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带一路”战略与印度洋

2013年，是中国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和安全战略的创新与转型之年。这一年，中国领导人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思路与举措，比较典型的包括：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和印度期间，与巴基斯坦签订了《关于开展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明确表示通过开展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促进共同发展。与此同时，与印度共同倡议开展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圣彼得堡G20会议并访问中亚四国期间，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并在随后的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元首峰会上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战略构想。紧接着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东南亚时，在印度尼西亚提出了与新时期建设“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相呼应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进一步的，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央明确提出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的战略主张。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构建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政策相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亚欧非区域大合作，是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由谨慎随势到主动谋事的新变革，目的是将文明交流始终贯穿于商品贸易之中，形成中国全方位、可持续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合作的新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为44亿人，经济总量约达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过去10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游客数量约达5亿人次，周边国家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将率先受益，今后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1）“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

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虽属太平洋沿岸国家，但是，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说明，中国的祖先很早就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连在了一起。发生在中国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其伟大意义远不止中国与南海、印度洋区域建立了友好的政治、经济关系。15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在东半球用特大的混合船队向印度洋宣战，以亘古未有的气势横跨印度洋，使中国通往东非的航线畅通无阻，并把亚洲、非洲的广大海域连成一片，这是当时中国人做出的前所未有的事。中国人的这一壮举始于1405年，比哥伦布1492年到达美洲早87年，比1497年达·伽马达到印度的卡利卡特要早92年，比麦哲伦1519年开始环球航行要早114年。而且，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前后延续了28年，时间之长是任何一个欧洲人不能比拟的。

正是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人类建立起了河流阶段的文明，如扬子江畔的中国文明、恒河畔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正是在地中海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称作海洋阶段的文明，如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可以说，正是文明的积淀与传播，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和海上贸易的繁荣。今天，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正是要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海域连在一起。基本的战略思想是，通过陆上和海上互联互通，将中亚、东南亚和南亚作为中国优先联通与发展的方向，逐渐延伸至中东、欧洲和东非国家，以实施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与经营重点合作项目为突破口，依托“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积淀和人文价值构建合作平台，联动亚欧两大市场，打造利益共同体，形成命运共同体。

（2）陆上丝绸之路

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分为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源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使节张骞去寻求另一个游牧部落大月氏的支持，以共同抗击匈奴。张骞虽然没能争取到与大月氏的联盟，但他进行了两次史诗般横贯亚洲内陆的旅行。这条路线自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西行，经过武威、张掖、酒泉到达敦煌，在此分为两道：一条是自阳关出发，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楼兰（今新疆鄯善），过于阗（今新疆和田）、莎车、蒲犁（今新疆塔什库尔干），逾葱岭，至大月氏部落。再南行，到身毒（今印度）；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东岸，这是南道。另一条自玉门关出发，沿着天山山脉南麓向西行进，经车师前国（今新疆吐鲁番），过蔫耆（今新疆蔫耆）、姑黑（今新疆阿克苏）、疏勒（今新疆喀什），逾葱岭，至大宛，再西北行，到康居、奄蔡；再西南行，到大月氏部落、安息，这是北道。这条大道，后来延伸至地中海罗马帝国。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一条贯穿亚欧非、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通道——古丝绸之路，拉开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序幕。其间经历过魏晋南北朝时的动荡岁月，又出现过隋唐盛景和元朝的勃兴。直到明代，古丝绸之路一直承担着内地与西域、中国与亚洲、欧洲一些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任。

历史上，中国的丝绸是东西方贸易中最负盛誉的商品。史料证明，在公元前300年以前，中国的丝绸不仅已经输出到了印度，而且也广为欧洲宫廷中的贵族所喜爱。尽管大多数丝绸产自更遥远的南方，但是多数地图都将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全长7000多公里。

