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

一 选题原因

21世纪初的红色中国大地上，学术界和理论界乃至意识形态领域里并非“全国山河一片红”，而是不时地在思想理论的红色海洋里，泛起各种各样的“白色泡沫”，这些“白色泡沫”在吸引人们眼球的同时，也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起，就是这些“白色泡沫”中的一个典型。民主社会主义直接挑战的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种背景下，把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本质比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书选择“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比较研究”这一课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期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起

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1]在我国不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是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还是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发展，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在改革开放进入这一关键期的背景下，我国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各种社会思潮起伏不定，可谓风云激荡。其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再度泛起尤其引人注目。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再度泛起，要追溯到2007年。这一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发了整个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其实，这篇文章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以前，该文在网络上就以《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题广为流传。以此为标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对民主社会主义讨论和研究逐渐又成了学术界、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纵观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北欧乃至全世界逐渐扩展的历史，横向比较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地区的影响，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不能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健康协调稳定发展，而且民主社会主义本身也受到许多挑战，逐渐显现出自身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国内不断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剧变前后，民主社会主义逐渐成了影响我国的重要政治社会思潮之一。“近几年，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扩大。”[2]这种影响扩大的具体表现是“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3]等错误观点的大肆流传。这些错误观点给我国的社会思潮、意识形态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和认识上的混乱。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4]这“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就包括了在理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与民主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因此，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系统的、立体的解剖和研究，揭露其实质和真面目，在对比中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从而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对一些深层次的困难和挑战。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5]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从机遇方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环境。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渐形成。不断完善的理论体系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实践的顺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可喜的成就。“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6]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来自理论领域和社会思想政治方面的各种思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挑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思潮中，民主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挑战是现实的、直接的。近几十年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蔓延世界各地。从最初在西欧的徘徊和发展，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不断扩张，民主社会主义已渐成燎原之势。改革开放以后，民主社会主义在我国也逐渐传播开来。一些人基于对民主社会主义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和认识，奉行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7]这部分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不断宣扬和鼓吹，已经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带来了新的严峻的现实挑战。正如周新城教授提出：“旗帜鲜明地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是当前理论界一项重要的任务。”[8]因此，运用正确的态度审视民主社会主义，揭开民主社会主义的面纱，剥去民主社会主义的伪装，在对比中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有助于我们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而且有助于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疑和诘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这种交流的增多，一方面加深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也有些不明是非甚至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提出质疑。世界著名左翼社会活动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把中国与苏联、东欧地区进行了比较以后，在评价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模式时写道，“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的共和国）没有实施转变的构想，也没有一个社会模式。当然，它们有意识形态，就是没有要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的计划，无论这个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则有一个十分周密的计划。我绝不认为那是社会主义模式，我将其称为国家社会资本主义模式”。[9]萨米尔·阿明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是社会主义模式，而是他所说的“国家社会资本主义模式”。这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简单否定和对中国目前发展模式的界定，无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现实挑战。社会党国际在1989年6月召开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国际社会应团结起来加以谴责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使中国当局认识到，必须承认人民对民主的希望和意愿。”[10]这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的社会党国际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直接干涉和指责。另外，美国加图研究院学术事务副主任、Towson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多恩（Dorn,J.A.）在1998年曾撰文写道：“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纯属一个美妙的幻想。市场及其支撑性制度，尤其是私人财产权制度和法治，不大可能嫁接到社会主义上。市场是建立在自愿交换上，而社会主义则破坏了市场的自发性秩序而用政府控制取代个人负责。市场社会主义，即使是具有‘中国特色’，也是违反自然的、人为的制度，必然跟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工厂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11]美国著名学者、教授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塞缪尔·亨廷顿写道：“既然中国已将美国确定为主要敌人，美国的主要倾向将是作为一个主要平衡者来防止中国的霸权”；“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12]上述这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怀疑、指责、否定和诘难，是包括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国外势力，带着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反映。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为了回应这些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质疑和诘难，对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本质上的比较，通过比较研究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现实需要

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出发，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的理论结晶。作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从纵的方面来说，它要求我们在逐渐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和丰富。从横的方面来讲，它又需要我们在与不同政治社会思潮的比较中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认清各种政治思潮，同各种错误思潮划清界限，又要汲取其优秀成果，用来发展、丰富和完善自己。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我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需要加以认真比较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归根结底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其至多只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14]因此，要澄清混淆了的理论认识误区，坚定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设中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幸福人民。

