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不抵抗将军”

一 东北沦亡

侵吞满蒙，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亚洲，这是日本田中内阁1928年制定的“大陆政策”。关东军是实施日本这项基本国策的急先锋。关东军中的少壮军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疯狂鼓动武装侵占东北，并于1931年6月秘密制定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柳条湖铁路爆破计划”。

九一八前大批东北军的精锐部队接连入关，严重削弱了东北地区的防卫力量，这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方便。1930年9月，张学良为助蒋平定阎、冯，派10个旅的精锐部队入关。1931年7月，拥兵6万的石友三在冀南邢台发出反蒋倒张通电，挥师北进，企图先占领平津，再夺取东北，以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为平定石友三叛乱，张学良又从东北抽调4个旅进关参战。九一八前，东北军入关部队已达20万人左右，且都是精锐之师；留在关外的10万左右东北军，大多是装备较差的省防军。

张学良1931年5月从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后回到北平，因患严重的伤寒病住院治疗。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东北。有关东北的军政事务，他委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代为处理。这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发动事变的蛛丝马迹已日益显露。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请示机宜。蒋介石7月11日复张电中说：日本阴险狡猾，但现在不是我们抗日之时，劝张“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张学良自幼即痛恨日本侵略，后又结下杀父之仇，誓与日本不共戴天。但他当时认为日本军事实力强大，仅靠东北军的力量无法与之抗衡，战争一旦爆发，中方必败。他1928年“易帜”，这也是原因之一。因此，他很容易接受并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形势吃紧后，王以哲等部分东北军官员建议从华北抽调部分东北军充实东北防务，张学良不予采纳。日本在东北不断挑衅，制造事端，先后发生“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引起国人极大愤慨。蒋害怕群众掀起反日浪潮，7月23日发表告国人文告，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说：“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3]9月初，荣臻、臧式毅派人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东北的危急形势，张除将情况转报南京外，嘱咐来人说：东北的大事请张作相、臧式毅、荣臻酌情处理，重要问题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9月6日，张学良致电荣臻，指出：对日外交“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张作相曾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张学良向他发出特急电报说：“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4]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一是因为事先有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同时也因为他对日本的判断有误，正如后来他在台湾恢复自由后向日本广播协会记者反复解释的那样：“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我的判断是日本的军人实在是无能，实在是狂妄。我当时想，假如他们真这么做，不但对中国不利，对日本也是不利的。假设我是日本人，我决不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后果对日本一定是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样做”。[5]张学良在向历史学家做口述历史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九一八时“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日本从来它也不敢这么样的扩张，这么大的厉害，怎么敢？那么，我也判断：这于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么样做法，世界上你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迷信什么‘九国条约’啊，什么国联啊，门户开放啊这些玩意儿，你这样一来，世界上你怎么站脚？”[6]张学良的这种思想，严重影响了他的部属。尽管当时东北形势已危急万分，可是东北当局丝毫没做应变准备。事变发生时，在沈阳的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为其父治丧，参谋长荣臻在沈阳为其父祝寿，黑龙江政府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驻沈阳主力部队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营内，两个团长也回了家。枪响后，团长王铁汉才匆忙赶回北大营。由于事先毫无准备，部队指挥失灵，在遭受较大伤亡后，被迫退出北大营。当晚，沈阳即被日本关东军占领。

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正在北平一个戏院里陪英国公使看京剧，当他得知荣臻来电话报告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时，急忙赶回协和医院与荣通电话。荣向他报告了日军进攻情况，并说根据南京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没有抵抗。

张学良连夜在协和医院召集在北平的东北军将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开会。张对大家说：日军挑衅，我们守土有责，理应抵抗；不过仅靠我们的力量难以应付。我们应速报中央，听候处理。如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义不容辞。张不想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殃及全国。

第二天，张学良在北平先后召开东北外交委员会会议和部分学者、名流、政客和部属参加的座谈会。他在这两个会上都强调要听命中央，依赖国联。23日，张派万福麟、鲍文樾专程去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请示。

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乘军舰由南京去九江，督促对江西的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他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后，9月21日赶回南京，召集党政军各界要员商讨对策，强调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主张把日本的入侵提交国联和“非战公约”签字国处理。他在南京国民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告诫民众要“严守纪律，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7]22日，蒋介石对南京参加抗日游行请愿的学生们也发表了与上述内容相同的讲话。蒋在接见张学良的代表万福麟、鲍文樾时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8]

