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当代简史

一 临时政府（1945～1946年）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炮火连天和硝烟弥漫的欧洲战场终于沉寂下来。劫后余生的法国面临许许多多亟待解决的难题。

临时政府于1945年10月举行制宪议会的选举。选举中贯彻了妇女参加投票的普选制度和比例代表制的原则。通过选举，由法共、人民共和党、社会党占主导地位的制宪议会一致推举戴高乐为总理，并组成了这三大党为主体的新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对维希分子和通敌分子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清洗和惩办。一大批法奸受到法庭的审判，有4783人被判处死刑，其中786人被立即处死。

临时政府根据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纲领，将雷诺汽车厂、法国航空公司、北方煤矿和主要新闻机构国有化，将法兰西银行等5家银行，以及34家保险公司、电力公司、煤炭公司、煤气公司国有化。

临时政府针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坚决执行紧缩通货的政策，同时冻结物价和工资。它先后两次发行公债，以便缓解财政困难。它还实施了社会保险、家庭补助、奖励生育、带薪休假15天、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等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社会政策和劳动政策。它还于1945年2月推行职工的企业参与制，在企业中建立资方、劳方和工会代表共同组成的企业委员会，以便讨论劳动条件、审议有关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报告。临时政府还推行计划化，从1946年1月开始实施第一计划，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基础工业，以便带动和促进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

在对外政策上，临时政府推行以恢复法国在大国中的地位和维护法兰西民族尊严和独立的方针。它还根据1944年1月布拉柴维尔会议的精神，改变了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允许一些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自治。

新的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戴高乐与制宪议会之间立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实质涉及政府与议会关系的原则问题，实行何种政治体制问题。戴高乐在与制宪议会冲突中，深感自己孑然一身，形影相吊，便于1946年1月辞职。他静观法国政局的变化，意图东山再起，施展他的“雄心大志”。

二 第四共和国（1946～1958年）

在没有戴高乐的新临时政府期间，制宪议会制定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草案并于1946年10月在公民投票中获得通过。1946年11月选举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1947年1月选出共和国总统并任命总理和组成政府，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正式运作。

第四共和国时期，先后举行过三届国民议会的选举，并根据每届国民议会的政治结构组成了各届政府。从1947年1月至1956年1月，法国先后成立过三党联合政府（社会党、人民共和党和法共）、“第三势力”十届政府（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党和温和派）、右翼中间派5届政府。

三党联合政府内部，尤其是法共与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之间在许多政策上意见相左。在经济方面，1947年初，法国经济每况愈下：煤产量下降，粮食供应继续减少，肉类来源几乎断绝。在这种情况下，物价扶摇直上，而工资则受到严格的控制。4月，雷诺汽车制造厂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法共阁员在内阁会议上支持工人的要求，反对政府冻结工人的工资。在殖民地方面，以社会党人拉马迪埃（Ramadier）为总理的政府在越南进行殖民战争，派兵残酷地镇压马达加斯加人民的起义，法共的议员和阁员都坚决反对。为了排除法共阁员的干扰以便推行反动的内外政策，拉马迪埃于1947年5月5日解除了政府内法共阁员的职务。而法共部长被驱逐出政府，意味着三党联合政府的寿终正寝。

从1947年11月至1952年2月，是“第三势力”执政时期。“第三势力”由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党和温和派等为主体的多个政党组成。在拉马迪埃排斥法共阁员前夕，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于4月14日成立。“第三势力”既反对法共，也反对日益壮大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第三势力”先后更换了10届内阁，这些内阁要么由于社会经济原因，要么由于外交或殖民地方面的原因逐个倒台。

“第三势力”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国有化，继续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完成了第一计划，从而使法国的基础工业如能源、交通等得到了加强。它努力争取美援，从而加快了法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伐。“第三势力”政府在中、后期推行了某些“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有利于经济按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此外，“第三势力”第一届政府的外长舒曼提出的建立欧洲煤钢联营计划，加强了法国与西欧国家的经济联系。1948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1938年的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法国在战后初期所实行的配给制度已逐步取消，游行示威越来越少，工人运动走向低潮，法国社会趋向安定。但是，“第三势力”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出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工资受到抑制等。

