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时代背景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教育国际化深入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到来，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发明、新创造层出不穷，知识创造、知识更新速度大大加快，知识和人才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第一生产力，知识经济和创意产业成为重要经济形态，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知识快速更新和容量的剧烈扩张是当今时代的最根本特征，培养快速掌握知识的学习能力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全面部署。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抓紧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高校是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工作于一体的教学研究机构，肩负着新时期“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的崇高历史使命。在新形势下，建设高校学习型党组织既是国内外环境和高校各项事业发展共同促成的时代诉求，也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内在要求，更是高校完成新时期重要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因此，高校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中有更大的作为，高校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在新的实践中重新学习、继续学习，才能敏锐把握时代前进脉搏，科学判断世界发展趋势，更好地确保我们党在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掌握主动，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保持高校各项事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这是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严峻课题。

（一）国际环境

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词，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等已成为世界发展大势所趋，学习成为许多国家和组织的发展动力，我们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加重视紧密结合时势的变化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意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新形势新任务的基础上，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战略任务的重要环节，是新形势下提高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社会信息化时代下知识经济主题凸显的客观形势，回应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高校各项事业进步的必然结果和科学发展的持续动力。

第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更新速度加快。所谓全球化，既是一种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地理分隔或政治分隔的民族或地区总是习惯性地延续原有的知识储存和接受体系，当这种知识传递系统和知识更新系统能够保持社会运行，维护社会控制时，整个社会知识更新便会缓慢而行或停滞不前。当分隔化状态被一体化状态所取代后，特别是从民族化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由浅层次迈向深层次的过程，知识更新速度明显加快。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言：“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大大加快。”具体地讲，主要集中体现在：

（1）知识的外入量增大。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通过科学分析预测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种全球化既包括经济的全球化，又内蕴文化的全球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正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相互作用，知识的向外流动速度加快，对于知识接受方而言，促成知识接受方不断更新知识。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民族，只要参与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全球化，就会获取庞大的知识体系，庞大的关于生产力的知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举的关于“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的知识，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球依存性阶段，源源不断的知识接受是知识更新加快的重要途径。其中，既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知识输出，又有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知识输出，但仍然是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输出和文化交流。

（2）知识的创造性加快。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先进工具的不断使用，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理论知识、文化知识、科学知识、社会知识、历史知识等都在不断增多、不断更新，“当今时代，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我们正处于知识创新的时代、终身学习的时代，知识创新加快，尤其是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知识创新不断升级。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关于不断推进教育创新的讲话中所言：“当今时代，新知识层出不穷，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每个人都需要加强学习、终身学习。”具体而言，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知识应用和知识转化的规模在不断扩大，速度在不断加快，知识总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知识更新速度大大加快，近50年来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知识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而且以2～3年就翻一番的速度在增长，而这个时间在20世纪中叶还需10年时间。处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的人，已经不能依靠一生中某一时段学习的知识和技能来应对生存了。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主席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先生在1972年出版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曾经特别警示世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正因为知识的创造性不断加快，知识的更新速度同样不断加快，学习的方法甚至比已学到的知识更为重要，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才能跟上时代的节奏和社会发展的步伐。而高校是知识的重要传播地，是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主要发生地，也是对知识更新最为敏感的重要机构，理应对知识更新强烈关注，在知识创新上大有作为。高校要成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深化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扩大开放的桥头堡，必须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做到以学促带、以学促教、以学促研，不断增强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第二，社会信息化时代下知识经济主题凸显。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出现和互联网的诞生，全球的联系日趋紧密，人才流动日趋频繁，知识竞争日趋激烈。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类生活的改善越来越有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进入21世纪，人类遇到的既是信息技术的时代，又是人才激烈竞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其主要特征体现在：