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不断深入总结、发展和完善，需要继续与其他社会政治思潮做全方位、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工作。同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都要求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不动摇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不动摇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15]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16]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其他理论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顺利发展。

二 理论界的研究状况

（一）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状况

民主社会主义是对西欧乃至全世界包括工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等在内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总称，它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逐渐发展和演化而形成的。民主社会主义总体来说可以分为理论、运动、制度三个层面。作为理论层面的民主社会主义形成的标志是1951年《法兰克福声明》的发表。在本书中，笔者从理论层面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探讨。尽管这样界定，但并非完全不涉及民主社会主义的运动和制度层面，在相关的章节中也会对其作出说明。最大的讨论点还在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层面及其理论观点。国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78～1989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文化界开始活跃起来。在这个时期，就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情况而言，发表了一批介绍国外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主张的文章，出版了一些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翻译文献和著作。发表的理论文章主要有《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潘培新：《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民主社会主义”简介》（唐德武：《理论探讨》1984年第1期）、《“民主社会主义”浅析》（殷叙彝：《科学社会主义》1987年第7期）、《民主社会主义》（奚广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88年第1期）等。出版的翻译文献和著作主要有《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年）》（雅克·德罗兹著，时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伯恩施坦著，马元德、严隽旭、彭金安、蔡升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瑞典模式初探》（黄安淼、张小劲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从职能社会主义到基金社会主义：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张小劲、李元庆编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当代西欧社会党人物传》（殷叙彝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这些文献为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奠定了资料基础。但这一时期，没有出现全面评析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著。

第二个时期是1990～1999年。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国际上社会主义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灾难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由于苏联、东欧国家大都选择“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尤其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直接提出的改革口号就是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改革取向导致的结果就是苏东剧变，存在了几十年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国内改革开放处于不断向深层次发展的过程中，各种思潮汹涌澎湃，各种矛盾和问题凸显。在这种形势下，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个时期，就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来讲，1997年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率团访问中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关系的正常化，促进国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向深层次发展。这个时期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工作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多，并且主要集中在1990年、1991年和1992年这3年。这3年所发表的文章从数量上讲是此后7年所发表文章数量的近3倍，但质量参差不齐，观点差别较大。出版的专著不少，成果显著。第二个特点就是对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多，这个特点将在下文中进行具体阐述。这一时期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方面的文章有：《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几种典型模式》（李忠杰：《理论前沿》1990年第17期）、《“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张戈：《瞭望》1990年第13期）、《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徐崇温：《哲学动态》1991年第12期）、《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性质辨析》（周新城：《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2期）、《“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由苏东剧变引起的概念之争》（殷叙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年第3期）、《苏东剧变前后的社会党国际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肖枫：《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6年第2期）等。这一时期出版的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有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社会主义思想史·第四卷·上册·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1914—1931）》（柯尔著，宋宁、周叶谦、李鹏远、李梅彬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西欧社会主义——一代人的经历》（史蒂文·克雷默著，王宏周、胡尔湖、王建华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托马斯·迈尔著，殷叙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周新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陈林、侯玉兰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等。在译著方面，本时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这就是围绕1997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以绝对的优势挫败保守党上台执政后提出的工党新理念“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研究者翻译出版了一些关于“第三条道路”方面的书籍，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安东尼·吉登斯著，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等。这个时期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硕果累累。

