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国初期上海回族商人群体的形成及代表人物

一 民国初期上海回族商人群体及商人资本的形成

《古兰经》中曾描述：“谁为主道而迁移，谁在大地上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的财源……真主必报酬谁。”（4:100）回族早在其先民时期就显现出人口多迁徙、商人随商业流动频繁的特点，上海回族商人群体的形成也源于此。回族人善于经商、乐于经商的特质，加之上海国际型贸易中心的确立，吸引大批回族商人纷纷至沪经商，谋求发展。此外，时局的动荡，同样吸引了大批为了躲避战乱的穆斯林及大量资金的涌入，形成了民国初期上海回族不断扩充、回族商人队伍不断壮大的局面。

随着各地回民及回族商人的大量涌入，上海回族商人资本有了一定的积累，回族商人人数也得到了扩充，为回族商人群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规模性的回族商人组织的建立，最终促成了上海回族商人群体的形成。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回族商人们呈请上海县知事田宝荣，成立“上海清真董事会”，旨在“教中集会、兴学、培茔，整规暨一切兴利除弊诸要务”，后又以上海市清真会之名向政府注册，有近百名回族商人及回族同胞参加了成立大会。回族商人组织的建立，改变了以往回族商人孤立、分散的局面，商人队伍得到整合，回族商人们加强协调和合作，统一从事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并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走上历史的舞台。加之，在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回族社会内部，宗教性、民族性强烈的回族商人组织的建立，及其各项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回族商人群体的凝聚力。民国初期，随着回族商业资本的积累、回族商人人数的不断扩充，以及回族商人组织的建立，上海回族商人群体最终得以形成，并且为民国时期上海回族商业的发展和回族商人的近代化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批江浙的穆斯林及回族商人逃至沪，并将资金转入上海。其中，尤以江苏为多。“辛亥武昌首义后，南京的官绅即争先恐后乘船逃往上海”。“这些金陵富贾绅商，纷纷关闭作坊和手工工场，将资金转入上海、武汉等沿江口岸城市，投资房地产业、典当业、珠宝、古玩业，甚至钱土号（即钱庄与鸦片土合而为一经营商号），他们获利致富，逐渐成为晚清、民国时期实业界、金融界的大亨，并构成近代上海市回族上层层次的主要成分”。由此可见，民国初期南京籍回族商人在上海回族商人群体中，商业实力雄厚，且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此外，20世纪20年代后期，适逢工业、建筑业发展起来，大量需要五金电料，故五金电料业应运而生。此时，上海回族商人从事的五金电料业发展迅速，其中，绝大多数是由镇江籍回族商人创办的。

20世纪20年代，江苏淮阴、泗阳、宿迁等地的回族相继来沪谋生，聚居在韬朋路（今通北路）一带。30年代，河南、山东等地穆斯林也在韬朋路聚居。另外，山东籍穆斯林多聚居在戈登路（今江宁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还有，河南周口、槐店及安徽等地因天灾战乱，部分回民迫于生计，离乡背井，加上陇海铁路通车，就辗转来到租界谋生。河北、北平、天津等地的“梨园”、武术界人士到上海演出后有的寓居于此。有些是公共租界巡捕房到北平、威海、烟台招募的巡捕，因到捕房工作，留居境内。当时，杨浦区系租界监狱所在地，每年西牢增补华人看守时，都会通过教亲关系吸收一批外地穆斯林来沪。另外，随着租界经济的发展，原来住在南门外经商的回民遂迁至城北九亩地一带（今属上海南市区豫园街道），从而逐渐形成了南市回民聚居点。

民国初期，随着回族商人资本的不断积累，上海回族商业开始展现蓬勃发展的势头，回族商人们也凭借精湛的技艺、高尚的品德和创新的经营，逐渐在近代上海商业经营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商人资本的有效积累，使得上海回族商人在近代化转型中，思想意识、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价值取向也更为优化，逐步形成为回族社会内部社会地位较高、经济实力雄厚且号召力极强的领导阶层，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回族经济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

