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学者们历时三年的共同努力下，这本填补了辽宁区域经济研究空白的专著终于问世了。按照撰写学术著作的惯例，在全书之前我们先将本书立项缘由、研究宗旨、主题主线、研究重点、对相关研究成果评价借鉴及研究方法做一概要说明。

一 关于本书研究的宗旨和意义

如果以19世纪中后期出现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萌芽作为辽宁现代工业化初兴时期，以21世纪初辽宁老工业基地开始转型振兴作为进入工业化后期标志，那么，迄今辽宁工业化全部历史经历了150余年。过去一百多年的辽宁工业经济，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有半封建半殖民地工业的胎痕、有殖民地工业的印记、有战争遗留的工业废墟、有计划经济时期的腾飞、有改革开放时期的“东北现象”，还有21世纪初重新振兴的期盼和欣喜。辽宁工业发展最为辉煌的一笔是在全国的支援下，在区域比较优势基础上建成了具有较高工业化水平的重化工业基地，为中国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辽宁老工业基地开始陷入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造成的发展困境，经济增长衰退，国民经济地位急剧下降，大批企业濒临破产，工人大量失业待业。面对老工业基地经济衰退的严峻挑战，辽宁人民奋起展开反衰退抗争，在党中央、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支持下，经过改革调整改造创新，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辽宁老工业基地呈现初步振兴的曙光，为在2020年前实现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百年匆匆，沧桑巨变，辽宁百年来的工业经济史不仅浓缩了迄今中国工业经济的全部发展阶段，而且将各个阶段的发展特征表现得极为充分，既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中先天不足的近现代工业经济萌芽，又有殖民地经济下畸形发展的工业经济缩影；既是计划经济的典范，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模式转换中工业经济转轨变型的重点，对于回顾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史和展望中国工业化未来发展道路具有宝贵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然而，迄今对于这笔财富尚未进行全面整理和开发，还没有一部全面阐述辽宁工业经济史的著作问世。因此，我们撰写这本《辽宁工业经济史》的初衷是希望以辽宁为典型，研究中国工业化道路及其老工业基地发展规律，填补辽宁工业经济史研究的空白，为中国工业经济史研究做一点贡献。

我们做此研究还有更现实的思考。作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亲身感受了辽宁老工业基地陷入经济衰退的迷惘和步入振兴的欣喜，在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过程中始终与全省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竭力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上下求索。撰写这本辽宁工业经济史的直接动机源于为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出一份力的愿望，希望以辽宁老工业基地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借鉴，为中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决策提供宝贵的咨询资料。具体的缘由始自2006年5月8日，时任辽宁省省长的张文岳同志要求辽宁社会科学院加强对辽宁老工业基地历史的研究，从中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他强调指出：“对辽宁老工业基地历史的研究，对我们省乃至我们国家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为此，辽宁社会科学院决定由鲍振东院长牵头，组成由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课题组，对辽宁老工业基地百年工业发展史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以便从中探索老工业基地发展的规律，为中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提供借鉴。

二 研究方法和研究脉络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所实现的根本变革，主要是确立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首先在于回答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观基本问题的明确规定，为研究和区别以往的形形色色的历史观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标准：凡是认为思想动机、国家意志、超人、绝对精神等是社会的本质的，都是唯心史观。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社会历史理论，虽然致力于探究历史发展的本质、动力或最终原因，并且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都是把社会意识看作社会生活中第一性的东西，不理解到底什么是社会存在。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两个根本缺陷：①它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掌握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②它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的科学回答，克服了以往历史理论的缺陷，使人们能够以精确的眼光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能够认识和掌握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理解各种意识形态的本质和根源，把人类历史从根本上看作是人民群众的历史，看作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者的历史。

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在我们的研究之中，就是要揭示不同时期辽宁工业经济形成与发展的生产力形态及其物质条件，以及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之上经济体制及其政策对于工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反作用。为此，要明确形成辽宁工业生产力的资源条件和比较优势，这是在生产力形成和变换中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基础和利益诱因；要明确生产力形态演进中路径依赖规律的基础作用，路径依赖意味着经济发展不是以人们的主观选择为转移，而是作为物质生产实现形式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不完全市场、经济行为者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选择等路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明确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是从属性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体制和政策将能够推进经济发展，并得以不断完善和持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则会妨碍经济发展，并且难以存续。