第三个时期是从2000年至今。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也不断向深层次拓展。国内经济持续发展，政治保持稳定，为我国的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所以这个时期从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到专著出版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可喜的成果。这个时期发表论文前几年数量平稳，只是到2007年发表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的文章陡增，原因在于2007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网文名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引起了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广泛讨论。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主要有：《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上）——概念的起源和历史演变》与《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下）——概念的起源和历史演变》（殷叙彝：《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3、4期）、《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卢丽华：《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探析》（薛新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4期）、《民主社会主义主要观点的再探讨》（张传鹤：《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现状》（徐崇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2期）、《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周新城：《党史文汇》2007年第6期）、《略评民主社会主义》（刘国光：《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怎样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周新城：《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论断看民主社会主义》（苏雪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产生和传播的原因再认识》（张传鹤：《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如何认识民主社会主义》（徐崇温：《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民主社会主义瑞典模式的生成因素探析》（邹升平：《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恩格斯晚年确实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吗？》（汪亭友：《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8期）、《拉美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比较》（蒋锐：《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郭小路：《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S1期]、《民主社会主义是真民主吗？》（陈曙光：《红旗文稿》2013年第7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走上改旗易帜邪路的一个典型——评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周新城：《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等。这个时期论著方面成果也不少，如：《另一种选择：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李宏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刘书林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德国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研究》（赵永清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冷战后社会党研究》（向文华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民主社会主义评析》（徐崇温著，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民主社会主义论》（殷叙彝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透析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毒招和谬论》（李振城编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全球视野下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张传鹤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当代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刘玉安、蒋锐等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后冷战时代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邵鹏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荣与困境》（禄德安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民主社会主义评析》（周新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怎样认识民主社会主义》（徐崇温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等。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以专题论著为主，推动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向深化、细化的方向发展。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状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巩固、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实际和具体国情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以一元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思想的，通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统称。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才找到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积累的正确经验，纠正过去“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基础上，在邓小平领导下开辟的一条崭新的道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坚持同人民在一起，为了人民干事创业，依靠人民干事创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康庄大道越走越宽广”。[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科学理论，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与民主社会主义相比较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主要从理论层面的观点上来进行研究和探讨。下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分期、内容、意义等几个方面简单阐述一下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状况。

第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研究情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赵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19]李忠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把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都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和标识之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更加鲜明、更加突出。而且，采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概念，有利于减少个人色彩，突出集体的智慧和贡献，符合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和主张。作为一个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道路，是一种事业、使命和任务，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总之，它把我们党长期奋斗所干的事情集中地概括了出来。[20]赵智奎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专门术语，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邓小平理论也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1]在全面分析、正确把握和处理“一般原理”和“中国特色”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赵智奎教授总结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逐步全面改革和逐步推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主义”。[22]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相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吴雄丞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共同规律和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是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任务从而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的必由之路、胜利之路”。[2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程恩富教授认为，“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历史的结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现实和时代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特定的世界历史环境和中国历史条件下的伟大创造，既是历史的逻辑，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我们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4]

第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分期研究情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分期问题，有的学者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有的学者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还有的学者把它划分为五个阶段，但认为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的人居多。两阶段论者侯远长提出，第一阶段为创立和探索阶段，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阶段；第二阶段为发展和创新阶段，即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阶段。[25]三阶段论者汪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初创和在曲折中探索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显轮廓。从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到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召开”；“二、全面展开、重点突破和初步形成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并形成体系。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三、深入展开和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执政理论和建设政治文明方面获得突破性重大成果。从党的十五大至今”。[26]王怀超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时期”；“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阐发时期”。[27]有的研究者从薄一波“始于毛，成于邓”的观点出发，用三代领导核心来界定阶段：党的十六大后，学者们在“始于毛，成于邓”后，加上了一句，成了“始于毛，成于邓，发展于江”；“毛泽东时期是扎下根系，邓小平时期是长成主干，江泽民时期则是繁茂枝叶”；[28]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最近有人把这句话变成了“始于毛，成于邓，发展于邓后”。[29]徐崇温认为，“薄一波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毛泽东开始探索，邓小平完成，这是有语病的，中国的文字里，‘成’和‘始’是有歧义的。我认为‘始于毛’不动，必须明确探索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可改为‘创于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开始于毛泽东，但创立者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在还没完成，什么时候能说完成，至少要到2050年，这个理论完成以后还有个继续发展和完善的问题”。[30]五阶段论者如刘云章、郜世奇，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按创立的进程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党的十二大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命题；第二阶段，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第三阶段，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阶段，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第五阶段，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经过这样五个阶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31]

第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研究情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有其具体而独特的内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不同的研究人员认识上也有差异。沈宝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创新理论所作的最好概括，也是恰当的理论名称”。[32]赵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因为这个理论体系有一个鲜明的历史性主题和主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它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它由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构成——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十个方面，并有自己的范畴体系——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计划和市场等；它科学地回答了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33]牛先锋则认为，党的十四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方面，这九个方面相互联系，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党的十四大总结的九条内容，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的基础。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研究的首要基本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研究的对象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理论的成果载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以及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性质上既不是封建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剔除封建主义残余、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改革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过程。[34]李卫宁、舒源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以下十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学说；二是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三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关系的学说；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学说；五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学说；六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学说；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学说；八是改革也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学说；九是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学说；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步骤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学说；十一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学说；十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十三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执政党建设学说。[35]王怀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三句话，即十一个要点、五根支柱和一个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就是加快中国发展的理论，依据此理论制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就是加快中国发展的路线和纲领。[36]

