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

儒、墨、道、法——“四大家族”的文化地位

权雅之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而其核心是中国传统思想体系。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主要思想流派，是人类“轴心文明”的重要构成。其中儒、墨、道、法“四大家族”按照价值排列，其顺序应当是道、儒、墨、法。道家哲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高峰，道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根。

【关键词】道家 儒家 中国传统文化 轴心文明

一 四大家族“排行榜”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从“五四”开始争论，今年又见升温，一直意见纷呈。争论总体上是好事，但是如果各执己见到了互不相让甚至互相攻击的份上，就不是好事。不光从思想文化、思想氛围的角度来看不是好事，而且里面有一种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这就更不是什么好事。要不骄傲到唯我独尊、引领世界，要不就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真正合格的、有品位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应当持如此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词很轻易地就能拿出来用，其实在不同的语境下，其意义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这个词所蕴含的内容实在丰富博大，而其核心，应当是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顺便说一句，对于思想体系的评价，用“功过是非”“是非成败”的眼光来评价，当然有一定道理，但远远不够。明代诗人杨慎在《临江仙》中说的“是非成败转头空”，用在评价思想体系上更适当一些。两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思想体系，今天看来的确有功过是非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因为对于思想来说，具体事物的成败、一朝一代的功过，都很难作为凭据。比如，道家思想在当今世界上引起重视，被许多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给予很高的评价，就很有“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壮观色彩。从根本上来说，对于“实践检验真理”不能做偏狭的理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核心的思想精髓，实践检验，也一定少不了“时间检验”、历史检验，因而长期的、宏观的历史眼光，形而上的“玄览”，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老子所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笔者认为，儒、墨、道、法的排列，并不公允，放在更为宏观的历史天平上，如果一定要列一个“排行榜”的话，道、儒、墨、法更为适当。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孔之见。不过，如果打开那些格局比较大、视野比较开阔的哲学史著作，就可以看出，这样的说法，并非孤立。虽然在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哲学史著作中，比如雅斯贝尔斯（也译作“雅斯贝斯”）的《大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等，似乎儒家比道家排得更靠前，但以近年中外哲学界的普遍认同来看，老子超过孔子、道家高于儒家，几成趋势。关于道家哲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高峰，道家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之根，本文会展开论证。

二 中国版本的“轴心文明”

对一种思想体系做出基本评价，关键是看其是否具有超越性、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人类文明史表明，“时间的整体性”其实是相当严酷的，“经得起历史检验”不是一句空话。所谓社会时间、文化时间、生命时间、人的时间，归根结底是天道、人道、心道内在一致的时间。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文明”“轴心时期”的表述，之所以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根本原因在于其视角是从整体时间观出发的。总览人类文明，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延绵不断抚育着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开始形成：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这是佛陀、苏格拉底、孔子以及耶利米、《奥义书》的神秘主义者、孟子和欧里庇得斯生活的时代。在这一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时期，宗教和哲学天才们为人类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体验”。

从大量研究轴心文明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构成轴心文明的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广泛普及的传播。试问：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度盛行，甚至在“阳儒阴法”“明儒暗法”中被许多统治者实际上奉为圭臬的法家，不可能像道家、儒家那样走向世界？二是绵延长久的影响。轴心文明就像时间的轴心一样，其“轴心”部位即核心思想经久不衰，为什么？三是具有超越性的核心思想。第三条最重要、最实质，也是对前两条原因的回答。所谓超越性，是指超越现世、超越功利、超越局部和“阶段性时间”，当然，也超越权力和人为刻意的推行或扑灭。道家、儒家是具备了这三项特征的，因而其思想精髓是中国版轴心文明的重要构成，在人类世界轴心文明的总体结构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轴心时代》的作者凯伦·阿姆斯特朗总结道：“轴心时代的一致见解对于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来说是一个有力的宣告。轴心时代的人们都发现，富于同情的伦理规范卓有成效。这一时期创造出的所有伟大的思想传统一致认同博爱和仁慈的极端重要性。这也告知我们关于人性的一些重要信息。发现我们自身的信仰与他人如此深切地相合，使我们体验到一种确证。”对照这样的总结，我们不难发现，道家哲学不仅有着高人一筹的本体论，有着系统、整体、辩证的思想，有着“渐进可知——不可尽知——知亦不知——不知之知”的认识论，而且，道家哲学蕴含着深刻的反异化思想、软实力思想。孔孟及儒家“仁者爱人”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思想主张也印证了“轴心”。正如张岱年先生认为，儒家学说很庞杂，但其中心思想紧紧围绕着人生价值而展开：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贵于物，倡导现实生活中积极乐观的精神，是人的价值、生命及生活价值、道德价值的高度统一。历史上任何优秀思想体系都有局限性、有糟粕，但轴心文明思想体系中的思想精髓、核心价值理念，抵达、实现了超越性这一共性，因而形成了轴心文明三大特征，这绝不是偶然的。