（1）社会信息化特色凸显。20世纪60年代，互联网技术逐步应用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中，从9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信息高速公路成为未来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科学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已经成为一个村庄，信息已经成为一个市场，人们形象地将这种紧密的全球化联系称为“地球村”，信息成为社会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毋庸讳言，人类已经迈进“信息爆炸时代”，信息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无论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文化大繁荣，还是民生建设、军队和国防建设、党的建设，处处都贯穿着信息化的思想。这就是说，现代的国际竞争实质上就是信息的竞争，谁掌握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拥有巨大的信息优势，谁就拥有话语的主导权、竞争的主控权、胜败的决定权。随着以计算机网络为平台的现代信息技术狂飙式的发展，信息技术的触角伸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1995年5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人类生产及社会服务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许多繁重、重复的体力劳动正在被各种自动化机械和计算机所取代，对劳动者知识和技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可见，社会生产、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信息化水平正在不断提高，信息化特色正在不断凸显。源源不断的各种信息流借助先进的科技工具以惊人的传播速度覆盖整个社会，影响整个社会。信息技术是知识经济的基础，信息与知识相生相伴，社会信息化的特点让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源越发重要，乃至使得整个社会迈进知识经济时代。

（2）知识经济主题凸显。知识就是力量。当自然资源和工业资源等有形资产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贡献要素被人们认识到以后，人们并没有止步于此，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作为无形资产的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源越发重要，知识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要素。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知识是发展永恒的重要资源，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知识生产和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乃至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也就是说，知识经济是以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形态，是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具体而言，人类已经经历两种社会形态（即劳动力经济时代——农业社会，资源经济时代——工业社会）到达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著名报告中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比过去更明显地依赖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利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这意味着知识和信息的开发与利用，已逐步成为人们一种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式。信息的同步传递，资源的全面共享，知识的传播利用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词，即便在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信息和知识的影响仍然至关重要——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变革不断推进部队信息化建设。具体表现为：提高信息化武器水平、培养高素质信息化人才、攻克军事信息技术难题、建设信息化部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伴随着信息社会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交换、分配和使用越发普遍，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世界范围已经出现“知识爆炸”“信息爆炸”“人才争夺”等以知识为特征的社会现象，可以说，人类现在拥有的信息量前所未有、知识量前所未有，知识与信息已经成为社会配置的主导性资源，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在社会信息化高度发达的知识经济时代，人们需要终身学习。不仅个人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而且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成为名副其实的学习型组织。高校作为传播科学、培养人才、创新理论、塑造精神的重要阵地，是开展科学研究和进行价值引领的重要力量，具有知识高度密集、人才高度聚集、信息高度汇集的独特优势，理应成为学习型组织建设的先锋。正是基于对社会信息化时代下知识经济主题凸显的深刻认识和对高校各项事业发展的历史使命的清醒把握，建设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势在必行。

