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仓、义仓的经营利润

清代社仓和义仓的经营模式是借贷仓谷，收取息谷。社仓经营究竟能够获取多少利润，这种利润是否足以维持社仓或者义仓的经营呢？这是一个需要重新检讨的问题。

社仓的倡导者往往借鉴朱子社仓的例子。朱子社仓首先借用地方官府常平仓谷600石为谷本，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社仓获利显著。该仓除用息米建造仓廒三间和归还谷本600石外，还存有息谷3100石。朱子社仓显示出经营社仓能够获得不错利润的一面，对于一般的社仓来说，利润能否达到这样的高度呢？否则，何以社仓管理中会出现社长赔累之事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仓依赖仓谷借贷获利，有关借贷本身的风险和数目值得重视。

事实上，清代统治者往往忽略这一点。如雍正帝规定“社仓收息之多寡，每石收息二斗，小歉减息之半，大歉全免其息，止收本谷，至十年后，息已二倍于本，止以加一行息。”在雍正帝看来，十年之后，社仓息谷翻番。从清代社仓的实际运营来看，大部分地区社仓借贷收取10%的年利率。相对民间高利贷来说，这种利率并不高昂。如乾隆七年，陈宏谋整顿江西社仓，提到当地民间借贷往往年利息高达40%～50%。那么是否就可以推断，社仓会获得较高的出借率呢？

1．社仓出借率

近些年来，研究者对社仓的经营状况有所关注。徐建青曾收集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福建、山西、湖南等7省17州县的社仓经营数据资料，对社仓利息、仓谷的周转率进行考察，得出社仓年均周转速度在0.9次以上的有9个县，占总数的56%，认为大部分社仓经营状况比较稳定。同时在可以计算的9个县中，收益率在10%以上的县有6个，占总数的67%，说明社仓对社会的影响相当广泛。

然而，此项统计存在两个可以质疑的地方。一是样本问题，其所选社仓往往是保存较久、经营较好的社仓，恐怕难以代表当时大多数社仓发展的普遍水平。研究者应该考虑到存留的社仓远远少于毁灭的社仓，这在诸多地方志中可以看到。二是社仓周转率估算标准值得讨论。如果该文列举的17州县的仓谷年周转率重新统计，可以发现社仓年均周转速度达1.0次以上的州县仅为7个，占总数的41.18%，不到总数的50%。说明这些挑选出来的经营较好的社仓，在正常的状态下有一半社仓是完不成一年一次的借贷。值得注意的是，徐建青在仓谷周转的计算中，首先假设仓谷的借贷率为50%，这与实际的借贷率也有很大出入。因此，按照实际借贷率，恐怕其仓谷周转次数还要降低。

震泽县社仓经营状况表明，社仓的经营盈利性不强，仓谷平均出借率很难达到50%。该县社仓自乾隆四年至十年，每年出借率基本在14%～52%。

吴江县社仓也是徐建青考察的对象，他与吴滔所使用的资料都是乾隆《吴江县志》。吴江县社仓历年借贷数目情况如表1－3。

从表1－3数据来看，除雍正十一年超过50%外，其他各年的借贷率均在50%以下，最低只有1%，历年借贷的平均率为21.79%。徐建青将最后乾隆十二年所存的5334石，减去最开始的1068石，其差额4266石，即定义为该县社仓历年息谷的总量，得出该县社仓年周转率为2.5次，是所考察全国州县中周转率排名第二高的。从表1－3可以看出，吴江县社仓的历年息谷实际总量仅为902.051石。这是一个怎样的数据？与吴江县历年社仓管理消耗的费用相比，其核销的耗米就高达1416.244石，历年的息谷收入尚不足历年的仓谷消耗，何以谈经营利润来扩大社仓规模？

