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概况

对于中古汉语虚词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学界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相对于上古及近代汉语的虚词研究而言，仍然稍显薄弱。董志翘、王东（2002）在总结此时期的虚词研究时说：“词法研究中的虚词研究尤待进一步加强，汉译佛典等新材料中的虚词研究得很少。研究虚词的专书也太少。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尚需进一步更新。目前主要还是采用传统的分析方法，有些虚词的研究还停留在训诂阶段。运用计算机作随机统计研究的论文更是凤毛麟角。”而在中古汉语虚词各个词类的研究上，介词、副词、代词、助动词等都已经得到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也出版了一些专著，但是对于此阶段的连词，学界关注较少，至今尚未有人做过全面深入的专题研究。因此，就目前所见文献材料看，魏晋南北朝汉语连词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一些语法史专著及专书研究的有关章节，以及一定数量的单篇论文。

一 语法专著相关研究综述

较早从语法史的角度关注汉语连词发展问题的是现代语言学家王力，他的《汉语史稿》中册（1958/1980）专列一节论述“介词和连词的发展”。在这一节的开头，作者说道：“在汉语里介词和连词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的。我们给它们一个总名，叫作联结词，所以并在一节里加以叙述。为篇幅所限，本节里只谈‘于’、‘之’、‘以’、‘而’、‘则’、‘与’六个联结词的发展。其中有专用为介词的，即‘于’、‘之’、‘以’；有专用为连词的，即‘则’；有兼用为介词和连词的，即‘而’、‘与’。”显然，由于《汉语史稿》是一本教科书性质的专著，作者对于介词、连词的发展只是做了举例性的研究，并未对介词、连词作分时段的系统研究。限于本书的性质及它产生的时代，这样的研究已经超出同时期的相关研究了，它为汉语史学者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是比较早地系统研究近代汉语语法的学者之一。他的《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1987）对近代汉语的语法现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其“连词”一章首次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连词体系，在给连词以定义的同时还进行了粗具规模的分类描写，并追溯了近代汉语某些连词的来源，不乏精彩见解，对汉语史连词的断代研究、整体研究都有很深远的影响。但由于该书是一部全面的近代汉语历史语法专著，受篇幅限制，“连词”一章的分类描写还是显得比较简略。当然，在当时的学术条件下，能够建立起一个近代汉语连词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经显示出了学者独特的研究眼光。可以说，这样的研究在当时已经是很先进的了。只可惜这本著作的中文译本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产生，因此作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方法在我国产生重大影响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了。

此外，潘允中（1982）也论述了“而”“以”“且”“则”“然而”“顾”“但”“但是”等几个常用连词的发展，对同次类的连词用法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它们在表达同样的语法意义时在用法上的细微差别。此外，作者还对这些连词的用法进行了大致分阶段的描写分析。虽然只是举例式地分析了几个连词的发展情况，但是这种细致的横向对比分析及纵向的历时演变描写还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史存直（1986）在论述连词的发展时，选择了上古汉语中已经出现的“与”“而”“且”“则”“即”等进行了举例式的描写，主要描写了这些词在先秦两汉时期的用法，并和现代汉语中的用法进行了对比，从语法史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对比显得跨度过大，中间发展演变的某些细节被忽略了，不利于看出连词演变的全貌，也不利于得出汉语连词演变的客观规律。