二 上海知名回族商人

（一）哈少夫

1．技艺精湛，行业里手

哈少夫（1856～1934），名麐，字少甫，别号观津老人，源出西域，祖籍江苏江宁，民国时期著名回族商人。自幼家境贫寒，乃弃学经商，从事古玩行业。哈少夫勤奋好学，拥有精湛的金石和书画鉴别技艺，品德高尚，信誉卓著。他所收藏的文物中，以宋赵忠毅铁砚、苏东坡铁如意为盖世奇珍。民国19年（1930），哈少夫所作墨梅册页辑入《一百名家画梅集》。民国4年（1915）巴拿马国际博览会期间，他将经营古玩数十年所藏精品供陈列展览，荣获美国及中国工商部奖章。

民国3年（1914），哈少夫任上海穆斯林珠玉汇市总董。除了在商业领域担任要职外，哈少夫还兼管多家书画学会。1910年，上海书画研究会成立，哈少夫时任协理。1911年哈与上海书画研究会同仁办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任副会长。民国8年（1919）哈被推选为全国美术展览会参考部委员。民国元年（1912）哈少夫集资建馆于西湖孤山之巅，民国12年（1923）复捐款修理该处楼馆。民国16年（1927）哈少夫任杭州西泠印社社长。民国18年（1929），上海举行中国美术文艺展览会，特聘哈少夫为理事。

此外，哈少夫还曾两赴日本，结识了包括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在内的一批朝野名流和文人雅士，并获得推崇。在日本业内，更是以文物有无“观津鉴定之章”为鉴定真伪之标准，决定取舍。民国18年（1929），犬养毅来华，专程回访哈少夫，相谈甚欢。哈少夫以珍藏宝贵铁砚和“铁庐”匾额一方，赠予留念。

哈少夫传承了回族传统行业的精湛技艺，拥有很深的美术和书画功底，并以此加强对外学术交流，扩大了回族传统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2．热心宗教，维护教权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哈少夫两次出资扩建上海福佑路清真寺，并担任该寺务本堂董事。其中，1900年，哈少夫与蒋星阶等22位乡老及回族商人发起扩建两进大殿；1905年又与蒋星阶、金子云、石子藩等31位乡老及回族商人发起扩建三进大殿。民国14年（1925），小桃园清真寺重建，哈少夫偕同马乙棠到武汉募捐基金。民国24年（1935），哈少夫发起翻新福佑路清真寺门楼。当时，穿心街清真寺的水房陈旧且简陋狭窄，哈少夫决心改善其洗浴条件，发起翻造三层楼房，新建水房。他首先认捐6000元，并将侯家浜哈世德堂房地产捐给清真寺。此外，在哈少夫的倡议下，上海回族商人们集资建成了日晖巷清真别墅、真如清真第二别墅和小沙渡清真墓地。

为建回民公茔围墙，董理各项殡葬事宜，哈少夫带头认捐，并倡议募捐。在他的积极动员下，回族商人团体上海清真董事会派专员负责殡葬事宜，为教胞解决了殡葬难题。哈少夫除了关注沪上回族同胞的宗教事业外，对全国教胞的宗教权益亦是积极维护。民国13年（1924）5月21日，粤当道要变卖广州流花桥外先贤宛葛师桂花岗回教坟场，广东博爱社即向上海清真董事会请求支援。哈少夫负责主持董事会议，首先致电孙中山和粤省省长，并联络北平、天津、汉口、杭州、南京、镇江、扬州等地的回族同胞联合行动。经过哈少夫的斡旋，以及各方的努力，同年6月26日，广州市政厅决议撤销拆墓原案，保留桂花岗地，并勘定界址，依界勒石。

尚贤堂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李佳白创办的宗教研究单位。哈少夫与李佳白系故交，且相交颇深，哈少夫被尚贤堂特聘为董事。哈少夫经常借基督教讲坛阐扬伊斯兰教哲理，以消除教外各界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和隔阂，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往，提高了上海穆斯林的社会地位和威望。1909年，哈少夫在尚贤堂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外国基督教是来中国传教，道德高尚者固占多数，但亦有挟恃国势，偏袒教友，激成事端的，欲使民教相安，必须整顿教规，遵循礼法。”民国20年（1931）日军犯境，侵占上海闸北地区，哈少夫忧国忧民，悲愤莫名，乃急电警告犬养毅悬崖勒马。