另外一条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谈到在大夏（今阿富汗）地区发现有经过身毒（今印度）运来的“蜀布”“邛竹杖”，认为其间必有道路可通。汉武帝遂遣使四出到“西南夷”，寻求道路。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线，也称灵关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今邛崃）、青衣（今雅安）、笮都（今汉源）、邛都（今西昌）、叶榆（今大理）到达永昌（今保山），涉澜沧江和怒江，攀高黎贡山抵达古腾越（今腾冲），直接进入缅甸的密支那和印度。另一条是东线，因当时路宽五尺，也称为“五尺道”。从僰道（今四川宜宾）出发，经盐津、朱提（今昭通）、毕节后，到达汉味县（今曲靖）。后人逐渐延伸到古滇池（今昆明）、古叶榆（今大理），在普棚驿与西线灵关道交会。南方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亚欧非国家特别是中缅印国家加深沟通和获得认同、寻求共同信仰和相互信任的桥梁。千百年来，亚欧大陆孕育了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和希腊五大文明古国，以及以东亚儒学、南亚佛教、西亚伊斯兰文明以及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不朽功绩，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只要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

（3）海上丝绸之路

在陆上丝绸之路蓬勃发展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亦日益繁盛。据唐代地理学家贾耽（730～805）记载，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指广东通海夷道，共分两段。前段以广州为起点，沿七州列岛，抵越南东南海域，进入马六甲海峡，然后沿苏门答腊出十度海峡，抵达斯里兰卡北部的摩诃帝多港，再沿印度西海岸到达波斯湾头的巴士拉。后段以坦桑尼亚北部沿海的三兰港沿东非海岸北行，至阿曼后往西航行，再至巴士拉与东路会合。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经90余个国家和地区，全程约14000公里，是东西方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

海上贸易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便已进行。埃及商人大胆地沿着红海航行到东非，沿着地中海东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样，苏美尔商人顺着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则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向西行进，直到和前者建立联系，其地点可能是波斯湾的巴林群岛。尽管研究者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具体时间、起点的说法不一（河姆渡时期说、先秦说、秦汉说、中唐说），而且对始发点的争议也非常激烈，但无论如何，海上丝绸之路所包含的商贸路线连接了亚洲、非洲和欧洲地中海国家的经贸往来，成为连通东西方的重要交通走廊。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254～1324）回去时就走的海上丝路，出中国，走南海、过印度洋、走波斯湾，返回意大利。简而言之，海上丝绸之路是指通过南海、马六甲海峡而抵达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地的海上交通贸易航线。在历史上，除了马可·波罗以外，非常著名的还有旅行家杜环以及七下西洋的郑和（1371～1435），都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为连通亚欧非各国架起了一座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友谊桥梁。

至于丝绸之路这个浪漫名称，则是1877年由德国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巴龙·费迪南·冯·李希霍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最先使用的。到了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其专著《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中使用“海上丝绸之路”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被学术界接受并使用。但是，由于引入概念的需要和分析问题的视角不一样，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不一样。比如，赵春晨认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四点：一是“海上”；二是贸易商品，即丝绸；三是贸易者，海上丝绸的贸易者制衡与中国相关；四是贸易的性质，不仅指中外之间海上航行和贸易往来，而且还指在古代长期存在的特定性质的中外间贸易和交往关系。基于这样四点认识，“海上丝绸之路”的含义应该被界定为以丝绸贸易为对象的、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

事实上，欧亚大陆的整体化始于古典时代，而起联结作用的，部分是商业，部分是文化。因此，“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经济贸易的繁荣，更在于其对东西方科技与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古丝绸之路”所塑造的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空前盛况，使多元化的亚欧大陆、不同文明和各种派别的宗教实现了相互包容与和谐共存。同时，也通过中国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相互传播，促进了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国家的发展进程，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与交融中，亚欧地区呈现科技进步、经济繁荣的景象。

当前，中国国家领导人倡导与周边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以中国为出发点，以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为桥梁和纽带，以欧洲为落脚点，以北部非洲为延长线，在欧亚大陆形成一个比较畅通的交通网络和比较便捷的贸易通道。从外延来看，古丝绸之路主要有南北两条线路，而新陆上丝绸之路则有多条线路，呈现网状分布。尽管“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中亚提出的，并不局限于中亚地区，这一战略构想与“南方丝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中印共同倡议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遥相呼应。“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则是着眼于南海国家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将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与欧洲连接起来。当前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经呈现不可逆转之势，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世界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增长带来了大量贸易机遇，而陆地和海上通道联通，将为亚非欧带来“1+1＞2”的贸易效应。