但是，吴江县社仓总的容量却几乎增加了10倍，从1067.784石增长到11664.0956石。其原因何在呢？最重要的来源是民间社仓的捐纳。从吴江县社仓三次捐纳来看，总额高达9694.2606石，为历年息谷收入的10倍有余。其实徐建青也在其统计的数据中指出，其估算的息谷可能包括捐输谷，但是他恐怕对于捐谷的数量如此之大还是没有预料到，否则也不会强调社仓的增值能力。吴滔在考察震泽县社仓时同样发现历年社仓息谷总共收入为860余石，而与此同时，绅士捐米竟达3344.53～3597.42石。社仓的多年息谷竟不及该仓捐纳谷总数的1/4。同样，陈春声在对广东社仓考察时也强调不能过分估计社仓的增值。如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大埔县3303石社仓谷共收息入仓1725石，9年增加了52%；丰顺县乾隆二十五年社仓积谷1603石，以后24年收息入仓3004石，增长了180.6%；开平县的情况更具说服力，该仓于雍正二年劝捐，绅士报捐谷达5419.379石，而历年的社仓息谷仅为247.36石，几乎不到捐纳总数的1/20。这些数据比较共同反映，社仓依靠自身借贷所获利润并不大。社仓之所以在18世纪获得明显的增加，一个更实际、更重要的原因是民间捐谷的加入。

2．山西义仓经营状况

清代的社仓和义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他们在设仓主题、地理位置等方面差异较大，但是在经营方式方面却存在很多的相同。以往学者研究更多利用大量地方志资料进行社仓和义仓的经营分析，然而由于方志资料保存和编撰的天然缺陷，很多地方并没有地方志，很多方志也可能忽视仓储的有关记载，必然使得方志反映的社仓和义仓发展情况有着很多缺陷。事实上，清代地方官按照官方规定，需要奏报各类仓储经营效果，为我们了解官方主导的义仓或社仓的经营效果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山西义仓建设比较悠久，运营也比较良好。乾隆三十九年，山西各州县共存常平仓谷2075800石，社仓谷298900余石，义仓谷189600余石，其中历年社仓增息谷380080余石，义仓增息谷78600石，其中原捐高粱共268000余石。将社仓、义仓息谷458700余石，存留10万石，其余358700余石酌价出粜，存银留库，以备农田水利等公事动用。黄检强调每年山西常平仓只能出借谷30余万石，而社仓和义仓一共只能出借10余万石，所以请求出粜。因此，山西该年常平仓出借率为14%，而社仓和义仓出借率大约10%，显然低于所谓的50%。

乾隆中期，山西财政状况良好，且兵粮储备银两充足。乾隆三十三年，巡抚彰宝汇报山西各项粮食储备，其中常平仓储米麦等2177970石，社仓储谷560171石，义仓谷233105石。此外，该藩库还存有预备军需以及学田等案存粮高达664577石，绥远等留备军需采买兵粮银279362两。此种地方储备有利于各种仓储之间的流通与交换，包括兵米拨运等。社仓和义仓建设初期，往往勤于积累，疏忽管理。如前面提到的山西社仓、义仓谷出粜之中，仍有最初原捐的高粱谷多达268000余石，始终未能出陈易新。到了乾隆中期以后，社仓、义仓出借率始终很低，仓谷更新十分缓慢。这在山西义仓的多年经营中得到充分反映。从山西义仓经营来看，义仓的增值性是比较差的。山西义仓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七年，数目变化不大，具体各项开支整理为表1－4。

表1－4数据反映了乾隆中后期山西义仓运营的诸多特点。首先是增值性不强，变化额度小。自乾隆三十一年实贮153000石到五十八年的164511石，前后变化不超过10%，且有三次低于最初存谷量。其次是借贷量有限，从义仓的新收本息谷来看，最高年份也不到旧存仓谷的1/2，最低年份则不到0.017%。从整个借贷的数目来看，大都在25%～33%的范围，因而借贷率比较低下。再次，从仓储的收支来看，开支数目往往超过新收项目，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义仓经营利润的有限。最后，山西义仓借贷的民欠数目比较小，这与义仓借重官府管理有很大关系。

