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受难者的人格化与作恶者的泛化

本文开始提到，对大屠杀受难者的去人格化叙述导致了认同障碍亦即非亲历的听阅人不能与被再现为乌合之众（mass）或一团烂泥（mess）的犹太人受难者建立认同。这样，在关于大屠杀的悲剧叙事中，牺牲者的人格化就至关重要。而人格化又必须依赖具体、形象、生动的细节，因此虚构性的文学艺术（小说、电影、话剧等）就体现出相对于历史和哲学的优越性，因为首先，文艺作品具有突出的形象性，其中存在各种具体生动的故事，大屠杀经此而被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观众眼前，它们通过人格化的方式还原了大屠杀的创伤以及受害者的形象；其次，与通常聚焦于伟人、英雄或宏大事件的历史书写不同，文学艺术作品更倾向于从家人朋友、家长子女、兄弟姐妹的角度出来描绘大屠杀事件，这样，创伤的受害者就成了日常生活中每个具体的男人和女人，孩子和家长。正是具体的受难者的故事而不是抽象的数据和论证在悲剧叙事的建构中发挥了根本作用（笔者以为这点对于我们认识“文革”题材小说、电影，尤其是以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为视角和对象的“文革”题材小说的价值与意义，具有重要的启示）。

《安妮·弗兰克日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这部在西方世界影响巨大的小书，也是一部罕见的畅销书（仅在联邦德国就再版四十多次）。1947年在荷兰以荷兰文出版（它是以荷兰文写的）, 1952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1955年改编为百老汇戏剧，1959年拍成好莱坞电影。它没有写或很少写战争等外部事件，而是集中记叙了一个小姑娘的内心骚动（比如与母亲的紧张关系）和人际关系，而这些心理活动具有普遍性。安妮的父亲指出：“年轻人常常在青春期问题和母女关系问题上和安妮产生共鸣，这些问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强调：这“不是一部战争的书，战争只是它的背景。它也不是一部犹太人的书，书里犹太人的气质、情感和环境也都是背景……非犹太人比犹太人更能够理解这本书，也读得更多。所以请不要把它变成一出犹太人的戏剧”。（中文57，英文232）

时间和种族的特殊性在安妮的故事中消失了，使她成为受难的普遍符号。在安妮的父亲看来，无论是安妮还是其他被囚禁在密室中的人，“他们不是怪人，而是和观众一样，是被丢进这个可怕的情形的人。观众与他们一起，承受着压迫、恐惧、片刻的平静、喜悦以及难以置信的勇气。”（中文58，英文233）而印第安纳大学犹太研究主任罗森菲尔德（Rosenfeld）教授则指出：“很多美国姑娘都把她（安妮）的故事看作她们的故事，她的命运好像和她们自己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中文58，英文233）这就是“符号扩展”（symbolic extension）的力量，它有效地促进了认同的扩展。

悲剧叙事框架建构的另一个重要编码操作，是作恶者范围的扩大。“个人化扩展了与悲剧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与此相对应，对大屠杀作恶者也逐步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理解。这个新理解让作恶者脱离其历史特殊性，变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形象，对此形象，各种不同群体成员能产生认同而不是移情。”（中文59，英文235）经过这个扩大，恶和作恶者都不再与“我”无关，不再是与“我”迥异的他者，“我”不会同情这些人，但感到自己与他们并非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或两种人。这就是作恶者的去特殊化与普遍化。

这里不能不提及阿伦特著名的关于艾希曼审判的研究报告。阿伦特在该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平庸恶”概念，杀人无数的纳粹头目艾希曼并非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恶魔，他只是一个被动执行上级指示、不会独立思考的庸人。而作为一个平凡的恶人，艾希曼可能是每个人，每个人可能都是艾希曼。阿伦特的研究大大促进了“恶”与“作恶者”概念的泛化。“由于阿伦特的非凡影响（singular influence），创伤中的反面角色开始好像显得与其他人没有那么不同了。这次审判及其后果最终缩短了战后曾经横亘于信奉民主的观众（democratic audience）和邪恶的纳粹之间的遥远距离，把观众与反面角色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起来。而这种观众与反面角色之间的联系更加强了这个创伤的悲剧效果。”（中文60，英文236）