（4）复兴陆海丝绸之路的战略需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从国内和国际两大战略需求层面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既服务于国内经济转型，也力促形成中西部地区全面“向西开放”的新格局。

首先，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繁荣贸易的需要。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陷入了大国之间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以及动荡的周边安全局势带来的发展困境之中。古丝绸之路，起源于以丝绸为代表的交通贸易，但并不是简单的你来我往的贸易，比贸易更为重要的是，两千多年传承下来的丝路文化，传递了“平等互利、和谐共融、和平发展”的理念，不仅促进了东西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在交流与合作基础上共享和平与繁荣，也是传播友谊和文明的桥梁。在新形势下，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就是要从历史与人文的角度，挖掘古丝绸之路中平等、和谐、和平、合作的价值与理念，通过进一步开放促进东西方思想的交汇与文明的交融，沿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经济走廊，与沿线国家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平等交流与互利合作，在合作与交流中进一步促进相互信任与相互包容，努力形成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的良性互动，给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推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其次，是助力中国西部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现实需要。面向亚欧开放，是西部开发开放战略中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加大对西部地区开放的力度，也是借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经验，不断扩展新的开放领域和拓展新的开放空间，依靠沿边地区开发开放，加快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优化中国的对外开放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以亚欧市场为例，2012年中国与亚洲和欧洲国家的贸易总额已经了超过2.7万亿美元，其中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将近4000亿美元。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148.6亿美元。今后5年，中国将从亚洲和欧洲进口8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亚洲和欧洲的直接投资将超过4500亿美元。中国与中亚、南亚和西亚国家在经济上与我国有着经济合作的互补互利条件，也具有通过合作促进各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需求。但存在各自的区域优势、比较优势难以转化为竞争优势，相互需求亦难以转化为合作行为的现实困境。“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助于构筑西部面向西南开放的合作平台，培育具有内陆特点的开放型经济，提升西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水平和层次，并助推中国与亚欧各国形成联动的区域开放新格局。

再次，是推进印度洋战略，确保周边安全的需要。现阶段，中国的周边环境越来越复杂，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从地缘政治价值来看，南亚是中东的侧翼，也是世界石油中心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亚次大陆还是连接欧洲、中东和东亚、澳大利亚的枢纽。同时，东南亚拥有极其重要的地缘价值，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要道，来自中东的石油运输船每天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直接关乎中国的石油运输安全。中国以东南亚为基点，向西拓展至南亚、中东和非洲的印度洋战略，是为了深化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确保海上运输通道畅通，最大限度地维护经济利益和保障海洋权益与安全。从海上安全看，印度洋地区是中国海上航道的“脆弱”区域；从经济利益看，印度洋地区是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关键”区域；从战略高度看，印度洋地区是中国实施西进战略的“核心”区域，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领域的前沿问题和复杂性问题都集中体现在这一地区。“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利于在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中改变和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以地缘经济优势改变地缘政治劣势，缓解中国面临的周边安全困境。

最后，是推进区域合作，实现亚洲崛起的需要。当前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虽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且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在亚洲，域内国家之间存在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的竞争，域外大国也极力扩展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上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保持谨慎甚至提防态度，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在推进“左右逢源”的平衡战略，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和危机感在不断增强，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战略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强次区域贸易与投资合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亚洲地区已有的合作机制众多但较为分散且作用有限，“一带一路”将以战略需求为导向，借助金砖国家、中国与东盟（10+1）、东盟与中日韩（10+3）、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10+6）、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合作机制，构建新的合作平台，通过示范工程和重点项目，形成可推广的合作模式，分阶段、分层次整合区域合作优势，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非洲以及欧洲的经贸合作，促使分散的合作更为机制化，发展更具开放性。这也是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亚洲崛起的现实需要。

（5）“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创新之处

古丝绸之路是以丝绸为代表的商品贸易流通和人文交流通道，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与宗教之间相互融合的桥梁。与古丝绸之路相比，作为世界上最长和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新丝绸之路既与古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与战略构想，是合作理念、战略布局与合作模式的共同创新。除了经济与文化意义之外，也被赋予了政治和安全的内涵。