三 警惕“历史的假晶现象”

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学的影响十分重大，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历史的假晶现象”。在岩层中，常常掩埋着矿石的结晶体，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通透的结晶体，而是一种结晶体的空壳。火山爆发之后，熔岩穿过壳壁而进入空壳中完成了一种填充，而凝聚之后的新的结晶体，是一种内外不同的岩石，而它却有着结晶体的外壳，于是构成自然界的“假晶现象”。

人类历史上，文化形态出现“假晶现象”的情况屡见不鲜。斯宾格勒富有创造性地指出：“我想用‘历史的假晶现象’这个术语来表示这样一种情形，即：一种古老的外来文化在某个地区是如此强大，以致土生土长的年轻文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不但无法达成其纯粹而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且不能充分发展它的自我意识。”文化变迁的形态极为复杂，古老文化被突如其来的强大的外来文化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情形也是会发生的。关于这一点，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完全可以心领神会。“历史的假晶现象”更为可怕之处，不仅在于文化结晶体内部构造与外部表壳的不一致，更在于丢掉了自己的精华，汲取了外来的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是文化假晶现象的发生，不仅仅在于外来文化的强大，更在于本土对待自身土生土长的文化传统的态度和方式。良性的文化互动与融合，绝不可能发生在断裂式、彻底否定式的“文化大革命”中。

一些新生的文化在强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面前，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弱小而退却，这种文化中的自我意识受到压抑，有一种难以避免的无奈。但是，对于厚重的、古老的本土文化来说，强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将带来何种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土的选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反思，对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破坏传统的反思，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自我意识的深刻的觉醒。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体现了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复杂的纠缠。这种复杂性，比近代史上历次思潮涌动、思想碰撞都更加耐人寻味。第一，当今中国，比以往更加需要学习西方文化的虚怀若谷，中国所面临的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形势相当迫切、严峻。第二，当今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对于西方文化进行筛选与辨认，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对于西方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比如上面提到的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这部著作影响很大，但在中国，对这部著作的批判和定位值得商榷。正如译者吴琼在“译者导言”中指出的，斯宾格勒虽然受到尼采的影响，但主要是接受其怀疑精神，而思想上更多受到歌德、斯宾诺莎的影响，以“活生生的自然”的眼光突破以往历史著作的框束。同时，斯宾格勒虽然基本上“属于19世纪”，但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后现代的眼光。《西方的没落》中的文化批判精神只是一个代表，许多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不绝于耳，发人深省。此问题可以这样表述：中国不仅面临着自身的问题，也面临着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因而对待西方文化时，也面临着学习与超越的双重任务。这既是中国深化改革十分艰涩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当下思想碰撞、交锋激烈而复杂的原因之一。第三，当今中国，重新审视自身传统文化的课题异常艰巨。既要看到中国在近代历史上严重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原因，也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受到关注，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机遇。第四，当今中国，必须超越、摒弃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分割之中的二元对立思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划分，在学理上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极易导致二元对立。文化发展与交融的关系绝非线性的，以空间取代时间，把时间观空间化的思维惯性是一种扭曲了理性智慧的愚昧。

斯宾格勒给予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以有力的抨击：“这一‘世界历史’之幻景的上演，只是我们西欧人的自欺欺人，只要稍加怀疑，它就会烟消云散。”我们无须借斯宾格勒的话语来增加自身的文化自豪感，但他的历史文化视角却无疑给我们以重要启发：“从形态学的观点看，我们的18世纪凭什么要比它之前的六十个世纪更为重要？把短短几个世纪且完全局限在西欧的‘近代’历史同上下数千年的‘古代’历史对立起来，并且还把大堆的前希腊文化全都偶然地堆积在那一‘古代史’中，不加审查，也不加整理，仅仅是作为附录，这样做不是极其荒诞可笑吗？”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实在无须将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对立起来。雅斯贝尔斯的话说得很深刻，“我们时代的危机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剧变在这永恒的实体面前相形见绌”，人们的记忆应当参与到这个实体中去，也就是参与到一切时代所共有的不朽的要素之中。“如果回忆仅仅是关于过去的知识，那么它就无非是无限数量的考古材料的堆集而已。如果回忆仅仅是富于理智的沉思，那么它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无动于衷的观照而描画了过去的图景而已。只有当回忆采取了汲取的形式时，……这个回忆才会成为当代人对他自身的永恒存在的参与。”曾经，我们对于历史、对于传统，有过“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的讨论，但是，这两者都不适当，因为这样的讨论基于对“古今关系”的错误划分——对于时间之矢、时间弯度的肤浅理解和对于宇宙时间与社会时间关系的错误把握——的基点之上。因此，无论古今，都应当厚深薄浅，厚精薄粗，去伪存真。

