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烜及其日记

唐烜，字昭卿、昭青、照青，晚号芸叟，约咸丰五年（1855）生，直隶盐山人。光绪十一年乙酉科举人，十五年己丑科进士，以主事用，签分刑部。光绪二十二年任刑部山东司正主稿。三十一年二月任工巡总局发审处委员，五月补刑部四川司主事，九月接充民政部预审厅委员。三十二年四月补刑部福建司员外郎，十月经大理院奏调，次年三月任大理院刑科第三庭正审官，八月奏补推事，三十四年七月调任大理院刑科第二庭正审官。民国成立以后，唐烜以清遗民自居，依然活动于北京地区，并参加一些公益事业。1917年以后情况，暂不予考。

晚清时期，唐烜虽为进士出身，且是体制内官员，然由于时局动乱、家族接连遭祸，其人生经历颇为困苦。在光绪二十七年除夕，唐烜记述了自己经历，忆及许多艰难往事：光绪四年，二十四岁时，“值岁大祲，比屋流离，饿殍载道，家无宿粮，糠核不充。春间时疫流行，连遭灭族之丧，情绪尤恶。”是年，年仅十九岁的三弟殇亡，这使他“肝肠崩碎，万念俱灰”。光绪二十五年一月，唐父病故，按制丁父忧，又“忽为纤人交构，侮难纷沓，自知罪戾悼悔，几不欲生。由此贫病无聊，百忧丛集”。同年夏“拳匪之乱作，六十日中炮火惊心，举家槁饿，城将陷，急走郊外，奉先柩浅厝，仓皇回寓，引领待尽，侥幸无恙”。至光绪二十七年九月起复，唐烜不无凄凉地写道：“回忆三载以来，国祸家难，所遭之不幸，有非笔舌所能宣者。”但不幸还没结束，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丁母忧，直至三十年十二月起复。可以想见，虽为朝廷官员，但唐烜经历并不顺利，生活状况并不佳，谈不上富足。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八日，其在日记中道：“前数年窘困万状”，“庚子历浩劫，七八年中几无生人之乐”。如此经历，不免使得唐烜对世事的观察略带一丝悲凉色彩。

综观唐烜在晚清之经历，刑官是其主要职业。唐氏本人也认同这一职业身份，其在日记中自道“身为刑官”（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此外，作为科举出身的士人，唐烜还“工诗，善书，间作山水画”。在近代（尤其是河北）诗歌史上，唐烜占有一席之地，所著《戊戌纪事八十韵》，收入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1917年前后，唐烜印行诗集《虞渊集》，其在自叙中云，“虞渊集者，感清亡而作也”，“以抒孑遗之痛”, 诗风“沉厚老苍”。

唐烜早年即有日记记事习惯，他曾自述：“予自未冠时，即窃有记录。日间趋庭之暇，喜抄前言德行之可则效者，或师友讲习必谨志之，而故家父老过从偶谈旧事，凡岁时之丰歉，方里之变迁，以及土风乡俗之有涉今昔升降之故者，悉缕述无遗。”后因天灾人祸、亲友故去等事，日记曾有间断，但很快又复行记事。唐言：“迨通籍后，在都门因应略烦，惧有遗忘，辄复逐日登记，然已非复少时之蹊径矣。”（光绪二十七年除夕）可见，唐氏曾长期坚持写日记。可惜，唐烜日记大部分已经遗失。现今所见日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原名《留葊日钞》，手稿本，共八册：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第二册，二十二年三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第三册，二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七月十二日；第四至第八册，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是连续的。唐烜日记记载了其刑曹生涯、京中见闻、社交应酬及文化活动等。毋庸置疑，该日记在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在近代政治史、法律史方面。本章即以该日记为主要史料（尤其是第四至八册），来探讨唐烜对丙午官制改革前后时局与司法变革的观察，及其由刑官到推事是如何转变与因应的。