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雇佣者群体经济融合分析

经济融合是通过职业及与其相联系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来呈现的。田凯认为，农民工在城市适应性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在城市里找到相应稳定的职业，其次才是这个稳定职业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地位。可见，流动人口要实现城市融合，最重要的要找到职业，并且是稳定的职业。职业稳定，才能使其社会融合有可能进一步延伸。

一 经济融合与自雇佣者群体的职业特征

“流动人口的自雇佣者”这个名称本身有这样两种解读：第一，在成为自雇佣者之前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或者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后经过几次流动而最终成为自雇佣者；第二，成为自雇佣者以后，雇佣的状态决定了其职业的相对稳定性，这一稳定是相对于流动务工农民而言的。这里面既包含空间地域的流动，更多蕴含着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

地域流动本身意味着个人的行为选择是一种利用社会流动争取上升机会的努力，工作变动次数更表明了这种努力。李春玲在研究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问题时，指出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工作变动次数多于非流动人口，尽管流动人口就业者的上升流动率远低于非流动人口的就业者，但流动人口就业者的下降流动率也低于非流动人口，这就意味着流动人口必然经历更多的工作变动和克服较多的阻碍才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但同时，由于他们更为努力地寻求上升流动的机会，或者说更加渴望改善自身地位状况，他们遭遇下降流动的可能性又少于非流动人口。这与流动人口中的自雇佣者的个人努力大体一致。上述调查数据中在成为个体工商户之前给别人打工的占40.9%的这一较高比例足以说明这点。

在以职业为主的社会分层中，个体工商业者的经济社会地位高于农业劳动者阶层，就经济收入所体现的经济地位而言，流动人口中务工的农民工和自雇佣者相比较，总体上是后者高于前者。这是自雇佣者通过个人甚至家庭共同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不仅使他们在地域空间发生流动的前提下，选择了处于自雇佣状态的个体工商业，不仅有了职业，而且处于自雇佣状态的职业地位又决定了这个职业的相对稳定性。职业稳定又带来了相应经济收入的稳定。尽管在经营过程中也面临不同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多数是可计算和可控制的。不像务工的农民工那样，一方面工资实在低得可怜，另一方面随时遭遇工资被克扣、拖欠，甚至还冒着最终领不到工资的巨大风险。自雇佣的个体农民工这种努力恰恰表明了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不懈努力，因此，这个群体社会融合的努力“比同化具有更主动、积极的意义”。

二 经济融合中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嵌入

经济融入的意义不仅在于获得稳定的职业，取得与此相对应的经济收入和经济地位，也不仅体现在实现流动的努力过程，同时也体现在到达流入地后获得了经济生活融入的更多机会。经济生活深深地“嵌入”社会网络之中，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来获取信息、影响、信任及其他的社会资源。农民工中的自雇佣个体农民工完成流动和自雇佣后，意味着发生了具有质变意义的转型，这个转型不仅体现在空间流动、雇用状态、收入状况等的变化，还在于原来社会关系网络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

“嵌入”这个概念首先是由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耳熟能详的博兰尼（K. Polanyi）提出的，他在《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指出，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经济的安排是“嵌入”（embedded）社会关系的，而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后，这种关系则颠倒过来，社会关系则要用经济关系来界定。博兰尼的所谓“大转变”就是从“嵌入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在他看来，人们的经济行为要受其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后来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的一篇论文《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型问题》中，再度提及“嵌入”概念，不过这位学者似乎与博兰尼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他一改具有“政治含义”的“嵌入”，转向了完全的“经济动机”的一面。他认为个人的经济行动深深“嵌入”社会网络的结构之中。他的一项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点。而作为流动人口中的自雇佣者，当他们依靠原来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获得在城市的立足之后，进入一个与原来不一样的生产环境。然而，这些自雇佣者的经济经营活动与其日常的生活，一些影响他们的经济体制与他们生产、生活的社会体制似乎很难截然分开。因为他们的经济生活已经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深深地嵌入社会结构网络之中。