第三，教育国际化条件下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成为国际共识。所谓学习型社会，就是激发每位社会成员不断学习，动员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学习促进创新，营造整体的社会学习氛围，从而不断获得促进社会发展动力的社会状态。其目的是达成社会范围的学习共识，具有主动参与学习的内在驱动力、终身坚持学习的持久毅力并通过学习促使自我提高。简而言之，就其形式来说，学习型社会是要创造一个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社会；就其性质来说，就是“以学习求发展的社会”。1965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法国教育部长朗格朗（Paul Lengrand）以《论终身教育》为题作学术报告，最先使用“终身教育”这一概念，引起强烈反响并逐渐得到国际社会认同，这对学习型社会概念的提出具有牵引作用。1968年，美国著名教育家赫钦斯（R. M. Hutchins）在《学习型社会》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学习型社会”这一概念，并从通才教育的观点提出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性，强调社会必须是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会提供给社会成员以所有阶段的教育，是一种以学习、自我实现、个性发展为目标的社会。197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中指出，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调整，反映这一变化的概念就是“学习化社会”，“社会与教育的关系，在其性质方面，正在发生变化。一个社会既然赋予了教育这样重要的地位和这样崇高的价值，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有一个它应有的名称——我们称之为‘学习化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的出现，只能把它理解为一个教育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组织（包括家庭单位与公民生活）密切交织的过程”。该报告还正式向各国政府呼吁：向学习化社会前进。关于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提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佛瑞斯特（Jay Forrester）教授及其学生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是两位关键人物。佛瑞斯特教授是系统动力学的创始人，他于1965年发表《企业的新设计》一文就是运用系统动力学的原理，初步构想出学习型组织的理想状态。例如，层次结构扁平化、组织信息化、结构开放化、组织不断学习，逐渐由从属关系转变为工作伙伴关系，不断调整组织内部的结构关系，等等。其后，关于学习型组织及组织学习的论著相继问世。彼得·圣吉则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通过对系统动力学理论和方法的掌握与运用，花近10年时间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和个案分析，1990年完成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系统建立学习型组织理论。彼得·圣吉认为，学习型组织是某一组织或某一群体的主体成员在共同目标指引下注重学习、传播、创新知识的组织，是具备高度凝聚力、旺盛生命力的组织，这个组织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创造能力，努力形成一种弥漫于群体与组织中的学习气氛，凭借学习，员工的个体价值得到实现，组织绩效得到大幅度提高。在学习型组织中大家能够不断突破自身能力的上限，并且不断一起研究如何共同学习，能创造出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愿景。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中将五项修炼概括为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虽然《第五项修炼——学习组织的艺术与实践》是向企业提供一套从传统企业转变为学习型企业的理念，通过学习提升整体运作的“群体智力”和可持续的创新能力，但是这套理念迅速影响到整个管理学领域和多个组织领域。《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和随后出版的《第五项修炼·实践篇》《变革之舞：学习型组织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学习型学校》，标志着学习型组织理论的逐渐成熟。从此，终身教育理论、学习型社会理论和学习型组织理论迅速在国际社会传播开来，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地区和社会团体推进和实施教育改革的指导原则。世界许多地方以此为动力和目标，积极开展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府、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学习型企业的建设活动。例如，瑞典为了保障“民众中学学习运动”的开展，20世纪60年代就通过了《民众中学法》，并规定民众中学学习活动的开展由中央、省、市三级政府分担。瑞典议会于1975年还建立了脱产学习制度，此后又建立了成人学习特别津贴制度等，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保证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各项举措能稳步实施。为保障成人学习立法之多，瑞典堪称世界之最。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由学习社会向学习型社会过渡。到90年代，美国政府提出教育发展的“四大战略”，其中第三项战略是“把美国建成人人学习之国”，第四项战略是“把社会变成大课堂”；日本提出要把大阪建设成“学习型城市”；新加坡提出要建设学习型的新加坡；荷兰则提出建立“学习型政府”等目标。1994年11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首届世界终身学习大会上明确提出“终身学习是21世纪的生存概念”。英国政府认为“产业大学”是英国建立学习型社会的标志，关系到英国的命运与前途，便于1998年2月发表了绿皮书，提出了“学习型时代”的概念，提出了建立“产业大学”“个人学习账户”等一系列创建学习型社会的措施，形成了以“产业大学”为龙头的学习型社会的框架体系。欧盟在1998年发表白皮书，要求欧盟各国都要建成学习型社会，并有具体的指标要求，如欧盟公民每个人至少要学会三种语言，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欧盟公民。在我国，终身学习被写入1995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总之，自终身学习、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等概念相继提出以来，它们始终处在人们的兴趣中心，从而形成一股经久不衰的国际教育思潮。

毋庸讳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教育国际化的迅猛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到来，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提出，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还是一个组织，只有保持持久的学习动力和普遍的学习热情，创建先进的学习组织，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显而易见，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理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高校作为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创造地与集聚地，是开发知识经济和进行学习研究的重要机构，这种国际共识同样要求高校必须创建学习型高校。高校党组织作为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领导高校科学发展，开拓创新，必须加强学习，更新知识，顺应时代发展。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指出的：“如果不加强学习、不提高学习能力，势必落后于时代。”因此，建设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刻不容缓。

