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进程

高校是党和国家的人才培养基地与思想舆论阵地，承担着人才培养、知识创新、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的重任，肩负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重大历史使命，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此，加强和推进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具有特殊的使命与责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勤于学习不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坚强保障。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各大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团体传播先进思想，激发革命热情，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创办的主要培养党、政、工会干部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高度重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积极探索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规律，不断推动高校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尽管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走过了辉煌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出现过一些失误，走过一些曲折的道路。因此，考察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进程，总结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这对于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提高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校园立党，救国救民时期（1921～1949年）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我们党开始积极在高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革命主张，有计划地开展各项革命活动，占领高校这块思想文化阵地。特别是陈独秀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主持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点燃了在中国大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星星之火。这个组织一经成立便成为建党的活动中心，在其推动下，各地的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并迅速发展，从而为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因此，从时间逻辑上讲，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有了高校党建工作，特别是就有了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雏形。

1920年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开始在北京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张国完等一大批北大的学生深受他们的影响，开始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他们结合从事的一般性教学活动，培育潜在的共产主义信仰群体，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高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公开教授，并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审核。毛泽东、何叔衡在船山学社的基础上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在组织学员们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的同时，倡导学员参加社会政治斗争。1923年6月，在党的三大召开前，全国有案可查的38个党的基层组织或地方组织中，高校党组织仍占9个，而且其余的29个党支部也全是具有高校背景的党员建立或是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另外，在这一时期，校园仍然是共产党人的主要活动舞台，除了已经建立党组织的9个高校外，还有一大批在高校里活跃着的共产党人的身影。他们在那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奔忙。正是在高校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培育了我国一大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形成了在大学生中传播革命真理的“星火燎原”的态势。

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及破裂，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和高校党建也经历了一个起落的过程。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此后，中国共产党因忙于其他事务而忽略了自身的建设，致使学习型党组织的发展一度出现了停顿与徘徊，然而高校党建却得到了较快发展。在国共合作前已经建立的高校党组织，在这期间，在各地党组织的发展中继续担负着开拓者的重任；在国共合作后创办的高校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得天时地利，发展异常迅速。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时刻处于各种思潮、文化的包围之中，因此，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成了重要任务。高校中师生党员的教育主要通过自主学习（材料主要来自《团刊》《政治生活》《中国青年》等）、支部大会、个人谈话来实施。1927年4月，国民党执掌政权后，随即严令清党，一方面严厉遏制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学生的革命行动，严厉查封一批“异端”学校；另一方面又强力推行国民党化教育。政府的高压政策引发了青年学生的心理恐慌和意志消沉，致使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发展一时处于停滞状态。在国民政府的打击下，全国几乎全部共产党组织都遭到过严重破坏。高校党学习型组织的活动和党员人数相对减少，党支部难以为继。这样的状况直到“一二·九”运动后才有所转变。1935年后，高校党建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左”的错误思想；二是加紧在高校中恢复和发展党支部；三是健全党对学生工作的领导体制；四是转变高校党支部的工作方式。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工作有了较大改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高校校刊和各种形式的读书会、座谈会、辩论会，在广大学生中开展“读书与救国”的大讨论，并指示在校党员通过学习上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团结广大师生。这些工作均为结束内战、团结抗日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抗战时期，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一套新的高校党建模式。经过种种努力，我们党在高校中大多建立了牢固的基础。解放战争期间，党逐步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这不仅表现为解放战场上的军事胜利，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广大民众对其执政地位的认同。其中，以高校为依托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表现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当然与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成功实践密不可分。党所处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决定了这个时期高校的党建工作仍然沿用抗战时多样化的建党策略，这种多样化的建党策略主要体现在发展党员方面。在解放区的高校，一般按照公开的方式建党；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高校，则要采取更为谨慎的做法：一是通过党员进行个别考察；二是通过学生运动在斗争中考察；三是通过组织作侧面调查。经过上述三项考察，才能决定某同学为党的发展对象。对高校学生，不仅有入党前的周密考察，而且在入党之后我们党更重视党内的严格教育和训练。因为有如此细致的安排，这一时期学习型党组织在高校中的发展大都比较顺利。

同中国革命的进程一样，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在高校的工作是在革命根据地的新型学校中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学中这两条战线和两个战场上进行的。在革命根据地，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先后创办了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即中共中央党校）、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医科大学和华北大学等新型大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各种专门的技术人才。这些学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教育方针，以革命实践为课堂，学校工作与革命斗争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办得红红火火。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起干部在职学习的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文化、政治素质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民党统治区，党依据不同时期的不同中心任务，从大学师生最关心、最易接受的问题出发，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学生运动，在斗争中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教育、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学生和进步教师，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总之，在这28年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校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大力发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优势，利用理论研究的人才和成果提升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质量。同时，在这28年的革命战争中，高校一直与党保持着良好的互动，我们党通过秘密工作为高校的发展指明道路，通过两条战线、两个战场上的高校中的有效工作，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支革命知识分子队伍，为建设新中国准备了骨干力量。