当问及“您如果遇到业务上、资金上困难的时候，您首先想到谁帮忙”的问题时，各选项中占比例最高的回答是亲戚朋友，为62.3 %；其次是老乡，占13.3 %；再次是私人借贷，占9.9 %，本地业务同行占6.4%。这一组数据表明，作为自雇佣者的个体户一方面并没有随着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割断或失去原来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见表2-4）。在一项关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中，有关“农民工困难求助对象”分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回答“亲友或老乡”的占61.5%。表明进城后个体工商经营者与农民工依然都需要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另外，这种社会网络也在发生变化。本课题位居第四项的数据是“本地业务同行”占6.4%。6.4%的比例尽管很小，但这个数据足以透露出如下信息：第一，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个体工商经营者交往的对象不再局限于老乡和朋友，而是突破了原来的网络圈子，交往渠道有所拓展。第二，这种突破表明了自雇佣者在城市立足之后，在经济活动中交往的圈子正在改变，在与本地人、业务同行逐步交往，而且这将成为未来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项关于进城农民中个体工商户社会资本考察研究表明，在调查对象中虽然只有57.1%的人提到了亲缘关系，却有77.9%的提到了非亲缘关系。该研究发现“朋友”是非亲缘关系中提到最多的，有67.4%的调查对象提到了。该研究认为在城市社区各色朋友越多，生产经营活动越有可能成功。研究同时指出这些个体户在选择交往对象时，注重的是对自己经营活动是否有帮助，对这种朋友是否一定是自己的前亲戚、同乡等，几乎没有特殊的要求。本课题6.4%的比例同样支持了这一观点。与此同时本课题在访谈资料中的一些个案印证并支持这一点，即个人的经济行动深深“嵌入”社会网络的结构之中。

太仓市有一茶楼，该茶楼的老板来自江苏农村，他辗转发展来到太仓，开始经营这个茶楼。在此之前，他看到家乡的县城里有茶楼，经常和朋友去喝茶，在喝茶过程中自己对此很感兴趣，就留意茶楼怎样经营。后来由于自己喜欢加上需要谋生，就来到太仓市选择了这个地段的门面房租下来，当然租金也不低，开始的时候家人朋友都帮了一把。距离今天已有11年了。经营得还不错，当然在这里他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

因为在经营过程中，有不少客人来这里喝茶，包括商人谈生意，甚至一些政府接待的客人也来茶楼。我们做得比较好，谈生意的商人也愿意来这里光顾。我这里慢慢地有了一个固定的消费群体，这些商人也很给面子，回头客很多。政府接待人员也很不错，他们发现我经营得不错，一致认为我开得太小了，问是否能够再开大一些店。其中有一次，一个政府官员带客人来喝茶，无意中说要是在政府招待所里也开个茶楼就方便了。后来有一次，我专门约了这个官员来喝茶，想探探在招待所开茶楼的口风。这个官员跟我也特别熟了，认为我还不错，尤其是经营得很有特色，就给我牵线，于是就在招待所里合作开了个茶楼，经营得还不错，客人也不少。事实上，这里不少商人、官员都跟我熟悉，他们也愿意帮我，人缘好。（根据太仓市访谈资料整理）

这个案例很典型，说明当流动人口流入到目的地并有了固定的职业后，在其后的经济活动中，并不再依靠来自血缘、地缘等原来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是依靠自己所开拓并构建的新的关系网络。这个茶楼之所以经营得好，与其说是市场的逻辑，还不如说是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果。

在北京的一个个案同样能说明这个问题，该案例中的这个人是来自河北的女青年。

我当初来北京在这个店当学徒，老板觉得我干得还不错，就将我留了下来，因此我在这个店干了很长时间。一般情况，学徒做不到一年不是自己走就是老板不要了。后来原来的老板由于家庭的原因不开这个店了，她也愿意让我接着干下去，我就随手接过来了。当然家里人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给我借了一年的房租。凡是来我这里理发的我尽力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不就是对人家热情一些吗？虽然我手慢，但客人很愿意来我这里，因为我的价格也比较合理，适合一般大众的消费，尤其是附近小区的阿姨叔叔们觉得我发型做得好，手感也好，就互相介绍客人都来了。我对他们好多人姓什么都能够说得出。好几个小区也有好多老年人，行动不便，不能下楼，他们的家人就提出上门为老人理发，我都答应了。人家也有困难，当然，给这些老人理发会影响我正常的生意。于是我就跟这些老年人的家人都定了一条，每天早晨8点前我到约好的老人家去理发，我就去早一些，其实这些老人早晨起床都很早的，不怕影响他们。这样8点我还能够按时回到店里，继续一天的工作。说实话很累的，但是这里的人都很好，他们都很理解我，也很帮忙的。如果来了个陌生人要理发，可是一些人在这里排队等候，认识的阿姨叔叔们就说，让这个客人先理发，他们不着急，所以这些客人也留下了。后来理发的人越来越多，生意还是不错的，很累。（根据北京访谈资料整理）

