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缘起研究

《通解》是朱子晚年的大手笔，以篇幅言，只有《朱子语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可与其相媲美，但正式编撰起点已是庆元二年丙辰（1196），时年已六十七岁，这决定了其具体编撰工作主要依靠学友和弟子来完成。有关《通解》的编撰缘起，已有许多学者关注，如孙致文博士学位论文《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殷慧博士学位论文《朱子礼学思想研究》，两者局限于研究朱子人生经历及当时学术界的环境，虽能够部分揭示朱子发起编撰《通解》的原因，却未能切入《通解》的内在学理内容，导致了其论述过程产生前后矛盾的现象，根源正是两者没有考察朱子学术思想的完整变化过程，正如蔡方鹿所说：

朱熹《仪礼》为经，《礼记》为传，经传相分又相合的思想，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而与其理学思想有所出入。就其经学的逻辑言，是以《仪礼》为经，为本，为事，以《礼记》为传，为末，为理，经传的本末、事理之分，是其经学的内在逻辑。而就朱熹理学的逻辑而言，其理本论哲学不允许把理置于末和从属于事的位置，理作为宇宙的本体，是包括礼在内的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故就其理本论讲，理不依赖事物而存在，由此与其经学《礼记》之理安顿在《仪礼》之事的思想有所出入。

蔡方鹿注意到了朱子经学与理学体系之间的内在差异，即经为本与理为本之间的矛盾关系，触及朱子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蔡方鹿没有就此深入考察朱子礼学与理学之间的学术发展过程，而这正是朱子晚年编礼的内在学术原因。我们将从朱子的学术思想体系入手讨论《通解》编撰的内在学术原因，呈现《通解》编撰过程的内在理路，并由此考察朱子学术思想转变对扭转学术风气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