在对外政策方面，“第三势力”政府于1948年4月与英、荷、比、卢组织“西欧联盟”, 1949年4月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50年派兵参加美国的侵朝战争。“第三势力”政府还允许美国在法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一些法国的重要港口、机场、铁路和公路也在美军的控制之下。

战后初期，法国推行肢解德国的政策。1947年以后，在美国的压力下“第三势力”政府对德的态度软化下来，同意德国问题纳入美国的战略计划：建立联邦德国，并武装联邦德国。

在殖民政策方面，“第三势力”政府力图通过法兰西联邦的新形式继续维持其在殖民地的统治。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殖民者一方面疯狂地镇压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玩弄政治手腕。它扩大了对印度支那的殖民侵略。在北非，“第三势力”政府用所谓不妥协政策取代了前期所采用的自由化政策，从而加强了对北非殖民地的控制和镇压。

从1952年3月至1956年1月，是右翼中间派即右翼的独立党和中间派的激进党、人民共和党结成联盟的统治时期。它先后出现过5届政府。

由独立党人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为总理的第一届内阁于1952年3月成立之时，法国财政困难重重。比内内阁决定紧缩财政，发行黄金公债，实行工资指数化。比内内阁的后期，为了进一步抑制物价上涨的势头将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改为统制经济，决定将物价冻结，并向国外大举借债以便解决国库的亏空。但是，比内内阁于12月在预算问题上未能得到人民共和党的支持而倒台。

由激进党人勒内·梅耶（René Mayer）于1953年1月组成的新政府仅存在4个多月就下台了，之后，法国出现了一月有余的内阁危机。直到6月27日，独立党人约瑟夫·拉尼埃（Joseph Laniel）的新政府成立才使法国政局稳定下来。拉尼埃政府在近一年统治期间，遇到诸如经济、罢工、《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印度支那等许多棘手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难题时，右翼政府的僵硬政策和做法经常遭到反对派的攻击，法国某些讽刺作品把这种愚笨的统治称为“牛头专政”。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拉尼埃政府因为法军在越南奠边府的失败在议会中受到追究而倒台。这是法国战后以来第一次因殖民地问题被推翻的政府。

1954年6月，激进党左翼领袖孟戴斯-弗朗斯（Mendès-France）组成新政府。孟戴斯-弗朗斯是以许下结束在越南的殖民战争的诺言而上台的，因此在法国和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越南、苏联的努力下，终于在7月21日签订了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日内瓦协议》，结束了这场“肮脏战争”。与此同时，孟戴斯-弗朗斯在把《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提交议会讨论时暗示了反对该条约的意向而被否决，从而埋葬了争论达3年多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

1955年2月至1958年6月，法国先后成立了5届政府。在这期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耗尽了财力、物力和人力，使法国财政恶化，国内阶级矛盾加深，导致内阁危机和社会危机。在这期间，政府更迭的频率加快，内阁危机的时间延长，正如当时的法国总统科蒂（Coty）在195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从基本上说，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步伐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举行叛乱并企图蔓延到法国本土的危急形势下，科蒂总统力请戴高乐出山解救危难。于是，戴高乐组成新政府并获得制定新宪法的权力。第三届国民议会在批准新内阁和赋予它制宪权后立即休会，这标志着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寿终正寝。

20世纪50年代是法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时期。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1958年工业生产指数为1939年的两倍。法国的电力、煤炭、石油、汽车、飞机等方面的发展尤为迅速。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随着工业的发展，法国工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产专业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在农业方面，1954年与1951年相比，小麦产量增长了48%，马铃薯产量增长了32%，葡萄酒产量增长了11%。畜牧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它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不断地提高。法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法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个时期的存在主义哲学已从思辨转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变成了行动哲学。其重点是讲人道主义，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反对宿命论，宣扬选择自由和人的社会责任。这个时期，存在主义文学迅速发展并达到鼎盛时期，它对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新小说等文学流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 第五共和国（1958年至现在）

戴高乐新政府成立伊始，依照议会赋予的权力立即着手制定新宪法，改革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在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é）领导下于1958年7月完成，于9月28日举行公民投票表决。统计结果表明：赞成票占总票数的79.25%，弃权人数只占15.1%，是自1936年人民阵线议会选举以来弃权人数最少的一次。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人民对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支持。新宪法的通过标志着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诞生。12月21日戴高乐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戴高乐第一任总统时期（1958年12月至1965年12月）

