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换个视角看人口

本书取名《后人口转变迎来新改革机遇》，一是要认识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所带来的机遇，以便抓住这一机遇让“后人口转变”散发出更多的正能量；二是要立足于“后人口转变”立场，用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方法审视和研究面临的人口问题、态势、决策选择。最终的目的，是发挥“后人口转变”的积极作用，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1．从单纯数量人口观中解脱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联合国和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联合主办的首次国际人口科学讨论会，于1954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在意大利罗马召开。共有70个国家450多名学者以个人名义出席，讨论人口学研究方法、人口统计、人口调查、人口迁移、人口预测、人口培训等，是一次纯学术性的会议。1965年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召开第二次国际人口科学大会，来自88个国家和地区的850多名专家学者，除讨论人口学科建设方面的问题外，对于世界人口发展趋势、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与社会发展中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教育、人口与资源、人口城市化、人口国际迁移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节制生育问题还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达成夫妻有权获得节制生育知识权利共识，对“家庭计划”出台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1974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第三次世界人口会议，其性质和讨论的问题已与前两次会议不同：会议突破纯学术性质，讨论的问题则以现实人口问题为主，学术性讨论减少许多；从名称到内容，成为世界有关人口问题的政府间会议，有136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和非政府国际组织代表3000多人出席。会议分别审议了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口与家庭等报告，做出21项决议，发表《世界人口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分为背景、原则和目标、建议采取的行动、提请执行的计划四部分，强调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同人口目标密切相关，加强各国有效处理本国人口问题的能力，增加国际间的研究活动和交流，提供相应的援助等。自此，迎来以节制生育为主导的人口政策交流、援助热潮。其后1984年墨西哥人口会议等一系列会议，进一步强调实施“家庭计划”、抑制世界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在此期间，1972年发生两件对人口变动和发展进程颇有影响的大事：一件是该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强调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塑造者，将人口置于“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框架之下。二是罗马俱乐部发表麦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报告。报告得出，按照20世纪前70年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等推论下去，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结论；提出“零增长”理念，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必须受到严格限制。毫无疑问，在这样背景下的人口研究，主要指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

笔者对此颇有感触。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赴西欧、北美、日本等国以及联合国等相关机构进行人口学术考察，发现这些机构研究的课题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尤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口增长过快，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他们认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已经完成，除法国等研究如何提高生育率和增加人口——但收效甚微外，其余似乎没有多少可以研究的对象。只好转身面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生育率过高、人口膨胀可能带来哪些问题，以及全球人口与资源、环境前景等问题。

恰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1978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研究重点首先锁定在人口数量变动和增长趋势上，这是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这样的研究指向，无疑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问题在于，30多年以数量为主导的人口变动，情况在不断发生变化，认识也应随之改变。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30年前后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将心平气和地退居次席。国内外大同小异的预测表明，2040～2050年全国人口达到14亿～15亿时，即可实现零增长，其后转而出现减少趋势。在人口数量这种变动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以比较快的速度和稳健的步伐改变着，城镇人口则以类似的频率增长着，人口健康、教育和文明素质也以近似的速率提高着——一句话，人口结构和素质方面的问题凸显出来。因此，观察当前和未来中国人口的变动和发展，就不能把立足点一直放在人口数量变动上面，而要逐步实现立足点的转移。转移的内涵是：逐步由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向数量控制与素质提高、结构调整并重转移。提高人口素质是一个永恒命题，只是“后人口转变”更加强调一些而已；“后人口转变”主要侧重以人口年龄、性别和城乡、地域等结构为主的转变，从过去单纯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中解放出来。

2. “后人口转变”新态势

以改革激发“后人口转变”正能量，是本书的主题和基本的立足点。故对“后人口转变”出现的新的人口态势，在以下各部分阐发中将分别有所涉及，这里只做概括性阐述，以起到先导和纲举目张的作用。