第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研究情况。刘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意义主要有：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使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观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新的道路；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启发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为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37]萧栋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三个方面的国际意义：一是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飞跃，对克服传统社会主义的僵化影响，激发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二是创造了各国走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条件，对抵制资本主义冲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重要借鉴意义；三是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新发展，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38]

（三）二者比较研究的状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把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比较，不等于把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比较。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情况，理论界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大多数是把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直接对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的较少。如上文所述，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与民主社会主义相关的理论文章和出版的专著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对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的较多。这个时期，把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的理论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赵明义：《科学社会主义》1990年第7期）、《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曹长盛：《前线》1990年第3期）、《李卜克内西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吗？》[赵永清：《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徐崇温：《晋阳学刊》1992年第4期）、《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兼谈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周新城：《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比较》（简德平：《党政干部论坛》1998年第2期）、《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邵维庆：《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9年第6期）、《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立和思想联系》（杨玲玲：《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6期）等。把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的专著有《当代民主社会主义——认识民主社会主义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李永清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比较研究》（汪恩键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等。从2000年至今，特别是2007年，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成果更为丰富，理论文章有《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程恩富：《学习月刊》2007年第11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徐崇温：《求是》2007年第13期）、《百年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关系的演变——兼谈“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高放：《理论学刊》2007年第6期）、《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周新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7期）、《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徐理：《光明日报》2007年4月24日第9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芮岩：《党建研究》2007年第6期）、《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王学东：《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不“同祖”，不“同根”，不是“同义语”——谈谈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徐崇温：《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5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历史与现实》（王作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焦力军：《学理论》2009年第21期）、《民主社会主义的流变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吕薇洲：《红旗文稿》2010年第4期）、《二战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关系评析》（蒋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2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民主社会主义改良辨析》[李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全球化视野下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较研究》[龚小平：《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态势比较》[禄德安：《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费边论丛〉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探讨》[刘健：《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等。从2000年至今，把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的著作有《20世纪社会主义的抉择——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赵明义、孔令栋主编，黄河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瑞典模式比较研究》（邹升平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等。

总体来看，对于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大多从二者本质区别方面进行展开，往往都是在对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基础上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倡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丰富、发展和完善科学社会主义。对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的较少，到了2007年才开始出现对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的文章。如上文指出的几篇把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的文章中，程恩富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否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否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否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39]徐崇温认为，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不同政治道路一条根本性的原则界限。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东西去发展社会生产力，民主社会主义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于和融化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之中。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民主社会主义则逐渐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40]徐理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不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1]芮岩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强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42]

总之，对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以及对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并且成果丰富，而对于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不但相关文章少，而且专著更少。这是目前理论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点，所以这也正是本书选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主要内容和观点

全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本质的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并阐明理论本质层面的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系统论为理论基础，阐释本书在理论本质层面选择指导思想、经济观点、政治观点三个方面的具体原因。

第二部分是对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起源、形成、发展等进行具体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进行概况总结，揭示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比较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部分是在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真实面目的基础上，就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理论体系中的三个质的区别方面进行比较。具体来说，是就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经济观点、政治观点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认清民主社会主义实质的基础上，在把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具体比较中得出结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幸福人民。

本书除了导论和结束语外，具体结构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紧扣全书主题，主要阐述把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种理论进行本质比较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在这一章里，从分析本书书名中的核心词语——本质入手，在厘清本质概念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弄清楚本质是事物各种特质中的根本的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最根本的特性，是该事物之所以成为其自身并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根本的规定性，也即一事物存在的内在根据。本质能将此事物与彼事物严格区分开来，并能反映此事物内在的特性和质的规定性。以此为依据，推论出理论的本质是指此理论与彼理论相区别的最根本的方面，即反映理论根本特性的方面，这些方面能够把此理论与彼理论区别开来。据此，理论的本质层面应包括指导思想、经济观点、政治观点等层面。同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系统论为指导，分析选择指导思想、经济观点、政治观点作为理论本质层面的原因。