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王力在以前出版的《汉语史稿》中册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单行本《汉语语法史》（1989），后者在语法史研究方面较前者充实了不少内容，显示了当时国内语法史研究方面的最新发展趋势和理论成果。作者在第十章“介词和连词”中，仍然坚持以前的基本观点，即“在汉语里，介词和连词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的，我曾经给它们一个总名，叫作联结词”。有关连词的问题，作者重点讨论了上古汉语中的一些连词，比如“与”“而”“则”“然”“虽”“若”“苟”“如”等，在说明它们用法的同时，也讲到了它们的发展变化。此章最精彩的部分是详细论述了“实词的虚化”问题。作者明确提出“多数介词和连词都是由实词虚化而成的”，并把虚化的情况分成六种类型，即：“1．动词虚化为介词；2．动词虚化为连词、介词；3．动词虚化为介词再发展为连词；4．形容词虚化为连词；5．副词虚化为连词；6．短语虚化为连词。”这样的论述在当时来说都是有关介词、连词来源的很系统很先进的理论观点了，也与20世纪90年代由西方传入并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语法化理论的某些观点吻合。这表明扎根于汉语语言事实的深度研究往往会揭示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某些重要规律。因此，王力有关实词虚化的理论对后辈学者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但总的说来，此书对连词的发展演变的研究还只是举例性的，系统的研究还有待于学界继续努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汉语史的研究方面又产生了几部优秀的著作，它们在中古汉语连词的研究方面比以前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柳士镇（1992）单独列了“连词”一章，首先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连词运用的四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其次按类别对此时期的新生单音节连词“共、将、并、加、为、还、但、由、因、脱、自、就、正、便”等进行了描写分析，还按“同义复用、短语凝定、附有词缀‘复’字”三个成因类别分析了此时期一些双音节连词，在连词断代研究的深度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作者在分析这些连词的用法时，仍侧重于共时描写，而在解释这些新生连词的起源及发展演变方面则写得很简略，并且此章在全书中所占分量也很少。因此，此书中的魏晋南北朝汉语连词研究也还只是粗具规模。孙锡信（1992）在虚词篇中也单独列“连词”一章来论述汉语连词的发展，分“概说”和“常用连词辨析”两个小节。“概说”一节中大致分甲骨文时期、周代春秋至东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五代以后这几个阶段概括连词发展的脉络。另一小节主要选了几组连词从用法方面进行了辨析，特别注意这些连词在中古时期使用上的不同。作者在魏晋南北朝连词研究方面对我们启发很大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世说新语》中的连词进行了概括归纳，并开始运用定量统计的方法说明一些连词在《世说新语》中的使用情况；二是在同类连词的用法比较上挖掘很深，观察非常细致。当然，由于该书是一部通论汉语历史语法的著作，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并非它的主要任务，因此，魏晋南北朝连词的断代专题研究自然非其研究重点。但是，此书中研究连词的一些方法对于断代系统的连词研究还是有重大的参考价值的。向熹的著作（1993）是继王力《汉语史稿》之后又一部影响深远的汉语史专著。此书的下册是汉语语法史，分“上古汉语语法的发展”“中古汉语语法的发展”“近代汉语语法的发展”三章。在中古汉语语法的发展中，作者单列一节来论述介词、连词的发展。在连词的发展问题上，作者重点论述了86个新生连词的用法。此书在中古汉语新生连词的描写方面较以前的同类著作更全面。但此书对汉语史的分期主要采纳了王力《汉语史稿》中的观点，中古汉语的时限确定为公元4世纪到公元12世纪左右，即六朝、唐、宋时期，因此，按照学术界目前的通行观点，作者论述的中古汉语的某些新生连词实则是近代汉语时期才产生的。尽管如此，此书在对新生连词作详尽细致的描写分析方面，仍然能给我们从事断代系统的连词专题研究以重要启示。此外，董志翘、蔡镜浩（1994）专门针对中古汉语的虚词进行了研究。从该著作的性质来看，应属于汉语语法史断代研究的虚词词典。此词典共收连词101个，分别对它们的用法进行了解释，对有的连词也简要地说明了它们的来源及发展演变情况，是一本研究中古汉语连词时值得参照的很好的工具书。但是此书给中古汉语所定的时限是魏晋至宋朝，这同样与当前学界通行的关于中古汉语时限的观点不符，因此，其中产生于唐宋时期的连词按现时的观点应该属于近代汉语的范围。

