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

一

在中国历史上，民国（1912 ～1949）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 38年间，经历了三个统治政权的嬗变——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各种政治力量碰撞交融，各类文化思潮此起彼伏。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民国出版业，在此期间载沉载浮，政治烙印、文化变迁，时时处处可见。出版业本身的变化更为巨大。晚清以来形成的新式出版业在民国时期渐成大观，与西方的现代出版形态趋于接轨。民国出版活动在出版技术、出版观念、出版流程、书业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有新的重大建树，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民营出版机构和出版家群体，他们在文化组织、知识生产和社会变革中，充当了重要的民间文化力量，在建构公共领域、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产业的发展与繁荣。民国出版界众声喧哗，除了商业性的民营出版活动外，各文化学术团体、各政党政权组织也纷纷把出版作为阐扬学说、政治宣传的舞台和阵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相当可圈可点，显示了特殊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高超的出版韬略和政治智慧。因而，从时间角度讲，民国38年不算长，但从出版史角度而言，由于其表现出来的多面、多元特点，又可称为一段“大历史”。要更好地呈现“大历史”的“大”，就需要史学研究者用多维的视野、不同的角度，乃至于多样的叙说方式和编写体例，方能描绘出民国出版活动的立体交叉图卷。

本书借助编年史的体例，对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活动，依年代次序作历史的叙述。其内容主要包括出版机构的创立，大型丛书、工具书、教科书、古籍图书的刊印，出版法、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书业章程业规的制定，各种版权上的争端，劳资双方权益的纠纷，查禁与反查禁的斗争，以及出版机构的有关经营活动等。以上要素之动态按时序汇总，勾勒出民国图书出版的发展历程。零零星星的出版史料，在时间的统领之下各就其位，通过序列化的编排，既整体性地勾画出历史的纵向脉络，也多向度地展示了出版世界的丰富多彩。史料无声，只有在联系中，才能隐隐听见穿越时空的回响，呈现某种与现实遥接的意义。编年从时间轴线的角度，提供了这样的呼应与关联，只是或隐或显、或浅或深、或大或小而已。

二

梁启超讲文献学有三个标准，第一“求真”，第二“求博”，第三“求通”。文献学的求真、求博标准，也是编年史的标准和特征。“求真”即史学的客观性问题，是基础；“求博”即史学的丰富性问题，是问题的扩展。编年体在展现出版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原生态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虽然在时代风云际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研上不如章节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不同的编写体例有不同的价值侧重，各擅胜场。编年体的价值，贵在史料的广与真。

本书所使用的文献辑录方法，广泛利用了各种馆藏目录，各出版机构档案及史料，各地方出版的出版史志，相关的出版史著述，出版人文集、传记、日记、书信，藏书家的书评、书话等，各种资料累计近四百种。那一个个不太为后人所知的出版机构，那一本本成龙配套的丛书丛刊，那一件件此起彼伏的劳资纠纷，那一桩桩充满创意的经营方略，那一篇篇规制大局的书业规章，那一张张令人郁结的阴霾文网，从老旧报纸的模糊字迹里，从各地方的出版志书中，从少被人关注的馆藏目录中，被一一钩沉辑录出来，与正章正节的专门出版史书写形成互文与互补。

史学家傅斯年曾说，找材料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如今信息化时代，动手动脚已然不敷使用，还需要触“网”与入“库”。“网”者，互联网也；“库”者，数据库也。如今网络畅通，网站遍布，稍大一点的图书馆及档案馆，无不开设网页，将书报刊目录，乃至整本书刊数字化以后，供之于网上，方便读者点击查考。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等有影响的大馆，更是把民国时期的书刊数字化，并列为本馆的特色，予以展示。重庆图书馆的抗战文献经数字化后，也在其局域网上可以查阅。某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史料，如1942年开始出版的《出版通讯》、1943年开始出版的《出版界》、1944年出版的《出版法规汇编》，以及中国图书馆协会主办的《中国图书馆协会会报》、国立中央图书馆编辑的《图书月刊》等重要书刊，我们坐在家中，鼠标轻点，便可手到擒来。而像CADAL（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CALIS中国高校教学参考书全文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爱如生申报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读秀学术搜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等电子数据库，其蕴藏资源之丰富，检索之方便，效率之快捷，时间之节省，是往日文献搜寻者们所无法想象的。一些商业网站，如孔夫子旧书网、旧书网等，虽是商家为书刊买卖而设，但同样可成为研究者的巨大资料库。那些商家为买卖书刊所展示的封面、版权页图片，提供了直观、确切的史料信息，情形类似于见到书刊实物。本成果史料之所以会做到比前人更加丰富、精确，实大大得益于现代网络检索手段提供的强大技术支持。

三

本书作为编年体史书，有效地吸收了编年史淡化个人主观色彩的特色，不直接下断语，也不试图探索规律，把篇幅留给文献史料的辑录。突出文献性，强调实证性，通过史料的依次排列，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这样的一种著述方式，在我国流传既久，对当下的学科史建设，依然是有效的路径之一，近年来被各学科研究者广泛使用。