四 四大家族，道家为根

历史无论怎样折冲樽俎，人类文明总体上是一步一步发展的。所以任何文明体系，都要有根。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涌现出中国版的轴心文明，其中主要是“四大家族”。然而，以轴心文明的根本特征观之，基本上可以认可的只有三家，即道家、儒家、墨家的思想，法家总体上不够格。易、兵、刑名、阴阳等各家，均含韵某些可圈可点的思想精华。然而，放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则是道家为根。对此，下面做一点简单的论证。

百家争鸣时期，先秦各种思想流派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道家思想的启迪和浸染。尽管儒家与道家思想有许多对立，但也互相渗透。孔子曾经向老子请教，后对弟子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庸》中“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是儒家接受道家思想的精彩印证。梁启超指出：“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遗憾的是，历史上虽然长期“儒道互补”，但“以道升儒”少，“以儒降道”多。法家在早期曾大量接受道家思想，太史公在《史记》中竟立《老子韩非列传》，并评价：“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但以后的法家对道家思想多有歪曲，从价值取向上分道扬镳，故而总体上与道家泾渭分明，各行其道。道家与墨家在非战非攻等思想上互有影响，墨家“兼爱”“非攻”等思想包含了一定的精髓，但其展开度比起道家、儒家实在贫弱，况且支撑这一主张的是“天志”“明鬼”之说，比起儒家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无鬼神”（孟子）实在是降低了一个档次。虽然墨家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后期墨家对于逻辑思维的贡献可圈可点，值得发掘。至于兵家，不战而屈人之兵、非危不战、讨伐不义、攻其国而爱其民、顺势而为、大智不智、大谋不谋、战势不过奇正、以异为奇等思想，与老子思想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

在秦以后的思想史中，董仲舒的“天执其道而为万物主” “君为无，臣为有”“三纲五常”已经严重降低了道家的思想档次，但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及君道无为的主张毕竟融入道家思想。魏晋玄学不仅以道释儒，而且对于老庄崇尚自然、自由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挥张扬。《老子》、《庄子》和《周易》被称“三玄”，老庄则为“玄宗”，以“越名教而任自然”而重扬道家贵无、尚无精神，而“得意忘言”“辨名析理”等认识论的探讨也深受道家影响。通常认为宋明理学以理释儒，是儒、道、释合流的产物，但道是其内在根本，李约瑟就认为理学得之于佛远远少于得之于道。至于汉代扬雄太玄之学、王充古文经学和明代讲求自然本心的阳明心学等，均受道家哲学的启悟和影响。

尽管道教与道家有重大区别，但毕竟以道家为渊源，两者之间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脐带。作为源于中国的唯一成型宗教的道教，传承了古代宗教、巫术、方术，杂糅了东汉张陵倡导的“五斗米道”、张角创立的“太平道”，以“道”为神化的信仰对象，老子被尊为“太上老君”，树立了宗教所需要的人格化偶像。然而，其基本教义的哲学基础源自道家。东晋葛洪作为其理论奠基者，深得老子论道之宏旨，将“道”与玄一、真一、太极相结合。由于道教具有丰富的组织手段和宗教形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道家的神学版本和世俗版本，得以长期、广泛传播。其宗教活动具有神秘主义和迷信色彩，但也有积极的贡献。道教经典《道藏》使道家哲学经典及其注本以及《韩非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墨子》《鬼谷子》《淮南鸿烈解》等法、名、墨、纵横、杂等宝贵的诸家文献得以保存。中国对世界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医、火药、天元术，以及对西方化学产生重大影响的炼丹术等，都不能抹杀其中的道教之功。独具特色的道教音乐、广受尊崇的得道成仙、以柔克刚的处世之方、经久不息的养生之道、遍布各地的道观礼仪、风靡世界的武术气功……道教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尤其是在民间文化、风俗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面对时代的挑战，道教迫切需要深刻的宗教改革，而以老子等创建和阐发的道家哲学为蓝本，正本清源，是改革的要旨之一。

“巅峰高认涌流泉”，借用这句古诗，可以形象地表述道家的影响和地位：中国道家哲学之所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是因为她在远古时代就已有了终极的追求、高远的境界、深邃的思考、丰富的启迪，抵达了不亚于任何思想体系的高度，并且源远流长，不断丰富发展。

参考文献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英〕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孙艳燕、白彦兵译，海南出版社，2010。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八章《道家思想（其一）》，东方出版社，1996。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