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以1913年（民国2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刺杀为中心的所谓宋案，是民国初年震惊中外的中国第一大案，又是民国史上第一要案、第一疑案。可以说它既是民初中国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态的产物，又严重影响了民初中国政局的变化及政治形势的走向。

宋案发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但宋案的历史真相至今仍令人感到扑朔迷离，谜团甚多，疑点不少。而对宋案案情和主谋的判断，尚是众说纷纭，甚至出现完全对立的结论：有人说是袁世凯，也有人说是陈其美。因此，当我看到尚小明教授积数年心血精心考证剖析而成的《宋案重审》一书厚厚的书稿时，不禁眼前一亮，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正需要这样本着求真求实精神，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从事实出发，以史料为据，客观科学地去追求历史真相的研究成果吗！

读完书稿，我觉得该书不仅为实事求是澄清宋案真相提供了较充分的史料、史实和分析、论证，而且在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也能给人不少启示。例如要认识历史事件是错综复杂的，切忌把它简单化和公式化；历史人物是多面多变的，切忌把他们脸谱化和固定化；历史史料是混沌粗杂的，切忌不加鉴别，不辨真伪，或随意曲解、误读。

还如必须追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摸清历史人物之间真实关系。如书中强调，宋案不等同于刺宋案，它是由于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分歧，袁世凯有意构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鼓励纵容洪述祖、应夔丞打击宋教仁，洪应两人图谋诬宋、刺宋邀功牟利，以及刺宋后各方反应、案件审理、诸凶犯下场等一系列环节构成，而其中许多环节都是一环扣一环、互相关联的，如果孤立考察刺宋一事，则难以认清全案的内幕与真相。

再如如何收集、利用、鉴别、解读和分析史料。首先必须全面掌握和正确解读宋案的全部核心史料，同时还要努力收集和挖掘各种未刊或未曾利用过的新史料。而最重要的是还必须对史料做鉴别、分析和比较，鉴定其真伪与价值，判别其可靠度、可信度。绝不能拿一些明显的谣言或诬陷不实之词来作为标新立异或翻案的依据。

还要把微观考证与宏观考察相结合，必须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条件，认清历史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如书中尽管不囿旧说，实事求是地考证袁世凯、赵秉钧并非刺宋的直接主谋，但又指出他们在指使陷害、打击宋教仁过程中应负的责任，更用有力证据批驳了把刺宋责任推给革命派陈其美的说法。另外，尽管书中也认为孙中山革命派在应对宋案中有失误，但又明确指出不能否认二次革命的必然性，更不能否定革命派与袁世凯势力之间围绕宋案斗争和二次革命具有民主与独裁斗争的本质。

当然要做到以上这些绝非易事，恐怕不下几年苦功夫，不坐几载冷板凳是写不出来的。尚小明在十年前就开始关注民初历史，并着手整理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收藏的“袁世凯秘档”。这批档案原件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袁氏心腹幕僚曾彝进处购得的，后随清华历史系合并到北大历史系带了过来，一直堆放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仓库里，我过去虽也过问过，但从未整理研究过。尚小明经过潜心整理钻研，从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史料，如关于袁世凯与有贺长雄交往信件等。他还从中发现了与宋教仁案有重大关系的史料，成为书中解开历史谜团相当关键的新史料。另外他在北京市档案馆查阅了“国民共进会档案全宗”，发现其中包含当年从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移交北京司法机关的不少有关宋案的档案，包括一些从未公布的核心史料。有些虽已公布，但尚未有人认真解读，特别是把这批史料前后贯通，互相印证，加以梳理解读。

尚小明教授在该书写作过程中曾经先后改写了八次，而且每次都把书稿重新全部打印出来，仔细修改，反复推敲，尽量做到言必有据，引用史料句句有出处，件件有分析。据说有一次他曾经利用假期专门到海南岛三亚租了一间“三无房间”，即无电话、无电视、无网络，屏弃一切外界交往，闭门埋头著述。经过如此锲而不舍刻苦钻研，至少是五年磨一剑，八易其稿，才完成此书。这在当下学术界普遍急于求成，心态浮躁，而且常受到外界各种压力、干扰、引诱的环境下，对于一个中青年学者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我认为也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至于该书的论证、分析和结论是否都正确，宋案是否能算是真相大白，尘埃落地，我相信读者看完全书后，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学者之间也会见仁见智，若有不同意见，也不妨进一步讨论商榷，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

王晓秋

2017年12月5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公寓史海遨游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