（二）国内形势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学习。在每一个历史转折重要时期，党中央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会推动我们的事业实现大进步、大发展。这是我们党不断夺取事业胜利的一条宝贵历史经验。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学习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央政治局带头坚持集体学习制度，为全党做出了表率。从2002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的5年间，中央政治局就坚持进行了44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涉及经济、就业、国际问题和军事等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在此引领下，各级基层党组织自觉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为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全局出发，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这无疑是继承和弘扬了我们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面对这样的新形势新任务，领导干部如果不抓紧学习、不抓好学习，不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就难以完成肩负的历史责任，甚至难以在这个时代立足。”高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之一，肩负着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使命。高校党组织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高校贯彻落实的重要保证，是高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保障，是推进高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领导核心。因此，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履行党的执政使命、永葆党的先进性的战略高度上，充分认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改革实践不断深入和社会新情况、新问题凸显。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中国改革，改革范围逐渐拓宽，改革力度逐渐加大。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搞的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一方面，改革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词，是中国社会不断前进的主旋律。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和多丽丝·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是：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我们暂且不论这些支柱是否正确完整，可以肯定的是，这八大支柱中既包括中国改革的动力源泉，又包括改革发展的成果，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通过不断的改革实现不同时期的社会理想。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首先始于经济体制，建立经济体制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让人们逐渐破除社会主义不能有商品经济的保守性认识，形成从社会主义的现象表层逐步深入到社会主义标准的深刻认识。为此，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里，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2010年8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在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考察深圳时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就是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不断创新，都要求人们能够紧密联系改革实践，洞悉改革的动向，向生动的实践学习，提高学习能力和适应改革发展。

另一方面，如果说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词，那么变化则是我国社会形势发展的关键词。由于传统高度利益整合和政治整合的计划经济社会逐渐被利益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所取代，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成分多样化、经济利益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经济社会的总体形势定位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当前，我国总体形势可概括为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文化繁而未荣。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模式不科学，且从人均GDP和国民生活标准角度来看，我国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要实现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任重而道远。我国政治虽然基本稳定，但是群体性事件攀高不下，维稳成本极为高昂，维稳思维僵化落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改革稳定和谐发展的“瓶颈”；文化繁而未荣，相比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出超”，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可以说，我国已经处在一个新情况、新问题错综复杂的阶段，新矛盾和旧矛盾相互强化，普遍的社会问题和特殊的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风险并存，以贪污腐败、公权滥用、贫富差距、社会分化、群体事件、道德滑坡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已经显现并有继续恶化的趋势。以贫富差距为例，据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79年的0.31增至0.46以上（不少学者认为在0.5左右），超过了国际的警戒线；2006年城乡之间的名义差距是3.28倍，实际收入差距高达5～6倍，居世界第一。以群体性事件为例，21世纪以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折射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稳定压倒一切”，为保持社会稳定，维稳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良性的制度化维稳机制并未建立，体制化的维稳机制总会造成恶性循环。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公布了一组值得关注的数据：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增长幅度达47.5%。随后有学者公开评价：该数字已逼近全年军费开支，完全可以用“天价维稳”来形容。当良性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没有建立时，维稳悖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让人担忧：①事件频发且规模呈扩大趋势；②参与主体多元化，“无直接利益者”增多；③行为趋向激烈，对抗性明显增强，社会危害增大；④组织化倾向日益明显；⑤多种矛盾问题交织，处理难度加大；⑥发生地区、领域相对集中，并具有反复性。可见，国内社会新情况、新问题伴随着改革逐渐浮现，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正是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才需要抓紧学习，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现在，国内社会矛盾已经相当突出，因此，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增强发现矛盾、正视矛盾、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的能力。诚然，不断深入的改革实践和国内各种社会问题，必然以多种形式在高等学校有所体现。为此，高校党组织要强化学习能力，提升学习水平，提高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各种高校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必然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完成高等学校肩负的历史使命。