民国21年（1932），《南华文艺》刊载《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底肉》一文，北新书局出版《小猪八戒》一书，污蔑伊斯兰教，侮辱伊斯兰教众，引起上海在内全国所有穆斯林的愤慨。哈少夫在穿心街清真寺组织召开回教代表大会，主持会议，并研究行动步骤。统率傅统先和马达五等人，通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让《南华文艺》承认错误，并立悔过书。原稿撰写人也于民国32年（1943）9月28日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上登载启事致歉。后又因《南华文艺》拒绝刊登上海清真董事会的驳斥文章，以及北新书店事件的发生，哈少夫遂在达浦生、王义和伍咏霞陪同下，向市政府请愿。最后，聘请律师与租界当局磋商，由租界当局对北新书局强制执行停业三天，三天后北新书局被迫改名“百新”得以复业。此后，适逢天津报社刊登侮辱回教的文章，报社经理倚势拒不认错，双方矛盾激化。哈少夫联合基督教尚贤堂等，以舆论声援天津教胞。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市面兴隆，珠玉业亦发展迅猛。同治十二年（1873），京、苏珠玉业同仁设汇市于侯家浜，共同经营。后因故两方产生矛盾，汇市停业并开始了长达19年的诉讼。诉讼后期由哈少夫主要负责，他积极诉讼，广发“被屈冤单”，并刊登于各大报刊，让社会各界了解讼案的事实真相。

从兴建清真寺、回回公墓，到帮助商业同仁诉讼争利权，从在基督教机构宣扬伊斯兰教精神，再到与侮教事件作坚决斗争，不仅是哈少夫个人高尚品德的表现，更多的是作为在回族社会内部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处于领导阶层的商人代表，对回族同胞和回族社会教权和利益的关切和维护。

3．热心回族慈善事业

哈少夫认为要振兴伊斯兰教，首先，必须办教育，教胞有了文化知识，生活才能有保障，宗教才能保持永久，且主张经堂教育与文化教育并重的教育方式。其次，重视伦理道德，以挽救衰颓之风。最后，结盟团体，整顿教务，扩建清真寺。

宣统二年（1910），哈少夫发起募捐，于福佑路清真寺兴办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遴选优秀教师授课，并任命学董专职督导。学校人才辈出，其中，包括杨稼山、王义、马功甫、陈叔平等。此外，哈少夫还将生平珍藏古玩展览义卖得款2.3万元，复募集十万余元，并将淡水路三多里6栋住房出卖，将全部款项用于建造中国回教学会会址，并且帮助学会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和敦化小学。民国18年（1929），哈少夫受聘为敦化小学校董会首席校董。为集资办学，哈少夫还在基督教尚贤堂内陈设文物展览，以募款助学。

哈少夫一生节俭，力斥奢侈，并热衷回族慈善事业。凡遇各类慈善公益活动，哈少夫历来率先认捐巨款，并动员全社会合力募捐。他常说：“留财给儿孙，不如留德给儿孙。子孙贤，财多反堕其志；子孙劣，财多适长其骄奢之心。”比起把财产留给后人，哈少夫更愿意将它们奉献出来，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们，支持回族慈善事业。

哈少夫还历任上海市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妇孺救济会、时疫医院董事，红十字会会长，南京金陵送诊给药所总董等职。在受聘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执行委员建审核组委员时，哈少夫当场认捐十余万元。民国22年（1933）并为北平回教临时难民救济会募捐巨款。

民国4年（1915），哈少夫发起成立振兴实业公司，集资建立振兴汇市，并发行股票，由哈少夫担任公司总董。民国22年（1933），哈少夫、蒋星阶、金子云、金元记均各认股800两，放弃股权，并将股票交至上海市振兴珠玉业回教同人保管委员会。哈少夫以创办实业、捐献个人资本的方式，力图壮大上海回族商人群体。

