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列菲伏尔空间批判的理论视域与方法

众所周知，列菲伏尔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闻名于世，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他被认为是与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并驾齐驱的社会批判理论大师。在“后68”时代西方左翼纷纷倒戈“向右转”、马克思主义面临理论危机的艰难岁月里，列菲伏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世人物中最老的幸存者”，在年逾七十之际，继续坚持在马克思的经典问题域内思考都市问题和从事空间研究。以《空间的生产》为代表的空间批判理论使他成为20世纪70年代西方思想界“杰出的例外”，被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经典哲学家”。列菲伏尔的空间批判以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富有原创精神的批判性分析，继续坚持对马克思理论的独立理解和解释，进一步发扬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分析中使马克思主义大放异彩，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那么，列菲伏尔为什么选择空间作为其研究对象？空间分析与现代性批判是否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他的空间分析体现怎样的方法论特征？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章的研究内容。

第一节 理论缘起：理论危机与现实契机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列菲伏尔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而恰恰是拯救西方马克思主义于危机中的不屈努力。从列菲伏尔自身的思想发展来看，空间批判不是与日常生活批判无关或并行的另一条理论线索，而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的一种理论深化。当然，任何理论的生长都离不开社会历史现实的土壤，理论的运思把握的是时代的脉搏。列菲伏尔的空间批判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深切关注，更是对他所生活时代的深刻阐释，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思。

一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及其危机

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学说或思潮，而是伴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实践而逐渐形成、相继登场、异彩纷呈的理论景观。无论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出发，通过与同时代的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学说的交汇或交锋来重建马克思主义，还是从马克思的成熟著作出发，以结构主义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重建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体系，都是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20世纪人类文化和历史的新的背景下，对新出现的革命形势、革命条件和人类生存的文化境遇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无疑，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复兴。并且，我们可以透过表面的差异和纷争窥见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的理论特征和思想传统。首先，从理论研究的着重点来看，与马克思本人的学术重心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正好相反，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露怯，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的探讨得到了复兴。其次，从理论的形成来看，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都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遗产，比如黑格尔、康德等人的思想中寻求理论支撑，并在对同时代的各种理论和文化思潮的借鉴下，对马克思主义重新阐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理性文化进行批判。共同的理论特征使得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以文化批判取代经济分析和政治战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统，创造了根植于现代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范式”。佩里·安德森这样描述这个光辉而丰富多彩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远远超出了它过去的中间水平，达到了全面成熟的高度，而且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很典型地率先研究文学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上层建筑的更高领域——仿佛要以灿烂的文采来补偿他们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构和基础的忽视。最突出的是，艺术和意识形态是这个传统的相当大的特权领地，一个接一个的思想家在这个领域里以历史唯物主义前所未有的丰富想象力和严谨研究而名声显赫。”

然而，正是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学术传统及其理论特征暴露出其走向低迷和面临危机的致命弱点。一是“理论的贫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兴甚至是过度膨胀无法弥补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研究的匮乏。从经济分析上来看，在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几乎没有人回到成熟的马克思所关注的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基本问题上，因而，也就没有人能达到卢森堡和希法亭等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从政治实践的探讨上来说，在葛兰西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再也没有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性质展开系统的讨论，也就没能再形成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实践性的政治战略。二是“战略的贫困”。一方面，战略的贫困是理论贫困的必然结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复兴使理论成为“密码式的语言”，缺乏富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政治战略的探讨。另一方面，战略的贫困和理论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与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相脱离的现实境遇。作为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要么被流放，要么在狱中逝世，理论与现实的革命斗争的联系被切断了。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和发展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逐渐从工会和政党转移到了学院和书斋中。尽管理论家们关注现实，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但远离直接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的结果使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徒有改变世界的雄心，却缺乏改变世界的策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兴，却难以担当“消灭哲学”的重任。

