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仓储研究的问题意识及成果

相比民国时期来说，由于政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因素影响，1949年以来仓储研究呈现多地开花的繁荣景象。应该说明的是，救荒性仓储从来就是封建国家用以维护自身合法统治的一项重要社会制度，其运作势必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层面，学人对此往往多有清晰认识，因而讨论救荒性仓储往往整合多重视角。但是，学人往往又有极为重视的某一方面，或者说特别突出的一面，经此视角推进仓储研究也往往收获甚多。此处只是总结1949年以来若干具有建设性、启发性的仓储研究，对其他诸多成果恕不逐一列举，但并不否认其学术贡献。

大体说来，鉴于仓储在古代社会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有关仓储制度运行及结构的研究成果众多，处于一种类似“管理丛林”的高水平研究状态。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仓储经济功能的探讨；二是仓储社会功能研究；三是仓储政治功能的讨论。

1．社会积累或经济杠杆

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国内仓储研究的关注焦点从救荒功能转向经济作用，强调仓储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早在1961年，陈守实发文将义仓定义为公共实物积累，强调仓储在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不久，该文遭到章权才质疑。在章权才看来，义仓是古代仓廪形式的一种，是剥削阶级积累财富的产物。后来，由于特定历史环境，这场有关义仓性质的讨论没有展开。

1986年，张弓通过对唐代仓储的梳理，指出仓储作为实物积累在封建社会再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发挥了“抑商”和“恤农”两大社会功能，能够有效帮助封建王朝控制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而为其财政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显然，此研究对包括清代仓储在内的整个古代仓储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张弓所研究的仓储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括救荒性仓储，还包括军事性仓储等其他仓储。

1987年，徐建青以清代仓储为个案，从封建社会剩余产品分配的社会积累方面入手，认为仓储是“取得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积累的主要形式”，也是“小农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她认为，仓储作为“封建社会剩余产品分配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仓储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提供生产周转资金，调解地区间的粮食供需关系，调节市场价格；仓储不仅限于维持简单再生产，同时为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尽管古代仓储在实际运行中可能出现诸多弊端，积极作用也不宜夸大，但从整体来看，传统仓储制度的社会作用利大于弊。

牛敬忠采用了社会学的随机抽样法进行量化研究，认为清代仓储“作为一种公共性实物积累”，是“封建政府对生产、分配过程施行的一种调节、控制措施”；是封建国家职能社会性的具体体现，跟保甲制度紧密相连，对封建纲常体系、安土重迁观念进行维护，与封建社会自身调节、控制功能和封建统治长期稳定关系密切。张岩认为清代常平仓积谷依靠捐输有别于前代，仓址分布均匀，制度存在弊端，但具有稳定社会、备荒的功能。

与大陆史学界视仓储为社会积累有别，一些海外学者更看重仓储作为一种价格杠杆的作用。全汉昇较早分析了仓储与粮价的关系，认为乾隆初期常平仓的买补造成了粮价本身的涨高，主要原因是货币因素。他还认为仓储影响价格，常平仓主要影响的是米价“季节性”变动。刘翠溶、费景汉认为仓储存在的功能在于防止粮食价格的两种变化，即季节性波动和周期性波动；仓储制度运行的重要原则是存储粮食，以防备周期性波动为主，以防备季节性波动为辅。他们以清代四川地区的仓储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仓储制度的兴废与清代王朝的兴衰时期相吻合的观点。后来，刘翠溶利用全国资料讨论仓储的稳定功能，分析常平仓储量的变化、执行功能的手段等，指出清代仓储的储量在盛世有所扩展，功能主要是防备周期性波动。仓储在稳定农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一直为朝廷所重视。