民国23年（1934）哈少夫79岁时自书挽联一副，作为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和对伊斯兰教事业的期望。上联：“自壮年往游东海，金石书画，薄负收藏虚名；幸荷士大夫折节下交，道德有人，文章有人，每过从清淡，得助我生平智识。”下联：“惜垂老未朝天方，水旱兵灾，空抱慈祥志愿；端赖诸贤达集资兴学，宗教为重，蒙养为重，庶维持悠久，更慰于死后心期。”

“盖闻好施乐善，慷慨出于至诚；作福降祥，仁爱本乎彝秉。修天爵而获无量之报，助公益而为全体之荣。”哈少夫正是这样一位甘愿为伊斯兰教慈善事业奉献终生的人。在那个动乱时代，伊斯兰教慈善事业恰恰也是回族商人们投入巨大精力建设和维护的。

（二）金子云

1．热心宗教及朝觐活动

金子云（1869～1937），名基福，字子云，经名尔俩纹底里。民国时期著名回族商人。金子云幼年随父至上海，继承家学，熟识珠玉翡翠。青年时期开始从商，经营牛羊皮、土洋什货店、珠宝、呢绒、五金、棕麻等业。民国20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抵制日货运动，是一位为上海穆斯林敬重的爱国人士。

光绪三十一年（1905），金子云协同石子藩等12位回族商人及热心人士，于穿心街清真寺内创立务本堂，后又成立务本学堂，以培育回族子弟。同年，为改善上海回族教胞的宗教活动场所，金子云随同哈少夫、石子藩等热心人士发起扩建穿心街清真大寺大殿。光绪三十三年（1907），金子云独资扩建穿心街清真寺水房，装置冷热水设备。宣统元年（1909），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教务，金子云与94位穿心街清真寺乡彦发起改革务本堂，成立上海清真董事会。清真董事会成立后，金子云积极参加团体的内部工作，担任经理，经理银钱董事及施布、施椁董事等职，为上海伊斯兰宗教事业服务。

1910年，走公坟队伍在肇嘉浜路清真别墅集合整队时，以人数众多，别墅不能容纳，金子云先生乃提议扩建清真别墅，并带头认捐1000元，当场得到多数人赞助，推蒋星阶先生负责，完成扩建大业。1911年，金子云捐资翻建日晖巷清真别墅。

民国6年（1917），金子云独资1.2万银元购入西仓街117号，即为占地2.4亩的小桃园花园住宅，邀请上海清真董事会哈少夫到场为证，舍产入公，勒石为碑，将小桃园奉献作为清真寺，并声明金氏子孙放弃对财产权利的主张。后为完善小桃园清真寺的建筑风格，金氏又现出银元一万元，并附建筑设计图，送请清真董事会协助办理。此举得到了上海市内广大穆斯林的拥护和赞助，施工三年，建筑费用达到十万银元。施工期间，金子云不辞酷热严寒，监督施工，以保证工程质量。施工后期，金氏还认交补足尚缺的一万余银元。改造完成之后，小桃园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布置及设施，皆数当时上海各清真寺之冠。通过金子云的不懈努力，小桃园清真寺终于成为阿拉伯建筑风格一流的清真寺。

此外，金子云一生热心于国内的朝觐活动，为接待朝觐的教友，他特意在小桃园清真寺内设计并建造了一栋楼房，予以专用。民国时期中国广大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的路线一般是经海路，从上海启程，先至香港回教博爱社，中转到新加坡三卡夫清真寺，再乘船至沙特阿拉伯红海港口吉大港，登岸搭车至麦加。由于需要中转、等船，且往往遇到大风浪，旅程费用高、时间长、人辛苦。民国18年（1929），金子云赴麦加朝觐，途经新加坡，就开通每年定期自上海至吉大港的直达专轮，与三卡夫清真寺教长洽谈，后者积极支持，旋即与新加坡英商蓝烟囱公司挂钩。金子云回上海后又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附设的中国旅行社和上海太古轮船公司磋商，最终达成协议，自1930年起，由上海至沙特的直达专轮正式开通。另外，金子云还利用小桃园清真寺，为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朝觐的穆斯林提供膳食便利；为教胞办理出国护照，并以元利商号作担保，向海关请准出国免检手续；预定舱位船票；联系海关检疫所派医生到小桃园给朝觐教胞检查体格、种牛痘、打防疫针，并根据宗教习惯，派男女医生分别为男女旅客服务。开船之日，小桃园还专门派车送朝觐人员等船。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朝觐人数达1000余人次。