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决定了本书的逻辑取向，体现在本书的主题和基本脉络设置方面。本书的篇章设置按照以工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主导产业为标志的工业发展阶段划分，将辽宁工业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以消费品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起步阶段、资本品工业加速发展成为主导产业的工业起飞阶段、以精深加工和组装资本品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成熟阶段三大发展阶段，并且在三大发展阶段之下，根据辽宁生产方式的改革调整实际进程，将辽宁工业化成熟时期划分为中期和后期两个发展阶段。在各篇章内部小节设置中，分别列出宏观经济社会背景、工业发展条件、工业运行态势、产业结构演进、工业经济体制和工业发展政策等，分别阐述工业发展的条件、工业发展态势、工业发展体制和政策，通过三者之间的关联状况，阐释和概括各个阶段辽宁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力图从本质上揭示从19世纪中后期至21世纪初辽宁工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我们把握的内在逻辑是老工业基地的形成—发展—衰退—振兴的路径。经济史学家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做出的选择。因此，研究一个地区的经济历史是探索这个地区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途径，不但可以通过历史解释现实，而且可以透过历史揭示未来。之所以如此，在于经济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所谓路径依赖，其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似乎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一旦进入锁定状态，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力量，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路径依赖不是“宿命论”显灵，而主要是经济利益在发挥作用，这种经济利益表现为：制度变迁除了受报酬机制决定外，还受市场中的交易因素影响，后者被理解为“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如果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制度是不重要的，而随着报酬递增和不完全性的增强，制度变得非常重要。由于制度变迁比技术演进更为复杂，所以行为者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选择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根据路径依赖理论揭示的发展规律，研究辽宁工业发展历史的现实意义显然就在于揭示辽宁工业发展的路径，解释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不完全市场、经济行为者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选择等路径因素在辽宁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方式，说明这些因素在形成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中的作用和影响，并且要关注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对辽宁工业体制和结构变化的影响，从而沿着历史的足迹透视辽宁老工业基地问题的成因和未来发展趋势。对于一些更具体的发展问题，同样可以从路径依赖因素中寻找其形成和演进的因果关系。比如，辽宁工业结构具有“重重轻轻”的特征，被一些人视为区域产业结构畸形、经济效益低下、发展不可持续的原因，归咎于中央或地方的主观发展政策。然而，纵观辽宁工业经济史则会有不同的发现。辽宁重化工业发展的最初基础建立在煤铁等矿产资源赋存和交通便捷等比较优势上，此后顺理成章地形成了有利于加工制造工业持续发展的原材料工业体系，蓄积了发展重化工业的人力资本、市场体系、工业结构和工业文化，成为具有重化工业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工业基地。在工业化全过程中，辽宁重化工业的国民经济地位无可替代。这种重化工业的比较优势的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一再被证实。从民国时期辽宁采矿、冶金和机械制造业的率先发展，至日本侵略时期不遗余力地发展重化工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辽宁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以至改革开放以后老工业基地振兴历程中重化工业兴则辽宁兴、重化工业衰则辽宁衰的实践，无一不证明：辽宁重化工业的发展以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做基础，以工业化需求为依托，体现了区域经济专业化的特征，正是这些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优势促使各个时代的宏观经济布局做出辽宁发展重化工业的持续决策，使辽宁的重化工业实现了百余年的持续发展。

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之外，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采用经济史研究通常采用的实证主义方法，从经验入手，将历史资料和数据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处理，使经济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注重以系统的史实考察作为依据，对工业经济发展的轨迹进行横向与纵向、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研究，为此借鉴了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一些比较直观的计量分析方法。特别是立足于辽宁作为全国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非独立区域的经济特征，运用较多的是区域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以便更确切地反映区域工业经济的特性。通过采用以上研究方法，本书将史学与工业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探讨辽宁工业经济演变过程，给出未来发展的路径趋势。我们力图做到，不是简单展现工业发展的历史素材，而是以史实为据，从中梳理逻辑，丰富经济史学领域有关区域经济专史研究的视野、深度和方法。立足于历史基础、发展环境、思想观念、资源赋存等路径依赖因素，对于辽宁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进行系统的分析，也将开拓辽宁老工业基地问题研究的全新视野，有利于全方位地切实把握辽宁工业发展因素、动力和特征，辨析辽宁工业经济体制和结构形成、发展、转换的内在依据和历史取向，破除现存、非历史的、演绎性结论的影响，深化有关历史积淀和传统观念对于现实发展束缚的泛泛议论，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和决策的科学借鉴。

三 主要内容

本书各个篇章的基本内容简要概述如下。

绪论，作为辽宁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和自然资源基础，简要概述了辽宁的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和行政区划沿革情况；同时，作为辽宁工业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阐述了从远古至清末辽宁地区手工业发展的概况。比较特殊的是，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80年代前期，清政府沿袭传统的东北封禁政策，使辽宁地区整体上处于待开发的半原始状态。这两部分内容均非工业经济本体内容，但是作为辽宁工业经济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史却是有必要加以叙述的。