细心检讨有关仓储经济功能的探讨，可以发现：他们的共同点是将仓储置身于整个封建经济之中，不只是关注仓储救灾功能，更加重视仓储在国家和社会管理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希望从仓储的“窗口”，展示封建经济发展的特征。他们的差异在于大陆学者更多强调仓储在封建经济再生产的调节作用，更加关注国家对个体经济的管理与渗透；而港台学者更多注重仓储与市场，尤其是粮食市场、粮食价格的关系，力图展示封建经济中市场运作的内在规律。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他们大都忽视仓储管理的个体运作与微观实践。很难在如此众多的研究中找到个案仓储的运作细节与微观成本分析，不得不对他们的宏观考察表示略微的担心，也是本书研究的起点所在。他们从来都将仓储看作一个自明的组织，或是一个盈利的组织，这一点显然是值得检讨的。

2．社会控制与区域实践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仓储存在的最大意义是维护其统治，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1960年，萧公权在美国出版《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专门讨论清朝仓储系统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形式、机制与效果。该书强调仓储自身的运营存在仓粮收集、仓谷买卖、仓粮监督、社长任免等四大困难。19世纪仓储对中国乡村的控制并不值得特别称赞，呈现衰败的特征，这种社会控制的效果往往与自然、经济、政治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萧公权有关乡村的研究，特别是仓储控制的探讨在海外中国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继刘翠溶等的研究后，日本学者星斌夫的系列研究尤其值得关注。不过，星斌夫研究的视角有所不同，他更多地将仓储置身于中国传统慈善公益事业，特别重视中国古代的慈善传统，注意梳理明清两代之间的仓储传承。其所著《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一书，将常平仓、社仓列为中国传统福利政策，进而考察传统社会各种仓类的结构与运行，注重从仓储自身发展脉络梳理各类仓储政策的变化。他的另一本专著《中国社会福利政策史的研究——清代赈济仓专论》首次大规模而成系统地利用地方志资料和《清实录》，详细地梳理清代仓储的沿革和相关规章制度的出台；同时又依据丰富的地方志资料，具体考察各类仓储的运行效果和实际状态，兼顾仓储的历史变迁与结构运行，经纬相织，堪称当时清代仓储研究的经典之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对于清代江南、江北两个地区（即江苏、安徽）方志中有关仓储资料进行了大量辑录，对地方仓储的运行与功能进行了梳理，拉开了区域性仓储的研究的序幕。

此后，区域仓储的研究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最具代表性的是陈春声有关广东仓储的研究。陈春声特别强调应关注仓储作为基层社会控制组织的面向，重视其在特定区域的演变和经营。他先后考察了清代广东地区常平仓、社仓、义仓，采用计量分析方法统计粮价数量，分析常平仓对物价调节的实际作用，“通过对清代广东常平仓建立、发展、衰落的具体过程的探讨，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仓储制度的运作情况与社会功能”。常平仓的实际效用主要不在于控制米价的季节性变动和预防灾荒，而在灾荒发生后减轻灾害影响程度的方面。清代广东社仓特点在于官绅管理作用特殊，社谷捐输广泛。咸丰朝广东地区义仓兴起，呈现出与传统仓储不同的特点，与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有关，反映了清代统治力量的削弱，基层社会控制权下移。清代广东三仓之间交替演变，生动地反映了晚清社会基层控制权下移的重大变化；而社仓和常平仓捐谷来源有力证明农村经济资本的流动倾向，即农村经济发展中社会性需要往往强于经济性需要，这也是传统商品经济不能发展的关键所在。

有关江南地区的仓储研究也获得一定进展。吴滔通过对明清江南苏松地区仓储的梳理，试图阐述明代仓储的变迁经历一个由官府统筹办理到社会各方参与的演进过程，可见权力的下移及蕴含“江南基层社会结构全面调适之发轫”。他认为，仓储主要功能在于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维护小农经济再生产，突出表现在应急方面。此外，在对宜兴荆溪地区的义仓个案研究中，他利用大量家谱等资料，讨论义仓与宗族赈济形态的关系，显示仓储基层运作的诸多复杂面向。黄鸿山、王卫平则认为江南地区社仓不仅是清代仓储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重要的民间备荒措施。