最近几年，有些学者对魏晋南北朝的一些专书进行了语法研究，里面也包含了此时期连词的研究内容。刘光明（2006）以《颜氏家训》一书作为语法研究对象，研究了它的各个词类及判断句、被动式、疑问句等句法现象。在“连词”一章中统计出《颜氏家训》使用的连词共为69个，然后对这些连词进行了分类描写，最后结合上古汉语和魏晋南北朝这两个时期的连词特点，简要总结了《颜氏家训》一书中连词的特点。这样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认识《颜氏家训》一书连词的使用概貌，但作者对于某些新生连词只描写了其用法，未解释其来源，未免使人感到有点遗憾。汪维辉（2007）研究了《齐民要术》的词汇及语法现象，对于《齐民要术》中的连词，作者并未作全面研究，只论及了“而且、所以、脱”这三个新生的连词。周生亚（2007）对《搜神记》一书的词汇、语法进行了研究。在语法研究部分有“连词研究”一章，共归纳出《搜神记》有40个连词，并分8类进行了描写，然后分析了这些连词的功能，最后论述了《搜神记》的连词在汉语连词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四个方面特征：（一）随着汉语复音词的发展，《搜神记》中也出现了一批复音连词。（二）由于语言发展，《搜神记》中新老连词并存，这也反映出词类发展中的交替、渐变过程。（三）语言发展强化了连词的语法特点，促进了介词和连词的分化进程。（四）和上面相关的就是，由于语言发展，连词本身的语法特点也在不断地变化。作者对《搜神记》中连词的研究是全面而细致的，总结出的连词发展的若干特点也符合中古汉语时期连词发展的普遍特点。在对专书的语法研究中，这样的词类研究成果已经显得相当深入了，可为断代系统的连词研究提供可靠依据。

二 有关论文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魏晋南北朝汉语连词研究的学术论文，大致可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在此之前这样的单篇论文数量很少，进入80年代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升温，发表的单篇论文也就慢慢多了起来。进入21世纪后这方面研究的学术论文呈迅速增加的趋势。下面我们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魏晋南北朝汉语连词研究的学术论文加以概述。

（1）目前所见已发表的与本书相关的单篇学术论文，大部分是立足于现代汉语的单个连词，从纵向演变的视角对某个连词的起源、发展作历时性的描写、分析，揭示单个连词在不同时期的用法。这种研究对于了解现代汉语单个连词的来源及其发展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在此只选择论述形成于中古时期的连词的论文加以介绍，因为这样的成果与本书的研究紧密相关。

刘坚（1989）论述了“和”“共”“连”这三个虚词的来源及发展，指出“和”字在唐代已开始由动词发展为连词，在宋代已发展为介词。“共”字在六朝时由副词进一步虚化产生出介词的用法，“共”作连词是在宋元时期，文章举的例子分别出自《董解元西厢记》《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连”字由动词用法虚化而来的介词用法，比“和”字出现得更早，产生于唐代，到了宋代，“连”字就已经变成纯粹的介词了。文章对虚词“共”的论述值得我们关注，在作者看来，“共”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用法产生于宋代。但据后来学界对连词“共”的研究来看，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共”显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产生了。

于江（1996a）从历史语法的角度，对“与、及、并、和”这一组意义相近的虚词在30多种文献中的发展演变逐个加以考察，并对“与”和“及”“并”和“和”略加辨析，说明了这四个虚词在使用上的一些特点。文章对虚词“并”的考察值得我们注意，作者认为“并且”义的连词“并”当从“兼并、合并”义的动词“并”虚化而来，并且早在《庄子》中就已经出现。西汉以后，“并”以连接动词性成分为常，也连接名词性成分，而到了宋元明时期，“并”逐渐多用于名词成分之间的连接，而且出现频率很高。文章还指出，在与其他词素组成复合虚词方面，“及”能与“并”复合成连词“并及”，这种用法多见于中古时期。后来的学者在连词“并”的产生时代上有不同看法，郭齐（2000）、徐朝红（2007）都认为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并”应该是中古时期新生的连词。据我们对上古及中古文献中“并”的考察，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并”在先秦及西汉的文献中都未见使用，在东汉的文献中才见少数用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用例稍有增加，并一直沿用至现代汉语。因此，我们赞同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并”产生于中古汉语时期的观点。