第二章重点分析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过程。从民主社会主义的源头社会民主主义分析开始，论证民主社会主义起源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与其相关的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19世纪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潮。在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比较中，指出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以及英国的工联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早期思想源头。社会民主主义经过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修正在20世纪初逐渐形成。20世纪初的世界大战既给发展中的国际工人运动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对国际工人运动最大的冲击应该算作战争，正是战争导致了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由同源同义到分化分裂，最后走向全面对抗。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在二战后资本主义扩张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背景下，在与共产国际的对抗中形成的。1951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法兰克福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此后，民主社会主义经历了不断扩张和1991年后的调整，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瑞典模式是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典范，但从瑞典模式的实践中，我们却可以得出结论：民主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实质上是、依然是、只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第三章重点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于毛泽东对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由邓小平创立，经过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等的发展和丰富而逐渐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简明概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推动中国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思想；在经济观点上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观点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当家做主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

第四章对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指导思想方面的具体比较。在指导思想方面，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民主社会主义坚持以多元化的思想为指导，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一元化的思想为指导。民主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指导思想包括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基督教伦理道德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等，民主社会主义这种以多元化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做法，实质上是在肯定多元思想的同时，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个本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否定是民主社会主义本身性质变化的根源，正是这一因素，注定了民主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脱离无产阶级而投向资产阶级的怀抱，因此其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期的发展与创新，这种发展与创新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而与此相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二者的分水岭。

第五章对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经济观点方面的具体比较。在经济观点方面，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民主社会主义坚持发展私有经济，其实质是坚持以私有制为基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平等保护原则，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民主社会主义多元化的私有经济观点表明其实质上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民主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并且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医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坚持发展经济为了人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方面适应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另一方面从经济上保障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能够从根本上保证我们所走的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第六章对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政治观点方面的具体比较。在政治观点方面，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民主社会主义坚持所谓的“民主制和多党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决定了其实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坚持资产阶级的民主制，通过组建党派参与资产阶级的多党竞争，通过竞选获得议会多数从而达到组阁或获取政府领导权的目的，从而贯彻其政策，推行其主张。尽管社会党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政权，有的国家的社会党（比如瑞典社会党）甚至长期连续或间隔执政时间总计长达65年，但始终是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社会主义坚持在资本主义政治框架内的改良主义主张和做法，注定了其实质上只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观点方面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既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又能够充分保障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这是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制度。

综上所述，立足于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弄清本质及理论本质层面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理论本质层面，对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指导思想、经济观点以及政治观点三个层面的比较，得出如下结论：民主社会主义是坚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主张发展私有经济、企图通过多党竞争和民主选举取得政权并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以一元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思想的，通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将会越走越宽广。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幸福人民。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第7页。

[2]程恩富、张飞岸：《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学习月刊》2007年第6期。

[3]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第13页。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第1页。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第13页。

[7]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8]周新城：《必须警惕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理论视野》2007年第5期。

[9]〔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81页。

[10]《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45～46页。

[11]Dorn,J.A.，“China's Future:Market Socialism or Market Taoism?”，Cato Journal,Vol.18，1998，p.131.

[1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259页。

[1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第11～12页。

[14]〔德〕维利·勃兰特等：《社会民主与未来》，丁冬红、白伟译，重庆出版社，1990，第115页。

[1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第1页。

[1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第13页。

[1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第11页。

[18]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日第2版。

[19]赵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探索与求是》2003年第7期。

[20]李忠杰：《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研究》，《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6期。

[21]赵智奎：《邓小平理论前沿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2004，第33～34页。

[22]赵智奎：《邓小平理论前沿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2004，第70～71页。

[23]吴雄丞：《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24]程恩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能够成为旗帜》，《人民论坛》2007年第10期。

[25]侯远长：《社会主义理论的四座丰碑——从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6]汪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史起点和发展阶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7]王怀超：《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

[28]李忠杰：《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研究》，《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6期。

[29]牛先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30]徐崇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薄弱点》，《北京日报》2007年5月14日。

[31]刘云章、郜世奇：《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程及创新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1期。

[32]沈宝祥：《对理论新成果的最好概括》，《人民论坛》2007年第10期。

[33]赵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特区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6期。

[34]牛先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35]李卫宁、舒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发展与系统构架》，《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36]王怀超：《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

[37]刘长：《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贵阳金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8]萧栋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意义》，《求索》2001年第4期。

[39]程恩富、张飞岸：《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学习月刊》2007年第6期。

[40]徐崇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求是》2007年第13期。

[41]徐理：《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光明日报》2007年4月24日。

[42]芮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党建研究》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