（二）全面接管，迅速规范时期（1949～1952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高校党组织从地下走到地上、由秘密转为公开。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贯彻党中央的教育方针、政策，坚持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和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人的方针，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教育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占据和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和组织阵地，高校党组织的任务、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全面接管、接办原有高等教育，革故鼎新，创建发展新大学，造就一支能够自觉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积极投身教育事业的新知识分子队伍，这成为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核心任务和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接管高校后，首先废除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废止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党义”“公民”“童子军”“军事训练”等带有反动性的课程；发展革命的政治教育，增设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新课，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入学校。党中央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全部包下来”的方针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高校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组织广大党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治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为建立学习型党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通过寒暑假学习会、专题讲座、夜大学以及日常的政治学习等方式，组织和引导广大党员及教职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于1949年成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委员会”，倡导并组织师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海交通大学于1949年7月暑假组织全校60%的教职工开展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国际与国内形势等专题的学习，同年寒假，教职工中成立了63个学习小组，举办了4次政治形势报告会。北京市委在1949年的暑期举办了700余人参加的学校党员学习班，改造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加强马列主义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及党的组织原则和当时政策的教育，以提高其政治觉悟，增强其党性，改进学校党支部工作。厦门大学党委于1952年开办政治夜校，举办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讲座，进行系统的教育，推进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党员的思想理论教育。

在初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参加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高等学校掀起了一次教师学习和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运动。由北京大学发起，京、津地区高等学校在教师中率先开始了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通过听报告、学文件、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1951年10月，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成立，各高校相应成立了分会组织，以加强对改造学习运动的领导。再如南京大学在1952年3月开展了全校3700余人参加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山大学开展了华南地区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上海交通大学进行了2534人参加的以“三反”为着眼点的思想改造运动。运动到1952年秋天基本结束，全国高校共有91%的教师和81%的大学生参加了此次思想改造运动。总体上讲，这次学习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稳妥的，也是有成效的，成为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发展的新起点，高校的广大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清除了思想上残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影响，在政治上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抛弃了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的轻视劳动人民的旧思想，开始掌握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进一步规范了高校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稳定了人心，密切了党群关系，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开端。

此外，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派到全国各高校从事党政领导工作的老干部久经革命斗争锻炼，思想政治水平高，富有领导军事、政治、群众工作经验，但对于领导高等学校特别是领导高等学校中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很生疏。“学习”问题，尖锐地摆在高校的党员干部面前。因此，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使党政领导干部率先成为具有一定科学知识水平、既懂政治又懂高等教育的领导干部，成为党对高等教育进行规范化、科学化领导的必要条件。为此，各高校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在文教方面的政策，了解有关教学的基本知识，深入教学中去，开展了诸如参加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或旁听马列学院的课程，组织文教政策报告会和交流工作经验的会议，干部学习教育学、系统的科学知识及必要的教学常识等多种方式的学习活动。高校党委系统及行政领导系统中的党员干部，以顽强的毅力和虚心的态度，刻苦钻研业务，在较短时间内，克服了党员干部在业务上“外行”状况和落后现象。如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各种科学技术知识，直到1965年还到无线电子系做实验。领导干部率先学习为这一阶段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

（三）快速发展，确立核心时期（1952～1965年）

1952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年。党和政府在原有大学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学科和专业设置，一大批高校应运而生，无论是办学的规模，还是办学的层次都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1952年下半年，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全国各地高校分期分批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的工作。到1953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81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科院校38所，师范院校33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其余为财经、政法、少数民族等院校。全国初步形成学科、专业设置比较齐全的高等学校体系。之后又经过几年的发展和调整，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发展到227所。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为代表的综合大学，以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华南工学院、太原工学院等为代表的多学科性工业高等院校，以及一批农林、医药、财经、政法、艺术、体育等各类专科院校及少数民族院校，构成了我国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与此同时，党在高校的领导也进一步加强，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开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一切学校应该受党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从而确立了党组织在高校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一阶段的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由于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切合高校党员实际，是卓有成效的。高校的广大党员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形势政策的学习，结合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实践的教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加坚定，政治觉悟大幅提高，学习自觉性逐步增强，党的优良传统得到发扬。

1952年之前，各高校纷纷成立“政治理论课教学委员会”，到1952年上半年，普遍建立了学习互助小组。在学校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对广大的党员和学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了党员和学生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1953年我国进入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后，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由政治运动为主转向以教学为中心，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坚持经常性的形势任务学习和结合业务科教学进行思想教育，成为经常条件下加强党员思想理论建设的主要渠道。1954年后，各高校加强了党支部的工作，通过党支部做教师的工作，在选拔配备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党员素质的教师给学生上党课。特别是在进行党团中心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时，也考虑到团结教育落后同学。通过经常性的学习，针对问题对他们给予帮助教育或诚恳善意地批评。各高校开始设立正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并加紧培养高校马列主义理论师资退伍，教授和普及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当时在文科专业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哲学4门马列主义课，在理工农医科专业开设了中国革命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3门课。