本书所选史料，择其重要和不易见者，或全录，或多录，或提供史料线索，庶使读者通过“还原”的具体历史语境，了解民国出版相对原始的历史面貌。同时，也便于后来研究者征引与利用，进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补充新史料，共同推进出版史的史料学建设。不惟如此，由于出版是各学科共有的学术生产与传播平台，对现代各学科的构建与发展有直接性的影响，这就使得本书呈现的出版史料价值，并不囿于书业本身，而与各学科史料有了相当的交叉与重合。各学科史研究者通过本编年，既可据之研判本学科的时代媒介背景，也可从本书集成性的史料中，撷取与本学科直接关联的部分，为我所用。举例来说，文人学者办出版，是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文学出版活动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是公认的事实。本成果对文人办的书店如新月书店、创造社出版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史料，都辑录甚详，原始而珍贵。教科书是民国各大出版机构的出版大宗，相关的报道和广告也很多，本成果对此多有爬梳剔抉，相信对民国教育史的研究当有所助益。

本书史料，在展现出版的文化与政治属性的同时，也关注出版的经济与产业属性。民国包括印刷在内的出版产业，发展成为当时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生产关系都相应地展开，同样值得经济史研究者关注。且举生产关系中的劳资关系侧面为例，民国时期书业界和印刷界工潮频仍，出版和印刷工会的力量相当强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一度辞去职务、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两次声称要解散书局，都与工潮有直接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过去一些出版机构重视职工福利，也是迫于工潮的压力。这些现象至今未有人进行研究。若将本成果涉及的史料进行归类排比，做专题性深入探讨，定能生发出许多新的学术话题和学术资源，供后来的研究者挖掘与开拓。

本书强调以编年为主体，同时也辅助性地使用了纪事本末体，对于有纪事本末性质的史料，尽量归诸一处，以增加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编年史时间的逻辑整体性，引导阅读者形成比较清晰的历史图景。

四

本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课题成果，立项时间是在2012年，而个中史料的点滴累积，当远溯到20年前我在武汉大学读研期间。因为要撰写硕士论文《亚东图书馆研究》，曾专门去武汉大学樱园山顶上的老图书馆，查找相关史料，无意中竟发现，像《申报》这样大众的报纸上，居然刊载有大量的出版业报道与消息，书业广告更是无日无之。这种被社会高度关注的行业待遇，是当下书业中已然遁形的传统。现在想来，倒也不必有境迁之叹。当如今的人们热衷于谈论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时候，那时的人们关心像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数千人的出版企业，其实都受制于对知识信息需求好奇心之驱使，从动机逻辑上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是书业广告从大众媒体上的消失，让从民国走过来的书业老前辈范用先生，曾大发了一番感慨。

本书的史料主体，便是当时最大众的媒体——报纸上的书业消息及广告。涉及上海版的《申报》（包括抗战初期的汉口版和香港版）、重庆版的《大公报》（包括抗战初期的汉口版和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版）、延安版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人民日报》。选择这些报纸作为史料源，有当时书业自身格局的情形考虑，同时也顾及查找实践上的方便。上述报纸都有全套的影印版，而且，除了《解放日报》外，其他各报目下都有了不同格式的数字化版可资检索。爱如生《申报》数据库，更是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全文检索系统，用起来令人大为称快。只要找对恰当关键词，借助于数字化神器，史料瞬间得以“复活”。就民国书业空间实际布局而言，上海是战前及战后全国书业的真正中枢，以《申报》这份上海乃至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与之匹配，堪称合适。事实上，本书辑录的史料中，亦以《申报》为大宗。抗战爆发后，中国出版中心转移至重庆、延安、桂林等地，重庆《大公报》、延安《解放日报》等，与之有政治版图及地理空间上的重合，因之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编者的史料视野。至于作为民国出版次中心城市的北京、天津、南京，亦有如《晨报》《大公报（天津版）》《中央日报》等全套影印版可资查找，只是工程过于浩大，编者力有不逮，只能舍弃，导致本书对北京（旧称北平）、南京、天津等地的书业活动反映不够充分。这是本书的不足之处。另外，报纸的消息来源未必全部真实可靠，书业广告也不免夸大其词，这些均需提请读者注意明察。

本书以史料集的形式申报课题，虽名为“编年”，但与一般编年体史书撮述史料大意的叙事化体例，还是有撰述形式上的重大差别。从严格意义上说，本书即是以时间为脉络的书业史料汇编集。课题评审专家对于初稿，提出了许多至为宝贵的专业性建议，而对于本书“史料汇编”式的编年，倒不置一词，可见还是肯定了汇编体编年的价值。在编者看来，任何叙述必然带有视角，同时也就会过滤掉部分史料信息。所以，编者的这种汇编式编年，有其相对“保真”的一面，不仅仅是编撰上的省心省事而已。

本书编写耗时日久，我的那些已毕业的和目下尚在读的研究生参与了史料的查找与录入。易真、胡映芳、袁思远、王帆、刘虹、吴晓刚、涂甜、曾静、黄河清、张学科、朱晓婉、黄安琪均贡献了力量。从2010年开始，一些选修我“民国时期出版经济与出版文化”硕士课程的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也曾以课程作业的形式，提交了他们查到的史料，由于人数众多，这里不便一一列举姓名。黄安琪、朱晓婉、张学科、林英、石惠，分任了本书成稿的校对工作。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专业而中肯，本书多有吸收。责任编辑桂芳女士，殷勤联络，校核错讹，体现了精微的专业水准，在此一并致谢。

吴永贵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