终于，理论与现实政治实践相脱离导致的“理论的贫困”和“战略的贫困”在20世纪60年代声势浩大、席卷全球的学生运动中暴露无遗。这场文化反叛运动和西方资本主义向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迈进的步调相一致，因为，以经济进步和技术标准为最高准则的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为此付出的代价和经历的危机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正因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和人的生存状态入木三分的分析，使得马尔库塞、萨特等人成了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统统拒绝的“大拒绝”战略激发着学生和其他社会群体建立新世界的梦想，引领着这场革命的狂欢。然而，也同样是因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和革命主张注定了这场学生运动倏然而逝的命运。马尔库塞等人提出的革命策略是一种持久的文化革命，缺乏短时间内穿越机构和体制壁垒的政治斗争策略。加之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具有领导革命的政治地位，无法使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相结合，因而，尽管学生运动拒绝一切形式的社会异化现象，反对现代社会的官僚制度和组织结构，要求实现民主和自我管理，但却无法通过政治斗争为这些美好的设想寻找现实的出路。“在大学校园里和街垒中与警察的搏斗，不是战斗，而是萨特存在主义式的 ‘自我实现’的场所，学生们所看重的，只是保证人们的反叛精力有所出路，战斗精神有用武之地。‘大拒绝’之后怎么办？如何获得稳固长远的胜利？这些问题，学生大众根本不予考虑。这种 ‘革命’，狂欢的色彩十分浓厚，已经失去了现实政治的意义。”

尽管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但以理性主义文化为核心的现代价值观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思想家们开始更深入地反思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问题。这一时期，以福柯、利奥塔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更是从全新的理论和政治视角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变化，以微观理论和微观政治对传统批判理论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与后现代理论的兴起相反，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向衰落。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在60年代之后主要走向了审美沉思，“人们可以看到实实在在过度膨胀的美学研究——它在生动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衰退了的地方，过度承载了所有受压制或否定的价值观：对未来的乌托邦想象和当前的道德准则，为过度的艺术沉思所取代。”伴随着阿多诺、卢卡奇、马尔库塞、萨特等人的相继谢世，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告一段落。然而，作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唯一的幸存者，列菲伏尔却是个例外。他的思想轨迹始终紧随社会现实的变化，始终关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历史变迁。在资本主义经历的从20世纪50～70年代的30年黄金发展时期，他的日常生活批判也从战后初期对日常生活的哲学反思深入到在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微观分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对城市和乡村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到70年代形成的空间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同时期发展的社会现实的理论再现，也是对全球性学生运动和革命形势变化的反思，对文化革命的困境和提出的问题的回应。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到都市社会的转变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所凸显出来的空间问题的研究，不仅没有承袭走向审美沉思的理论传统，反而是从其他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忽视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问题和范畴出发，对当前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和总体特征作了深入分析，对实现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策略等展开了积极探讨。

二 都市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研究

列菲伏尔选择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是在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理论危机之时，为了重新寻找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道路，从同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忽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重建。即便是在列菲伏尔本人日常生活批判的学术生涯和理论思考中，空间分析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海德格尔那里，空间是生存在世界中的一个方面，即生存的空间性规定。列菲伏尔也认为空间本身就是构成日常生活的一种本质规定性，日常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时间和空间都是对日常的活生生的生命经验的内在维度。在对他的思想出现空间转向以及这种转向何时出现的质疑声中，列菲伏尔本人是这样回应的、“那些支持我的人十分惊奇，我是何时开始投身于诸如建筑、城市问题、空间组织等问题研究的……我自孩提时代起就开始了空间研究。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哲学要区分主体与客体、身体与世界，它们间的界限似乎并不那么清晰、分明。内部世界不也是一个宇宙吗？精神与空间正在分裂欧洲哲学……我蜿蜒前进……通过马克思的思想……我开始走到空间问题面前。”通过马克思的思想，列菲伏尔启动了贯穿其一生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规划，作为日常生活本质规定性的空间性又通过资本主义的空间实践成为他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列菲伏尔的思想中并不存在空间转向，空间批判实际上是在特定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进行的日常生活研究。接下来，本书将对列菲伏尔从早期的日常生活研究到之后的空间批判的思想轨迹作简要的阐述。