为配合1957年全党进行的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高等院校也普遍进行了一次整风运动。但在整风运动开展后不久，整风运动就转为反右派斗争，成为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这次斗争从1957年6月中旬开始，至1958年6月基本结束，随后进入了整风运动的整改阶段，并结合教学改革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958年夏，党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国民经济“大跃进”形势的指引和推动下，高等教育战线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教育“大跃进”，也称“教育革命”。这场教育革命从1958年开始至1960年结束，是一场把思想革命、参加生产劳动、开展科技革命和教学改革等内容交织在一起的群众运动，本意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在这一阶段高等教育有了空前的发展，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在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1961年，教育部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方针，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校暂行工作条例》（以下简称“高校六十条”），并于1961年9月15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布试行。“高校六十条”发布以后，各高校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高校六十条”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广泛深入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1958年以来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教训。“高校六十条”进一步理顺了党政关系，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明确提出“在高等学校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是学校工作的领导核心，对学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为了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和系党总支对系行政工作监督的制度，许多学校调整了校系两级领导班子，充实了校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的成员，加强了校系两级行政机构及干部配备，制定了相关制度。党政领导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学校各级组织的作用逐步得到了发挥，有利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而且校系两级党的领导也开始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调查研究党的各项教育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着力推进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比如，按照“高校六十条”要求，厦门大学党委提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对全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了改进，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纠正了过去事不分大小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现象，摆脱了事务性工作，集中全力加强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教育摆在党委政治工作的首位。学校党组织真正成为思想战线上的司令部，成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坚强核心，在各项工作中起到统率作用和示范作用。

“高校六十条”还明确指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为此，在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过程中，特别在对高校中广大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高校党组织建设过程中不仅要管“红”，还要管“专”。高校广大党员的“红”，不但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还应该表现在他们的教学和学习的实际行动中。在各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过程中，这些精神和要求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执行，特别是处理了“红”和“专”的关系，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调动了积极性，加上对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的合理安排，使他们能够将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在业务学习、教学科研和政治学习上。教育部也重新确定高校公共必修的马克思主义课程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4门，理工农医院校一般开设3门。在此期间还开展了“学雷锋、创三好”活动和“学大庆、学解放军”活动。这些工作使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走上了正轨，对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否定取代，停滞瘫痪时期（1966～1976年）

从1966年开始至1976年结束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的，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提出了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使党和国家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前，毛泽东对教育形势估计的错误也越来越严重，因而使教育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首发地和重灾区。1969年10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精神，一大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等大中城市的高校被迁往外地，有些高校被撤销合并。“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教育领域大体上经历了“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开展“斗、批、改”运动和开展“教育革命”的过程，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被肆意歪曲，高等教育事业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这一阶段，高校党建工作受到致命的冲击，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取代了党的领导，高校学习型党组织被冲垮，领导干部和教师队伍受到严重摧残，许多党员和教师被错误地批判和处理。

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理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一种“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的“左”倾错误理论。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是非颠倒、倒行逆施，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和对马列主义信仰的严重削弱，在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特别是青年人中出现了信仰危机，形成了思想理论上的巨大创伤。在“教育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从极“左”的角度歪曲党的教育，提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学校就是要大搞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对教育领域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施专政。表现在各个方面的形式主义，使高校的广大党员群众思想僵化、思想空虚，不敢正视或不能冷静地正视现实，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带有普遍性的思想特征，极大地破坏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尤其是学校教学秩序的全面破坏，对广大青年学生党员思想上的影响更为巨大，不仅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使得高校风气恶化，甚至出现部分学生以敢于破坏纪律、无法无天为荣的现象，而且也助长了“读书无用论”思想的泛滥，鄙薄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思潮泛滥，理想缺失，造成广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大下降的后果。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宣称，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已不在无产阶级手中，高等学校的党组织都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高等学校原来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打倒，党组织均被冲垮而处于瘫痪状态，高等学校中的党的领导一度不复存在。从1968年7月起，所有的高等学校都进驻了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并实际掌握了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在驻校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领导下，各高校大体上从1968年下半年至1969年，相继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开展了高校的“斗、批、改”运动。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教育工作提出了完全错误的“两个估计”，进一步强化了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并将之抬高到“工人阶级领导”的高度，在“教育革命”中进一步加以巩固和扩大。在各高校所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工宣队、军宣队成员占多数。如清华大学于1969年1月25日建立革命委员会，1970年1月10日建立党委会，在革委会和党委会的17名常委中，工人、解放军宣传队13人，占76.5%。学校各系革委会及党组织的负责人，绝大多数也是由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成员担任。北京大学于1969年9月27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在13名常委中，工人、解放军宣传队9人，占69.2%。北京林学院于1967年5月27日成立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学校党、政、财、文大权。