首先，“一带一路”是合作理念的创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是在传承古代文明与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合作理念的创新与突破。这一理念将在古丝绸之路的文明融合与文化包容基础上，契合沿线各国发展的利益诉求，并能不断促进沿线各种宗教与文化的交流，具有开放性、融合性、包容性与互利性特征。一方面，挖掘古丝绸之路中的历史文化积淀，融入新的元素和思想，形成有利于促进亚欧非国家共同发展的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以目前存在的合作机制为基点，形成新的合作共识、合作机制与政策制度。不仅为域内也为域外国家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全新的合作平台，通过相互交流促进文化认同，以文化认同促进经济合作，以克服目前国与国之间存在的战略互疑，解决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消除政策分歧。

其次，“一带一路”是战略布局创新。“一带一路”是我国在新形势下实施对外开放和周边战略的全方位宏大布局。从战略谋划层面，新丝绸之路建设是将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考量相结合，变被动随势为主动谋事，促成文化认同与促进经济合作并重，承“古丝绸之路”文明融合之路，布“陆海丝绸之路”之局，谋国家安全战略之道，推进“西进印度洋战略”。在战术操作层面，以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相互促进为“着眼点”，以公路、铁路、航运方面的互联互通为重点“抓手”，以金融制度改革和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优先”，选择具有经济效益的重点合作项目获得“早期收获”。在经济上要更加考虑合作项目的合理性、经济利益的对等性以及长远利益的均衡性，由易到难，多机制并进，在互利共赢基础上稳步推进亚欧非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文化认同与文明融合中形成命运共同体。

再次，“一带一路”是合作模式创新。“一带一路”——陆海丝绸之路源于古丝绸之路，但涵盖的地域和范围将更加开放，涉及的合作项目与合作机制将更加广泛。这一战略并不是构建全新的经济合作机制，而是对原有的各种分散机制进行整合，构建一个更为广阔的合作大平台，使得现有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在更大的空间和范围中相互促进，推进起来更加顺畅，为区域经济带建设蓄积新的能量，激发新的活力，注入新的动力。在这样的合作大平台下，亚欧非相关国家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双边与多边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中国-东盟10+3、中国-东盟10+6、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孟印缅斯泰等合作机制，将更多地依赖两千多年“古丝绸之路”传承下来的商贸与人文精神，通过合作模式的整合与创新，赋予沿线“丝路国家”新的合作理念、合作意义，也将展现新的发展前景。

（6）“一带一路”战略的切入点与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构想在战略布局和制度设计上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也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东南亚、南亚和中亚，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印度洋，都是美日印俄等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主战场，这决定了陆海丝绸之路建设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巨大工程，推进起来不可能一帆风顺。因此，必须以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联动促进政治互信，在开放与互利中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

加强与节点国家的交流与沟通，力促相关国家形成“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与认知。虽然这一概念提出后，中国掀起了研究“一带一路”的热潮，但国外的观点比较复杂，既有积极评价，也不乏消极与疑虑，更多目光投向了研究中国提出这一战略构想的主要意图。如果国外积极性不高或缺乏主动性，依靠中国“单枪匹马”地拉动，中国就会陷入战略被动。比如，“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想可能引起东南亚、南亚国家对“中国威胁”的进一步担忧；“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想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猜测和疑虑，毕竟一直以来俄罗斯都把中亚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样，“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也可能引起印度方面的怀疑，毕竟这一战略的必经之地是印度洋，而印度一向对中国进入印度洋本能地抱有谨慎和排斥心态。因此，要从政府层面、学者层面和民间层面，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与节点国家特别是重点国家的沟通，以点带面强化我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认知与认同，形成新的区域合作共识，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理念，促进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规则制定。