其一，人口增长势能减弱态势。国内外关于未来中国人口变动的预测，结果有一定差异，但不是很大。联合国中位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为13.54亿，2035年14.62亿，达到峰值；其后转而减少，2050年可减至14.17亿。这与《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一书的预测比较接近，该中位预测2040年中国总体人口增长到14.65亿可实现零增长；其后呈减少趋势，2050年可减少到14.02亿。不过要注意步入“后人口转变”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增长有进一步放缓趋势，更靠近低位预测；不过从2013年开始各地陆续实行一方为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出生率会有一定程度回升。如按一方为独生子女夫妇并愿意再生育一个孩子的为2500万人左右，并且在10年内完成生育，即年平均增加出生人口250万人计算，则年出生率可回升1.8个千分点。如此，未来10年内的人口增长，又有向中位预测靠近的趋势。总体上，“后人口转变”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在上述中位预测或略低于中位预测区间内运行。

其二，人口老龄化累进增长态势。与世界人口老龄化比较，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主要是速度比较快和达到的水平比较高、老龄化在时间推进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所谓快：从进入老年型年龄结构到老龄化严重阶段，中位预测中国要花20年左右的时间，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可达到12.04%，进入严重阶段；而世界达到这一水平的国家，一般都要五六十年的样子，耗时是我们的2倍多。所谓高，即老龄化达到的水平比较高。205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23.07%，届时将比世界高出6.87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出8.47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略低3.13个百分点。老龄化在时间推进上具有的阶段和累进的性质，是由过去人口出生、自然增长起伏较大决定的。2020年以前为缓慢上升阶段，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年均升高0.26个百分点；2020～2040年为加速上升阶段，年均升高0.50个百分点；2040年以后为微升和相对稳定阶段，2040～2050年年均升高0.11个百分点。城乡老龄化比较，老龄化由轻到重依次为县、市、镇；地区分布上，原来东部、中部、西部三大板块结构逐步为东部与中西部两大板块所取代，差距也有所缩小。

其三，劳动年龄人口缓慢减少态势。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中，劳动年龄人口变动是比较敏感也是首先应当引起关注的问题。我国进入“后人口转变”阶段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呈倒U形曲线变动。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13》提供的数据，2010年15～64岁占比已达到74.5%的峰值。绝对数量上，2012年达到10.04亿峰值。未来将呈逐步缓慢减少趋势，2050年可减少至8.58亿左右。

其四，人口城市化快速推进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城市化驶入快车道，年平均增加1.02个百分点。2010年城市化率达到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2013年达到53.72%，人口城乡结构进入以城镇人口为主时代。人口城乡结构同经济、社会发展一样，60多年来经历上升和下降的反复过程，此与国际社会城市化变动呈稳定斜线上升有所不同。目前城市化率仍落后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继续上升仍有一定空间，存在快速推进的可能。然而城镇化速度超前、质量滞后；土地城镇化超前、人口城镇化落后；城镇化规模超前、“少市”和“无市”现象严重等，说明必须依靠改革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提高城市化质量。按照城市化S曲线推进规律，一定时间内仍有较快推进的动力和可能。预测2025年城市化率可达到65%左右，2040年可达到75%左右，然后进入城市化S曲线顶部徘徊振荡阶段。

其五，人口素质稳步提升态势。人们常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很科学。从养育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解读，贫穷使边际孩子成本低廉导致多生多育，多生多育又妨碍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向少生优育优教的转变，妨碍了家庭经济的提升，陷入“人口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身体素质、教育素质、文明素质获得前所未有的快速提升，“后人口转变”更为人口素质提升创造新的空间，继续前行态势良好。健康素质中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已经领先世界水平许多，有望再领先一步。教育素质由落后到超出世界平均水平，提升很快，预计2020年可基本普及高中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大幅度增加，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呈跳跃式增长。

上述“后人口转变”五大人口态势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部署不期而遇，使“后人口转变”充满新的生机和活力。此外还有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离婚率上升等新的人口变动态势，也颇值得重视。分析这些新人口态势，也只有置身于“后人口转变”之中，置身于全面深化改革之中，才能找到中肯的答案，才能探索出新的、正确的途径。换个视角，跳出仅仅就人口数量变动看待人口问题和解决人口问题，不仅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和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