在高等学校的整党建党中，除了要求党员进行“触及灵魂”的思想检查，批判“黑六论”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外，还突出强调组织上的“吐故纳新”，即对定为“特务”“反动学术权威”“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大批党员、教师停止组织活动，甚至开除党籍，而将造反派头头，“富有无产阶级造反精神”的工人、农民和红卫兵吸收入党。这次整党建党总体上来说是失败的，并没有使高校学习型党组织更加纯洁、坚强，反而是党内成分更加复杂，党的力量削弱，党的领导骨干很多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比如在武汉大学，到1969年9月整党结束时，尚有25%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被错误清除出党或无端不准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才陆续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及其对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思想上它并不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而是一次在极“左”理论指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作为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领导机构，高校的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一支经过多年培养出来的有一定的政治觉悟、有事业心、热爱本职工作的政工队伍被拆散，大批学习型领导干部受到冲击和迫害。党的建设遭到破坏，党内长期缺乏正常的组织生活，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泛滥，不少党员党性观念淡薄，在一些问题上是非不明、界限不清、荣辱颠倒、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在组织建设上，派性代替了党性，党员“恢复组织生活”要非党员群众代表参加举手表决，发展新党员片面强调通过所谓“火线入党”、突击提干等不正常程序指名入党。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完全停止了在中年以上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由于10年高校党建“近乎瘫痪”，党的先进性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高校中成了“空头政治”，被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所湮没，我们延误和丧失了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研究和建设时机，这对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五）拨乱反正，恢复重建时期（1976～1985年）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高校遭到“关、停、迁、并”，导致高校数量锐减、质量低下、布局不合理、专业混乱不堪，甚至名存实亡，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受到致命的打击。高校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多被打倒，基层党组织和思想政治教育机构被冲垮，工宣队、军宣队取代了党的领导。因此，粉碎“四人帮”以后，高校及高校党组织的恢复、调整和重建成了当务之急。新中国成立后到1965年，全国高校数达434所，在校生达674436人。1976年，高校数降到392所，在校生有564712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校转入恢复和发展时期。1978年全国高校有598所，在校生达856300人，1985年全国高校数达1016所，在校生达2184400人（不包括研究生人数）。粉碎“四人帮”以后，首先是恢复重建学校各级党组织。1977年7～8月，各高校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陆续撤离。中央和各地党委向学校派了一批干部，加上恢复工作的学校领导干部，组建了新党委，调整了党的各基层单位的领导班子。各高校党组织领导师生员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很快恢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并逐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及培养人的工作上来，高校基本恢复了稳定团结的局面。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8年，共向社会输送毕业生400多万人，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28年的总和。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正是在邓小平学习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国高校随即开始了加强和改进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党在执政条件下党员思想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正确认识，再加上“四人帮”的破坏，以及新形势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对党的侵蚀，党内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相当突出。党内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严重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削弱了党组织的战斗力。这种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对党的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有效地加以整顿。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同年冬，全面整党正式开始。全国各高校作为第二批整党单位开展了整党工作，各高校在整党中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抓。例如，清华大学于1984年7月开始整党，先后经历了以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学习阶段，以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整改阶段和以增强党性为中心的总结思想、对照检查阶段，最后进行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工作。在整党过程中，着重进行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许多党员在总结这阶段学习时反映：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整党必不可缺的重要课题。这次学习很有收获，既是一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又是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教育，也是一次增强党性的教育。这次整党工作的顺利完成，标志着高校的拨乱反正、整顿恢复告一段落。这次整党对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尤其是学习型领导班子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整党工作发展不平衡，部分单位包括一些高、中级党政领导机关没有全面完成党的四项任务，有的甚至走了过场；有些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重大问题未能揭露或未能严肃处理，对整党过程中出现的几股新的不正之风又未能采取得力措施迅速制止，以致很快蔓延开来；在组织、人事工作方面的不正之风，相当一部分单位未能触及；一些单位对加强纪律重视不够，纪律涣散现象尚未改变，领导班子懒、散、软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有的单位对清理“三种人”不忠实，或处理偏宽偏松，影响了纯洁组织任务的完成；一些党组织只反“左”不反“右”，没有认真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以致统一思想的任务未能很好完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整党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影响和损害了党的工作在群众中的声誉。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高等学校的领导管理还存在分工不清、职责不明的问题，造成工作中的困难和被动。为了尽快改变这种情况，稳定学校秩序，提高教育质量，1978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重新颁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的报告》，重申对全国高等学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制度。在高校领导体制上，废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系一级实行“系党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系主任分工负责制”，并明确指出：党委对学校工作的领导主要应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要着重致力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党的思想、组织建设工作。1980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发出《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大胆选拔一批坚持党的路线、熟悉教育工作、科学文化水平较高、有组织领导能力的中青年干部，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在两年左右时间内，使高校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降到55岁左右。提高领导班子的科学文化水平，使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进程中取得显著成效。据统计，到1982年初，全国各高等院校共选拔了571名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院校领导班子。其中担任校长、院长和党委书记的22人，担任副校长、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的549人。他们中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436人，占76.4%；有149人是教授或者副教授。

