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1]纵观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发展史，先后涌现出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和造纸等多项领先世界的原始创新成果，本身就是一部不断创造、持续创新的创造力发展史。党的十八大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全面判断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科技创新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对科技创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高度概括，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的科技创新工作定位。[2]作为科技创新载体的科技工作者，他们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既是其创造力的体现，也是推动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智力引擎。如何最大化地激发和挖掘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培养大批出类拔萃、思维敏捷、勇于创造的人才，决定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成败。

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发展风潮出现后，基于群体协作甚至是跨部门、跨组织合作的R&D团队工作方式，逐步取代单个员工独立工作的创新模式，成为各类组织创新的直接推动力量。为了寻找最富领导效能的团队领导者，学术界和实业界将关注焦点转向可以同时激发员工创造力与团队创造力的领导者。近年来，西方学者继道德型领导、伦理型领导、变革型领导之后，又提出了一种融合积极心理学、积极组织学和道德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最新成果的真实型领导理论。它通过不断增强领导者的自我意识、内化道德观、持续提升与下属工作关系的透明度，来逐步实现下属与其自身积极自我发展的领导方式（Luthans & Avolio，2003；Avolio & Gardner，2005；Walumbwa，Wang，Wang，Schaubroeck & Avolio，2010；郭玮，李燕萍，杜旌，陶厚永，2012），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以“德”为先的文化有着较好的契合。这是由于东方文化中，人们普遍对领导者的道德品质有着较高的要求和期待。例如，身先士卒、上勤下顺等成语都折射出领导者个体品质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中国人多认为，领导者只有做到“德才兼备”才能在组织中、团队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通过自身的榜样模范作用，促进员工个体与团队整体工作效能的提升。因此，本书试图研究中国情境下，团队领导者如何通过自身的个人品质、领导行为和领导方式对下属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产生影响，揭示领导者的非能力因素对员工个体和团队整体行为的作用机理（郭玮，李燕萍，杜旌，陶厚永，2012）。进而，为增强我国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提升研发团队领导者的科研领导能力，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建议，为我国培养一支规模宏大、善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做贡献。

本章旨在介绍本书研究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的基础上，提出本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以及主要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