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治人无治法
传统仓储经营的实效怎样？赞扬者指出，尽管仓储存在各种弊端，没有达到人们的理想要求，但是它能持续如此长时间，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发挥作用，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而在批评者看来，虽然仓储设计良好，但是执行不力，实际效果很差，惠民之策转为害民之政。
两者结论看似分歧很大，但有趣的是，双方却共享两个重要前提：一是仓储的制度设计良好，二是仓储是在执行中存在弊端。双方的争论焦点只不过是怎样看待仓储弊端的大小与成效的高低。
以往关于传统仓储之所以产生弊端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指出仓储赈济的局限，如常平仓不能遍及乡村，社仓规模不大；二是强调仓储建设与维持的外部力量，如常平仓建设与国家支持的大小、国家自身的兴亡、社仓与民众生产剩余有限等；三是仓储管理的失误，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官吏侵渔、畏事，社长贪污、不力等。而在此之中，第三种意见最普遍，也最为研究者看重。
依据此种观点，仓储的制度设计完好，本身的赈济局限难以改变，外部的国家社会民众力量也难以苛求，因而导致仓储施行不良、运作不佳的最重要原因是仓储管理的失误。“有治人无治法”成为这类观点的经典表达，即仓储制度本身是好的，但是困境在于不能找到能够实行的人。
南宋朱熹在庆贺常州宜兴社仓建成之时提出，常平仓和社仓不能持久，关键原因在于不能得到优秀的管理人员。
有治人无治法，此虽老生之常谈，然其实不可易之至论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积之三十年，则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于凶饥。此可谓万世之良法矣。其次则汉之所谓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尝不善也。然考之于古，则三登太平之世盖不尝有，而验之于今，则常平者独其法令、簿书、筦钥仅存耳。是何也？盖无人以守之，则法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况于所谓社仓者，聚可食之物于乡井荒闲之处，而主之不以任职之吏，奴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聪明仁爱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数公者，相与并心一力，以谨其出纳而杜其奸欺，则其法之难守不待它日而见之也。
在朱熹看来，完善的法令能否产生良好的效果关键在于人们的执行状况。同样，社仓能否维持长久，关键也在于是否得人。
无独有偶，数百年后，雍正帝在社仓建设遇到挫折后，也不禁慨叹道：
总之，举行社仓之法，其中实有甚难者，我圣祖仁皇帝深知其难，是以李光地奏请而未允，张伯行暂行而即罢。此实事势使然也。以民间积贮言之，在富饶之家自有蓄积，虽遇歉收而无借乎仓谷，则当输纳之时，往往退缩不前；至贫乏之家，仰给社仓固为殷切，而每岁所收仅供生计，又无余粟可纳，以备缓急。此责诸民者之难也。至于州县官实心视百姓为一体者，岂可多得？今以常平之谷为国家之公储，关系己身之考成，尚且侵欺挪用、亏空累累，况民间之社仓，安能望其尽心经理，使之实贮以济用乎？
在他们看来，仓储的管理好坏关键在于能否得人，在于执行能否良好。换句话说，要想管理好和建设好仓储，就必须得到优秀的管理人才。当然，事物的另一面是仓储之所以不能良好执行，关键也在于不能得人，或者说所得非人。认为仓储实施成败在于人的执行，并非制度不善的观点可谓源远流长。王崇庆曰：“平籴可矣，然必李悝行之；常平善矣，然必寿昌行之。不然，吾未见其能济也。故古云 ‘有治人，无治法。'”沈鲤曰：“世有治人、无治法，法之善者，全藉得人以相助为理。”朱健国说：“夫兹耳法者，业已备之矣。然或始详而末弊，或乍创而旋隳者，何哉？守法者偷取便上而法不信，举法者营私自便而法不行也。”
承认仓储管理的失误，特别是官吏侵蚀和贪污从而导致仓储被毁坏，这是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论断，在诸多地方志等资料中反复出现。语气平缓者如：
夫仓谷者，所以广积贮、备凶荒、赡贫乏也。当岁之丰，加增铢两，取之于民而不患其苛；及岁之歉，开仓廪、施赈粜，亦足以济众。法至良，意至善也。乃数十载经营储之而未足，一旦荒歉耗之而无余；而官吏之亏挪，司事之侵蚀，旧牍所载，盖数数也。虽有善政，岂不存乎其人哉？今又奉文带征，如光绪之制矣，当事者其何以善其后乎！
言辞激烈者如：
常平、社仓之说诚善。然社仓无十年不败者，常平之败不过二十年耳，何哉？一在官而患胥吏之亏挪，一分存而患社长之侵蚀。无兴不废，自昔已然。
又有描述栩栩如生者，如《国朝俞兰台社仓叹》：
县中连年点社长，指囷分给无勉强。富民谨厚不敢承，豪猾空囊求职掌。领米百石随手无，社长由来多侩驵。奸吏明知室悬罄，查米下乡索酬赠。一年一度查不穷，更有官曹来验证。官如渴虎吏饿狼，社长纳例心惶惶。相与朋比作掩饰，社鼠全耗成空仓。一朝荒歉米无着，饥民嗷嗷空仓雀。县符飞来派赈饥，社长归来笑一握。呜呼！国家立法在任人，社仓之粟何陈陈？百年尽作灰与尘。
仓储的毁坏和衰败与官吏贪污究竟有多少关系，显然是一个很难精确统计的问题。不过，管理的差强人意更像是仓储建设失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具体来说，官吏的贪污和管理不力肯定是仓储办理令人不满意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却不是全部原因，或者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事实上，在某些时期的若干地区也存在管理较好、影响广泛的仓储，如南宋朱子社仓等。清代苏州长元吴丰备义仓的董事潘遵祁对此深有感慨。
国朝雍乾间举行社仓，劝捐积谷，以社长董其事，著在邑乘者十有七所，今俱无考。岂独董之者不得人哉？筹之官则易绌，取之民则难常，势使然也。
潘遵祁的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办理社仓，都办不好呢？难道都是个人素质问题？仓储制度的自身设计是否存在内在矛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