“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遭到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是非的颠倒、思想的禁锢，使得整整一代人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和指示，突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育，加强了大学生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加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1980年4月29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根据中央精神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必须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密结合为“四化”培养人才这个中心来进行；要旗帜鲜明地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要建立一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政治工作队伍。1981年8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暂行规定》，并强调指出，高校党委要拿出时间和精力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同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和倾向进行斗争，努力改变软弱无力和涣散状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引导学生全面发展，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邓小平也特别强调在人才培养上要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他最关心的、讲得最多的是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的问题。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此外，还加强了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党员学生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实施开放式教育，是德育的一种有效形式。1982年北京地区的大学生率先深入基层宣传宪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首都14所高校的部分学生利用暑假时间组成“好儿女志在四方考察团”，沿老一辈知识分子开拓西北的足迹，赴延安、甘肃、青海等省市进行考察活动。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迅速兴起。

（六）重心偏颇，弱化无为时期（1985～198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在思想解放之后，人们透过打开的窗户看到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然而，在涌入大量新鲜空气的同时也会飞进几只苍蝇。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一些著作广为流传。这些学说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研究中心的观点，使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学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有些青年知识分子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有些学生厌恶政治，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存在片面的认识；一些大学生无限夸大人与人之间利害冲突的一面，否认道德价值。与此同时，一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也兴起风潮，有些人大肆鼓吹金钱至上、个人至上，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根本不能提倡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不能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这些思潮对部分大学生毒害颇深。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问题讲得最早也最多。1983年，他在题为《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精神污染”。在1985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后来，随着这种思潮在青年中泛滥，邓小平又多次批判这种思潮。1986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各高校对此认真组织传达、贯彻和学习，以邓小平讲话精神为武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着手改变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涣散的状态。这一时期无论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还是党的建设工程都遭到了较为严重的挫折。而高校党的建设也不例外，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受到削弱，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遭遇质疑。这一时期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失误主要表现为淡化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抬头，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许多高校出现了党的领导失威、马列主义失灵、思想阵地失控、思政干部失散的状况。与此同时，高校校园里中西文化比较热、现代西方哲学热、政治体制改革热和师生经商热此起彼伏。社会主义“失败论”“早产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严重冲击了高校主课堂，教育秩序较为混乱，导致师生信仰动摇、信念模糊、理想缺失、价值观扭曲。

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到1989年3月，根据决定的精神，试行校长负责制的普通高等学校共有132所，占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12%，应该说这次探索是有一定益处的。但改制同时也导致淡化、弱化党的领导。有的高校举“党政分开”和“书记开明”之旗，行“高校党委主动让权”之实。一时间，高校基层党总支和党支部职责不明，难以作为。有的高校甚至提出党的活动业余化、党的干部兼职化、党的工作义务化、党的作用要淡化等观点。此外，这一时期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内部党风、教风和学风不正。1987年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状况的全面调查表明，党员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党员在教学科研和各项工作中形成中坚力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高校内部也同样蔓延着“搞关系学”“一切向钱看”等不正之风。在提拔使用干部、评定业务技术职称以及入党问题上，不坚持原则、不按规定条件、搞关系已不是个别现象，甚至连正常办一些公事，也得拉关系、走后门，否则寸步难行。而一些党员，在“搞关系学”中得到私利，甚至接受贿赂。有些党员为了钱，组织上分配给的任务不去完成，而是到校外讲课，“捞外快”；个别党员置本职工作于不顾，外出经商。他们把“理想”变成“利想”，这样必然影响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党风、学风和教风建设。

（七）重树核心，深化改革时期（1989～2002年）

1989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党的建设实践，特别是鉴于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演变和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会议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特别强调，要“大力加强党的建设”。高校师生员工和全国人民一道，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经受住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制裁，以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从党中央到各级党委深刻认识到高校党建是党的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党在高校的领导地位，关系到党的教育方针的落实，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由此出现了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大好形势。在党中央的统一安排下，高校普遍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师生进一步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高了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领导，加强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党的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是维持政治大局稳定的需要，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需要，是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青年一代的需要，也是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迫切需要。基于这样的认识，针对前一段时期淡化党的领导、放松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错误倾向，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着力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一系列有关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方针政策相继出台，并从上至下得到了有力的贯彻执行，高校党的政治核心地位得到了重新恢复，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焕发出勃勃生机。

