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福兮祸之所伏”：海权扩张的历史警示

历史经验还表明，海权的扩展并不是无限的，它同时也受国情国力的制约与规定。适度，则国兴；过度，则国亡。美国与日本、德国在近代都是以制海权为军事先锋而崛起的国家，其兴衰成败的历史后果却判若云泥。

如上所述，近代日本和德国，都是以发展海权为先导的而非单纯的GNP积累而崛起的地区大国。但是，资料显示：日本经过从19世纪末的军事扩张，到1937年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时，其制海权的扩展潜力已接近国力的极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力已开始萎缩。1937年，日本国民收入在七大国中位居末位，而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居第二位。同年日本在七国中的战争潜力为第六位，美国是日本战争潜力的11.92倍。面对悬殊如此巨大的国力差距，日本不仅没有意识到收缩战线、巩固和消化已掠夺到手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迫切性，相反，它却在德国、意大利初期胜利的鼓动下，于1937年和1941年重复了拿破仑向欧洲两个大国即英国和俄国挑战的战略性错误，全面发动致其死命的侵华战争和对美的太平洋战争。结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战争潜力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两向分别为扩张制陆权和制海权的目标所消耗殆尽，并于1945年8月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合击下，遭到灭顶之灾。至此，日本明治以来所取得的全部政治经济成果和地缘战略利益灰飞烟灭。在欧洲战场，希特勒德国也在海陆两向过度扩张本国国力不足以支撑的庞大的作战目标，并于1945年在盟国的打击下败亡。至此，俾斯麦为德国强盛奠定的基础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海陆两向的过度扩张中元气大伤。从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时期）和德国（俾斯麦时期）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战败，耗空了两国百年奋斗的几乎所有积累。

美国是与日本、德国几乎同时崛起却不仅没有在百年后毁灭，而且还在21世纪成为继17世纪英国之后的“第一个全球性大国”。美国曾在其处于弱势时，勇于直面挑战，突破英国、西班牙等海上霸权封锁，一跃成为东太平洋上的海权强国，但二战前的美国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海外过度扩张海权。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它都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向海外派兵。二战后，美国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反而成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但美国战后绝对优越的经济实力也曾使美国在其海权扩张中表现出“威廉二世”式的轻率。1946年，为控制整个太平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制定“边疆”西移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日本，占领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并把冲绳建成它在亚洲的最大海军基地。1947年，美国海军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等。但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都受到了严重挫伤。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并与中国交手，损失惨重；20世纪60年代中叶，法国从越南退出后，美国贸然独担“拯救民主世界”的重任，结果又被拖在越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国力开始在海权扩张中透支。1960年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25.9%，到1970年下降为23%，1980年继续下降到21.5%。而与此同时，日本、中国等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快速上升，1960～1980年，日本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从4.5%增长到9%；中国从3.1%增长到4.5%。到1980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全球经济力量的多极分配趋势”。尼克松看到美国国力因其海外过度扩张而下降的现实，果断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结束越南战争、建立与新中国的外交关系。至此，美国国力开始回升，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自我解体，但美国并未停步，于1991年、1999年及2001年，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起连续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在海湾地区、巴尔干地区及中亚地区插入其军事力量，全面回收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2002年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打破原有的战略武器平衡。“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从鸦片战争迄今170多年，进入市场经济后的当代中国，不得不再次面对海洋之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联系，以及海权之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及国家安全所具有的生死意义。1820年中国的经济水平及GNP曾居世界第一，但在20年后中国却在东海惨败于英国的“坚船利炮”; 189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28倍，但5年后中国又被日本在海上打败并为此遭受险被彻底肢解的厄运。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再次跃入世界前列，那么，在21世纪之初，如何避免重蹈前朝覆辙，及时制定面向海洋、注重制海权的国家安全战略，保卫已取得的经济成果，到21世纪中叶“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这的确是值得中国人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