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当中国的文化产业在公众心目中逐渐由“奇葩”转变成“经典”的时候,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也在经历着一些不平常的变化。十几年来,有关“文化”“文化产业”“文化产业集群”的论著已陆续出现,其间不乏真知灼见。然而,随着中国式改革日益走入“深水区”,其特有的国情呼吁着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文化产业的科学性探究与合理性构建,以往零打碎敲般的局部研究正被全面系统的整体分析代替;浮光掠影式的表层探讨也被刨根问底的深层探究淹没。刘立云博士在其新著《中国“嵌入型”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中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可以说代表着这种变化的趋势。
(一)
一部论著的科学价值首先取决于其选题是否具有时代意义。作为《研究》基本论题的文化产业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在时光更迭下颇具沧桑感,又由于推陈出新而不断焕发生机与潜能的新兴产业。从目前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可见一斑。但是,本土性研究迫使发展中国家思考如何培育本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土壤,对如此发人深省的经济现象进行探究,其选题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而与此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及其求解难度,也考验着作者的时代嗅觉及科学精神。尽管研究对象普遍而广泛,然而《研究》并未局限于对文化产业一般规律的抽象探讨,而是在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一般来探究特殊,并将后者化为理论及实证表述的内在逻辑,在从抽象到具体的演进过程中,聚焦中国“嵌入型”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全局透视。的确,中国改革以来的经验表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推动将更大效用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让更多参与其中的人分享改革“红利”,这种“政府策动的产业集群化”是富有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道路,其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进路径,是《研究》提出并力图着力予以研究的核心课题。一部《研究》所展示的,实际就是文化产业集群化在中国所具有的“政府策动”特征的具体体现。
(二)
良好的选题只有在充分的论述过程中才能展现它的价值。这取决于内容的丰富性、逻辑的严谨性、观点的创新性。这些决定着一部学术专著的基本面貌。《研究》呈现给读者的是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并具体体现于对下述问题的阐述中。
——对文化产业起源、文化是否创造价值及其价值由何决定进行重新确定,是《研究》在文化产业经济运行分析中的切入点,也是《研究》紧扣时代脉搏、对《资本论》富有学术创见的一家之言。文化之所以发展为产业,产业集聚化优势分别体现为劳动力、原料及中间产品、技术资源等在集群中的共享,正如“经济学节约了爱”,文化产业由于交易成本的节约而使效益增进。
——探讨文化的潜在价值如何通过“市场化”的转化、应用和交换变成现实的价值,是《研究》另辟蹊径之所在。作者认为,文化的流通实质上是其载体的运动(仅针对可移动的文化产品),包括固定载体的地理运动(如从外域通过交通工具运输来的技术设施)及文化载体的更换(如传播方式、形式的改变)两种形式,无论何种形式进行的文化流通都必须耗费人的劳动,从而增大文化的价值,并实现文化的价值。
——揭示文化产业利润平均是产业不断协同发展的内在源泉,是《研究》对产业集群化分析的核心内容。作者突破以往自李嘉图以来的差额地租学说,重拾对“使用资源获得的超过竞争性收入的部分都称为‘租’”的概念解读;并由此划分为地理租、组织租、产业租。
——分析中国“嵌入型”文化产业的集聚情境、因素机理及其实践轨迹,是《研究》对中国文化产业纵深考察方面的延续。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作者得出如下创见性的结论:以曲江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区为代表的“嵌入型”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其实践路径就是通过生态景观的营造提升文化产业创新氛围,带来人才、资本及技术的汇聚。通过文化产业集群再生产分析,得出政府规划政策影响文化产业市场的途径、程度和现实特征。
——对文化产业集聚式发展路径的研究,是《研究》对中国文化产业系统研究的归宿。当文化产业发展到今天,怎样打造新的增长点、怎样进行产业发展战略布局等均是作者试图探究的初衷。由此出发,提出跨越式与内涵式创新发展战略、跨地域与项目创新带动战略,从而使《研究》的叙述在对策问题上实现了逻辑的终结。
在对以上问题的选取及论述过程中,《研究》不乏创新和开拓之处。透过其论题和著述,不难看出作者对文化产业中国化的深刻了解和良好把握,及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三)
评价一项研究是否可行及其结论是否可靠,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项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和角度。不可否认,由于中国经济改革本身是“摸着石头过河”,尚无经验可循;这种倒逼机制迫使理论界匆忙应对各种现实问题。如能对其进行系统化梳理,或许有助于今后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基于此,作者追溯古今中外的文化产业、产业集群、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思想精粹;运用科层、市场等当代经济学范式分析中国新兴产业发展实质;借助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产业的过去、现在及未来;不再拘泥于纯经济学分析,而是对文化产业市场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政府提出战略及策略建议,从而将文化产业这一本属经济学的课题拓展至管理学层面,开辟了产业发展研究的新领域。
当然,作为一种探索,本书难免存有不足之处。比如,《研究》提出了一些尚在作者思考中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从内容到文字都略微带有匆忙的痕迹。专著出版不等于学问终结。希望刘立云博士继续以崭新视角将中国问题锲而不舍地研究下去,并学以致用。作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的名誉院长,我向来珍视人才、扶掖有志青年,在欣闻本书即将出版之余,乐为之序,以励作者。
何炼成 谨序
2013年8月于西大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