作为与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齐名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菲伏尔的早期思想也是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总体的人的思想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阐释。他的《辩证唯物主义》（1939年）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被视为里程碑式的著作。然而，列菲伏尔并没有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研究的传统中。以日常生活研究为视角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固然是受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影响，但更体现了列菲伏尔想把哲学与活生生的现实性连接在一起的欲望。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仅仅围绕异化概念及其辩证性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关于实践活动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表现为“一系列概念及其发展的集合的那种哲学”，哲学家应该把目光“投入到关于人类的原材料中去”。于是，《日常生活批判Ⅰ：导论》（1947年）诞生了。从此，揭示人类生存的现实性的日常生活批判成了列菲伏尔进行哲学研究的新方向，日常生活批判成了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异化现象和问题研究的突破口。列菲伏尔在同名著作的第三卷的导论中曾这样评价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研究：“这个 ‘精心之作’既没有发明词语也没有创造事物，但克服了 ‘哲学—非哲学’、‘重要的—不重要的’、‘无知—知识’之间的界限。”当然，在第一卷中，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还带有自由的乐观主义情绪。他提出，进行日常生活研究就是要帮助人们“把握这些关于人类的材料”, “剥去泥土的外衣而揭露出珍宝的本来面目”。在他看来，尽管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被异化了的现代日常生活与这种巨大社会变迁之前传统日常生活中隐藏着的具有丰富性和意义的本真生活方式日益背道而驰，但日常生活具有复杂性，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一个单调重复的线性过程，在异化的现代日常生活中还有特定的统一被坚持着，表面的贫乏之下隐匿着难以被察觉的财富。对列菲伏尔来说，节日和节庆的狂欢就是具有异质性并能重塑日常生活的可能性时刻。他坚信，日常生活最终会因为人的去异化而变成理想的生存体验。在第一卷当中，列菲伏尔还仅仅是初步提出了日常生活不应该在哲学家的视野之外，日常生活研究与对社会异化的理论分析直接相关，还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内部，“从一开始，日常生活批判透露异化的内容，但不会精确地解释它的地位，无论是哲学的、科学的甚至隐喻的！理解生活经验，正确放置它，在动态的概念星群中恢复它；通过陈述它所包含的而 ‘解释’它——这是这本著作和计划的意义的表达。”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城市化建设的兴起，列菲伏尔很快意识到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过时了。

列菲伏尔不是一个书斋型的理论家，随着他的身体和生活经验不断地游走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他的研究主题和思想流变也呈现丰富多彩甚至让人眼花缭乱的样貌。他经常回到比利牛斯山的乡村，“正是法国比利牛斯山脉发展不均衡的现代化城市提供了视觉的和理论的 ‘契机’，这些契机唤起了他对日常生活和现代性的批判性解释。”当然，不仅仅在比利牛斯山，列菲伏尔在20世纪50～60年代曾经周游世界，见证世界各地城市的诞生，体验城市如何打破传统乡村生活的社会变迁。正是在从传统的乡村生活到正在建立的都市生活的巨大变迁中，列菲伏尔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丰富的实例和夯实的社会学研究为他提供了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日常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也正是通过城市和乡村问题的研究，列菲伏尔发现，日常生活一方面与现代性互为表里，日益成为现代性这幕怪诞剧的“场所”，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也与现代性相抗衡，具有反抗现代性的潜能。因此，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批判已经深入到了对新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中。《日常生活批判Ⅱ：日常性的社会学基础》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等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揭示了在1946年之后十多年时间里日常生活日益贫乏、受动和被规划的变化，并指出了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征服农业和历史城镇的产物，资本主义再一次充当了殖民者的角色，但这一时期殖民的对象是日常生活和文化。受列菲伏尔著作和思想的鼓舞，现实中的1968年学生运动也扛起了“改变生活”、“改变生活的被雇佣”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然而，此时期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并没有分析日常生活被操控的原因和如何被规划的问题，也没能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根本机制所在，更无法提出改变生活的具体的反抗路线和目标。因此，反抗力量从理论中获得的仅仅是对“改变生活”这个当务之急的认同，无法以更具有现实性的政治行动进行革命斗争。

在对现实运动的失败和理论瓶颈的思考中，一方面，列菲伏尔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中去寻求批判理论与现实相连的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日常生活异化的思考以劳动概念为核心，根植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另一方面，他直面社会现实历史进程，探究新资本主义城市规划实践背后深层的社会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列菲伏尔发现，全球性的城市建设和都市化现象与社会空间的生产活动紧密相关。都市化作为资本主义政治战略和社会实践的兴起，使空间的工具性特征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凸显出来。正如索亚所说：“隐藏于正在成形的现代性里的，是一种深刻的‘空间性的权宜之计’。”关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对列菲伏尔的影响，以及列菲伏尔对20世纪50～70年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分析将在本书探讨资本主义的幸存与空间的生产（第三章）中详细阐释。总之，他意识到，进一步深化日常生活批判和现代性研究要像马克思那样，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的研究，揭示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存续和发展中的地位，从而才能阐明日常生活被规划的原因，以及资本主义如何做到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来看，列菲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中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和现代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理论与现实历史进程的统一上来看，列菲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都市化战略和城市建设的实践进行的深刻反思。从列菲伏尔自身理论的发展来看，空间批判理论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