于江（1996b）考察了近代汉语“和”类虚词“共”“连”“和”“同”“跟”的来源及发展，从文章论述来看，“连”“和”“同”“跟”发展成为虚词是在近代汉语时期，而“共”的虚词用法出现在魏晋南北朝。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共”已逐渐虚化，开始产生介词用法，用来引进动作行为的对象，而早在南北朝和唐代，“共”就已具备了连词的功能。作者举的南北朝时连词“共”的两个例子分别出自《文心雕龙》和庾信的诗歌。作者对虚词“共”的发展演变有这样的结论：“共”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先虚化成介词，然后虚化成连词，唐、宋、元三代继续使用，到了明代才完全被“和”与“同”所取代。

马贝加（2002）首先分析了动词“要”的语法化，认为动词“要”的语法化始于汉代，最早出现的是能愿动词“要”，《史记》已见用例。其次是连词“要”，转折连词“要”始见于《汉书》，沿用于《三国志》，唐宋时期常见，“要”表示转折，其来源很可能是“要”的形容词义项“重要的”；假设连词“要”在《汉书》中发现一例，《三国志》亦有用例，唐诗中已有较多的“要”用于假设复句中的例子，假设连词“要”脱胎于表示主观愿望的能愿动词“要”。文章对动词“要”演变为假设连词“要”的语法化过程的探讨是很可取的，但是我们对于假设连词“要”产生于东汉时期的观点有不同看法，我们将在后面分析这个连词时进一步详细阐述。

曹炜（2003）分析了并列连词“并”的产生、发展及消亡，认为作为并列连词的“并”最早出现在东汉应劭的《汉书》注中，比较频繁地使用是在元末明初问世的《三国演义》中。在明清两代，作为并列连词的“并”的使用由盛而衰，“五四”以后就逐渐隐退了，由“和、跟、同、与”取代了，而“并”则专用在否定词前面，加强否定语气，或者用作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它是从伴随动词直接语法化成为并列连词的，中间并没有经历一个“伴随介词”的阶段。

邱娟娟（2006）认为因果连词“因此”产生的时代是南北朝时期。“因此”由介词短语演变为因果连词至少有三个条件：①表原因的语义基础；②在因果关系中处于表果分句的句首；③表因果关系的句意由它来承担。作为因果连词的“因此”，从产生之初到现今，它都不如“所以”那么纯粹表示结果，仍有“因为这样，所以……”的意义，既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又有复指上文的作用。我们对于作者提出的“因此”由介词短语演变为因果连词的三个条件有不同看法，连词只是起连接作用并凸显连接成分间逻辑语义关系的语法功能词，表示因果关系的句意并不是依靠连词来承担的，事实上无论在现代汉语还是在古代汉语中都能见到大量不使用因果连词却依然表示因果关系的复句。邢福义（2001:31～33）曾详细论述了汉语中复句关系词语（主要是连词，也包括有关联作用的副词）的作用，指出复句关系词语的作用，需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去考察。从静态的角度看，即从关系词语的运用结果看，关系词语的作用是标明复句关系。从动态的角度看，关系词语的作用有四种：一是显示，二是选示，三是转化，四是强化。所谓显示，是用某种形式显示某种关系，即两个分句之间本来隐含某种关系，人们运用表示这种关系的关系词语显示了这种关系。所谓选示，是有选择地用某种形式显示两种或多种关系中的一种。所谓转化，是用特定形式转化某种关系，即关系词语所标明的关系，对本来存在的关系有所转化。所谓强化，是用特定形式强化已由某种格式所显示的某种关系。我们认为邢福义（2001）对复句关系词语作用的论述也可以作为对连词语法作用的高度概括，连续的话语语流中的语法单位（词、短语、小句、句子）间都隐含某种逻辑语义关系，而连词只是标明这种语义关系的标志，并不是说连词就承担起了这种语义，这是我们在研究连词时要避免走入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徐朝红（2007）利用汉译佛经和中土文献材料进行对比研究，证明并列连词“并”产生于东汉，并且从使用频率、语法功能、语法意义的发展几个角度，论证了并列连词“并”在整个中古汉语时期处于不断的发展中。近代汉语时期并列连词“并”的用法在中古汉语时期能找到源头。

