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核心证据从未真正受到重视

宋案研究中最主要的证据，便是案发后从应夔丞私宅搜获的其与赵秉钧、洪述祖等人的往来函电文件。任何关于宋案的研究，都必须以此项核心证据为基础并结合其他可靠史料来进行，这是破解宋案谜团的不二法则。早在一百多年前，当宋案核心证据刚被搜获、租界会审公廨尚未开始预审之时，《民立报》就发表过一则极有眼光的评论，要国民不受其他因素干扰，把注意力集中在此项证据上。评论写道：

应夔丞虽为无赖子，而其势焰至盛，魄力至大，足以笼罩群小，沟通机关。故自被捕以后，散布谣诼，遍寄匿名信件，冀以淆惑视听，扰乱人意。然宵小伎俩，不过尔尔，国民可勿为所惑也。今日所最当注意者，为应之种种文件及其往来信札，于此求之，不难窥其真相。若悮信谣言，多所探测，或专注意于其狡展之供词，反使主犯得从容布置，以逃遁其罪，甚为非计。愿吾国民守镇静之态度，以徐观其后，公理不灭，将来必有水落石出之日也。

时任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文事部主任干事及评议部副议长的徐血儿，也撰文提醒国民注意此项证据。他说：

先生被刺一案，外间测度主使何人，为辞不一，然多不可凭信，要当以本案所得证据为准也。现本案紧要证据已搜获多件，吾人于证据未发表之先，不欲意为之辞，然闻证据关系甚大，则吾人不可不注意也。吾人现在姑不问元凶首恶之究系何人，若证据发表，罪首已明，则当一是以法律为制裁之具；而国民对于元凶首恶，尤当与众共弃，决不容有一毫姑息之念，以贻民国无穷祸也。

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宋案核心证据从没有真正受到过研究者重视。最明显的表现是，当时所公布的53件证据，有相当一部分从没有被后来研究者注意过，而被研究者注意到的证据，则又因种种原因，鲜有准确解释。表1-1是以1913年印行的《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共53件）单行本为据，对一百多年来研究者利用和解释该项证据情况所做的统计。

表1-1 百年来宋案核心证据使用情况统计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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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1882—1913），字遯初，又作钝初或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县人。

在表1-1中，《程应通电宣布之证据》刊登于1913年4月26日《民立报》，共撮要罗列函电22件。4月27日，该报又刊登《宋案证据之披露》，公布函电44件，并为其中21件附加按语。以上两篇文字成为后来研究者征引宋案证据最主要的来源。其中，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白蕉《民国初年有关大局之三件大暗杀案》、方祖燊《三湘渔父——宋教仁传》等，完全照录《程应通电宣布之证据》。其他书籍和文章所用宋案证据，也大体不出上述两篇文字范围。其实，当时还有其他一些报纸刊登过宋案证据，例如从5月初开始，《申报》分13次连载《宋案证据全录》53件，《顺天时报》随后也分16次连载了《宋案证据全录》53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这53件证据，还有一个最权威的版本，即当年由江苏都督程德全等刊印的《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单行本。但令人吃惊的是，百余年来鲜有研究者征引《申报》和《顺天时报》所刊《宋案证据全录》，至于单行本，更是未见一人征引。上述53件证据中，有多件又各自包含若干份文件，实际共有文件73份，包括书信35封，电报31封，电码本2本，呈文1篇，委任状1件，命令、训令各1道，宣告文1篇。在这73份文件中，只有不到30份被反复征引，其中大部分还不能予以正确解释。至于剩余40余份，虽然并不都与宋案有关，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为探究宋案谜团所不可或缺，甚至是极为关键的证据。这些文件之所以一直被忽视，根本原因就在于研究者错误地将“宋案”简单化为“刺宋案”，换言之，这些文件从一开始就被认为与“刺宋案”无关，因而被弃之一旁。然而，正如上文已经讲过的那样，宋案实际上是由多个复杂环节构成的，没有对刺宋之前各环节的深入解析，刺宋的发生便不能得到圆满解释，因此，那些被忽视的文件毫无疑问应当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视。

从证据解释角度看，无论是国民党方面还是袁世凯方面，最初都只是有选择地抓住那些自认为能够证明己方观点的证据攻击对方，或为自己辩护，甚至为达目的不惜曲解证据，而未能冷静、全面、客观地解释各项证据。就连其他党派，乃至一些与政治不沾边的人，也都被裹挟进双方的攻防大战之中，要么支持国民党，要么支持袁、赵，要么貌似公允而实则有所偏袒，未能以独立公正的态度对相关证据进行系统研究，进而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随着宋案当事人陆续死亡，以及时过境迁，后来的研究者本当对宋案证据给予充分重视，重新审视，可事实却非如此。迄今的各种研究，不论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不论极力固守旧说的还是尝试提出新说的，虽然或多或少都会论及某些证据，但误解、曲解、错解比比皆是，从未有人以严谨扎实的态度全面系统地疏解过相关证据。相比较而言，廖大伟、张永、朱怀远三人对证据解释更为重视一些，可惜他们所做解释都太过简略，许多内涵未能揭示出来，尤其未能揭示各项证据之间的内在关联，错误的解释亦非常之多；而且有许多件重要证据在他们看来与宋案并无关系，故完全没有提及。因此，说宋案核心证据百余年来从未真正受到过研究者重视，毫不为过。

尚须注意的是，《民立报》记者当初对国民“专注意于其狡展之供词”，而忽视应宅搜获证据的担心，竟然在百年之后的一些研究者，特别是业余研究者身上表现了出来。例如，思公、卢笛、金满楼、张耀杰等，虽然也利用了一些证据，但基本上是证据的罗列和简单介绍，未能得其真意，而且往往从应夔丞和武士英的口供出发，提出问题，解释宋案，具有明显的重口供轻证据的倾向，而不是利用更可靠的证据来判断口供的真实性。至于前引唐德刚对刺宋案的解释，则完全是脱离证据的空洞的心理分析，虽然讲得天花乱坠，实际上不具有学术意义。

如果说宋案研究长期得不到推进是由于研究者对宋案核心证据缺乏足够重视的话，那么重口供而轻证据、重空论而轻实证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宋案研究离真相越来越远，这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