第一篇，时间跨度从1840年至1931年。从洋务运动后期起，清政府对东北逐渐“开禁”，辽宁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同关内各省基本同步，官办、官办招商集股、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各种形式的近代工业相继涌现，其中尤以矿业、油坊、造酒、面粉等行业表现突出。民国初年，在政府鼓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需求拉动下，辽宁由官商资本、民族资本和外商资本兴办的，采用机械动力的轻纺、采矿、粮食加工、机械军工和交通运输等产业呈快速萌芽态势。辽宁近代工业产生于民族危机日渐加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依附性和自强性的双重特征，既带有浓重的军事特征，又具有抵制外资、收回利权、维护民族利益的一面。这一时期辽宁总体上处于消费品工业居于主导产业地位的工业化初兴阶段。

第二篇，时间跨度从1932年至1949年。在日本军国主义殖民经济统治和连年战争的背景下，辽宁进入畸形发展的、以初加工资本品为主导的工业化中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将东北工业经济置于侵略战争体制之下，实行所谓“国家垄断”，大批中国民族工商业被罩在经济统制的大网之中，确立了以日本资本为核心的经济体系。日本军国主义以经济统制手段使东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迅速解体，沦为殖民地经济形态。日本当局制定和实施了以经济统制政策为核心的一套完整的殖民东北的方针和政策。随着日本进入“战时经济体制”时期，军事工业被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经济掠夺“最大的重点之一”是资源掠夺，首当其冲的就是钢铁资源，并把“建立基础产业”的钢铁工业确定在辽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鞍山、本溪的钢铁工业和抚顺、阜新的煤炭等战争资源产业强化统治、大肆开发、疯狂掠夺，使辽宁采矿、金属冶炼和机械工业沿着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方向畸形膨胀，农副业和民用轻工业发展遭到无情打压，急剧凋敝，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抗战胜利后的1946～1949年，辽宁工业在内战中饱经战火摧残，生产能力大幅度下降。苏联军队进入东北后将一批重要的工业设备拆迁运走，国民党在败退之际又将一些工业设备破坏，而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则开始利用既有的基础进行恢复，并力图将其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基地，为取得全国胜利、巩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奠定基础。这一时期辽宁工业总体处于崩溃状态，只有局部的恢复。

第三篇，时间跨度从1949年至1977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工业化发展思想主导下，辽宁工业消除了殖民地工业的痕迹，修复了战争的创伤，经过工业经济的恢复和过渡时期，在全国率先进入了工业化中兴阶段。1948年，为支持全国解放战争，辽宁首先恢复了军工生产，到1952年辽宁工业基本得到全面恢复，同时开始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从1952年开始，辽宁工业进入以“一化三改”（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主体的过渡时期，并从1953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经过过渡时期的发展，辽宁基本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以重工业为基础的辽宁老工业基地形成，公有制占据了工业经济的主体地位。1958～1965年进入“大跃进”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1958年开始的工业的“大跃进”时期，辽宁工业与其他部门的比例关系、工业内部各行业比例关系、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等均严重失调，由此导致自1961年开始进入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核心内容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到1965年，经过几年的调整，辽宁工业生产与建设又基本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1966～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及“拨乱反正”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派性斗争使全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工业生产建设也陷入了全面停滞状态。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混乱局面有所缓解。这个时期辽宁工业结构严重失衡，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受到抑制，工业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工业增长平均速度，1967年和1968年的工业总产值急剧下降。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辽宁工业经济的规模和总量仍有所扩大和增加，开发了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和新产品。1977年，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增加了企业活力和地方管理权限，增产节约、技术创新和组织工业生产会战等一系列举措使辽宁工业有所恢复。

第四篇，时间跨度从1978年到2010年。这个时期辽宁工业经济发展可分为衰退和振兴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辽宁贯彻执行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连续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调整重工业的内部结构以及改善其服务方向。同时开始进行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特征的工业经济体制改革，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此后陆续启动了以搞活大中型企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并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配套改革；1985～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主要转向对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股份制试点，组建企业集团，对中小型国有企业实行大面积的“包、租、破、买”，调整国有资本布局。然而，在全国工业化由“两头在外”的轻工业主导高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和经济体制改革“双轨制”的基础上，辽宁工业经济却陷入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凸显引起的经济增长困境之中。1981年和1990年两度出现经济增长衰退，2000年前的大部分年份工业经济增幅相对滞后于全国水平，经济效益低下，大量企业停产破产，大批职工下岗失业，陷入了延续二十年的老工业基地衰退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到2010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深化，辽宁工业在中央的支持下持续推进改革、改组、改造和调整，完成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任务，从1997年起扭转了连续亏损的局面；绝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完成了公司制改造，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得到增强，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取得较大进展；国有经济的集约化、规模化程度有所提高，控制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同时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在国家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支持下，辽宁工业终于摆脱经济增长衰退和滞后的困境，实现了初步振兴，并向工业化成熟时期和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持续攀升。