朝觐，往往是一个穆斯林毕生的夙愿和追求，对回族商人而言，“向往朝觐，成为愈来愈多的穆斯林商人发展经济、勤劳致富的原动力”。传统宗教活动的参与、组织和开展成为回族商人们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2．热心文化、教育事业

金子云把小桃园清真寺房屋交给上海清真董事会用于办学，为国家及社会培育人才，让无力求学的回族贫寒子弟得以享受基本的教育权利。教授其生产技能，助其发展和成才。学校共收学生达200余人。学校因故停办后，金子云又接办孤儿教养所，招收8岁至16岁孤儿约50名，免费供给衣食，还聘请三位教师，负责教养，授以文化知识和初等阿拉伯文《古兰经》课程，一切费用概由金子云个人供给。

民国14年（1925），金子云与马刚侯、哈德成、沙善余等创建中国回教学会，当选干事，并资助学会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民国6年（1917）起，金子云承担小桃园清真寺招收海里凡（学员）的一切费用，并兴办上海回教孤儿教养所、清真回民小学、阿拉伯文补习夜校，承担学生生活以及教育的所有所需费用。每逢岁末，他都会出资购置米票、缝制棉衣等，赈济贫苦的穆斯林同胞。

金子云等一批回族商人坚信：“助款兴学，关系甚宏，上为国家培菁英，下为同教谋发达，而况济济多士，不乏环异之材。一人功成，全教有庆。行见播佳苗于此日，收效果于将来。”所以，他们通过改革寺院经堂教育，兴办新型伊斯兰学校，倡办普通学校教育，推动回民教育的发展和近代化转型。

（三）马晋卿

1．创办贸易公司，实业兴教

马晋卿（1880～1946），原名马志禄，字晋卿，民国时期著名回族商人。马晋卿自幼家贫失学，仅在南京丰富巷礼拜寺义务小学读过几年的书。清光绪二十年（1894）至沪投师金子云，学习珠玉翡翠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马晋卿自创马晋记商号，经营珠玉翡翠，兼营牛羊皮杂货出口业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兴办川庄，经营翠玉首饰、五金百货，往返于川沪两地。民国3年（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等国因军需急用牛羊生皮，马晋卿利用时机，将绝大部分资金转入对外贸易。当时，马晋卿所经营的牛羊皮贸易在上海已处垄断地位，有“马晋卿不到场，央行不开盘子”的说法。其分号遍及半个中国，其子称“在欧战的四年又三个月中，先严在上海牛羊皮出口量，居于垄断地位”。

与此同时，马晋卿与哈德成、刘彬如、杨福洲等人创办协兴公司，地址设在上海方浜路晋昌里11号。协兴公司初期主要以出口牛羊皮张为主，后扩大至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材等，同时进口水晶、蓝宝石、燕窝、西洋参、西药材等货物。其分号遍及全国，分别在南京、和县、六和、蚌埠、徐州、开封、洛阳、许昌、郑州、汉口、老河口、漯河、驻马店、周口、成都、昆明等地设分号，并投资于常德、沈阳、无锡等地。协兴公司还经营木材砍伐、缫丝厂等，并在香港设中转站，在科伦坡设分公司，成为海外市场上回族人创办的最大的外贸公司。

马晋卿所创协兴公司旨在“同伊斯兰国家开展贸易，兼及考察伊斯兰教教育，以筹集资金，兴办宗教学校和翻译《古兰经》等”。其间，先后资送哈德成、达浦生阿訇出国学习考察，引进伊斯兰教经书。民国5年（1916）协兴公司设立经书发行处，由马晋卿出资并主持翻印《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典籍20余种。“为阐扬圣教灌输回教经文学识，特向埃及、土耳其、印度、锡兰等处运来经典多种，以供研究伊斯兰教者的需求”。