1990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教委党组首次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举行这样高规格和大规模的专门会议研究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这次会议，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高度出发，总结高等学校党建工作的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扎扎实实地研究和解决高等学校党建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199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对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提出了要求：明确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坚持党委的领导地位；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保证学校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把思想建设放在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不断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切实搞好党支部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建设一支素质较高，以精干的专职人员为骨干、专兼职结合的党务工作队伍；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各地和各高等学校认真传达、贯彻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和《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精神。各地党委普遍加强了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经过调整、充实，领导能力普遍有所加强。许多试行校长负责制的高等学校，大部分转换为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各高校还普遍建立了党校或业余党校，对基层干部、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培训。高等学校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也以较高质量如期完成。高等学校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清华大学党委为贯彻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精神，召开了党建工作研讨会，着重研究、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建设问题。建立清华大学党校，成立党委思想理论工作组和党建研究组，坚持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并结合不断发展的新形势，着重学习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各种形式，在党内分层次、有重点地组织学习。在学习中，注意引导党员联系学校工作实际，统一指导思想，促进学校的改革和建设上新台阶。学校党委负责人每年还给党员讲党课，结合形势、任务和党员的实际，对党员提出要求。同年，西南农业大学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会成立，坚持围绕国际国内时事和热点问题开展有关活动，组织理论学习，不断健全管理体制，形成“校马研总会—院马研分会—班马研小组”的三级学习格局，紧密围绕全心全意服务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宗旨，坚持学习理论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党团教育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文明校园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党员会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被誉为“西农学生社团的一面旗帜”。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我国出现了长期稳定的社会政治形势和持续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全国高校进一步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高校的各项改革顺利进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得到了切实加强，学生的精神面貌健康向上。1991年，全国有普通高等学校1075所，拥有本、专科在校生204.37万人，研究生8.81万人；当年招收本、专科生61.99万人，比上年增加1.1万人，招收研究生2.97万人，与上年持平。教职工人数为100.89万人，比上年增加0.42万人；其中，有专任教师39.08万人。在党的领导下，各高校为把学校真正办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而继续努力。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就社会主义本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这一系列谈话如强劲的东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全国高校党委传达并组织师生员工认真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掀起了新一轮理论学习高潮，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大胆解放思想，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逐步形成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总的目标，即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新体制。在深入转变教育思想的大背景下，1992年7月，第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绩，提出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将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会上作《加强党的建设，深化高教改革，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报告，报告指出，要深入学习邓小平重要谈话，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广大师生，统一我们的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高等学校不允许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决不允许搞“地震”。这次会议对加强高校党委对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领导，进一步解放思想、转换观念，加快学校改革步伐产生了积极影响。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归纳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提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了更好地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彻应用于教育实践中，国家教委组织一系列学习宣传活动，在全国教育战线掀起一场时间长、规模大、影响深的学习高潮。1994年1月11日，全国教育系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各高校将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与“两课”教学紧密结合，积极推动邓小平理论“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的“三进”工作。1998年7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强调，当前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关键在于不断提高高校领导干部的素质，要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要求，加强党性修养和思想作风建设，要把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加大培养选拔跨世纪优秀年轻干部的工作力度。选好配强党委书记和校长，进一步优化高校领导班子结构。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要求，各地党委组织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高校领导班子建设，注重全面提高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思想政治素质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并注意优化年龄结构、知识结构，选拔一批政治强、作风正、思想解放、视野开阔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高校领导班子。

1990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第一次明确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96年3月，中央正式发布《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及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做出具体规定。1998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确定高校的领导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建设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领导体制和保障机制。基层学习型党组织是党在高校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在发展、教育、管理党员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职责，高校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依靠党的基层学习型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因此，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中，基层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之一。各高校党委按照《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要求，结合党中央和教育部的有关要求，围绕新时期高校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路子、新途径，总结出一些新经验和新方法。高校党委着力建设使党的基层组织形式符合高校实际的工作制度，建立党支部（总支）参与讨论和决定本单位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事项的会议制度，通过目标管理、宣传教育等途径，确保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学校各项决定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高校党委重视做好在青年教师和优秀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为党肌体补充新鲜血液，不断增强党的活力，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在高校的影响力。复旦大学国政系1992级班级正是这方面的典型。该班把党建工作中心下移，在大学一年级时就建立学党小组，在大学二年级建立学生党支部，党支部每两周一次组织生活，定期举办民主生活会，经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制度；每个学生党员担任2～3位申请入党学生的联系人，6个学生党章学习小组的负责人都由学生党员担任；强化理论引导，激发学生内在政治追求；重视学生入党后的再教育、再提高。该班集体先后获得上海市和全国的各类先进集体荣誉称号，1997年4月被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先进班集体标兵”荣誉称号。李岚清同志称“从这个群体中，能看到新一代跨世纪的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正在健康成长的缩影”。