戴高乐首先着手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在财政方面，规定国营企业和公用事业的职工工资的增幅不得超过4%，停止支付非残疾退伍军人的补助金，提高对公司企业和高收入的税收比例，对酒、酒精和烟草征收附加税。与此同时，给予最低保证工资4%的补助，将家庭津贴提高30%，增加退休金的数额，以便减轻低收入者的负担。在货币方面，将法郎贬值17.5%，发行新法郎，以便稳定新货币币值，使法国的商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在外贸方面，取消长期以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自由贸易。这些措施使法国在短期内扭转了经济和财政情势，使经济由衰退走向复苏，外贸活跃，外汇储备增加。他还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使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保持5%～6%的增长率，农业增长率为5%，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

戴高乐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制止了反动军人的叛乱，稳定了国内政局。他于1961年和1962年分别就阿尔及利亚的自决政策和批准法阿共同签订的《埃维昂协议》举行公民投票，并取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1960年前后，他提出非殖民化—合作政策，使法属非洲国家纷纷取得独立。戴高乐争取法国独立自主和大国的地位，在大西洋联盟内反对美国的霸权，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反对美国军事霸权，在国际货币体系内向美元的霸主地位挑战。他建立法国的核威慑力量。在欧洲，他推动法德和解，建立法德轴心，推进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他以务实的态度看到新中国的存在，于1964年1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外交关系。

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在解决经济和财政、阿尔及利亚危机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且使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为了从宪法上进一步完善政治体制，戴高乐将总统的选举由间接选举方式改为普选方式，于10月28日提交公民投票表决，获得了61.8%的多数票支持。至此，第五共和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制的政治体制最终确立起来。

戴高乐第二任总统时期（1966年1月至1969年4月）

法国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逐渐严重起来。1964～1965年法国经历了战后以来的第三次经济危机，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失业人数增加， 1965年2月为15.9万，1967年上升到45万。物价上涨加快，1968年比上一年上涨66%以上。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开始受到威胁。

尤其是学生们感到前途渺茫，加上对陈旧的教育制度、不合理的教学管理体制和教学方法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极为不满，巴黎南泰尔（Nanterre）文学院学生率先于1968年3月22日起来造反，占领了该院的行政大楼，拉开了“五月风暴”的序幕。5月2日，南泰尔文学院院长决定关闭学校。次日，巴黎各个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大学生和警察展开激烈的搏斗，许多学生被捕，这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5月10日，学生们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者除了大学生，还有中学生。晚上，示威者筑起街垒，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不少学生被捕。学生运动波及法国全社会。5月13日，法国工人阶级举行全国总罢工，声援学生运动。这一天，在巴黎就有80万工人和学生会合成洪流，举行了自战后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工人和学生运动向全国各地蔓延，在短短的四五天中，动员了全国约1000万人参加。运动使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店铺、银行和邮局关门，交通停顿，电话中断，全国处于瘫痪状态。与此同时，左翼政党纷纷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支持各自的政治主张，从而使这场风暴由社会危机发展到政治危机。

乔治·蓬皮杜政府（Georges Pompidou）懂得平服工潮至关重要，由政府出面与劳资谈判并于27日达成协议：大幅度提高工资（35%），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家庭补助，改善福利待遇等。与此同时，戴高乐于30日发表了极为强硬的讲话，声明在当前情况下他不能离职，也不打算更换总理，并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正是在当权者软硬兼施的情况下，学生造反和工人运动才逐渐平息下来。“五月风暴”震撼了法国和全世界，促进了法国行政和教育制度的改革。

戴高乐意识到，经年累月地堆积起来的社会问题还可能死灰复燃。他开始注意国内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重新控制局势。他把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工作的重点。他提出的《高等教育方针法案》获得议会的通过。然而，他于1969年4月提出关于参议院和地方改革的方案，遭到左翼政党、中间派政党、参议员、多数派中的反对派和多数选民的反对，在4月25日公民投票中被否决，只好提前下野。在短暂的过渡期中，总统的空缺按宪法程序由参议院议长波埃（Poher）填补。同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蓬皮杜当选。从此，开始了蓬皮杜总统的任期。