李小军、唐小薇（2007）考察了现代汉语中的连词“因而”“从而”的词汇化过程，认为它们都是由跨层非短语结构词汇化为连词的，魏晋时期“因而”已经出现了较典型的连词用法，“从而”较典型的因果连词用法产生于唐代。并从句法、语义、语境等角度探讨了“因而”“从而”由跨层非短语结构词汇化为因果连词的原因。

（2）有些论文侧重于对汉语连词形成过程中的突出特点、普遍规律的探讨。

李英哲、卢卓群（1997）认为连词是比副词、介词更虚的一个词类，它用来连接词、短语、分句和句群乃至段落，具有纯连接性，没有修饰作用，也不充当句子成分。一般说来，连词有很多是由副词、介词发展而来的，很多副词、介词又是由动词发展而来的。连词的发展，从古到今，表现出四种情况，即兼职者分担，同义者竞争，异形者更换，同形者自汰。这四种情况又是互相渗透、交织在一起的。连词在历史上从上古到中古、近代到现代，其数量经历了“少——多——少”这一竞争变化的发展过程，使自身趋于精密、通俗、单一，以适合社会交际的需要。文章对于连词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点的揭示符合连词发展的总体趋势，对连词的历时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周刚（2003）揭示了从上古至现代汉语连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概貌。文章根据连词本身的特点，把连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即（一）上古时期（殷商——两汉）;（二）中古时期（魏晋——唐中叶）;（三）近代时期（晚唐——清中叶）;（四）近代至现代过渡时期（清中叶——清末、民国初年）;（五）现代时期（五四运动以后），讨论了前四个时期的情况。作者认为，考察中古时期的材料，可发现这时期连词的发展演变具有以下特点：（一）出现了一批新生的连词。（二）连词数量增加，使用频率也有所提高。（三）连词的双音节化趋势开始显露，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①同义复合进一步发展。②固定短语凝定为双音节连词。但是，作者在探讨中古时期连词的发展演变特点时其论述还显得不够充分，我们认为中古时期连词的发展演变要比该文所概括的复杂得多，我们在本书中将进一步探讨。

邓云华、石毓智（2006）探讨了汉语中的转折连词的来源，认为汉语中的转折连词绝大部分来自限止程度和范围的副词，其他语言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共性。自然语言中的各种转折关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它们不直接表示对范围大小或者程度高低的限止，但是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各种更抽象的范围或者程度，这就是限止向转折发展的概念基础。文章还指出“但”的转折用法出现得很晚，是在元明之后。中古时期的“但”都还是限止用法，表示“只、仅仅、不过”等。从前后句子的关系看，“但”所引进的句子与其前的句子并没有语义的对立。宋元时期的文献还很少见到“但”用作转折连词。这篇文章从跨语言比较的角度来证明转折连词很多都是来自表限止程度和范围的副词，这种研究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但是对于作者说的转折连词“但”出现在元明后的观点，我们不能赞同，据我们对文献中“但”的考察，转折连词“但”应该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后面将进行进一步论述。

（3）最近几年陆续产生了一些研究此时期某些文献中的连词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说明魏晋南北朝汉语连词的研究逐渐受到了学界的重视。