乾隆时期山西义仓的发展与停滞，反映义仓和社仓经营的重要特点是利润有限。社仓和义仓建设初期储谷较易，但是后期管理难度很大。从山西义仓的多年经营来看，社仓和义仓的经营效率值得重估，至少借贷率比较低下、借贷量比较少、增值性不强的特征还是很明显。

3．直隶义仓的经营绩效

直隶是清代的首善之区，仓储管理得到重视。直隶义仓建设尤其出名，前有方观承，后有那彦成，先后建设近百年，较为典型，其经营效果很能反映社仓和义仓经营中出现的一般问题。

乾隆十一年，朝廷谕令各省地方官筹建民间仓储，时任直隶布政使方观承与总督那苏图响应号召，筹建直隶义仓。他们先是派员察看各州县地形，绘图成册，选择人口稠密、地势高阜处，然后于州县四乡建仓，使其坐落在村庄之中。直至乾隆十八年，已经升任直隶总督的方观承奏报，在直隶144州县、35210个村庄中，建成义仓1005座，全部绘图成册。直隶义仓在经营手段上，第一是强调各地捐输，规定“每年秋成后，州县设立印簿，令绅衿耆老数人，转相劝谕，听捐户自登姓名谷数，无抑勒，无假手”。第二是借贷收取息谷，息谷收取额度与年岁有关，岁收在八分以上者，每石收息谷1斗；岁收在六七分以下者免收，岁收在五分以下者，连同次年一起免收。相较其他省份，直隶义仓收取息谷较少。

方观承管理直隶先后20余年，经营社仓成绩显著。乾隆三十一年，方观承奏报该年全省义仓总共存谷502656石，其中保定、河间等府捐粟谷等39658.2石、高粱916.4石、黑豆447.4石；加上东明等县归还仓谷，共51551.6石。又有乾隆二十九年各属存义仓438785石，该年各属出借仓谷28326石，节年所收息谷中，除开支仓正、仓副饭食和纸张等费用，剩余26904石，比上年增加294石。又该年义仓额外开支主要有南皮县乾隆二十六年冬天办理粥厂动用谷370石。从该年奏报数目来看，直隶义仓初期发展有诸多特点。首先，义仓谷石增加手段主要来自捐输，而不是社仓自身经营。其次，义仓借贷的数目较小，该年各属出借只有28326石，几乎只到整个义仓谷的6.5%，不到10%。再次，义仓经营的利润并非丰厚。该年义仓所受息谷，除去各项开支，只剩下26904石。相比上一年，增加只有294石。利润可谓微乎其微。

直隶义仓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但经营状况比较堪忧。自乾隆十八年至嘉庆十九年，先后60余年，义仓整个经营状况相关数据整理为表1－5。

表1－5数据表明，乾隆年间直隶义仓始终得到比较稳定的发展，主要的表现是仓储拥有量始终维持在40万石以上，较之最初建立时候的28万石，还是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这种稳定状况背后有着很多危机。一是仓储的实际储藏量不断降低，乾隆四十二年之后表现尤为明显，从46万余石下降至五十八年的25万石，下降将近50%。二是民间借贷不还的数量逐年增加，从最初2万余石升至后来的14万余石。从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八年之间，民间借欠数量始终在10万石以上。三是义仓每年借贷的数量有限。从每年新收的息谷数量来看，最多不超过3万石，且逐年下降，最终降至1万余石。以乾隆四十一年为例，该年新收息谷6200石，以10%的息谷推算，该年出借谷62000石，该年实存谷469279石，出借率为13%。四是义仓的经营利润很低。以乾隆五十二年为例，该年新收息谷18820石，以10%的息谷推算，该年出借谷188200石，该年实存谷538637石，出借率为34.9%。此种情况并非特例。乾隆三十一年至乾隆三十三年，每年义仓经营盈余谷逐渐减少。自乾隆四十年开始，义仓所剩息谷逐年减少，从最初23800余石降至乾隆五十八年的8千余石。五是义仓捐输越来越少，从最初的年捐输5万石，降至四五千石，最少的年份仅仅40石。原来支持义仓发展和扩大的手段逐渐失效。此外，义仓的民欠谷始终不能清算，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其中，乾隆五十六年，朝廷下诏豁免节年灾借谷等60632石。