蓬皮杜总统时期（1969年6月至1974年4月）

蓬皮杜首先保证戴高乐政策的延续性，同时推行“开放”政策，吸收右翼中间派参加政府。他还着力抓经济，编制以调整工业结构为重点的第六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经济领域实行分权，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此同时，他于1969年12月颁布根据物价上涨幅度确定各行业最低增长工资额的规定。这期间，法国经济发展平稳，法国社会也比较安定。蓬皮杜坚持戴高乐独立自主外交的基本方针，同时也体现开放性。他小心翼翼地维持东西方之间的平衡，于1970年先后访问美国和苏联，并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同美苏首脑会晤。他以法德为轴心推动欧洲联合，一反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立场，于1971年同英国就此问题达成协议。他扩大同第三世界的合作，多次出访非洲，加强同中国的联系。

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总统时期（1974年5月至1981年5月）

1974年，西方爆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吉斯卡尔·德斯坦采取扩大公共开支和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之后，他的总理继任者巴尔（Barre）则采取紧缩的政策同通货膨胀作斗争，也收效甚微。1980年，法国工业生产开始下降，农业生产也停滞不前。外交方面，德斯坦继承了戴高乐外交的基本原则，但根据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开展多极外交。他维护法国的独立和安全，不接受“超级大国统治”。他针对苏联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势，加强同北约的军事合作，把“全面防御”的战略改为重点在东方的“前沿战略”，同时以缓和为手段保持法苏的“特殊关系”。他推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政治和军事联合的方向发展。他创导“南北对话”。他于1980年访问中国，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

密特朗（Mitterrand）第一任总统时期（1981年5月至1988年5月）

初期，密特朗实施社会党纲领，在“平静的革命”中实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大刀阔斧地改革，推行扩大的国有化，进行地方权力下放，改革司法制度，增加劳动者的权利。在经济政策方面，他推行“膨胀计划”，力图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和增加财政赤字刺激国内消费，以达到振兴经济和增加就业的目的。结果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激增，贸易逆差扩大，经济增长迟缓。他被迫于1982年转向紧缩。在1986年3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右翼一跃而成为多数派。密特朗总统不得不任命多数派领袖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为总理并组成右翼政府，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左、右翼“共治”的局面。希拉克政府反其道而行之，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

密特朗推行延续性与现实主义、均势原则与社会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新色彩的外交政策，在东西方关系中表现为“大西洋主义”，在南北关系中表现为“第三世界主义”，在欧洲要建设“第三种势力”。

密特朗第二任总统时期（1988年5月至1995年5月）

密特朗解散国民议会重新选举，致使左翼再次取胜并组成左翼政府，从而结束了为时两年的左、右翼“共治”。

密特朗总统及其左翼政府推行“温和的纲领”，强调“全国团结”和“政治开放”，积极向中间思想和路线靠拢，放弃国有化和高税率等原来社会党的主张。但是，由于法国经济仍然不景气，失业日益严重，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致使左翼在1993年国民议会换届选举中惨败，右翼一跃而成为多数派。法国出现了第二次左、右翼“共治”。

希拉克第一任总统时期（1995年5月至2002年5月）

希拉克任命朱佩（Juppé）为总理并组成右翼政府。希拉克及其政府走马上任立即大幅度地调整法国的内外政策。他同失业进行斗争，打算消除各种社会排斥现象。他紧缩公共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力求达到首批参加欧洲经货联盟的标准。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采取一系列廉政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使法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失业更加严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触动了法国中下层的利益，1995年底爆发了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浪潮。法国人民对现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和对朱佩总理腐败行为的日益不满，导致右翼在1997年国民议会的选举中遭到惨败。法国出现了第三次左、右翼“共治”。以社会党领袖若斯潘（Jospin）为总理的左翼联合政府推行青年就业计划、每周35小时工作制、缩短总统任期，采取措施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若斯潘大力发展高科技的“新经济”，并宣布法国进入了“新社会”，即“知识社会”。但是，左翼政府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同时使国内治安进一步恶化。

希拉克总统调整法国的外交政策。他积极推动欧洲建设，加强同德国的合作，坚持如期实现欧洲经货联盟。他同美国保持既合作又抗争的关系。他加强法俄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他重返中东，力图打破美国垄断中东事务的局面。他重视发展同亚洲的伙伴关系，尤其通过其1997年5月对中国的访问，建立了法中长期的、全面的伙伴关系。

