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仓谷采买不敷

对于清朝官员来说，常平仓贱籴贵粜、推陈出新，既能促使谷物更新流动，又能赚取丰厚利润，自是不易之理。但是，常平仓在实践中遭遇诸多困难，特别是常平仓买卖的市场风险问题，往往让官员吃尽苦头。尽管部分官员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力求取得朝廷支持，加以有效解决，但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碍于传统经济意识，并无根本改变之举。乾隆初年的采买仓谷不敷一事即为明证。

乾隆五年，江苏巡抚徐士林奏请筹补减粜采买不敷银两，细数常平仓经营之难。

米价春贵秋贱，常理也。若荒年之后，即遇有秋，贫者知盖藏，富户竞囤积，米价骤难大贱。况江省叠遭水旱，邻封亦多歉收，而产米之江广数省，官商舟车云集，争购价长，复加以远运费繁，此由不得不贵。数年来，由藩司动帑委员前赴江广采买，米谷所需价脚较诸州县减粜原价，实属彼多此少。此即不敷之明证也，亦即无盈余之明证也。

在徐士林看来，常平仓经营远非贵卖贱买的简单交易行为，背后需要面对复杂的全国粮食市场竞争。整个江南粮食市场的发达已经使得影响粮食价格的因素日趋增多，远非收成好坏因素所能主导。江南官府的购粮行动受制于整个区域粮食市场的竞争。农民和富户并非官府所宣扬的愚笨之人，他们也熟悉利用市场差价，赚取粮食交易利润，“官商舟车云集，争购价长”，使得官府所掌控的常平仓在激烈的粮食市场竞争中不能轻易贱买得手。加上信息传播的迅速，往往官府刚一动手采买，粮价的上涨也随之而来。便利的交通条件、成熟的市场机制，尤其是价格机制使得常平仓等仓储要想在市场价格交易中轻易获利，确非易事。加上常平仓往往委员采买，费用增多，特别是跨省粮食运输费用往往很大。粮食产地距离消费区的距离相对遥远，运输费用往往相当可观。根据晚清江南仓储的采买经验来看，粮食的运费一般都要占到粮食成本价格的1/10。

此外，常平仓的循环买卖出现亏本还与两项因素有关。一是粮食陈化问题。粮食自身的物理特性决定了自身消耗的必然，陈谷的价值往往低于新谷，价格也自然低于新谷。加上谷物霉变、朽坏也会消耗一定粮食。二是粮食管理和交易费用。无论是平粜还是采买，粮食流通需要付出一定管理费用，包括经办人员的伙食费、差费以及运仓的苦力费用等。

常平仓出现籴粜收支的不敷并非官员操作的失误，而是参与粮食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当然，常平仓有些买卖也能获得厚利。但是，朝廷官员对地方官员的判断是，粮食买卖往往获取很大的利益。从江苏的实践来看，常平仓买卖亏空很大，因而江苏巡抚徐士林主张按照仓谷买卖的实际情况，报销常平仓买补不敷银两，皆“查明不敷实数，添捐监生，以足仓额，酌定章程，分析办理”。徐士林强调，应该根据消耗和亏本的数目，据实核销。否则，官吏尽心救灾，减价出粜，却因采买不敷，最终赔累受责，于情于理，都不合适。若长此以往，管理常平仓的官吏必定消极怠工，或转嫁负担，势必造成对民众的更大伤害。

事实上，徐士林所遭遇的常平仓采买不敷情况在另外省份也多次出现。前江苏巡抚张渠曾奏请设法弥补常平仓的采买不敷。他要求暂停地方藩库拨款买补，原因是公款无多。后经户部议定，以本地盈余赈济。有官员提出以监谷补充常平仓籴粜之不敷，但被户部否决。曾任两江总督的那苏图等也发现了采买不敷的问题。对此，户部提出两条解决的意见：一是利用往年常平仓所得盈余填补；一是动用司库公银买补。

可惜的是，户部的办法均未起到作用。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常平仓买卖本身利润有限，往年积累有限，或许亏损更多，又怎能有往年盈余填补？二是地方财政收支固定，动用地方库款关系地方财政，势必增加地方官的财政负担。