范崇峰（2004）选取了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南朝齐求那毗地译《百喻经》，东晋法显撰《法显传》，北魏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梁慧皎著《高僧传》，南朝傅亮、张演、陆杲等撰《观世音应验记三种》等文献作为语料，对这些文献中的连词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初步概括了此时期新生的连词，在此时期连词的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为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其选题和论述都是很成功的，但限于篇幅，这种断代的专题研究在此论文中并没有充分展开，并且由于作者对连词的判定标准定得不是很严格，以至于将不是连词的词、短语等都划入了此时期的连词范畴，因此离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古时期连词的面貌尚有一定距离。此外，作者对此时期连词的用法描写还显得较为简略和粗疏，对此时期佛教文献连词使用特点及连词演变规律的探讨还不够深入。

张爱丽（2005）对《宋书》中的连词进行了全面研究，将《宋书》中出现的连词分为沿用上古汉语的旧有连词和中古汉语产生的新生连词进行描写，并对转折连词“要”、因果连词“因而”等的形成进行了论述。此论文还对《宋书》中同类的旧有连词和新生连词从使用频率、构词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及对比分析，便于从统计资料方面看出《宋书》连词与上古汉语相比发展演变的特点。但是此论文在统计时，将有多个义项的连词分别列入不同连词次类从而视为多个连词。我们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事实上，目前所见的语法专著、教材及虚词词典都没有这样统计的，只有一个词在跨不同的大类时，才能算两个词，比如用作介词的“及”和用作连词的“及”当然是两个不同的词，而中古时期的连词“以”可以表示两种语法意义，既可以用来连接具有承接关系的两项语法单位，也可以用来连接表示原因的小句，但是我们不能说有两个连词“以”。因为词类是词汇成员在使用中从语法功能上划分出来的聚合类，词的分类标准只能是语法功能，对于虚词而言尤其如此，这一点在今天来说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了。一个连词不管在怎样的具体句法环境中，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是起连接作用，并把它所连接的成分之间的某种逻辑语义关系显性地表现出来。因此，此论文虽然在统计比较的研究方法上有可取之处，但是就整个魏晋南北朝汉语的连词研究而言其价值还是很有限的。

孙琦（2006）对《颜氏家训》中的连词进行了研究，统计出该书共使用了43个连词，对每一个连词进行了分析描写，也对同一小类中的连词的使用频率进行了比较，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很可取的，它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客观的统计数据了解同类连词中不同个体在同一部文献中使用频率上的差异，并进而了解某些连词的发展趋势。此外，该论文还利用已有的专书连词研究成果，分别与《世说新语》《敦煌变文集》中使用的连词进行了横向纵向的比较，初步概括了《颜氏家训》中使用的连词在汉语连词演变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也对《颜氏家训》中双音连词的形成方式进行了探讨。但此论文相对于魏晋南北朝汉语连词的研究来说，只是极小的局部研究，且论文对于《颜氏家训》中属于中古时期新生的连词并未加以深入考察，对于连词在中古发展演变的特点、规律等更未深入探讨。

徐朝红（2008）对中古汉译佛经中本缘部译经的连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古汉语连词研究领域产生的最为宏大的研究成果。文章以东汉至隋代的五十四部本缘部译经为语料，全面系统地描写了其中的各类连词，并通过与同期中土文献连词的比较，分析了中古本缘部特有的连词以及中古新生的连词在这些译经中的使用、发展情况。文章还详细论述了“亦”“并”“合”“正使”“虽然”“如或”“脱”等连词的产生和发展，并阐述了连词产生的一些规律。诚然，此论文对中古汉语连词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仍然不是对中古汉语连词全面系统的研究，因为其研究对象只是中古汉语连词中的一个部分。这样的研究成果与我们的研究并无冲突，相反可以互为补充。我们在研究中的考察将以中土文献为主，以译经材料为辅，结合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将能更好地反映中古汉语连词的面貌，以及中古汉语连词在汉语连词发展链上的地位、价值，总结出连词产生、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