1999年6月18～19日，第八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面向21世纪，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加强高校党建工作，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和全面素质教育的实施。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至立在会上作了题为《按照“三讲”要求，加强高校党建工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的报告，总结一年来高校党建工作取得的新进展和经验。2000年12月16～17日，全国“三讲”教育工作总结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两年来的“三讲”集中教育工作进行总结，结合贯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如何巩固和扩大“三讲”教育成果，运用成功经验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努力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2000年2月20～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随后，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在大学校园兴起。争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者，已成为大学生们的一项自觉行动。2001年12月29日，第十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召开。李岚清同志在会上强调，高等学校要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集中解决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使高校党的作风建设有新的明显进步。要端正思想作风，坚持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改进学风，增强解决改革和发展中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改善领导作风，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要抓好干部生活作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党的十六大后，教育部党组对高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进行认真研究，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三讲”工作迅速做出安排和部署。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和教育部党组的要求，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高校学习型党组织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学习和实践活动。

（八）全面推进，科学发展时期（2002～）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客观环境。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大背景下，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高校的党建工作不断得到推进，进入全面推进、科学发展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新时期高校党建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中共教育部党组继续每年召开一次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特别是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目标后，全国各高校认真学习和贯彻会议精神，努力建设学习型高校党组织，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师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各高校充分发挥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宣传普及中的优势，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新的贡献，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牢牢掌握党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深刻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引向深入。实践证明，坚持不懈抓党建，持之以恒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极大地促进了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极大地增强了高校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高校保持了平稳向上的局面，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也为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各地高校党组织深刻认识到，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做好高校党建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住机遇、突出重点、加大力度、狠抓落实，明确工作思路、制定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促进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为推动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提出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在全党兴起一个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2003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潮的通知》。为贯彻落实这一战略任务，教育部党组发出通知，在教育战线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各高校党委突出重点、区分层次，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狠抓落实。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认真研读十六大报告和党章，认真研读江泽民同志《论“三个代表”》《论党的建设》《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班、培训班、学习班，把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高校院（系、所）以上负责人和其他各类学校的有关负责人轮训一遍。高校各基层党组织都通过基层党校、党支部学习等多种途径，组织广大党员认真学习十六大报告和党章，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并及时总结高校、党校开展理论培训工作的典型经验，及时加以推广。各高校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作用，广泛采取宣讲、知识竞赛、主题教育活动等形式，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生党团组织、社团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活动，支持大学生到社区、乡镇、工厂、工地等宣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中央在建党以来首次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键在于把领导班子建设好，把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好。同年10月，第十三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高校领导班子是高校改革发展的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要把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建设作为高校党建工作的当务之急抓实抓好，把高校领导班子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坚强领导集体，为推进高校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之后，高校党委以抓好理论武装为首要任务，加强高校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确保高等教育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高校领导班子坚持并完善了中心组学习制度，丰富了学习内容和载体。北京理工大学强化“四项制度”。一是党委书记负责制，党委书记直接指导学习计划的制订，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后列入学校年度工作要点，并带头始终坚持每两周一次的学习。二是检查和考核制度。三是坚持重点发言人制度。每次学习前都指定专人就某一专题进行调研，准备书面发言提纲，然后就该发言展开讨论。四是简报制度。从记录—整理—审阅—印发—反馈等环节入手，编制中心组学习实录简报。坚持“两个结合”，即把学习理论与学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教育、经济、科技、文化、法律等知识结合起来，突出了理论学习的思想性和前瞻性；把学习理论与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提高了理论学习的群众性和实践性。中南大学两级中心组在明确学习主要内容和具体实施办法的基础上，还明确规定要坚持学习计划制度、集中研讨制度、学习考勤记录制度、学习汇报制度、检查通报制度等。各高校领导班子学习中特别注重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大兴研究之风，形成了一批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文章。北京大学领导班子重点突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习，邀请专家讲解中央全会精神、政府工作报告等专题，集中探讨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关系、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的地位等重要理论问题。