通过经济与安全合作形成陆海丝绸之路的良性互动，助力利益共同体构建。构建利益共同体，需要经济合作、安全合作和公共外交、民间交流的同步推进与相互支撑。通过挖掘古丝绸之路中积淀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一带”战略中打“经济牌”，即以文化认同促经济合作，整合各国经济优势，形成全方位开放与合作的新格局；在“一路”战略中打“安全牌”，加强与沿线国家在打击海盗、打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以合作促互信。通过“一带一路”这一更为广阔的平台，促进已有的多种合作机制齐头并进，通过促进金融改革和贸易投资便利化，降低或消除影响区域内贸易的各种壁垒。只有在相关国家特别是主要节点国家认同并支持的基础上，由主要节点国家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加强政策与制度的衔接，才能将分散的地缘优势整合为各自的经济优势，加速经济整合，促进亚欧非国家利益共同体建设。

选择重点国家、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先行先试，形成示范效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合作领域宽，范围广，需要选择重点国家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突破。要先瞄准节点国家的几个重点项目，由易到难逐渐推进，特别是在“引进来”和“走出去”、金融服务、产业园区建设、服务平台构建等方面选择合作对象，形成示范效应。同时，选择先期合作项目时不能只注重输出廉价商品和进口资源性产品，要同时关注非资源性合作项目和民生领域合作项目，以避免引起周边国家的误读误解或使之产生认知误区。

加大对“一带一路”中前沿省份的政策扶持力度。云南，作为“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窗口和前沿省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向北可以通过成都和西安，连接北方丝绸之路，向南可以连接“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的各个通道都从云南出境，“一带一路”战略将使得云南“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孟”的独特区位优势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一区位优势无论对于中国走向世界还是世界进入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云南省已经在硬件建设包括通道路网、口岸基础设施和国际物流体系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推进，还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

（7）印度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

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看作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来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发表演讲称，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在东盟提出，但这一战略不仅仅针对东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从中国港口向南，经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沿岸——波斯湾、红海、亚丁湾等海域。因此，从区域来看，东南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从海洋来看，印度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海域，通道复杂且咽喉要道多，是连接亚洲和欧洲海路的桥梁。

如前所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于两千多年前，由于陆路尚不发达，海路在经贸文化交流方面占有绝对的比重。当时有三大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西亚北非和东非沿海诸国。自古以来，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产自中国东南沿海，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向西通过西亚、北非，直接通到欧洲。这条中西之间的贸易商道，不仅活跃了沿岸各国的人员往来，而且促进了沿途国家的经贸合作，并且一路传播和平与文明。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这样描述宋朝中国海外贸易的繁荣图景：“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可以在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明显增长中找。自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已相当大，但到了唐代，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对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特别是，中世纪的文明使欧亚大陆实现了整体化，尽管中世纪也是以各种侵略拉开序幕的：古典时期开始时有多利安人、雅利安人及中国周朝人的侵略，中世纪肇始时有日耳曼人、匈奴人和突厥人的侵略。中世纪这些大规模的征服，尽管来势凶猛，却不像早期多利安人、雅利安人和中国周朝人的侵略那样，毁灭了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到中世纪时期，大多数地区的文明已根深蒂固，很难根除，因而各地的传统文明得以幸存。正是文明使欧亚大陆通过商业联结、技术联结、宗教联结和知识联结相互影响实现了整体化。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与衰落的历史中，不难看出海洋及海洋航海贸易对大国和文明兴衰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出商业力量是如何推动国家政策的变化，国家和民间商业力量如何合力应对国际竞争以及如何创造一个合理的制度来维持长久的繁荣，这些经验对当前通过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实现商业繁荣具有现实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起来，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最终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有利于打造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而且能够辐射南亚和中东。除了印度洋地区的东南亚和南亚沿海重要港口之外，西亚地区也有超过30个港口，大小和功能不一，可满足中国60%的年石油需求量。西亚也是“中国制造”输往主要市场欧洲的出口，以及往来非洲的运输通道。

当然，打造新时代的“丝绸之路”也还存在不少风险和挑战：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多个国家面临政治局面不稳、基础设施落后、经贸法规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等挑战，同时，国家之间缺乏政治互信或存在经济利益之争而引起的磕磕绊绊、疙疙瘩瘩的事情也不少，特别是中国与沿岸一些国家之间也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但无论如何，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加强与中国合作是大势所趋，而合作确实能给各方带来经济繁荣和地区稳定方面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