通过以上数据和案例材料的分析，笔者认为，流动人口中自雇佣者在经济活动中，将自己的经济活动深深嵌入其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这种新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其经济活动，促进其经济实力的提高。总体来看，流动人口中的自雇佣者经济交往以两种形式明显地体现出来。

第一，在经济生产活动过程中，流动人口中的个体工商户在业务上的相互接济、照顾，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与来自非同省市区的同行业务交往，更重要的是与来自本地业务同行交往，这种交往体现在业务接济照顾、资金互借等方面。

第二，在经济生产活动过程中，流动人口中的个体工商户为了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不仅与自己的客户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同时也与拥有重要资源的社会群体（政府官员、银行负责人、商人等）建立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本课题在进行问卷调查时，问及“来本地做生意后，您最亲密的朋友是谁？”的问题时，其中回答“来本地后认识的生意朋友”的占28.1%，回答“来本地后认识的本地人”的占11.6%。两者合计接近40%（见表2-5）。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早期进城的农民个体户人际交往具有相对封闭性的特点。一项以武汉新街外来农民个体户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城市适应性的研究表明，在人际交往方面，在与本地人的交往上，一般的武汉人很少进入外来户人际交往的核心圈。绝大多数农民个体户和武汉人并未建立稳定的交往关系。他们与武汉人的交往，多为工作、业务上的往来，生活交往极少。研究同时指出，外来户在与武汉人及相邻生意伙伴关系淡漠的同时，其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家庭和同乡关系得到空前强化，群体内向心力得到明显加强。同族、同乡成为其在城市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一支最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力量。这具体包括：基本生活上的相互照顾，生意上的相互接济和扶持等。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中的个体工商户在发展过程中，其传统型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在式微蜕变，而新型的社会关系型在发育成长。

这种变化并非预示着农民工中的自雇佣的个体农民工从“匿名社区”到“熟人社区”的转变，而恰恰预示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关系到现代城市社会关系的转变，预示着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也预示着农民工中自雇佣的个体农民工经济融合能力的强化和提高。

三 经济融合中的社会保护

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本书在中国社会学界，尤其是在农村社会学研究领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本书就是由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法国科学院中心农村社会学研究组负责人和法国应用社会学协会主席H．孟德拉斯所写的《农民的终结》。中国的改革最先从农村展开，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农业的生产结构、农民的职业结构这三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弄清楚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的深刻变迁，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国内学者以及实际部门的工作者希望学习了解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关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研究成果。这本书就是响应时代的要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李培林研究员引进翻译的。

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作者期望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飞跃的农民的思索，回答怎样使全世界的农民进入工业文明，并且使他们能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和走向繁荣。作者在第四章《一项变革：杂交玉米》中介绍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即作为农民组织的农业组织的“政治”危险性。书中介绍了法国一个叫贝亚恩的地区，该地区的农民所做出的决定表面看起来是出于经济动机，但后来他们发现做出这些决定的动机并非完全是经济动机，还有来自被迫的一面。因为农民承认曾经代表他们真实利益的“农民组织”已经有了新的变化。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贝亚恩地区的农业组织的政治史和联合会史会促使农业劳动者寻找杂交玉米背后的真正后果和隐秘企图。战前，下比利牛斯省的农业联合会运动是由个性很强的M．德·莱斯塔比领导的。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造就了整整一代的青年活动分子，今天这些人在省城和巴黎担任着领导职务。特别是莱斯塔比的思想继承人成为玉米种植联合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比利叶尔产销合作社的创建人之一。自大战以来，基督教青年农业劳动者联合会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管人们是表示承认还是感到遗憾，一个农业劳动者可以不无理由地认为，在一切涉及农业进步，特别是杂交玉米的问题上，政治网络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农业劳动者已变得越来越依赖于技术顾问和合作社以及行业联合会的领导人，对于他们来说，政治的危险表现在更直接的方面。因为那些如此迷恋技术和如此轻视政治的年轻人却在1959年的市政选举中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并且在那些最具有现代意识的村庄里夺取了乡政府的大权，而乡镇政府是整个政治生涯的垫脚石。

