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小结

以上两个假说体系下的研究在其所处的时代及其所研究对象的国情背景下都有着极为正面的理论价值。恰亚诺夫假说针对的是无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极端市场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农户家庭为了满足家庭基本消费需求的经济行为；而黄宗智根据其理论框架结合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修正了这一假说，使其更加适用于中国近代小农经济行为的研究。舒尔茨假说采用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框架，突出的是完美市场的假定。尤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假说体系都建立在以“户”为单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为未来研究中国农民的行为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然而需要提出的是当代中国的市场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和资本化加速时期，劳动力市场迅速发展并形成相当的规模，出现了绝无仅有的“民工潮”，同时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特征并未消除，反而有持续深化的迹象，但人多地少依然是主要的约束条件；同时通过革命而非交易取得并均分的农民具有使用权、村社集体拥有所有权、国家拥有终极所有权的农村土地也开始了租赁和流转，因此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市场的缺失已不复存在，当然（即使不考虑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造成的不完全竞争）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在实践中也并不存在。这样这两个主要假说体系就无法完美解释当代中国农户家庭在不完全要素市场刺激下的行为反应。本书的研究就是试图通过建立适合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和制度背景的农户家庭对不完全要素市场刺激的反应模型，找出中国农户家庭的经济行为动机，为深入研究农户对各种经济及制度的变化做出的反应提供一个解释框架。

此处需要另外指出的是巴鲁姆－斯奎尔模型（1979）和罗（1986）模型，尽管这两个模型考虑了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问题，但还是无法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巴鲁姆－斯奎尔模型中的单一市场工资是不符合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工业化和资本化加速的社会转型期背景的，该模型还认为农户不是雇出而是雇入劳动力；而罗模型尽管引入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劳动力市场，但主要研究的是男性与女性间因性别产生的工资差异，同时农户可依据家庭规模而相应取得耕地的、与恰亚诺夫假说相似的土地制度在中国各地的实践中也是千差万别的，另外中国农户在土地上的产出基本还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而罗模型却认为大量农户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因此本书也不再对这两个模型进行深入讨论。

综上所述，通过研究发现，舒尔茨假说也好、恰亚诺夫假说也好，尽管理论各自不同，但其前提都是以农户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农民个体为研究对象，其实这也是农民经济行为研究中的普遍性基本假定。但是，恰亚诺夫假说尽管承认农户家庭以家庭为单位追求最大化效用，但其消费与产出的均衡拒绝了农户家庭形成积累，即产生“发展”的可能性。恰亚诺夫假说的经济是没有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没有交换的完全停滞的经济，因此无法成为分析当代中国农户家庭经济行为的主要理论框架；同样，对于舒尔茨假说，正如Ellis（1988）所说的，该假说“更注重的是农民农业单纯的技术问题——迅速的技术定位，而很少注意农民增产可能面临的社会或市场约束”，该假说也拒绝了农民可以用低成本的方式来改善农民家庭产出和收入的可能，因此这个假说是“革命性的悲观主义”（Lipton, 1968）。

恰亚诺夫假说的研究背景是完全缺失的要素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户家庭只能通过农业生产取得收入，而外部市场环境是极为恶劣的；舒尔茨假说的市场环境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要素配置是有效率的。但是当代中国的要素市场环境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工业化积累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向西方以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为方向的转型后，市场环境已完全有别于恰亚诺夫和舒尔茨的市场背景，这部分将在后面进行简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