基于那苏图、赵国麟、张渠、徐士林等多次奏请，乾隆帝对此认识有所改变，他下令将徐士林的奏折交由大臣们讨论。但经廷议，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富敏等仍驳回徐士林的请求，其理由如下。

臣等伏查平粜常平仓谷，原于青黄不接、米价昂贵之时，按时出粜；至买补还仓，系于新谷登场之后，价值自当平贱，不甚悬殊。亦不致不敷。……平粜既遵定例粜卖，每米一石，成熟年分以核减五分为率，歉收以核减一钱为率，则秋成价平之时，照数买补，自无不敷。

在鄂尔泰等人看来，粮价春贵秋贱，仓储买卖贵粜贱籴，依据市场规律自然不会不敷。平粜的粜卖价格减幅程度不大，总在市价左右，常年减价五分，歉岁减价一钱，所减无多，自然不应不敷。显然，鄂尔泰等人回避了徐士林提出的问题，这样也使得双方讨论陷入答非所问的境地。在徐士林看来，常平仓籴粜不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贵粜，而是在于不能贱籴。也就是说，歉岁平粜，赈济灾民，在所难免，所费自然不惜。问题是不能低价买到粮食，所以造成不敷。而鄂尔泰等无视徐士林关于不能贱籴的分析，认为他之所以出现不敷，主要是“贵粜”，即平粜减价太多。对此，鄂尔泰等人进一步批评“贵粜”的做法。

臣等伏查平粜仓粮，丰岁每石照市价减银五分，歉收每石照市价减银一钱，既属利济群黎，亦便官为采补。若谓遇灾过重，必欲大加减粜，窃恐灾民之赴买无多，适足以滋富户奸民之囤积。且米价过昂之地，正米贩毕集之区，米多则价平，价平则民食自足。倘闻风减粜过多，商贩将裹足不前，则米价日渐高昂，甚非所以惠济灾黎、酌筹民食之至意也。

在鄂尔泰等人看来，常平仓“春贵秋贱”，自然不会出现不敷情况。而徐士林等不敷，原因在于其平粜减价过多，而非常平仓不能盈利。在鄂尔泰等人的眼中，徐士林等遭遇常平仓不敷问题应是特殊情况，而非正常或普遍情况。鄂尔泰等人的观点自是代表高层统治者最为普遍的观点，也是最典型的制度性支持观点。

乾隆六年，刑部侍郎周学谨对于采买不敷发表新的见解。

至于买补赔累，则有非人力所及者。春夏出粜，当青黄不接之时，米价必贵；秋收新谷登场，价值自必平贱，似乎买补止有盈余，竟无不敷。不知谷价之贵贱，视乎年岁之丰歉。如出粜之时遇歉价贵，买补之时遇丰价贱，则有盈余；或出粜与买补之时，皆值歉收，皆值丰收，其价值约略相等，即有不敷，尚属无多。若出粜之时则遇丰年价贱，买补之时又值歉收价昂，斯价值相悬，不敷之数每以千计。即出粜数少，不敷价轻者，亦每至数百两不等。府州县官岁给养廉有几，何能堪此赔累乎？

比较鄂尔泰等观点，周学谨的见识尤显珍贵。常平仓参与市场竞争，只要不是在官府操控的条件下，市场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市场竞争就会有赢有输。采买不敷是常平仓经营的正常结果，却始终难为清政府正面接受。徐士林和鄂尔泰等人有关常平仓籴粜不敷与盈余的讨论，其实质是来自常平仓实践者与制度设计理想者的一次直接交锋。这次事件的半途而废充分反映了清代官员经济意识的低下以及仓储管理政策的简单化操作。虽然偶尔有周学谨等官员能够意识到常平仓经营的市场风险，但是权势人员的经济意识，特别是乾隆帝的市场认识仍是非常有限。这在邓海伦的研究中也可得到证实。因而，清朝统治者始终将常平仓出现买补不敷看成官员管理不佳的一种结果，从头到尾地相信常平仓是一个高效盈利的经济组织，这种错觉还表现在对常平仓经营盈余的处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