通过孟德拉斯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农民是有自己组织的，而且这个组织在代表农民利益的同时，足以影响政治。通过自己的政治影响为农民争取利益。尽管这些组织的政治危险反过来又足以控制农民。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工人也有自己的组织，即工会，西方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个人罢工都是由这个组织发起和支持的。而在中国，早期农民、工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后来农民的组织被取消了，即使存在工会，显而易见的是其发挥作用非常有限。但有一点值得肯定，一是工人还有自己的组织，二是至少工人还能够找到自己的组织，能够让工人觉得还有归属感。

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这个群体有自己的组织，即个体劳动者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是个体工商户联合组成的、依法登记注册的非营利性经济类社团法人。通俗地说是个体劳动者的“娘家”，在维护个体经济健康发展，维护个体工商户合法权益，发挥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正向功能，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健康发展方面，个体劳动者协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个体劳动者协会为维护个体工商户的权益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当前个体劳动者协会力量还比较微弱，其作用还相当有限，并不能完全代表个体工商户的利益和意志。但不管怎样，一是这个组织还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二是这个组织让个体工商户能够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流动人口中的自雇佣者的经济融合不仅体现在经济生产活动方面，还体现在劳动保护方面，即通过一定的组织代表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调查中，有26.3%的个体业者参加了当地的个体劳动者协会（见表2-6）。当然这个比例还不够大，这不仅与个体劳动者协会本身的发展有关系，另一方面与个体劳动者对这个组织的认可程度也有极大关系。

在问及个体工商户“当您遇到问题个体劳动者协会或行业协会出面解决过吗？”的问题时，回答解决了的占27.8%（见表2-7）。

当然这个问题设计本身有漏洞，应该设计为是否有问题向个体劳动者协会反映过，而反映过的又有多少得到了解决，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真实数据。但27.8%的占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协会所发挥的作用，并非如一部分个体工商户所认为的“形同虚设”。特别是当个体工商户反映的是一个比较普遍重大的问题时，如在税收减免方面、维护基本权益方面等，它的作用会凸显出来。

四 影响经济融合的因素分析

在对流动人口中的自雇佣者进行经济融合分析时，我们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家庭经济情况越好，其总体社会融合的程度就越高。反映在问卷中就是他们的经济收入越高，其城市的居留意愿就越强。由于在实际调查中，较难收集到被调查者有关经济收入的真实信息，我们最后用生活开支代替经济收入，以此反映收入的基本情况。我们会进一步追问，哪些因素影响自雇佣者群体的经济融合呢？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回归自雇佣者群体自身特质方面来，并且这一特质始终是与农民工中务工人员相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自雇佣者群体由于处于雇佣状态，加之职业相对稳定，不像务工的农民工那样经常流动，他们基本上固定在一个地方从事经营。这就为他们的经济融合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因此，研究认为影响自雇佣的个体农民工经济融合主要因素有：第一，不断拓展的社会关系；第二，处于雇佣状态的地位；第三，相对稳定的职业；第四，相对较高且持续的收入。这些因素对其经济融合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对社会关系、制度等方面的进一步融合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研究认为自雇佣者群体经济融合与其外出及经营时间长短相关。关于自雇佣的个体农民工经济收入水平与从事经营年数的交互分析表明，在0.05显著水平下，自雇佣者的个体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水平与从事经营时间长短具有相关关系。结合交互分析总体来看，从事经营时间越长，其收入水平越高，相反则较低（见表2-8）。

这表明，自雇佣的个体农民工从事经营的年数对其经济融合产生重要影响。在访谈中大量的实际个案也印证了这点。凡是在移入城市立足并得到发展的，基本上都是那些长期在移入城市从事经营的人，由于长期经营，其收入水平也不低，普遍承认要远远好于在家乡的农业收入，同时也承认比一般的务工人员收入高，尽管还有部分人仍认为他们地位与农民工没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