200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中央16号文件）。中央16号文件强调指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005年1月，中央又专门召开了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强调，中央16号文件是做好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要深刻领会文件精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部署上来，结合实际制定贯彻的办法和措施，切实加以落实。按照会议精神，各级党委和各高校紧紧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按照育人为本和德育为先的工作思路，在中央16号文件指导下，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加强和改进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许多高校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2005年1月，中央召开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工作会议。1月1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专题报告会上讲话，进一步强调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并从六个方面对全体共产党员在新时期保持先进性提出要求。按照中央部署，高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从2005年6月开始，到12月基本结束。参加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1498所高校，共194万名党员。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会议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会议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对党的建设做出了一条主线、五个重点、一个目标、六项任务的总体部署。同年12月，第十六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各地高校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七大对党的建设做出的总体部署上来，统一到吸取和丰富高校党建工作的成功经验上来，统一到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高校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上来，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高校党建工作，开创高校党建工作新局面。会议指出，总结高校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创造性地贯彻中央要求，从高校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高校党建工作的改革创新。会议指出，高校党的工作的根本任务，一是正确领导高校的改革发展稳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二是巩固党在高校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基础，保持和发展高校党员队伍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组织的生机活力和对党员干部、广大师生的凝聚力、吸引力。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根据高校党组织的根本任务、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呈现的新特征和师生员工的新期待，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全面加强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努力做到在理论上有新发展、在实践中有新创造，为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党员干部、教育广大师生；着力提高高校领导班子办学治校能力；积极推进高校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加强院系级党组织建设和青年教师党员队伍建设；加强拔尖人才培养和教师队伍建设；继续加强学生党支部建设和做好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深入开展高校党的建设理论研究。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08年2～8月，中央在全国先期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工作，以高校系统中的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为试点单位率先开展，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按照中央的安排和部署，高校参加2009年3～8月的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其中包括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交通运输部、国务院侨办和中国科学院所属的高校90所。中央有关部门、各地方党委按照中央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开展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指导意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担负了高校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具体领导责任，推进高校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实践活动安排3个阶段6个环节，即学习调研阶段、分析检查阶段、整改落实阶段，每个阶段分两个环节。学习调研阶段包括学习调研和解放思想大讨论两个环节。各高校党委组织党员师生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中央一系列会议精神和决策部署，学习《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科学发展》和《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党员主要领导干部带头作学习报告。通过论坛、讲座、网络、办培训班等形式，落实好科学发展观进课堂。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师生员工，深入所有班级，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开展调查研究。分析检查阶段重点抓好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形成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分析检查报告两个环节。各高校党委广泛征求意见，深入开展谈心活动。整改落实阶段重点抓好制定整改落实方案、集中解决突出问题两个环节。各高校领导班子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针对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立足学校和院系工作实际，以分析检查报告为依据，针对查找出来的突出问题和需要完善的制度，按照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把整改思路和措施进一步具体化、目标化、责任化，做到“四明确一承诺”，即明确整改落实项目、明确整改落实目标和时限要求、明确整改落实措施、明确整改落实责任，采取适当方式向党员干部、师生员工公布，做出公开承诺，接受监督。坚持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抓住那些既事关大局又有可能经过努力近期解决的问题，集中力量解决，切实取得一批实践成果。高校按照“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体要求，把握“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主要原则，努力实现“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的目标，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2008年12月，第十七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也是高校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各级党委和高校党组织要紧紧围绕这个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办学理念，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开创高校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进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会议强调指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是高校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团结、组织广大师生的凝聚力工程。各级党委和高校党组织要加大力度，坚持不懈地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充分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高素质党务工作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队伍，是全面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要求。要按照德才兼备和专兼结合的原则，选拔和吸引更多政治素质高、思想作风好、热爱党务工作、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较强组织管理能力的党员干部和教师从事学校党务工作，特别要选配好党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要建立健全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的选拔、培养、激励、保障机制，努力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工作生活环境，做到政治上爱护、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使他们工作有条件、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009年12月，习近平同志会见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强调指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党的建设，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促进高校改革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根本政治保证，各级党委一定要高度重视、切实抓紧抓实抓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是会聚人才的高地，是培养人才的基地，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党建工作，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既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切实保证校长在依法行政中的执行权力，切实提高高校领导班子办学治校能力；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党员、教育师生，认真做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落实后续工作，大力开展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以学习为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特征，以学习为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内容，以学习为提高党组织战斗力的重要途径，推动高校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认识；要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健全高校党的各级组织，明确职责任务，加强指导督促，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把优秀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吸收到党内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刘云山同志指出，要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以提高思想理论素养为重点，在推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教学科研实践上取得新成效；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上取得新成效；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的要求，以扩大覆盖面、增强活力为重点，在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上取得新成效；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以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为重点，在以优良党风促校风、带学风上取得新成效；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要求，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办学治校能力为重点，在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上取得新成效。

2010年12月，习近平同志会见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强调指出，把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好，为“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迫切要求高校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各级党委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高校党建工作抓好。习近平同志指出，高校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促进高等教育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保证，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政治上坚定、业务上优秀、作风上过硬、广大师生认可的同志选配到学校领导班子中，特别要选好配强党委书记和校长，切实增强高校领导班子的整体功能，提高领导班子办学治校能力。习近平同志强调，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是高校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当前要认真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适应高校改革发展建立健全高校党的各级组织，进一步明确党组织的职责、任务，丰富党组织活动内容，健全党组织工作制度，实现高校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他指出，当前正在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经常性工作。高校党组织要紧紧围绕高校的中心任务，努力创科学发展之先、争校园和谐之优，在高校党组织和党员中进一步营造学先进、赶先进、创先进的浓厚氛围，使创先争优活动真正成为推动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