第二，中央领导集体全面部署学习型社会建设。出于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深刻洞悉和对我国发展局势的全面把握，以及根据我国改革实践的实际情况，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组织的重要意义。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国政府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明确提出“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这一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此后，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学习型社会建设，并将学习型社会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全面部署。同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推动教育体系的创新，逐步形成适应终身学习需要的学习型社会，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同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标志着学习型社会理念的战略构想已经形成。这种战略部署的逐步实施既体现在中央领导集体对学习型社会建设多次的强调和共识的达成上，又体现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都要依赖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深刻认识上。据不完全统计，自从江泽民同志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例如，在素质教育和科技培训方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2004年10月，曾庆红同志指出：“充分发挥教育和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推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推动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入教育投入，建立有效的教育资助体系，发展现代远程教育，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教学相长、教学相促、教学共进是教育和学习的互动规律，没有教育，难谈学习，因此，教育方针的落实，素质教育的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的全面铺开，都是创建学习型社会的抉择之径。最高决策层通过素质教育和科技培训相关政策的实施，助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是实施学习型社会建设部署的重要举措。在社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2003年9月，曾庆红同志在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广大职工要适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要求，适应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争当知识型职工，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同年12月，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曾庆红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分别强调要积极推动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曾庆红同志指出：“要适应建设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会的需要，以增强‘五种能力’为重点，继续开展大规模的干部培训，通过创新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法、整合培训资源、完善培训机制、健全培训制度等措施，不断提高培训的效果，使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治国理政的才干进一步提高。”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加强各类人才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完善广覆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网络，积极推动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区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终身教育体系。”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方面，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积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学习型党组织、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学习型领导班子。”2010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要坚持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完善学习制度，丰富学习内容，创新学习方法，努力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党组织、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学习型领导班子。”总之，中央领导集体对学习型社会建设展开全方位的战略部署，既涉及党政单位，又涉及事业单位，还涉及企业单位；既涉及整个社会，又涉及家庭、学校、社区的各个社会组成单元；既涉及整个党政干部队伍，又涉及具体领域的党组织。高校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党组织也是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必然是学习型社会建设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

（三）党内状况

21世纪初，党中央精准地判断出世界发展的大势，果断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重大命题。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发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号召，党的十六大做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战略决策部署，要求把创建学习型社会作为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提到全国人民面前，强调“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第一次以党的中央全会的方式提出“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并强调“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带动全党的学习”。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提出“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进行了全面研究和部署，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高校党组织建成学习型党组织，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关键工程和重要环节，事关高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高校事业的科学发展。

第一，党员显现阶层分化问题。一方面，社会的分层将直接影响党员队伍的分层。改革开放的实施和市场经济的实行，让中国社会从传统的社会结构走向新的社会结构，出现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多样化的利益人群。由于一切社会阶层人员都具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前提条件，各个社会阶层人员入党势必造成党员队伍结构多样化问题。目前，中共党员人数已经突破8000万，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政党组织。截至2010年底，中共党员有8026.9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有389.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18.7万个，总支部24.2万个，支部346.3万个。可以说，这些基层党组织分布于各行各业、各个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展开利益角逐，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虽然党员人数逐渐增多，基层组织逐渐增多，但是党员的阶层分化问题逐渐凸显，这种分化既表现为党员的构成成分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又表现为纵向的社会差距。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工人698.9万名，农牧渔民2442.7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681.2万名，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1841.3万名，学生253.9万名，离退休人员1485.2万名，其他职业人员623.6万名。显而易见，党员的构成成分已经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可以说，涉及每个社会阶层。抛开“其他职业人员”，工人所占的比例只是排倒数第三，仅占8.7%；农牧渔民所占比例最高，为30.4%，这与中国庞大的农业户口居民具有极高的相关性；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居第二名，为22.9%；党政机关中党员人数和工人中党员人数相当，都占总人数的8.5%左右。从纵向的社会身份差距来看，据2006年胡润百富榜中关于党员人数的统计，进入该榜的500位最富有的企业家中，有35%是中共党员。即使如此，每一类党员群体中的阶层分化问题仍然不可小觑。即使党内，同样存在不可忽视的贫富分化问题，党员的阶层分化问题已经凸显。这种阶层分化体现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教育资源享用、社会资本、利益博弈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上，且这些差异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说，党员群体的利益分化、阶层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党员阶层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密不可分。当前，随着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定型，社会分层结构的定型化可能会相对稳定。社会分层结构的定型化表现为：①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②内部认同的形成；③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④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这种社会分层结构的定型化必然是党员分层结构的定型化，综而观之，党员分层结构的存在，即党员的“层化”问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就是说，庞大的党员群体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归属，存在不同的物质生活状况，必然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的途径来改造思想，使得无产阶级的思想克服资产阶级的思想，先进的思想克服落后的思想，积极的思想克服消极的思想。同样，高校党员群体也存在阶层分化现象：既有贫困党员，又有富裕党员；既有学生党员，又有教师党员；既有处于弱势地位的党员，又有处于强势地位的党员；既有具有强烈奉献精神的党员，又有思想觉悟不高的党员；既有先进党员，又有落后党员；等等。要实现党内和谐，必然要通过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让先进带动后进、让后进赶上先进，营造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通过持续的学习改造党员的思想、提高党员的觉悟、保持党的先进性，实现党内和谐。