至于清代其他地区的仓储，吴洪琳认为清代陕西社仓仓谷来源于耗羡银而不是民间捐纳，有其地域特色，管理体现出民营与官营结合的特点；姚建平通过对两湖地区社仓的考察，认为仓储与保甲制度相连，构成基层社会的控制手段之一，具有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稳定基层的功能；湖南、云南、江西、广西等地仓储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2007年，白丽萍博士学位论文《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仓与乡村社会》探究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社仓分布、演变以及仓储功能和实效，重点探讨社仓管理和运营的种种问题，着力挖掘社仓管理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

自萧公权至陈春声等，清代仓储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得到更多学人的肯定。清代仓储在地方社会的作用和实际运行，自广东至江南、湖广等地得到更为广泛的挖掘。显然，仓储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已经成为未来仓储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不过，如此众多的地方特性与地方面貌，怎样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给人以全面的认识，如刘翠溶发现的四川地区清末义仓的发展、陈春声发现的清末广东义仓的兴盛、白丽萍发现两湖地区清末社仓的发展等，显然对于近代仓储的整体性发展需要一个更加宏观的研究视野。

3．朝廷政策与国家能力

仓储制度在清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十分特殊的角色。它维系小农经济的再生产，维护社会稳定，成为朝廷统治的重要工具。但是，仓储在学者的眼里更多的是一个观察官僚机器内部运作的“窗口”。学者研究仓储，更希望将仓储作为了解整个清代社会的窗口，借此观察清代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判断清代国家机器效率的高下，评价清代国家救灾能力的高低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

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在《18世纪的中国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中通过对1743～1744年方观承主持的直隶赈济的详细考察，论证清代政府在此次灾荒中拨调粮食达百万余石，充分反映清代政府的高效以及国家福利政策的贯彻与实施。1991年，王国斌、魏丕信等著《养民——中国官民仓储系统（1650～1850）》一书利用大量清代档案，搜集了大量数据，着力分析仓储系统内在运行机制。该书通过观察仓储了解清代官僚系统的运作，检讨清代官员行政效率，肯定清代官员的高效与积极。该书指出，面对每年自然损耗率不低于5%的巨大谷耗压力，清代官员进行诸种努力，尽力减少仓储损失。他们或加强仓储管理，或转移亏空压力，实施“派买”；或以银代谷，暂缓采买谷物等。清政府严格的仓谷盘查制度，也给予了有力的保障。尽管清代官员应对压力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弊端，但清政府仍有效地维持庞大的仓储系统。清代仓储官员实际上在努力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的作为非常出色。只要评价标准不是大家理想所要求的遥不可及那样，对比同一时期的世界各国，清代国家力量的强大值得肯定，清代仓储官员的积极精神值得赞赏，清代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方面绝不是仅仅扮演一个“消极者”的角色，而是处于一个重要的保护者位置。该书实质与萧公权的论点针锋相对。在萧公权看来，仓储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而魏丕信等试图证明在清代仓储系统下，官员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此外，该书还选择湖南、云南、山东三个省的区域仓储进行研究，展示清代仓储实施的空间实态；并将中国传统仓储政策与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等的仓储制度进行比较，得出18世纪清政府仓储政策取得惊人成就的结论。该书也成为当下学界论证“十八世纪清代政府高效”的有力证据。1995年，高王凌等也对清代仓储政策予以重新评价。他们认为乾隆十三年（1748）有关仓储的大讨论，反映清政府统治的自觉调整，其实施体现清代“大政府”的特征，仓储政策的转变则反映了清政府积极却又不乏反思的一面，可以称为“完美的撤退”。最近，罗威廉对陈宏谋仓储实践进行了细致研究，探索仓储实践与清代18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认为陈宏谋不仅对于常平仓、社仓的实践有着极大的热情，同时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尤其是社仓建设，在陈宏谋手下演变为地方官的附属产业，丧失其特定的独立性。

对于清代仓储政策效果的评价，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仍持否定的态度，与萧公权的判断有着很大的相同。如康沛竹对比清中前期和晚清常平仓规模，指出晚清仓储由于封建王朝衰落、官吏腐败而逐渐走向衰落，同时这种日渐衰落的仓储又引起或加重灾荒。