希拉克第二任总统时期（2002年5月至2007年5月）

右翼获得2002年5月总统选举和6月议会选举的双胜利，从而结束了第三次左、右“共治”。右翼控制了国民议会、参议院、宪法委员会以及大区和市镇的大部分地方政权，因此，希拉克是第五共和国政治史中除了戴高乐之外权力最大的总统。在这期间，法国继续推行高科技的经济政策，加强治安，降低个人所得税，改革医疗保险，开展社会对话。但是，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失业激增，加上欧洲宪法的被否决，促使拉法兰（Raffarin）政府下野。德维尔潘（De Villepin）政府实行“孤注一掷”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减税刺激经济增长，采取措施促进就业，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两届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也受到挫折，引起学潮和工潮，导致社会动荡。

希拉克第二任总统期间推行“更加务实的外交和防务”。他推动欧洲一体化，加强法德轴心和多重联盟。他在起伏跌宕的法美关系中，坚持反单边主义的立场。他促使法俄关系加热和升温。他在巩固传统势力的基础上，开拓发展中国家的“新疆界”。他与中国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大力推动经贸合作，开展文化交流，把法中关系推进到历史最好时期。

萨科齐总统时期（2007年5月至2012年5月）

右翼政党及其总统候选人继续获得这2007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双胜利，从而使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登上总统的宝座，并组织开放性、多样性和年轻化的政府。在右翼政党执政的初期，萨科齐急于同“旧法国”决裂，为法国打一个“翻身战”，但2008年下半年遭遇金融危机，并向实体经济蔓延，法国政府不得不转变经济和社会政策，采取措施应急救市，以渡过难关。与此同时，萨科齐果断地进行改革，调整立法与行政关系、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豪华的”退休制度、收紧移民政策等。所有这些，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导致法国经济的衰退，并陷入了财政危机，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大幅度攀升，大大地突破了欧盟所规定的标准。于是，菲永（Fillon）总理又走向极端，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从而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失业剧增，购买力萎缩，工潮不断。

萨科齐实施“真正现实主义”的外交。他推行坚实和强有力的安全与防务，全面回归北约。在欧洲，他提出欧宪简化版，解决欧债危机，加强法德轴心，打造法德英三角关系。他修复法美关系，但保持在两国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他解冻法俄关系，并逐步建立起“特殊关系”。他加快重返中东的步伐，建立地中海联盟。他提出“非洲优先”，实行维稳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他深化与印度和巴西的关系。在法中关系上，则是一波三折，直到他执政的后期才恢复到正常的轨道。

奥朗德总统时期（2012年5月至现在）

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和社会党在2012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获得双胜利，从而结束了法国右翼长期执政的历史。

奥朗德总统成立了具有特色的政府，公布《政府成员职业道德宪章》，欲打造一个“廉洁高效”的形象。他还雄心勃勃地提出厉行节约促进增长的计划。但是，执政一年多以来，效果并不明显：财政赤字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公共债务高筑，受到欧盟委员会的警告；国民经济2012年是零增长，2013年只在0.5%左右，法国经济处在衰退的边缘；艾罗政府增加就业数量和降低失业率的法案不仅未见成效，失业率和失业数量还创近10多年来新高。正因为如此，奥朗德总统和艾罗政府的支持率一再下降。

在外交方面，奥朗德总统显示“沉着、稳健、低调”，但是，在维护法国利益、国家主权和独立问题上尽心尽职。他推行大国外交和经济外交，力图以经济外交摆脱国内经济和财政的困境。在欧洲建设问题上一改“德国跟班”形象，发挥领导的作用。在法美关系上进行调整，改变前任总统的“亲美”形象。他大力经营非洲和地中海，积极地插手西亚和叙利亚事务，重视发展与亚洲和中国的关系。

第五共和国期间，法国文化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在社会科学方面，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建立了诸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心理学”等学科学说和理论。20世纪60年代初，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产生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派。60年代中后期，在结构主义中又繁衍出了后结构主义，它的理论和主张与结构主义迥然相异。在科技方面，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加大投入，科技得到了飞快的发展。数学、核物理学、医学、航空、电信、宇宙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新小说派”的小说，“新浪潮派”的电影，以及从“新浪潮派”中衍生出来的“左岸派”电影。自80年代中期以后，无论社会科学还是文艺领域，不再有领衔的和影响着法国上层建筑的流派，而是各种理论或思潮交织和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