第二，党内存在多种学习问题。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节奏的加快对普通党员和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都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正是由于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能够不断学习新事物、不断分析新情况、不断掌握新态势，才能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取得新胜利和推进社会新跨越。为此，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加强学习作为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来抓，切实抓出成效。只要全党坚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我们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就能不断提高起来，我们的事业就能不断向前。”当前，党内的学习风气主流是好的，学习情况多数是好的，各级党组织和多数党员干部学习主动性、自觉性和有效性都比较高。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少数党组织和部分党内成员的学习状况仍让人担忧，不少党内成员学习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主要表现在：

首先，学风不正。学风不正，即不愿学、不勤学、不真学、不深学。不愿学就是少数党组织和部分党员、党员干部不思进取、碌碌无为，以为成为党组织中的一员就可放下学习，按照上级要求和工作要求完成本职工作就能“万事大吉”，认为学习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的“无用之事”。不勤学则是少数党组织和部分党员、党员干部忙于繁杂事务，热衷于应酬，认为学习相比于习惯化的工作和应酬接待是“苦差事”，与其多花时间学习，还不如多花时间投入工作和各种应酬。不真学则是少数党组织和部分党员、党员干部按照学习的要求“阳奉阴违”，装点门面、走走形式，应付检查，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过场一套。不深学则是少数党组织和部分党员、党员干部心浮气躁、浅尝辄止，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是蜻蜓点水，没有细致琢磨。正是面对少数党组织和部分党员、党员干部种种学风不正的现象，党的最高决策层多次强调要改进学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大力改进学风和文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因此，要加强党的学风建设、党的作风建设，必须通过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来克服各种不正的学风，营造良好的学风，体现优良的党风。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并继续强调要改进学风和文风，精简会议和文件，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因此，我们必须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党风，坚守马克思主义者的优良作风。

其次，本领不行。少数党组织和部分党员、党员干部书本知识和发展性知识匮乏，难以或者不能适应知识的快速变更和形势的飞速发展，具有的落后本领更是难以胜任各种各样的复杂工作。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越来越多地要求决策者能够更新知识结构、提高科技素质、增强工作本领，不然，势必会被时代和社会淘汰。少数党组织和党员的本领不行，主要体现在：一是工具性技能匮乏。少数党组织和党员地处偏远落后地区或者学习能力严重不足，难以接触或者难以有效学习诸如基本英语技能和基本电脑操作技能，不能适应办公自动化、知识网络化的技能要求，导致不能通过运用现代手段来完成本职工作和进行社会管理，不能实现对网络舆情和虚拟社会的充分掌握和科学研判。二是适应性本领缺乏。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矛盾突出的国内情况，已经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情况时有发生，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江郎才尽”或者“本领恐慌”。有人将其概括为“五缺五难”：缺乏科学判断的能力，适时科学决策难；缺乏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把握发展主动权难；缺乏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破解发展“瓶颈”难；缺乏依法行政的能力，维护权力主体意愿难；缺乏总揽全局的能力，摆脱繁杂事务难。三是发展性本领缺乏。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既要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又要总结新经验、指导新实践。决策层和执行层都应该善于适应各种新情况，善于解决各种新问题，并将新经验总结升华，增长才干、提升本领。不同于对迅速变化的环境的被动适应本领，发展性本领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性适应，即敏锐地观察到社会形势和工作情况的变化，深刻地洞悉社会发展的情势和工作状况，做出符合社会发展且引领社会发展的决策。然而，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和不断涌现的利益冲突，少数党组织和部分党员虽然能够适应问题的即时性解决，却难以保证同类问题的长期性解决，缺乏发展性适应的本领。

