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农户收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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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文献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本书所指的文献具有广泛性,不仅包含当时已出版的各种图书、杂志、报纸、各种政策文件、会议记录等资料,还包括未公开发表但已被档案馆收藏的各种重要文件、统计资料,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件、会议记录、相关事件记录等;更重要的是笔者自己收集的农村生产队档案资料(也称为账册资料)。这些资料是本书的研究基础。

生产队账册资料的大量拥有是本书研究的基础,也是最大的特色。资料包含非常丰富和完整的信息,既有生产队层次也有农户层次,如生产队层次的收入、支出、分配等,农户层次的家庭人口、劳动力数量、全年劳动收入、全年分配的实物和现金数量等,是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底层农村经济最具说服力的文字资料之一,其强大的信息量和高度完整性尚未被学界所充分重视(黄英伟,2011)。人民公社制度改革距今已经30余年,与人民公社一起诞生的账册资料距今已超过30年,其保存和维护的现状令人担忧。当时制度上并没有严格的要求,致使资料保存存在极大的空间和随意性,甚至有相当部分由生产队会计个人处理,结果多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随后的改革中随着机构变化或办公场所变迁,这类资料多数被忽视或随意处理了。

生产队账册资料有三个主要特点:独特性,因人民公社的特殊历史地位,伴随而生的账册资料也具有同样的独特性,此外独特性还体现在每份资料的唯一性上;原始性,这些资料均为当时当地的原始记录,最接近历史真实(虽然也存在“两本账”的情况);完整性,在时期上该资料涵盖了整个人民公社时期,在内容上包含了农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其价值如何描述都不为过。

本书后面章节重点涉及的生产队分布在河北、山西和江苏等省份中,所利用的账册资料均较为完整。如山西晋中地区的一份档案,时间为1956-1977年,特别之处在于存在1970-1977年连续分户收入分配资料(该生产队有300多户);另一份较有代表性的资料来自江苏省江宁地区,该资料包括13个生产小队的500多个农户的所有信息,内容极为丰富。

2.口述史研究法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是指经过一系列科学缜密的准备策划后,由训练有素的访谈者对被访者进行有目的的访谈活动,并对访谈过程或访谈内容进行录像或录音,同时将访谈内容妥善保存以供后期研究或出版的一系列活动。口述史研究内容包罗万象,但凡人类经历过的活动都可包含其中。口述史在国际上是一门专门学科,该学科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为手段来研究历史,如今已经形成由此种方法研究历史为特征的学科分支。

口述史研究的必备条件是具备访谈者与被访者,被访者是口述内容的承载者,访谈者是口述史研究的执行者,因此两者不可或缺。当代中国的口述史研究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许多亲历者尚健在。这是口述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本书研究的时段是20世纪70年代,经历过这一时段的当事人有许多今天依然健在,这为我们利用口述史方法研究提供可能。但同时也需注意,人民公社解体至今已经过去30多年,有过人民公社经历的人员数量在逐渐减少,提醒研究者抓紧时间抢救研究,否则随着被访者人数减少,口述史研究的难度越来越大。

对人民公社的研究要借助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现有史料严重不足。概言现有史料,一个限制是其主要集中于政治史、党史、外交史等涉及上层的大事件和上层的大人物,对底层人物的记载往往是为了烘托上层人物或时间而出现的,即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记录阙如。具体到人民公社,有关这一时期农村社员劳动、生活、心理活动等的记录寥寥无几。另一个限制是档案资料开放程度不够高,基于各种原因有关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利用不便。因此口述史料成了研究20世纪70年代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史料来源。当然口述史研究法也有其自身的问题,正如唐纳德·里奇(2006,第10页)所说“口述历史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资料一样,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在研究中要加以辨别。本书的原则是,被访谈者均选在相关案例村庄内,目的是使生产队档案资料与口述内容相匹配,起到相互验证的作用。这也是目光向下的微观生活史的研究法。

3.计量经济史研究法

本书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即利用计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该方法的应用曾将经济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如Davis和North(1970)等。计量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使得对历史现象和规律的认识更精确、严密和简洁。

本书还将综合运用收入流动法、家庭生命周期法、分层分析法、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收入流动法对农户的相对收入位置和相对收入数量在一个时期内的变化情况做出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偶然性对收入差异所造成的影响,可以更加准确地度量贫富分化现象;生命周期法可以区分由于人口年龄因素所引起的家庭经济差异,以及由于人口变化所带来的家庭经济变化情况,是家庭经济变化的一个有力解释;分层分析法可以在考虑生产队层面差异后对家庭差异做出合理解释,可以削弱单一将数据向生产队层面或农户层面合并所造成的系统偏差;固定效应模型将区分出家庭经济贡献中性别差异,在减弱组间差异的同时,可以合理地将男性与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用数量计量出来,同时可以对人民公社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进行检验。

4.简单说明

关于生产大队与生产队。本书将频繁使用生产大队、生产队/生产小队,及其简称“大队”和“小队”。标准的称呼应该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生产大队是公社的下级单位,生产队的上级单位。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最底级单位。在具体语境中因用意不同会有不同称呼。实际上“生产队”和“生产小队”是同样的意思,本书在与“生产大队”对比使用时,为了突出两者的差别而将“生产队”特意称为“生产小队”,也就是说在不与“生产大队”相区别时,“生产小队”就称为“生产队”,而不加“小”字。有时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也会省略“生产”两字,简称为“大队”或“小队”。

关于劳动日和劳动工分。本书中关于劳动所得,有时称为“劳动日”,有时称为“劳动工分”。严格来讲二者也没有差别,都是劳动所得的计量单位,只是习惯不同。通常认为“劳动日”是按天计算的,而“劳动工分”是根据底分或定额工分计算的,男性整劳动力劳动底分通常为10分,一般认为劳动工分等于劳动日乘以10分。如本书有的章节称A户劳动所得为100个劳动日,有的章节写为B户劳动所得为2000分,或者是根据需要两者同时使用。因为本书研究的主要是农户间的对比,只要单位统一,无论用哪一种称呼其结果均不受影响,且在阅读中不会产生混乱。

关于“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微观数据库(CRPCMD2015)”。本书研究的基础是人民公社农村档案资料,或称账册资料。笔者收集了大量农村档案资料,目前包括多个省份几十个公社和上百个生产队,以及数以千计的农户。为了开展统计研究工作,目前已经将部分数据做成了数据库,取名为“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微观数据库(CRPCMD2015)”。该数据库支持了本书的研究,同时数据库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和完善。

关于案例代表性。本书最易受批评的地方是案例的代表性。本书的研究虽然不能做到“随机抽样”,但对当时的特殊情况来说一个“麻雀”也大致能反映整体情况。20世纪70年代全国一盘棋,各地人民公社都是工农商学兵一体的“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在公社内部生产大队、生产队层面上各种制度设置基本相同,因此对一个地区的案例分析具有解剖麻雀的效应。“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张乐天,2005,自序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