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果分析

（一）全国人口再生产模式呈现萎缩型且10年间平均世代间隔进一步延长

净再生产率（NRR）是衡量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指标，其标志性数值为1。NRR＝1时，人口达到更替水平，即亲子两代人的数量不增不减，保持不变，这也是静止人口的理想状态；NRR大于1时，子代数量将超过父代，人口呈现增长态势；NRR小于1时，人口数量下一代不抵上一代，人口呈现缩减态势。中国2000年和2010年净再生产率分别为0.54和0.53（见表3-1），意味着子代数量仅为父代的一半多，人口再生产模式呈现为明显的萎缩型。

平均世代间隔（T）实质上是考虑了死亡因素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数值越大，说明两代人间隔越长。在妇女生育较多孩子的情况下，平均世代间隔长可能是妇女在较大年龄仍继续生育的结果；而在妇女仅生育1个或2个孩子的情况下，平均世代间隔长更可能是晚育的结果。中国人口的平均世代间隔从2000年的25.88年增加到2010年的28.39年，十年间晚育趋势明显。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直观反映了人口未来发展的真正趋势，与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长期稳定有关，与现实人口的年龄结构无关。两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内在自然增长率均为负值，2000年已经降到－24.07‰的较低水平，2010年略微回升到－22.06‰。

（二）区域人口再生产模式无一例外均呈现萎缩型且10年间区域差异缩小

尽管中国31个省区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00～2010年也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但自然增长率指标基本为正值（上海是两次普查中自然增长率唯一出现过负值的地区，2000年为－1.9‰, 2010年恢复正值1.98‰）。然而，人口再生产指标却显示各地区无一例外地均呈现萎缩型人口再生产态势（见表3-1）。2000年和2010年净再生产率的值域范围分别为0.32～0.94和0.34～0.79，均低于更替水平，且10年间的地区差距在缩小；两次普查中净再生产率最低的省级地区均为北京（2000年还包括上海），最高的省级地区则分别为贵州和广西。

2000年各地区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43.78‰（上海）和－2.23‰（贵州）, 2010年则分别为－37.14‰（辽宁）和－8.08‰（广西）。可以看出，不仅地区差距在缩小，而且东部地区人口衰减态势甚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10年间人口衰减进一步加剧。

平均世代间隔的值域范围在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24.70～29.58和26.32～30.44，最低的省级地区分别为四川、江苏和云南，最高的省级地区则分别是西藏和北京。北京和西藏平均世代间隔都比较高，是否属于同一种人口再生产类型，下面将通过聚类分析进一步了解。

（三）“晚育少生”已成为区域共性且个别地区出现“极晚育极少生”现象

本研究对2000年与2010年31个省区市的净再生产率和平均世代间隔指标进行了定量聚类分析。用类平均法（或组间连接法）绘制的分类结果树状图（见图3-1）显示，2010年的贵州与北京以及2000年的西藏与贵州的人口再生产态势似乎更具有个性；分别尝试3 ～5类聚类，发现两次普查中大多数地区均被归为一类，但个别省份的分类结果在10年间有较大差异。

以四分类结果为例（见表3-2）, 2000年和2010年分别有26个和22个省区市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属于一类，既有东部沿海省份，也有西北内陆地区，说明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人口再生产模式是类似的。从NRR和T的均值来看，可以大致归为“晚育少生”型，其中净再生产率从2000年的平均值0.55进一步下降为2010年的平均值0.51，同时类内部各地区间的差异更为明显（标准差从2000年的0.12上升为2010年的0.95）；平均世代间隔则从2000年的平均25.56年延长至2010年的平均28.39年，晚育趋势更显著，且地区间的差异在缩小（标准差从2000年的0.60降至2010年的0.45）。这一类别省份的人口再生产形势基本决定了全国人口再生产的总体形势，其特点也突出反映了中国实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果。

北京和广东在两次普查中所呈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可以被概括为“极晚育极少生”型，天津在2010年、山东在2000年也分别与其比肩。与涵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晚育少生”型相比较，这类地区的NRR平均值在2000年为0.42, 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0.41，且类内区域间的差异在缩小（标准差从2000年的0.11下降到2010年的0.07）；平均世代间隔的均值更是从2000年的27.55年到2010年的突破30年，虽然区域间差异略有增加（标准差从0.21扩大到0.37）。其中2000年北京的净再生产率全国最低（0.32），平均世代间隔（27.31）也高于全国平均值；2010年净再生产率虽略有回升（0.34），但该指标和平均世代间隔均居全国之最，代际间隔延迟为30.44年。与北京相比，广东的“极少生”态势并不突出（NRR值分别为2000年0.40, 2010年0.48），但其“极晚育”特征明显，2000年和2010年的平均世代间隔分别为27.72年和29.83年，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0年贵州和西藏均分属一类，大致可归为“晚育相对多生型”和“极晚育相对多生型”。之所以强调“多生”的相对性，是因为2000年贵州的NRR为0.94，居全国之首；西藏的NRR为0.82，紧随其后，虽然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54），但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西藏的平均世代间隔高达29.58年，居全国之首；贵州为25.62年，与属于“晚育少生”型的大多数省份的平均世代间隔相差无几。

2010年贵州与安徽、云南、宁夏四个省份被归为一类，广西和新疆被归为一类，虽然NRR均值和T均值呈现差异，但仍可以被看作“晚育相对多生型”。

本研究所覆盖的31个省份中，10年间人口再生产模式变化最为迅速的是西藏。作为中国人口最少、密度最小的省份，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经济条件大大改善，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妇女的生育水平则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转变过程。在全国普遍开展计划生育的20世纪70年代，西藏并未实施计划生育，生育率上升；20世纪80年代，西藏开始在城镇藏族干部、职工、居民中提倡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间隔三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平缓下降（王娜，2012）。1990年以来，西藏出生率下降趋势显著，加上多年优生优育、妇幼保健、生殖健康等的教育宣传，广大农牧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发生了巨大转变。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藏生育率虽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净再生产率仍保持了0.82的相对较高水平，平均世代间隔在各省区市中最高（29.58）; 2010年西藏的净再生产率迅速下降到0.48，甚至低于全国0.53的平均水平，平均世代间隔高达29.28年。

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四种人口再生产模式相比较，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早育”基本销声匿迹，“多生”也只是低于更替水平下的相对而言，与之相对应的是“晚育”甚至“极晚育”成为普遍性现象，以及大多数省份出现“少生”甚至“极少生”现象。严格来讲，先前的“晚育少生”“晚育多生”“早育少生”“早育多生”四种模式已经转变为如今的“晚育少生”和“极晚育极少生”两种模式，地区间的人口再生产模式不仅趋同，且人口缩减的内在趋势正在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