由于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关东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地占领了东三省。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不过1万多人，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10余万人。仅就沈阳而言，中国军队人数超过日军几倍，占绝对优势。但在不抵抗命令束缚下，东北军不抵抗，日军的突然袭击得手，在一两天内就占领了沈阳、长春、安东（丹东）、营口、本溪等地。不到一个星期，辽、吉两省的大部分地方相继陷落。日军只是因为兵力不足和担心引起国际干涉，特别是害怕黑龙江对岸的苏联干涉，才没有立即向黑龙江发起进攻。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上诉，请其制止日本的侵略。国联两次做出决议，要求日本停止侵略东北并撤兵，日本根本不予理睬。11月，英、美、法等国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建议，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军队撤入山海关，日军停止进攻辽西地区。日本为缓和国际舆论压力和向东北增派军队，假称同意英美等国建议，由其驻华代办矢野出面与张学良交涉。张学良、蒋介石为换取日本停止进攻锦州，决定接受英、美的建议，将驻锦州的东北军三个旅调往关内，锦州及大凌河右岸由公安骑兵总队维持治安。可是，日本接受锦州中立区的建议只是个缓兵计，当大批东北军从辽西撤往关内后，日本便将4万多部队部署在沈阳及其以西地区，准备进攻锦州。1932年1月2日，日军强渡大凌河向西进犯。此时，在辽西地区还集结着4万多东北军正规部队和公安部队，有人主张要拼死抵抗一下，可张学良仍不主张打。结果，1月3日锦州失守，日军1月10日前即进到山海关外。2月6日，哈尔滨宣告失陷。至此，东三省全部被日军占领。

东三省的沦陷，主要责任无疑应由制定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来负；但守土有责、忠实执行蒋的不抵抗政策而招致领土丧失的张学良，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国人讥称他为“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仅导致东三省大好河山沦入敌手，3000万东北同胞成为任人宰割蹂躏的亡国奴，也使他自食苦果。如果说，袓宗庐舍的被毁和万贯家财的流失还是小事的话，那么，10万守军溃散，东北空军彻底毁灭，流落到关内的26万东北军须依靠南京接济和施舍来过活，赖以雄踞一方的地盘丧失，由此而带来的声誉降低和政治地位的下降，这对张学良来说不能不是致命打击。实力的削弱和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在政治上成为他人的附庸。

二 下野赴欧

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张学良1931年12月15日向南京政府提出辞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南京政府照准，改任张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坐镇北平。

东三省沦陷后，热河和河北直接处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之下。为加强山海关一带的防务，张学良于1932年7月设立临永警备区，任命驻守山海关的第九旅旅长何柱国为警备司令，增派步兵、骑兵各一旅及炮兵、工兵各一营归何指挥，负责守卫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等地。他指示何柱国要凭险据守，防止日军向关内进犯；但要避免与日军接触，以防事态扩大。这种不战不和的方针，反映出此时的张学良既想抗日又不敢单独抗日的矛盾心理。

日本关东军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轻易占领东三省，使其实力和地位得以迅速膨胀，这使日本另一支侵华军华北驻屯军极为羡慕和眼馋，急欲仿效，首先要在山海关发难。根据《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在山海关南和秦皇岛都驻扎军队。城内虽有两营中国军队驻扎，但受上述条约限制不得设防，构筑工事。1932年1月1日晚，华北驻屯军山海关守备队长河落正次郎发起对山海关的进攻。他原以为中国守军不会抵抗，可是日军进攻开始后，城内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何柱国严守不扩大事态方针，战斗打响后，他不派兵支援山海关守军。城内的两营中国军队面对敌人海陆空军的联合进攻，孤立无援，结果除少数人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1月3日下午，山海关宣告失守。日军攻占山海关，为其进犯热河解除了侧翼威胁。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锦州为基地，发起对热河的进犯。

当时守卫热河的汤玉麟，是张作霖的老伙伴，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后，汤被任命为热河省主席。到任几年来，他横征暴敛，大开烟禁，专横跋扈，是个腐败无能的“土皇帝”。伪满洲国成立后，他又同日本勾勾搭搭。张学良有意撤换他，但考虑到他属父辈，于是先征询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劝张学良慎重从事，张学良犹豫不决，没撤换他。汤知道后更为不满。张作相派人前去劝说，汤虽表示守土有责，但他毫无抗日的决心和准备。在九一八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热河没有认真修筑防御工事，防御能力十分薄弱。

在日本发起对热河进攻以前，蒋介石于1932年1月25日致电张学良，指出日军侵犯热河，已为期不远，要求张学良“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并强调：“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9]蒋在此电中还表示，他已准备6个师的兵力，可随时北上增援，还可接济粮食、弹药。蒋介石的上述许诺是讲给人听的，以表示他主张抵抗日本侵略热河；事实上他的这些诺言并未完全兑现，到日军已发起进攻热河时，他才匆忙令驻守潼关的黄杰第二师，驻徐州、蚌埠的关麟征第二十五师，驻孝感的刘戡第八十三师北上。

2月17日，南京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等与张学良一起到热河省会承德视察，以表示支持热河抗战。宋对热河军民讲了一套空话，说什么你们打到哪里，我宋子文就到哪里，中央誓做你们的后盾。他慷慨激昂地发表完演说，就匆匆返回北平。至于敌我态势、作战方针等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他未做任何说明。