四 相关研究概况及资料来源

迄今还没有以辽宁工业经济史为题目的专著。国内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有汪海波著《新中国工业史》、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祝慈寿著《中国现代工业史》、于素云著《中国近代经济史》等。这些研究以全国经济或全国工业经济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涉及辽宁工业经济发展的个别内容，但是其篇幅有限，可资参考的具体观点和资料不够充分，主要参考价值是这些著作提供的研究方法、学术观点以及研究辽宁工业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背景。以东北或辽宁地区经济史研究为对象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孙经纬著《中国东北经济变迁》、张福全著《辽宁近代经济史》等，主要涉及近代辽宁工业经济发展的内容，对于辽宁工业经济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部分研究成果为我们直接引用。这些著作大多以经济体制及经济政策变换为纲目和前提，再从生产力的角度考察经济发展，既包括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演进，也包括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形成、确立、调整、改革与创新，缺乏对于区域经济运行及其结构的深入阐述；其研究主要以平面的、历史的、经验的实证阐述为主，辅以相关的数据和典型资料，较少采用经济学的分析做系统的定量阐述。我们在借鉴这些成果的研究方法、部分观点和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比较注重在资料允许的前提下，增强对于区域工业经济运行态势和产业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对于辽宁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有直接借鉴意义的还有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和资料。大量涉及辽宁的考古研究资料、地方史志、行业和企业史、国内外有关断代史的研究成果、政府的经济发展报告及其他相关档案、政府的统计资料，都为我们研究辽宁工业经济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特别具有直接参考价值的是辽宁省统计局《辽宁工业百年史料》，这本未公开出版的资料性文集汇集了从辽宁古代手工作坊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辽宁工业发展的历史资料和统计资料，其特点是以原始的工业统计资料选编为主，基本不作评议和分析，其资料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虽有欠缺，但是仍不失为研究辽宁工业经济史最难得的基础资料。自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一些东北老工业基地问题研究学者开始涉及辽宁乃至东北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例如，2003年丁四保撰文《东北现象症结分析与出路探讨》，对“东北现象”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条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克服“东北现象”的产业政策选择，即发展装备制造业、新兴制造业和传统的原材料工业；2004年傅颐撰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对东北工业基地的经略与建设》，论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中央从中国工业化的长期建设、工业的合理布局、国防安全等方面经略和建设东北老工业基地，但并未指出这种经略对东北工业日后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2004年王玉芹撰文《东北地区工业振兴的历史基础》，回顾了东北工业形成的历史，揭示了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形成的历史原因；2007年石建国撰文《浅析“大跃进”对东北工业的影响》，阐述了东北工业在“大跃进”时期的不平衡发展状况。上述研究大多是针对某一特殊时间段辽宁工业状况进行的历史特性研究，或者是简单地从历史现象的描述中论证工业发展的轨迹，涉及长期历史特性和发展路径的研究并不系统。但是，这类学术研究成果比一般史料研究更有学术价值，对于判断相关历史阶段的发展特征和轨迹有更大的借鉴价值。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科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力求在文献资料收集和采用等方面有所突破。资料收集的多途径、多手段，除了通过传统的纸质资料，如辽宁统计年鉴、辽宁年鉴、相关的文史资料、报刊书籍之外，还通过碟片、网络等信息化手段搜集了大量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还通过历史事件的经历者口述、实地调查与座谈等方式，力求把握对辽宁工业经济发展的实感。尤其谨慎地对待各种资料之间观点的分歧和运用上的把握，科学处理和剥离一些资料中不同学术研究与政府决策之间观点上的差异。对于各类历史资料的采用，我们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尽量用反映经济发展实绩的直接资料注释体制和政策的成败，而将政府当期的报告、总结及其他间接评价作为次要的参考。在资料运用形式上，既运用了基本叙述性的、规范性的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也使用收集来的基础数据做了大量的图表，进行了翔实的实证性研究，并从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中总结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横向研究中，还使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区域内各地区的发展状况、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等做了比较研究。

总之，就其资料的系统性和研究的历史跨度而言，本书填补了辽宁工业经济史研究的空白，具有一书在手通览辽宁工业经济全貌的价值。然而，鉴于我们的研究水平和掌握的资料有限，本书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于历史实际的把握仍嫌粗疏，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也难免有失偏颇，对此，恳请有识者不吝赐教，以利于我们今后的持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