此外，马晋卿还有着精湛的珠宝鉴定技能。民国28年（1939）有位姓郭的商人，从香港携巨玉至沪出售，包中玉石微露，多数玉商不能断其含翡翠量及质地优劣，遂不敢购买。马晋卿经过仔细观察后，凭借多年鉴别珠玉的经验，准确判断，将其买下。锯玉后乃为大块优质翡翠，其色质罕见，同业前辈皆称其为多年未见之奇玉。

民族危机之时，具有民族危机感和先觉意识的回族商人们，开始把个人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振兴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实业兴教、实业救国，救亡图存。

2．热心文教、慈善事业

民国14年（1925）6月，中国回教学会成立，马晋卿任干事，后为执行委员。民国17年（1928）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成立，马晋卿为该校校董。民国20年（1931）敦化小学成立，马晋卿任该校董事会董事。任职期间，马晋卿将花4万元购得的南市青莲街222号地产4亩捐献给中国会教学，以作敦化小学、伊斯兰师范学校开办之用。并将方斜路、方浜路两处房产的租金捐赠给中国回教学会，以供成立译经社，及聘请沙善余、伍特公、哈德成等翻译《古兰经》。马晋卿还任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校董，并承担伊斯兰师范学校学生马坚去埃及留学的一切费用。听闻马坚学成归国后，马晋卿即委托哈德成代表中国回教学会前往香港欢迎。民国35年（1946）马晋卿在上海归真，据马坚回忆说：“临终的时候，还谆谆的嘱咐他的儿子，教他们尽量地帮助我们译经。”此外，民国27年（1938）马晋卿将珍藏的翠灯、翠珠、屏风等珍品，派其子马鹤年、婿杨峙三代为前往美国旧金山出席金门国际博览会艺展，其门票等收入，用于赈济穆斯林难民。马晋卿的慈善活动保障了广大回族同胞最基本的生存和受教育的权益，促进了回族社会的稳定。

（四）许晓初

1．商业领域的全面发展

许晓初（1900～1998），光绪十六年（1890），黄楚九创办中法药房股份有限公司于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许晓初毕业于复旦大学，民国16年（1927）进入中法药房，因办事得力，深得黄楚九赏识，并将其女嫁与他。许晓初善于交际，结识了许多商界闻人和国民党政府官僚。民国20年（1931）初，黄楚九去世后由其女婿许晓初任董事长。民国时期，许晓初曾担任全国新药业同业公会主席、工部局华董委员、上海市商会候补执行委员、上海市新药业同业公会常委、上海急救时疫医院院董、公益玻璃瓶厂常务董事、化妆品业同业公会执委、图书教育委员会主席委员、商务委员会商标法规划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

许晓初还陆续向西药业之外的领域投资办企业，除化工制药外，还包括金融、保险、地产、五金、交电、橡胶、器械、玻璃、纺织、印刷、出版、文具等行业。在民国34年（1945）前，计拥有主要投资企业11家，一般投资企业31家，合计42家，投资总额达伪中储券23000万元以上。此外，许晓初还将增资所得的2/3资金拨给民国32年（1943）成立的中兴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股票活动资本，中法药房股票上市，由该公司专营。民国34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之前，许晓初担任董事长的公司有6处，任总经理的14处，成为当时的“药业巨子”之一。

2．兴办中法药房

许晓初在任职后承袭、改进并发展了公司以往以制造销售本牌产品为主的经营方针。民国22年（1933）中法药房编印出版《卫生要旨》，列有成药及化妆品408种（实际上已超500种）。本牌产品以九一四药水及艾罗补脑汁等“十大良药”为主要品种，其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70%左右。本牌产品花色品种之多，为同业之冠。

为增加生产、发展新品种，民国24年（1935），中法药厂添置机器设备54部，改进原来的手工操作为半机械化生产。为扩大营业，许晓初先后在全国各地发展领牌或联号的代销店达51家，在台湾省台中市以及香港、新加坡、曼谷、三宝垄、泗水、庇能等7处开设特约经销处。民国25年（1936）公司营业额较民国23年（1934）增长24%左右。据民国36年（1947）统计，中法药房本埠、外埠分支机构，分别为6处。本埠厂、店职工共有350人。民国38年（1949）总公司资本为法币10.8亿元。