最近海外否定清政府运作高效与政策福利宗旨的著述也涌现不少。澳大利亚学者邓海伦（Helen Dunstan）从乾隆年间仓储大讨论中观察到一个并不高明却备受赞誉的清代君主。在仔细讨论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官员奏折后，邓海伦着重探析官员们对粮食市场影响所持观点，以此检验清代统治阶级的经济意识。在讨论中，官员意见并非简单附和，而是体现了积极成熟的一面。尽管某些官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但乾隆帝并未有效收集所有意见，也没有重视大多数意见，而是基于战争需要考虑，匆忙采取裁减仓储的决定。常平仓的裁减并非乾隆帝精心设计之举，只不过是为了预防不测事件而采取的一时措施。对于清代政府与粮食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政府的决策机制在其中的影响，邓海伦在其专著中也给予了讨论。她认为，清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态度并不高明。从仓储的运转特别是粮食的交易来看，清代庞大的仓储系统是否能够每年完成储谷量三分之一的推陈出新存在很大疑问。相反，粮食交易中将政府作用和商人作用进行对比，更反映清代仓储运作的尴尬，因而清代仓储运作的高效值得怀疑。虽然清代政府尽力维持仓储，但在同等情况下，它对军事战争等特殊需要更为看重，加之对于留养资送等社会福利制度的随意废除，更表现出清政府作为传统社会统治者轻视人民福利的典型一面，清代政府作为福利政府角色的观点同样值得反思。

美国经济史专家李明珠（Lillian M. Li）也不赞同所谓18世纪清政府高效的论点。她在有关清代北京粮食系统的研究中指出，北京地区仓储的维持更多与首都粮食安全有关，而不是简单的福利考虑。在讨论华北粮价与饥荒的关系时，她依据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集到的数据，对1738～1911年华北地区的粮价进行了长期动态分析。她重点将1743～1744年的华北灾荒及相关赈济活动放在更为长期的历史时段中考察，检讨这次看似完美的国家赈济活动。对比1759～1760年的灾害来看，政府在这次较轻的灾害中所扮演的角色异常积极，以此代表清代国家救灾行为的高度控制能力，对所谓的18世纪清政府为福利国家的观点进行反思。这一论证有力地质疑了魏丕信所谓18世纪清代政府管理高效的观点，因为魏丕信观点正是建立在有关1743～1744年华北灾荒及赈济的研究之上。

对清代政府的仓储成就提出质疑的还有来自仓储政策策略的研究，中国文化大学李汾阳的清代仓储研究颇有新意。他认为仓储角色经历了一个由积极到消极的过程。他将京通仓储、常社仓储分别定义为中央积储和地方积储，分析了仓场管理衙门的主要职能和各种弊端；探讨中央积储与地方积储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前者对后者进行协助，后者对前者进行支援。从仓储运行实际效果来看，康熙时期实行得比较好，而乾隆以后仓储建设虽得到强化，但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变化。从经济层面看，维持大量储粮的京通仓储损失巨大，但从政治层面来看却十分必要。这一事实表明，维持较高的仓储粮额并不能反映仓储的实效，但却成为清代政府的持久传统。

上述检讨仓储政治功能的讨论显示了清代仓储研究的长足进步，实现了以仓储为窗口观察国家与社会的转变。清代仓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魏丕信等有关仓储救灾实践、规模统计、压力系统等方面的研究都展示了清代政治管理的复杂性与官僚体系运作的特定机制。同样，邓海伦、李汾阳等有关研究展示了清代仓储的惰性、腐败、策略局限，又使得清代仓储的评价不能过高，特别是不能简单地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比较，不能简单归结于规模与压力、政策与特例。显然，突破现有的仓储争论不仅是简单的方法论创新，更应该来自对深层管理实践的考察，尤其是对微观实践的观察与仓储经验的获取、仓储的管理成本与战略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