除了阿伦特之外，还有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或幸存者回忆录，进一步证实了这点。比如著名的米尔格兰姆心理学实验，证明了行凶者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这个实验震撼人的地方，在于它揭露了想象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巨大落差，表明服从权威和作恶是一件多么平常的事情，人性的力量是何等的靠不住。再比如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的《平民如何变成屠夫？101后备警察营的屠杀案真相》一书详细考察了德国101后备警察营二战期间的屠杀案材料，结果发现警察营的成员大多来自工人阶级中的普通中年人，这些人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这是些普通人的故事，其杀人的动机和原因无非服从上级和权威、追求事业成功、受到宣传的影响、随大流和从众，等等。这些是常人都有的性格倾向。正因为这样，它才让我们感到不安：换了我我也会和他们一样。对其中的原因，作者这样写道：“有太多社会被种族主义传统困扰，也有太多社会被战争状态威胁折磨。每个地方，社会都使人们习惯于服从权威，每个地方的人们都追求事业的成功。在每个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和随之而来的官僚化和分工化，削弱了官方政策实施者的个人责任感。在几乎每个社会性的集体中，同辈团体对成员的行为都施加了巨大压力，并设定了集体的道德规范。如果后备警察101营的成员，在这种环境下沦为杀手，又有哪个集体的成员不会呢？”因此，作者在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写作此书的原则：“写作这一段历史，必须避免将对象妖魔化。101营中流放、屠杀犹太人的警察，和为数不多拒绝或逃避任务的警察一样，都是人。我必须承认，如果想最大程度地理解和解释这两种人，在同样的情况下，我既有可能成为凶手，也有可能做逃兵。”“不从人性角度理解作恶者，不只会令这一项研究徒劳无功，也无从让历史超越对大屠杀犯罪者单一纬度的拙劣描画。”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提出了“灰色地带”的说法。徐贲在为《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写的“导读”中写道：“他要告诉读者的是，用黑白二分看世界的方法是危险的。在极端的处境下，人性变得模糊，人的行为也失去了可辨的轮廓，绝大多数人都并不要么是魔鬼般的害人精，要么是圣徒般的受害人。无论是道德或行为，人都生活在一个黑白不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暧昧和矛盾的灰色地带。”莱维让读者看到，“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纳粹冲锋队员并不都是魔鬼。他们的恶毒不过是常人的恶毒，他们的愚蠢更是常人的愚蠢。他们由于受到纳粹教育和宣传的洗脑，心灵和思维被彻底扭曲，成为在极权组织化体制中作恶的螺丝钉。如果施害者不是妖魔鬼怪，那么受害者也不是圣人般的殉道者。受害者也是平平常常的人，除了少数例外（那些近乎殉道者的少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和施害者一样被极权统治侵蚀和扭曲，也是丧失了灵魂的可怜虫”。

莱维指出，在理解历史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简化模式，不喜欢复杂和模棱两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我们/他们”“敌/我”的二分法：“可能因为我们本是社交动物，那种 ‘我们’和 ‘他们’泾渭分明的需要胜过了其他所有模式。”他认为，“对简化的渴望无可非议，但简化本身却并不总是如此。只要你把简化看成一种等待检验的假设，那么它就是有用的，但不要错把简化等同为现实。大部分历史和自然现象并不简单，或者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简单。而且集中营里的关系网络也不简单，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迫害者和受害者两个阵营。”流行的集中营书写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简单化地区分善恶、好人坏人，“好像救世主在审判日的地位——这边是信徒，那边是恶棍。”但是实际上集中营不是如此，它“不符合任何简化模型”。好坏、敌我、黑白分明的阵线是不存在的。敌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内部”。

与进步叙事不同，悲剧叙事中的作恶者被去特殊化（departicularization）后，美国人也不再是纯粹的善的代表或道德上的正面角色：“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到来，西方民主国家被迫让出了这个占主导地位的叙事者的位置。”（中文61，英文237）与此同时，美国在1960年代失去了对大屠杀叙事的控制权。在1960年代社会运动和越战的背景里，像广岛原子弹爆炸等事件都脱离了进步主义叙事，被重新描述为“人性悲剧”而不是正义战争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在亚历山大看来，这是对于广岛原子弹事件的脱历史化的普遍主义解读。

作恶者的去特殊化又被亚历山大称为“恶的流溢”（engorgement of evil，中译本译为“恶的肿胀”，似乎不是很合汉语习惯），它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们每个人、每个社会里都存在着恶。如果我们都是受害者，同时又都是行凶者，那么就没有一个观众能够冠冕堂皇地把自己从集体苦难的受害者或行凶者中抽离出来。”（中文53～54，英文228）普遍化或泛化不仅是指受难者角色的普遍化，而且也包括加害者角色的普遍化以及大屠杀的道德含义、政治责任感的普遍化，它“大大地开拓了人类的想象力，使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能够对至今仍然有各种国家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群体卷入其中的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做出辨别、理解和判断”。“这种想象力的拓展使得我们能够理解那个意在进行大屠杀的邪恶偏见并不是来自一个更古老更 ‘原始’的时间，不是发生在一个不同的、‘外国的’地方，不是由一些价值观与我们不同的人所犯下的。”（中文54，英文229）这种扩展化了的对邪恶和悲剧的理解，一方面当然是使得任何人都不能理直气壮地以绝对的无辜者、清白者自居；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进步的难度，但并不是完全否认进步的可能性：“悲剧叙事并没有排出进步的可能性，相反，它带来的后果是有益的，它展示了进步的取得远比现代人一度相信的要困难。如果要取得进步，道德必须泛化，并超越任何特定的时空限制。”（中文54，英文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