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积极面对人口城市化

展望未来，我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人口形势，表现出以下四个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生育率将持续走低

在经历了自1990年以来20年的低生育率之后，低生育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发凸显。建起的希望小学因缺乏生源而关闭，企业因招不到工人而闹“民工荒”。低生育率效应在最近的一个表现，即近些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急速减少，宣告了多年的“高考热”风光不再。这些现象的到来本来是并不难预见的，只是人们长期以来只关注人口增长的表象，而不愿意正视低龄人群不断萎缩的趋势而已。欧洲和亚洲许多被低生育率困扰的国家警示我们，生育率一旦跌入低于更替水平的“陷阱”，想要回升将十分困难。再看看现在的“80后”“90后”“00后”，无法想象今后的中国家庭会出现普遍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局面，也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生育率在今后不会继续走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低人口增长率的时期，但没有经历过低生育率的时期。我们对于生育率低下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才刚刚开始。

（二）人口老龄化将急速加剧

长期的低生育率，加上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使得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成为无法阻挡的趋势。有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人们健康水平提高、社会不断进步的表现，是一切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实际上这是一种过于淡化人口老龄化的看法。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下三方面。一是速度太快，以致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漫长的过渡期逐渐适应。二是数量过大，六普结果表明，我国目前60岁及以上老人已达1.8亿，占我国人口的1/7，老年人口数量的猛增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将形成巨大挑战，这在诸多方面已显示出来。三是所谓的“未富先老”，中国必须在经济还不发达、时间也不充裕的情况下应对急剧的人口老龄化，这对经济、社会、政府、家庭都无疑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世世代代“养儿防老”，但由于生育率下降，农村家庭不仅子女数量减少，而且伴随着人口纷纷离开农村流向城市，使农村不得不面临比城市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当然，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而是整个社会将变老且缺乏活力的问题。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并没有出现过急剧老龄化，人们已对人口老龄化表现出广泛的关注，但我们对它的认识尚在起步阶段。

（三）城市化将不断加速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的滞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里的国家。传统中国社会历来是农业社会，人口的主体历来是农民，但未来农村人口将成为少数人口，传统的“乡土中国”将不复存在。虽然有观点认为中国城市化尚存在“虚假性”“人为性”，但并不能否认城市化在中国的迅猛发展。然而，中国从来没有“都市社会”的经验，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要急剧转变成一个都市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革命性的转折。尽管人们对此的认识才刚刚开始，但不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口城乡比重的翻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必将是革命性的。这种变化绝不仅是人口分布的变动，还必将引发我国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史无前例的。

（四）流动性将继续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从过去内地向沿海的流动，到现在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城市到城市的流动、农村到农村的流动，人口流动已经呈现一种“全面开花”的态势。六普数据表明，我国的流动人口已达2.6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反映了我国人口流动浪潮的汹涌澎湃。中国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人口变动总是和重大的社会变革相伴而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当前汹涌澎湃的人口流动浪潮标志着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与千百年来的“小农社会”彻底告别，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必将成为我国社会变革的强大推力，其深远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中主要是劳动力的流动，这既是人口转变的必然，也是由市场经济发展所决定的。人口流动不应该被看成一种“非常态”的情况，人口的流动有很强的方向性和规律性。事态的发展将使人们必须承认人口的流动迁移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现象，并可能成为主导我国人口态势走向的决定性力量。

总的来说，我们将迎来一个生育率继续走低、人口严重老化、高度城市化和人口广泛流动的社会。这些将不仅是我国人口未来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国社会未来的基本特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这样的状况，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我们尚缺乏经验、缺乏准备、缺乏认识。但无论如何，这些特点已成为科学把握中国国情的基本要素。

面对上述四方面前所未有的人口趋势，笔者在这里集中讨论人口流动和人口城市化的问题。尽管从理论上来讲，人口城市化是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必然进程，但在中国的实践中，对于是否应该实现人口城市化一直存在着一种踯躅不前的倾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户籍制度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试图建立一个城乡分割的体制，走一条在没有城市化的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为了实现人口城市化，而是为了获得大批廉价的劳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纷纷拆迁征地，出现了所谓“城市包围农村”的局面，但这也不是为了人口城市化，而是为了实现地方政府所谓的“土地财政”。近年来，各地又纷纷扩大城市区域，出现了运用行政手段“快速提高城市人口比重”的局面，但这同样不是出于城市化的目的，而是为了“提升城市竞争力”。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我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近几十年来出现快速提高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对是否应该积极迎接人口高度城市化的到来却一直表现出一种含糊不清的态度，甚至担忧这种“高度城市化”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诸如“城市病”“拉美现象”“贫民窟”等。这反映出我们在对待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中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关于人口城市化的社会政策和发展规划，表现出一种勉强被动、见事过晚，甚至得过且过、亡羊补牢、碎片应对的状况。当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留守家庭的出现、留守儿童的安全、社会保障的缺失、户籍制度改革、人口分离的加剧、外来人口的融合、无地农民的出现、农民工子女的求学甚至高考制度的尴尬等纷至沓来时，政府反应过缓甚至不知所措。我们提出过种种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诸如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但我们还从来没有提出过以建立高度城市化的中国社会作为努力目标。所有这一切表明，我们在走向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理论滞后于实践、认识滞后于现实的状况，而这种状况的尽快扭转，努力克服面对人口城市化的实用主义倾向，建立积极迎接人口城市化到来的社会目标和体制规划，对于实现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健康推进，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显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