2月21日，10万多关东军和伪满军队分三路向热河展开进攻。同一天，张学良才匆忙做应变部署，成立2个集团军，各辖3个军团。第一集团军由张学良自兼总司令，下辖于学忠的第一军团、商震的第二军团和宋哲元的第三军团，负责防守滦东及至喜峰口长城一线。第二集团军由张作相任总司令，下辖万福麟的第四军团、汤玉麟的第五军团和张作相自兼的第六军团，负责防守热河。

张作相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是在日军进攻热河三天之前才决定的。他临危受命，仓促上阵，指挥不灵。汤玉麟根本不想抗战，其他部队刚刚进入热河，立足未稳，各线兵力还未完全集结。日军进攻一开始，汤玉麟的旅长崔兴五就叛国投敌，把开鲁拱手让给敌人，致使北路日军直袭赤峰。万福麟部战败后不按计划向承德集中，而直奔喜峰口。当热河危难之际，汤玉麟急忙用汽车队和骆驼队运走自己的财产，并于3月3日撤出承德，逃往天津日租界。孙殿英退往察北。张作相空手退回古北口。日军仅用13天时间就占领了热河。

继东三省后，热河又陷入敌手，全国人民悲愤到了极点。除怒斥南京政府外，失土有责的张学良也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严厉谴责。这些谴责，有的来自社会舆论，更主要的是来自南京和地方的高级官吏。两年前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反蒋，最终因东北军入关而垮台的汪精卫，如今是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热河沦陷后，他率先挑起谴责张学良的运动。他攻击和挖苦张说：你在以往内战中对自己同胞作战十分勇敢；而如今面对外国强敌，却胆小怯懦。汪要求张辞职下野，以免使平津再步东北和锦州之后尘。阎锡山、冯玉祥、孙科以及广东、西北的军事将领也附和汪的意见，呼吁张下野出洋。

3月7日，张学良引咎辞职。他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说：“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力行间，妄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虽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张恳请南京当局“速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10]张同时表示，他要坚持长城一线，并拟亲率东北军反攻热河。他下令缉拿临阵脱逃的汤玉麟。万福麟败退后想回北平，张学良严令他率部反攻，如擅自回来要拿人头见他。

蒋介石决定让张学良做替罪羔羊。3月6日，蒋离开“剿共”前线南昌，经武汉到达石家庄，宋子文陪同前来。在这里，蒋征询何应钦、黄绍竑等对张学良辞职的意见，何、黄均表示赞同，并说张辞职后东北军不会发生问题。蒋听后更加放心，遂于3月7日电邀张学良到保定见面。张学良从北平乘火车于3月9日晨到达保定，他在火车上对随行人员说，此次前来是想同蒋商量反攻热河的计划。若是中央决心抗日，就应对日宣战，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与日本一拼，他有决心亲临前线指挥对日作战。蒋介石派宋子文先到保定，向张传达蒋同意他辞职的意向。宋形象地说，譬如二人同舟，风浪骤起，必有一人先下水，否则将同遭灭顶之灾。张听后决定代蒋受过，辞职下野。他对宋说，当然我先下水，请蒋不必烦心。蒋介石本人9日下午到达保定，张与宋登上蒋的专车，蒋对张说：现在全国舆论攻击我们二人，我与你是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难免同遭灭顶之灾。所以我同意你辞职，待机再起。

随后，宋子文与张学良商议张辞职的善后事宜。张要求保留东北军，并建议这20多万东北军改编为4个军：五十一军，于学忠担任军长，下辖5个师；五十三军，万福麟任军长，下辖6个师；五十七军，何柱国任军长，下辖3个师；六十七军，王以哲任军长，下辖3个师。张、宋还商定，于学忠仍任河北省主席，派东北军参谋长鲍文樾担任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当日深夜谈完后，宋子文去向蒋复命。蒋因张的辞职保住了他的地位，不得不同意张保留东北军的要求，并答应每月给东北军200万元军饷，其中130万元由南京拨付，另70万由华北解决。

张学良返回北平后，立刻于3月11日宣布辞职。同日发表通电，以自己“易帜”后的经历表白对蒋和南京的一贯忠诚，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今日辞职并非出于自愿，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电文说，他就任以来，“始终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而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导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民国）十九年秋余奉命入关，拥护中国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盖余深信，惟健全政府，然后可以御外侮也。‘九一八’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必主张公道，洎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仍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接战以来，将士效命者，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通电说：“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命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办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此时的张学良，对他的部属和官兵深怀眷念和惜别之情，在通电中深情地说：“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等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加以援助，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之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斯愿矣。”[11]

3月12日，张学良乘飞机离开北平到达上海。在这里，他以惊人的毅力戒除了始于1925年的吸毒恶嗜。4月10日，他在夫人于凤至和赵媞、三个子女及顾问端纳、翻译沈祖同陪同下，从上海搭乘意大利邮轮赴欧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