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模型的背景和思路

为了能够较好刻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发展和地区差距的演进关系，特别是对外贸易开放的不断深化会如何影响产业集聚，我们将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作为本章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因为该理论能够充分考虑到中国区域发展的空间差异，并能够动态反映要素跨区域流动、跨区域贸易成本和地区收入差异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对于新古典理论模型能够给出更符合实际的答案。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最初主要关注于封闭经济下两地区的劳动力、企业和收入分布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变量是区域运输成本（或者称为区域贸易成本），通过分析区域运输成本的变动，来动态地考察两地区的产业集聚和分散情况。此后有学者将两个地区的模型扩展到R（R＞2）地区，所得结论没有发生本质改变，不过此时仍然是封闭条件下进行的分析。Murata（2008）系统地分析了运输成本的降低与地区工业化以及相应的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他分别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探讨了运输成本降低的影响。从供给角度看，运输成本的降低将会扩大制成品的市场范围，使得工业部门的收入提高，会吸引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从需求角度看，运输成本的降低提高了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进而通过恩格尔效应增加了对工业制成品的相对需求。Krugman和Elizondo（1996）首次对于封闭经济下的模型进行了拓展，他们建立了一个包含三个区域（两个国内区域、一个国外区域）、一种生产要素的模型。该模型验证了当制造业部门仅服务于一个较小的国内市场时，由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诸如墨西哥城这样的巨大城市会出现。当一国经济对外开放时，这些联系会相对削弱。换句话说，第三世界国家巨大的中心城市是进口替代政策的副产品，当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时，这些城市会趋向于缩小，经济也会倾向于分散化。该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后墨西哥国内产业分布的空间变化。此后有关贸易开放对于地区差距影响的模型研究均是在Krugman和Elizondo（1996）的基础上进行拓展的，但研究结论却不尽相同。Paluzie（2001）认为贸易开放的深化将提高而不是降低经济活动的集聚度，而这种集聚度的提升又会扩大地区差距。Crozet和Koenig（2004）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贸易开放之后会提高经济的集聚度。

参考Paluzie（2001）和Hu（2002），本书建立一个“两国三地区”的一般均衡模型，将本国分为沿海和内陆两个地区，国外作为一个地区。在模型的关键要素——贸易成本变量的处理上，我们将拓展贸易成本，使其不仅包括运输成本因素，还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开拓成本等因素，以充分反映贸易开放的影响。与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一样，本书的模型中存在三种效应，分别为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生活成本效应（Living Cost Effect）和市场拥挤效应（Market Crowding Effect）。这三种效应对于产业集聚的作用方面不尽相同，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会引导企业进行集聚，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两种效应被称为集聚力（向心力）；而市场拥挤效应则会抑制企业集聚，促使企业分散布局，这一效应被称为分散力（离心力）。

本章的模型主要着眼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国内的产业集聚在空间分布上会发生何种变化；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会使得贸易开放对国内地区差距产生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