（五）其他上海知名回族商人

（1）蒋翰臣（1827～1897），名春华，字以行。江南富甲一方的蒋氏家族的创业者，自称“金陵蒋氏”。蒋翰臣曾官至四品衔同知，后退出仕途，与弟福基一起经商。又与同乡合资开设绸缎店“春生鉴”号。19世纪末，蒋翰臣赴日本考察，归来后决意将资金全部投入上海的房地产业，遂奠定了蒋氏家族在上海拓展事业的基础。蒋翰臣一生热衷公益，曾出资购得市郊土地6.9亩，交由上海清真董事会作回族墓地之用。

（2）蒋长泰（1870～1935），字星阶，金陵富商蒋翰臣第五子。曾任上海清真董事会特别名誉议董，负责清真别墅扩建工程策划管理，包揽工程款不足之款项。民国12年（1923），蒋星阶出资募捐面粉1000包，救援日本灾荒。民国2年（1913），袁世凯、张勋攻占南京。蒋星阶租赁英商大通轮驶往南京下关、浦口救护伤兵、难民达数千人，并借屋屯置，散放饵饼，日夜照料，直至战乱平息，助资还乡。蒋星阶还创办了清真庆丰酱园。淞沪抗战爆发，蒋星阶动员子媳、儿女一起出资赶制丝绵背心分送抗日战士，其妻杨氏也变卖金饰以助军用。

（3）蒋长洛（?～1911），字书森，金陵富商蒋翰臣之次子，乐善好施，支持维新，曾创办“钟英学堂”，并为上海清真董事会办学提供英语、国文教师月薪及学费。

（4）蒋国榜（1893～1970），字苏庵，江苏南京人。工诗文，书师汉魏。喜好书画、金石、碑帖等。幼时在家塾读书。早年收集金陵古代文学家百数十家的著作，编印《金陵丛书》及《简离集》等七八种诗文集。其中不少系孤本。辛亥年（1911）举家迁上海，民国3年（1914）与王一亭、哈少夫等合资修葺嘉兴烟雨楼。民国13年（1924）与蒋新吾合资重建南京太平路清真寺。出资建上海真如清真公墓殡舍。抗日战争期间，捐款抗日救国，并率家人及亲友缝制棉衣棉被支援前线。平素乐助公益事业，凡为回民办学及资助孤儿院或国内遇有灾情，必出资救济。晚年随马一浮游，常居杭州西湖。

（5）马榕轩（1868～1923），字廷树，安徽和县人。自小随父学习铜匠技艺，后入上海某军事学堂攻读雷电专科。清末曾任海军钧和舰管带，先后任秦淮河疏浚工程负责人、上海军府稽查营务总稽查、大总统卫队司令官、雷电讲习所所长。1909年出任上海清真董事会总董。曾投资南通大生纱厂、盐业实业股份公司、盐业银行等。出资刊印《清真指南》《天方典礼》《天方性理》《清真醒世篇》等书赠予穆斯林同胞。

（6）马乙棠（1869～1930），名桐，号位三，江苏南京人。马继承父业，开设马裕隆商号，经营华洋百货，因贸易得法，闻名长江流域。经商之余，献身伊斯兰教事业。负责保管成都清真寺、重庆江南清真寺的房地契约。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清真董事会成立，经马榕轩总董，哈少夫、金星伯协董的推荐，为特别筹议董事，参与董事会的各项决策。民国10年（1921），协助董事会负责扩建小沙渡清真寺，倡议建立“一文钱筒子捐”，作为该寺自养和购置公坟基金。民国13年（1924），当选为董事会协董兼总理事。小桃园清真寺重建时，与哈少夫一起去外地募捐建设资金。曾为董事会整理上海清真寺和伊斯兰团体史料。

