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代前期《春秋》学逐渐消除《春秋胡氏传》的影响

北宋自孙复以后，人人以臆见说《春秋》，出现“恶旧说之害己也，则举三传义例而废之；又恶《左氏》所载证据分明，不能纵横颠倒，惟所欲言也，则并举《左传》事迹而废之”。王安石废《春秋》学，不立学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南宋胡安国奉宋高宗之命作《春秋传》的原因，我们除了常见的已有总结之外，元代虞集更有新的揭示：

胡文定公之学实本于程氏。然其生也，当宋人南渡之时，奸佞用事，大义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内修之未备，外攘之无策；君臣父子之间，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传》之意，大扺本法于此。

胡安国《春秋传》虽“未必尽得经意，而议论正大，发挥深切，往往有关于世教，遂亦不可废焉”。由于该书对社会教化有重要作用，所以在元代为学者所尚，极为盛行，以致元代统治者在科举考试中将胡安国《春秋传》与三传并列，甚至明代永乐时期编修《春秋集传大全》、全宗《春秋胡氏传》。虽然《春秋胡氏传》在政治上取得极高的地位，但在学术界已有学者提出异议。如南宋朱熹门人张栻“读《春秋胡氏传》，觉其间多有合商量处”,《四库全书总目》作者指出胡安国《春秋传》值得商议之处在于“务于借事抒议，而多失笔削之旨者”。但这仅限于理论层面对胡安国《春秋传》的批评，针对胡氏著作具体内容进行论辩，始于明代。嘉靖时学者陆粲著《春秋胡氏传辨疑》二卷，“大旨谓胡氏说经或失于过求，词不厌烦，而圣人之意愈晦，故著此以辩论之。有明二百数十年昌言以纠正《胡传》者，自此书始”。嘉万时期学者袁仁著《春秋胡传考误》一卷，该书与陆粲《春秋胡氏传辨疑》“同一意义，间有吹求太甚之处”。万历杨于庭著《春秋质疑》，此书指出“胡安国《春秋传》意主纳牗褒凿，抑损不无附会，于《春秋》大义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于《左氏》《公》《穀》或采或驳，亦不能悉当，因条举而论辩之”。可见，陆粲《春秋胡氏传辨疑》在批评胡安国《春秋传》方面具有开创之功，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自元延祐二年立《胡传》于学官，明永乐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异同，惟（陆）粲及袁仁始显攻其失，其后若（清人）俞汝言、焦袁熹、张自超等踵以论辩，方推阐无余。”

清人接武于明人，继续对《春秋胡氏传》进行清算。清初，虽然科举考试中仍将《春秋胡氏传》列入考试的内容，康熙年间官方编写的《春秋传说汇纂》将胡《传》缀于三《传》之末，但其中有乖《春秋》经义者，一一驳正，多所刊除。雍正时期的《日讲春秋解义》编者鉴于胡安国解说《春秋》“以己意窥测，穿凿为多”的情况，通过恢复《春秋》三传的学术正统地位来消除《春秋胡氏传》的历史影响，“使学者心目不为（胡）安国所淹，一词莫赞矣”。因此，到乾隆年间官方编写《御纂春秋直解》“揭胡安国《传》之附会臆断，以明诰天下”。

不仅官方积极消除《春秋胡氏传》对《春秋》学的垄断，而且民间学者也参与其间，“自时厥后，能不为胡《传》所锢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窥》、焦袁熹之《春秋阙如编》,“响然并作，不可殚数”。清初王夫之批评胡安国“以意说经”，他确立《左传》史事在解说《春秋》中不可取代的作用：

胡氏于“纳纠”从《公》、《穀》不称“子”，于“取纠杀之”又从《左氏》称“子”。胡氏杂用《三传》，惟其意以为去取，则是屈古文以徇己意，往往有此淆乱之病。圣人立法，必无一人而顷刻变易之文，既称纠为“子”，则“纳”与“杀”皆称“子”矣，必如《左氏》而后《经》有定论。

顺康时期学者李颙认为《春秋胡氏传》有其优点：“明畅剀切，议论英发，诚经学之粹者也，过于诸家远矣。”也注意到其缺点：“然中间亦多有为而发，读者不可不知也。”康熙时学者陈迁鹤也批评胡安国《春秋传》“深文臆说，未必尽合圣人之意”，于是上考《三传》，下逮啖、赵、陆、张诸家《春秋》学，“穷讨端绪而条辨之”，作《春秋纪疑》三卷。在对《春秋胡氏传》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当中，最激烈的是毛奇龄，他指出：胡安国《春秋传》“则解经之中，畔经尤甚，然反兢兢乎辨之，以为《胡氏传》出，而孔子道熄，甚至有明三百年设科立学，但知有胡氏一《传》，而不知孔子之有经，则辨胡氏，抑所以救孔子也。嗟乎！言至此，亦可畏矣！”

通过官方和民间学者双方的推动，到雍乾时期科举考试“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穀梁》”。清前期，《春秋》学的“去胡安国化”终于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