再次，内容不足。少数党员没有丰富完善的知识结构，缺乏结构合理的学习内容体系，难以胜任本职工作。具体表现在：一是轻视政治理论的学习，不能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观。少数党组织和部分党员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是意识形态灌输，没有实际效用，或者认为，政治理论只是单方面强调思想的先进、理论的科学、观念的正确，而无关乎人们的切身利益，政治理论学习只是宏大叙事而无所作用、声势浩大而无所作为。二是忽视综合知识的学习，单纯追求业务工作的精深。不少党员，尤其是党内的业务工作者，依仗业务工作的精深排斥政治理论、国际局势、国内形势、历史地理、经济法律等综合知识的学习，自然造成综合知识储备不足，忽视综合素质的提高，统揽全局和科学研判能力必然不足，自然与用先进文化特别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存在不小差距。三是蔑视群众知识的学习，单纯追求“高深”的理论知识和“专家”的专门知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真理总是存在于群众中间。“真理是存在于群众中间，我们工作好，群众不会说坏。坏，群众不会说好，有人以为群众知识低，说的不一定对；不知话而成为群众的话，总是有理由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章程》就明确提出：“尊重群众和专家的知识和合理化建议。”当前，不少党员干部蔑视群众知识，认为群众只能当学生，而不能当先生，便不能了解群众丰富的生活，不能了解群众生动的实践，造成知识钝化和知识不足。

最后，方法不对。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尽管少数党组织和部分党内成员有端正的学习态度、积极的学习氛围、完善的知识准备，却不能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直接影响学习的实效。具体表现在：一是将学习简单等同于向书本学习，即“唯书式学习”。书本固然是承载人类知识的巨大宝库，然而，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更是学习的大课堂。书本知识只是间接经验，社会实践则是直接经验。少数党组织和部分党内成员简单地将学习等同于向书本学习，不愿向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学习，只愿“捧着书本”，不愿“放下身段”，先当人们实践的“学生”，再当指导人们实践的“先生”。二是将学习简单等同于向权威学习，即“唯上式学习”。事实上，“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然而，还有党内成员认为，只有权威专家、权威学者、领导干部的思想、经验、体会才值得学习，普通群众没有什么值得可学之处。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指示，就是最好的学习。其实不然，“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三是将学习与思考、学习与工作截然二分，即“两张皮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部分党员和党员干部只学不思，不善于对学习的知识进行系统思考，只是机械地获取，而不是灵活地掌握；只是被动地接受，而不是主动地反思。部分党员和党员干部只学不用，不善于将学习的知识应用到工作之中，只是“乖巧地”聆听，而不是发挥性地运用；只是呆板地牢记，而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简言之，只是“死学”，而不是“活用”。这些学习问题在高校党组织中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要解决党内学习问题，必然需要依赖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只有通过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倡导马克思主义学风，形成马克思主义文风，培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党风，才能够逐步解决党内学习问题，使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永葆先进性。

总之，建设高校学习型党组织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更新加快、社会信息化时代下知识经济主题凸显客观形势，回应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国内改革实践、解决社会问题不断深入的必然要求，同时是克服党内错误思想、解决党内学习问题的必然要求。只有适应这样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才能通过建设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完成高校党组织的重要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