（7）马刚侯（1868～1936），名德藩，字中骥，号刚侯，湖北沔阳人。少时读私塾，肄业于汉口中美书院。后获三品候补知府，曾负责武昌纱布局宜昌转运局工作。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上海创办昌明公司，经销中外图书。曾掩护、营救过被清廷通缉的革命党人，结识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遂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组织商团保安会会员维护治安，救护伤员，支援民军。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任交通部长。民国3年（1914）以后，历任汉口各团联合会会长、湖北各界联合会筹备主任等。民国14年（1925）6月在上海与哈德成、沙善余、杨稼山、马晋卿等发起成立中国回教学会，当选为干事长。民国20年（1931）任汉口市政府秘书长。

（8）杨叔平（1880～1965），江苏南京人。幼读私塾，因家贫辍学。后去汉口与同学陈经畲共同经营义顺成鞋帽百货店，后转任申庄副经理。因善于经商，业务范围扩展到百货、纺织、化工等。民国14年（1925）任中国回教学会委员，并为该会成立而捐款。同年，与陈经畲在汉口创建汉口孤儿院，收容儿童300余人。民国19年（1930），捐款筹建上海敦化小学。民国21年（1932）与陈经畲捐资数十万元，创建南京孤儿院，亲任院长，收孤儿500名。民国25年（1936）成立上海市福佑路清真寺纳捐人代表会，当选为委员，并任上海回教堂理事会常务理事。抗战时期，与上海工商界人士协力组织救济难民工作。曾花巨资购买德国全套制皂及提炼甘油设备，日本人欲与之合作，生产炸药，遭杨拒绝，他首先将设备的核心部件拆除销毁，最后将全部机器以废铁处理殆尽。

（9）李鹄成（1887～1971），名顺鸿，字鹄成，湖北沔阳人。13岁在沙市马松和香粉店学徒3年。16岁入上海友信洋行随日商坂川当学徒，翌年升职员。李鹄成是近代上海回族商人中较早经营棉花业的，他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赴日本西之宫内外棉纺织厂学机器安装技术和车间管理。民国4年（1915），因见日本工头欺辱中国女工，遂将工头打伤后辞职从商，与同乡李玉山（汉族）合伙开办万丰花号。后另立李鹊记牌号，地址在天津路盆汤弄，独资经营，担当棉花代客买卖经纪人。之后开设信成花号、义成花号，并扶持诸多回民开设花号。李鹄成还受聘于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任该所棉花鉴定人，成为当时全国九大棉花鉴定人之一。同时还受聘任上海市五马路商界联合会理事。李鹄成还曾去会见日商内外棉厂经理板川武英，希望纱厂能帮助把回族穷苦同胞安排在厂里工作。“经日本厂方同意……先后介绍了一大批来自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省籍的教胞约400余人去做工”。民国14年（1925）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被推选为商民联合会代表，在罢工、罢学、罢市中担任纠察，参加斗争与谈判。抗日战争时期，为苏北解放区提供物资。

（10）薛贵笙（1912～2013），南京人。民国13年（1924）开设“薛贵记文玩号”，擅长瓷器鉴定。民国35年（1946）、民国37年（1948）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理事。1950年5月被聘为上海市古玩商业公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哈少夫、金子云、马晋卿、许晓初等人都是民国时期上海回族社会赫赫有名的商人，他们技艺精湛、品德高尚，在各自经营领域，经营有方且商业实力雄厚。作为回族商人，他们宗教信仰笃定，宗教生活是他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伊斯兰教事业的维护和建设亦是他们所追求和热衷的。兴建清真寺、组织朝觐、支助伊斯兰教慈善公益事业，无不倾注了他们极大热情和心血。动荡时局下，他们忧国忧民，施赈救灾、发展新式回民教育、实业兴教救国，诠释着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统一。以哈少夫、金子云、马晋卿为代表的一批回族商人，在其近代化转型中，思想意识、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价值取向更为优化。具有先觉意识的他们，开始联合起来，合群体之力，发展伊斯兰教、维护国家主权、救亡图存。上海回族商人群体社会地位较高、经济实力雄厚，有能力且有意愿倡兴伊斯兰教各项事业，所以在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回族社会内部，回族商人群体赢得回族广大同胞的信任和尊重，成为上海回族社会中的领导阶层，代表着回族社会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生产力。他们的发展对上海回族经济社会稳定、有序地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