因此，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看，直隶义仓的经营效果是不甚理想的。正因为经营的低利润与高风险，义仓的经营状况更加恶劣。嘉庆十九年，直隶总督那彦成检查直隶义仓，发现全省义仓仅存8万余石，约为高峰时期的1/7。从直隶义仓这一个案来看，采用捐输和借贷的方式经营社仓，最终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当然，其管理方面也存在问题。

对于乾隆中期其他省份社仓经营出现较多息谷的情况也值得重新检讨。如乾隆二十六年安徽巡抚托庸奏，自乾隆二年开始，安徽省原来民间社仓社本只有32670余石，后从江宁省省仓拨监米15万余石，总共社本为186030余石。该省社仓议定章程，春借秋还，每斗收息谷一升。全省各州县所收息谷不一，从数倍以至十余倍不等，其中凤、鹰、泗三府州县为积歉之区，收息较少。截至乾隆二十五年年底，除修建社仓等项动用费用外，全省实存息谷464340余石。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安徽巡抚裴宗锡再奏，除前次将民间所拨社本谷153000余石划出归还，拨作修建仓廒之费外，又积累至753450余石，请求将徽省社仓定额为400000石，其余变价粜售以充地方公务费用，如农田水利、圩堤、河坝等事。

显然，安徽社仓的良好发展得力于常平仓谷本的拨入。乾隆初期高达18万余石的谷本为后来社仓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由于官吏监督有力，社长经营有方，安徽社仓获得迅速发展，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前面提及的，短时期义仓的增加是容易出现，山西和直隶义仓均是如此。但是社仓或义仓的长期管理难免出现弊端，安徽也不例外。乾隆三十九年，安徽之所以请求变通社仓贮谷办法，原因就是谷多为患，“且以常年出借之数，计之最多不过四十万石，存仓不用者，几及其半。与其岁积月增，徒令开销折耗，渐启侵挪，自不如斟酌变通，有裨实用”。安徽社仓的借贷率也不是很好，最高的也不到40万石，每年存谷太多，自然损耗增大。

又如江西社仓经营也有息谷多存。乾隆七年，江西巡抚陈宏谋就着力整顿仓储，拨常平仓仓谷新旧社谷总共达20万石，并预计十年后将积累至40余万石。乾隆四十四年，江西巡抚郝硕奏报江西各属社仓额贮本谷411921余石，又借放所收息谷323856余石。请求将所收息谷于来岁青黄不接之时，按其所存息谷数目，照依时价出粜，将价银解送到藩库，以备农田水利等地方公务动用。同样，江西社仓的发展得力于常平仓的支援。每年20万石的仓谷作为谷本，历经30余年，获得将近一倍的利息，说明江西社仓管理有方，但是经营的利润不高。

实际上，江西社仓借贷率更为低下。据巡抚郝硕奏报：“江右连岁丰收，户有盖藏，乡民愿借社谷者甚少。核计每年通省出借之谷总在十万石内外，不及十分之二。其谷少放多存，陈陈相因，不无霉变耗折。而为数愈多，经理愈难。”据此可知，江西社仓借贷率不高于20%，相较前面的直隶义仓和山西义仓，这是比较正常的仓谷借贷水平。此外，更多的省份社仓息谷更为有限。如乾隆十年，河南巡抚赵长龄奏报该省社仓息谷一项，雍正三年起至乾隆八年止，共15万余石；乾隆九年，通省据各属报仅6000石有零，为数无几。

