧缩。通货紧缩使国内很多民族工商业因资金周转吃力，只得停业或倒闭。企业的倒闭又使一些势力薄弱的银行和钱庄由于银根枯竭纷纷停业，从而形成了导致中国发生货币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白银风潮”。

边际购买：边际购买是指增加一单位产品的使用所增加的购买量，即最后一单位产品的使用量所增加的购买量。白银边际购买是一种信用购买，指边际购买者在购买白银时给付经纪人全部价款后，可以在后来全部付款以获得所有权，也可以用来投机在市场涨价时出售。如果边际使用量增加，边际购买者就会一直购买；如果边际使用量减少，则不再购买。白银危机中的边际购买者，是指中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内白银的使用量而增加或减少白银购买，即中国白银的购买量是随国内需求而定，不是受国际银价而定，这时中国银价的主动权由自己掌控。

经济衰退：1932年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为了摆脱衰退、复苏经济，纷纷放弃金本位，并实行货币贬值后，世界银价随之上升。国际白银价格的持续上升，引发中国币值和汇率升高、物价低落，使国内农业和工商业由于生产的持续下降而日益凋敝。与此同时，由于白银货币大量流向国外，中国银根骤紧，利率高涨不下。通货紧缩使很多民族工商企业由于银根枯竭纷纷倒闭。金融业和工商业之间这种恶性循环的相互影响和打击，不仅加重了白银风潮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危机，也迅速恶化了国际收支状况和金融困境，中国也出现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

美国《购银法案》: 1934年6月19日，罗斯福总统为了获取国内白银集团对其连任和新政的支持，作为政治交易，签署了抬高银价、提升白银所有者利益的《购银法案》。《购银法案》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在国家货币储备中白银与黄金的比例要提高到白银占1/4，由财政部自行决定购买白银的时间与数量；但所购买的白银数额必须维持到通货储备达到既定的平衡量，或每盎司白银市场价格达到1.29美元为止；财政部部长必须发行与支付白银数额相等的白银证券；通过白银转让而获得的超过原价的所有利润必须征收50%的税；最后，总统授权将国内白银库存按不高于每盎司0.5美元的价格收归国有。美国《购银法案》出台后，立即引发世界银价暴涨，并加剧了中国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最终迫使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在中国经济危机加剧并面临崩溃边缘时，为了在拯救中国命运的同时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国民政府最终于1935年11月决定实行币制改革。币制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1）统一中国货币的发行权，规定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1936年2月又规定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也是法币）。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钞票数额以11月3日为限不许继续发行，已发行的纸币由财政部酌定期限换成中央银行所发钞票。到1936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了“辅币条例”，对新辅币的种类和数量也进行了明文规定。（2）所有税收和公私收支款项均用法币支付。（3）法币准备金以现银六成和有价证券四成比例为储备基础。同时收兑和保存现银，并在收归国有后，存到国外以作为外汇准备金，禁止白银在国内流通。（4）法币与英镑挂钩，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并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币制改革令的发布，使旧的银本位制度被不兑现纸币流通制度代替，白银在法律上已经不再作为中国的流通货币，银币、生银、银锭及其他银类开始退出中国货币的流通领域。

2．基本框架和内容

本书正文由前言、四章和结语共六部分组成。

前言：本书以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所发生的白银危机与币制改革作为缘起，阐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本书研究目的、理论创新、分析工具以及全书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章：白银货币从明朝中后期起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北洋政府时期被确立为本位货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尤其是大量外国银元的流入，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中国金融贸易的发展和扩大。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虽然便利了中国的商品流通与贸易，但由于其种类和成色不同，加剧了中国币种混乱复杂的局面。因此，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制，虽然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也阻碍了中国货币金融制度向现代货币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第二章：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货币制度仍是银元、银两并存制度。而西方各国在19世纪末几乎都实行金本位制度，到1926年印度完全放弃银本位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以白银为货币的国家。清末以来，中国在偿还外债和对外贸易中，在白银折合成外币方面蒙受巨额损失，因此，国内“废两改元”的呼声越来越高。为解决币制混乱所造成的经济困境，国民政府在1933年3月下令施行“废两改元”。1933年4月6日，该法令在全国执行，银两货币制度结束，银元本位币制得以确立。

第三章：世界危机爆发后，英、美、日等国为了输出“过剩”的商品和资本，摆脱国家危机，转嫁本国经济恐慌，在国民政府陷入货币危机、筹划进行币制改革挽救中国经济时，都力图把中国的货币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尤其在美国的白银政策严重冲击中国币制，使中国的银本位制度摇摇欲坠时，它们对中国货币权的争夺更加激烈。

第四章：从1932年起，由于西方主要国家先后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国际市场白银价格不断上涨，美国实施购银政策后，世界银价在1935年骤升到顶点。白银价格的猛涨直接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通货紧缩、汇率升值，加剧了中国的经济衰退。面对即将崩溃的国内经济，在外无援助、内无措施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断然于1935年11月3日宣布施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货币制度，实行纸币流通币制。

结语：本部分对全书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概括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