清代社仓经营不仅利润有限，而且借贷风险较大，同时仓谷储藏环境较差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与常平仓建仓管谷不同，社仓一般是先积谷，后建仓。雍正二年，谕令“先于公所寺院收存，俟息米已多，成造仓廒收储。”乾隆三年，广西巡抚杨超奏报社仓建设，该省有山僻小邑等处，未设社仓仓廒。乾隆十年，河南巡抚赵长龄请求修建社仓仓廒，社仓息谷多至15万余石，整个社仓仓储环境恶劣，“唯是社谷一项，向系社长经理，多在附近村庄。其有官仓存贮者甚少，大概寄放公所寺院及社长家门户墙，多不能如式坚固。鼠雀之耗，风雨之侵，每多霉变损折之虞。及至霉损”。乾隆三十三年，江西巡抚吴绍诗请求在南昌等10府州县建造社仓，建仓953座，仓廒2438间，造价费银65067两，需动支息谷97953石，而当时全省息谷仅为354399石。社仓建仓费用可谓昂贵，消耗历年所积累社仓息谷的20%。乾隆时期，社仓息谷超过10万的省份恐怕也屈指可数。问题的关键是，此前积累如此众多的社仓谷石究竟是怎样保存的？如河南寄放寺院，或托存社长之家，如此简陋的存储环境，又会给长期存储的社仓带来多大的消耗呢？

综上所述，社仓经营实际状况的糟糕超乎很多研究者的想象。短期的捐输，或者拨借常平仓谷等行为可以带来社仓和义仓的繁荣与发展。但是，长时期社仓的维持与经营始终难以解决。从较长时段的角度来看，社仓和义仓的经营盈利模式也是有其局限的。一方面是，社谷经营利息很低；另一方面借贷本身存在风险，能够出粜多少，各地情况不同。从长期的年份来看，各省的借贷率一般不会超过20%，这与徐建青先生假设的50%距离甚远。社仓的经营状况可以说是比较糟糕的。

雍正初年社仓建设遭到挫折时，雍正帝指出：“以民间积贮言之，在富饶之家，自有蓄积，虽遇歉收，而无借乎仓谷，则当输纳之时，往往退缩不前；至贫乏之家，仰给社仓，固为殷切，而每岁所收仅供生计，又无余粟可纳，以备缓急，此责诸民者之难也。”在社仓的经营实践中，制度设计者和实践者感觉完全不同。在社仓制度设计者看来，春借秋还，收取息谷，道理简单，利润充足。但是在实践者看来，借贷粮食，程序烦琐，社长须登记，借者须作保，交易费用很高；加之市场有限，富户不愿借，或者不须借，贫民不肯借或者没有资格借；又有借贷风险，只借不还者比比皆是。因此，社仓怎样经营才能获得稳定的利润，始终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在根本上制约了社仓和义仓的长期发展。

如常平仓寄望贱买贵卖一样，社仓寄望春借秋还，两者经营的内在理念是一致的。它们都试图让仓储参与粮食买卖，希望借助价格波动，从粮食交易中获取利润。我们试着称之为“以仓养仓”的经营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制度设计者往往忽视仓储参与粮食交易的实际困难，其中包括市场风险与管理费用。常平仓谷籴粜之间，粮食市场的变化和交易的费用都会影响常平仓经营的实际效果。同样，社仓春借秋还也存在有借无还的风险。因此，研究者不能将仓储的经营看作一个只赢不输的赚钱游戏，而是一个有赢有输的游戏。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常平仓和社仓这种经营方式，因为其本身利润有限，加之仓储运营成本较高，给管理者带来巨大压力。

仓储是一个动态的经济系统，存储消耗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却不是全部。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仓储的经营利润问题。如果仓储能够产生稳定的高额利润，即使有如此大的消耗，也能照常经营下去。所以关键问题是仓储经营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利润。无论是常平仓、社仓，还是义仓，跟较低的盈利能力相比，它们的日常管理成本和自然损耗压力共同造就了传统仓储的经营困境。这种困境在地方仓储中表现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